2017年初春的早晨，阳光明媚。我站在武康路63号门前，武康路一如既往的安静。63号门前有两侧带双柱的铁门，拉花矮墙，铁门里是一个小庭院，从敞开的门里进去，见靠右手边沿墙栽着一排冬青树，面朝建筑的庭院两边各栽有一株高过屋顶的棕榈树，中间是一棵枝叶丰满的桂花树，不安分地向墙外伸展着终年常绿的叶子，墙角下有一长排简单的水泥座。面朝庭院的建筑是一幢建于1928年的砖木结构假三层花园住宅，立面及结构对称，占地面积大约150平方米左右。有折脊的四坡屋顶，南向并列设置了4个老虎窗，住宅底层东西两侧为八字形凸窗，上部为八字形小阳台，中间有三层台阶通往落地钢窗里的客厅。这里是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的寓所，20世纪30年代起朱作同全家就居住在这里。
朱作同旧居
一晃80多年过去了，房子的外表还是旧时模样，只是楼下客厅前原有的长门廊已被围墙封闭，少了许多风情，里边想来也是别样景象了。
这里依旧住着朱作同的后代
在武康路63号门口站了一会，默默打量着这幢西班牙式小洋楼，抬头陡见阳台上一位气质不俗的女士正在晒被子，见我探望，便警觉地看我。怕她疑心，我赶紧收回目光。不一会，陪我踏访的徐汇区文化局的丹丹和社区街道的郭老师来了，她们带我走向铁门旁边的一扇门，正巧一位年长的妇女开门出来和我们迎面相遇，我一看，正是刚才在阳台上晒被子的女士。郭老师和她打了招呼，并介绍了我们。我说：“您好！您知道这幢房子是朱作同故居吗？”她看了我一眼，神态自若地回答说：“朱作同是我父亲。”我心底涌上一阵狂喜，暗暗庆幸这“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意外收获。这幢房子早已不是朱家独用，现在只有二楼朝南的一间是朱作同的第三个孩子一家住着，我遇见的便是住在这里的朱作同第三个孩子朱美春女士。
得到允许，我们从一侧的木门走进了朱美春居住的二楼。朱美春说以前花园里是没有门的，房子分割出去后，为方便各自进出，才在花园里开出一扇面朝武康路的门。我们跟着她走进的是两扇中间开启的长方形木门，漆成橄榄绿色，门前有两级台阶，门的上部木条间镶嵌着冰花玻璃，再上面是两扇气窗，门的两侧各有一扇同样漆成橄榄绿的长窗，上面也有两扇气窗。进门是过道，过道左侧通楼梯，右侧有一扇原先通向客厅的门，现已封死。朱美春说，以前他们住的时候，是通过客厅步入花园的。踏上有着婉约曲线扶手的木头扶梯，进门是厨房，进去是过道，中间通往卫生间，卫生间里四只脚的铸铁浴缸保存完好。南北是卧室，原先的卧室衣帽间在走廊左侧。踏进朱美春居住的南面的原卧室，只见房子高敞明亮，两扇落地窗通往面向武康路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安静的武康路和对面的武康路40弄。
朱美春告诉我，他们全家是1938年搬到武康路63号居住的，当年这幢房子是父亲用20根金条顶下来的。搬进来后，这幢三层楼房里住着朱作同和他的妻子黄桂珍、大女儿美莎、二儿子启华、三女儿美春和四女儿美冬。搬来后不久，第五个孩子就出生了。我看着美春，她应该80岁左右了，可看上去最多不超过70岁，且身手矫健，言谈中思维敏捷，看来是遗传了父母的好基因啊！朱美春告诉我，记忆中爸爸的性格特别开朗，他最喜欢小孩子，所以家里人丁兴旺，几乎一年增添一个孩子。爸爸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孩子们，而且不管到家多晚，他一定会把熟睡着的孩子们一个个叫起来吃他带回来的零食点心，什么糖炒栗子、小笼包子、生煎馒头、法式面包等，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心，爸爸满脸都是笑容，他是多么享受这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啊！
当年，由于《华美晚报》坚持抗日救国新闻路线，为当时反对势力所不容。我想，这么一位热爱生活的人，当他充分享受天伦之乐时，难道对自己身边潜伏着的危险会浑然不觉？
从朱美春的讲述以及她给我看的一些材料中，我对朱作同先生的了解逐渐由模糊转向了清晰。
自办《华美晚报》宣传抗日救国
朱作同先生一生热衷于办报，年轻时就在杭州办过一份小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朱作同积极反蒋，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因而遭到蒋介石政权的嫉恨，蒋借故将他逮捕监禁，并判处了18年徒刑。之后，在孙中山先生去世遗体落葬时，蒋介石为了拉拢人心，释放政治犯，实行大赦，朱作同也从南京陆军监狱被大赦出狱。
朱作同被释放出狱后，先是到上海《大美晚报》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想自己办报。不久，朱作同在曾经与他一同被关押于南京陆军监狱的难友蔡晓弟的资助下，开始自办《华美晚报》。他办报的政治倾向非常明确，即反蒋抗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1936年8月18日，《华美晚报》创刊，由美商上海华美出版公司发行。这家公司是由朱作同与旅华美商密尔士（H. P. Mills)合作创办的，资金全由朱作同筹集提供，之所以邀请密尔士参加，主要是为了借用外商公司之名，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以获得较为宽松的办报环境。当时上海只有两份晚报，另一份是英文《大美晚报》的中文版。朱作同负责的《华美晚报》报社设置在上海爱多亚路朱葆三路（今延安东路溪口路）路口北面。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华美晚报》以美商身份与《大美晚报》一起成为两家不接受日军新闻检查的中文报纸。
1938年，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四开日报《每日译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科学印书馆一个车间的角落里也搬到了爱多亚路朱葆三路口，办公地点正好是在《华美晚报》的正对面。《每日译报》的前身是1937年12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纯翻译性日报《译报》，夏衍主编，梅益、林淡秋、姜椿芳、胡仲持等提供译稿。该报稿件全部译自上海出版的外国报刊，其中新闻约占篇幅的四分之一，其余是通讯、言论等，在上海的发行量高达2万份。后因反动势力的不断骚扰破坏，出至同年12月20日第12期被迫停刊。不久，中共地下组织又于1938年1月21日在上海创刊了《每日译报》，由梅益、王任叔、于伶、陈望道等任编辑，姜椿芳、林淡秋、胡仲持等参加翻译工作。《每日译报》在2月20日以前是纯翻译性的，稿件主要内容同《译报》相似。从2月21日开始，《每日译报》增加了由该报社综合各方面的电讯，来报道中日战事的新闻，并陆续增辟了“社会动态”“新闻钥匙”等栏目，南京大屠杀和八路军胜利的消息就是在该报上刊载的。为了开展统战关系，《每日译报》在爱多亚路正式营业的当天，经理赵邦荣和总编辑梅益就以同行和邻居的名义，去《华美晚报》报馆拜访了朱作同先生。朱作同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双方都表示今后要加强联系。因为两家报社相距仅一步之遥，《每日译报》总编辑梅益经常去朱作同的办公室坐坐。
作为一家坚持爱国主义精神的报纸，《华美晚报》自创刊后，销路和广告收入都不错，朱作同便想进一步发展他的事业，《华美晚报》的人员也鼓动他在此基础上再创办一份日报，梅益更是极力怂恿，并表示自己可以为日报撰写社论和专稿。考虑到《每日译报》虽然可以经常收到延安的《解放》周刊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但要在报上转载党报、党刊的文章明显是不合适的，那就迫切需要有一份周刊来发表那些文章，梅益便鼓动朱作同在创办日报的同时再出版一份周报。朱作同自然清楚《每日译报》的政治背景以及梅益等人的政治立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他们，相反，怀抱一颗抗日爱国之心的朱作同爽快地接受了梅益的建议。在大家的努力下，《华美晚报》增办了《华美晚报·晨刊》，成为上海最早一份由晚报创办的日报，同时，也是孤岛时期创办最早的“洋旗报”，即以外商名义出版的中文报纸。梅益、林淡秋、王任叔、杨潮等进步作家经常为该报撰稿，宣传抗日救国，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颇具影响。由《华美晚报》创办的周刊则命名为《华美》周刊，由梅益主编。从此，中共党报和党刊上许多重要文章都改头换面地在《华美》周刊上发表。为了使在上海从事文艺活动的地下党的工作能顺利进行，朱作同还在自己的报馆内给地下党工作者安排了记者等身份，作为掩护。当时，与朱作同交往最多的是梅益和钟望阳，两人的公开身份是记者，但朱作同很清楚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们也很了解朱作同的为人和政治倾向，因此，互相合作得很好，不少抗日救国的文章就是通过《华美晚报》和《华美》周刊面世的，在当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鼓舞人们抗日斗志的作用。
1938年春天，上海地下党在学生和青年职工中发动的文艺通讯员活动已具备一定规模，《每日译报》的副刊《大家谈》成为指导这一活动的阵地。为了吸收更多的年青文艺爱好者加入，在《华美》周刊倡议下，举办了一次全市性的征文活动，以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征文定名为《上海一日》。梅益和朱作同商议决定，编辑不要编辑费，作者稿费降低到每千字两元，并帮助《华美》报馆征集一两千订户。征文启事在《华美》周刊和《每日译报》刊登后，很快收到大批稿件，有时一天达两三百篇。当年8月中旬截稿时，共收到约两千篇稿件，400万字。征文编辑部按来稿内容分为四部：第一部是描写“八一三”战役开始后前线的战斗和其他活动的“火线下”；第二部是记述难民如何死里逃生、流离失所的“苦难”；第三部是描写战时和战后上海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在火山上”；第四部是报道各阶层人们在这动乱一年中生活的“漩涡里”，梅益等四位编辑一人负责一部。原计划全书三十万字，一个月内出版，后因来稿太多，不得不增加到七十万字，但还是不够。最后，征得朱作同同意后，增加到一百万字，并推迟到12月初出版，朱作同担任主编，并作了序。朱作同还为此追加了费用，并全部用精装本出版，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并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上海一日》的出版，留下了一部描述从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这一年上海军民的战斗和生活的生动画卷，为后来在孤岛更艰苦环境下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被76号特务暗杀在泥城桥畔
《华美晚报》坚持抗日救国的办报宗旨，自然为反对势力所不容，反动派将其视作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竭尽全力收买该报总经理朱作同，威逼利诱地要他改变态度，不再刊登这类抗日文章，但怀抱抗日爱国之心的朱作同丝毫不为之所动，照样我行我素。由于《华美晚报》的外商公司背景，敌人表面上也奈何朱作同不得。恼羞成怒的反对势力开始来硬的了，他们指使暴徒频繁地向《华美晚报》报社投掷炸弹，寄恐吓信，报纸发行人密尔士寓所附近也不时出现特务活动的踪迹。
1938年1月16日下午6点30分,安静的《华美晚报》社发行课被扔进了一颗手榴弹，幸好此时大家已经下班，没有人员伤亡。见报社没有什么动静，敌人开始变本加厉了。2月10日下午2点25分，《华美晚报》发行人密尔士（H. P. Mills）的办公室也被掷进了一颗手榴弹。三天后，密尔士在汇中饭店寓所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威胁道：“如不改变贵报格调，当再报以200磅的巨型炸弹。”2月24日下午6点18分，《华美晚报》报社再次被掷手榴弹。那天下班后，《华美晚报》负责人朱作同回家，在武康路63号寓所门口发现了一只寄给他的“礼盒”，因疑心里面藏有炸弹，他没有贸然打开，而是让司机去取来一根长长的竹竿，小心翼翼地将盒盖挑开，发现里面虽然没有炸弹，却赫然放着一只五指僵直、血迹斑斑的人手，并附有一张西式信纸，凝神一看，上面用中文打字机打印了这样几个字：“请先收此，如不更变抗日态度，当再以新物奉上。”朱作同知道这是反动势力给他的恐吓和警告，便让司机把这只“礼盒”赶紧扔进外面的垃圾桶。自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家门，孩子们看见爸爸回来，高兴地叫着喊着，他立即把带来的糖炒栗子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地吃，他心里的阴云顷刻之间散去。事情过去后，见惯了反动派伎俩的朱作同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照旧编辑出版他的抗日报纸。
朱作同是一位十分顾家的男人，他爱妻子爱儿女，是妻子眼里的好丈夫，孩子们心中的好父亲。朱作同的妻子黄桂珍，瓜子脸，柳叶眉，丹凤眼，肌肤如雪，天生丽质，是武康路上有名的美人。黄桂珍和朱作同的妹妹是中学同学，读高一时，朱作同妹妹把黄桂珍带到家里玩，朱作同第一次见黄桂珍就怦然心动，黄桂珍也有意于一表人才的朱作同，两人彼此一见钟情，情愫暗通。在妹妹的撮合下，很快，黄桂珍便嫁给了比她大16岁的朱作同。黄桂珍嫁给朱作同后，不再念书，天性娴静温婉的她只想当个贤妻良母，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不久两人就生下了五个儿女，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1941年，正是白色恐怖最猖狂之时，到处都是特务，朱作同不顾自身危险毅然帮助梅益、钟望阳、张承宗等多位抗日战士安全撤离上海，前往解放区。他自己则不顾白色恐怖的笼罩，依旧毫不动摇地站在爱国抗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报纸揭露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并源源不断地发表抗日文章。反动势力对此自然非常恼火，他们试图以金钱地位作诱饵，拉拢逼迫朱作同就范，参加汪伪政府。但朱作同对他们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会。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到处都是特务，黄桂珍很担心丈夫的安全，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对朱作同说：“孩子他爸，外面形势那么吓人，你的报纸可不可以不刊登这些抗日内容呢？我真害怕他们会把你抓走啊！”每当这时，朱作同便会轻轻搂住她说：“桂珍啊，做人要有骨气，我的报刊一定要办下去。有我在，你不要怕！”然而，黄桂珍的担心并非多余，敌人的魔爪正在步步伸向朱作同，巨大的阴影笼罩在这位秉持民族大义、利用新闻舆论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爱国志士周围。
4月30日傍晚，朱作同到朋友家去，车子开到泥城桥（今西藏路桥）附近，为了朋友的安全，朱作同让司机把车停下，自己下车后大步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他的随身保镖。泥城桥一带是上海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冲，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带戏院、商店等鳞次栉比，人流如织。朱作同大步走在路上，突然一个胸前挂着卖香烟的木头盒子的小贩模样的人走到他面前，冷不防朝着他的太阳穴就啪地开了一枪，毫无防备的朱作同应声倒地，顿时血流满地。随后跟上的保镖大惊失色，急忙转身去追杀人凶手，那人却早已混入茫茫人流，影踪全无了。朱作同的保镖当即打电话到武康路63号朱家，黄桂珍接到电话后叫了辆黄包车飞速赶到现场，见到倒在血泊中的朱作同时，他早已停止了呼吸。黄桂珍扑倒在丈夫身上，只叫了声“天哪！”就昏死了过去。泥城桥畔，浊浪翻滚的苏州河水似在呜咽，河边，爱国民主人士朱作同默默地倒在了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年仅44岁。
事后查出那个开枪的人正是汪伪特务机关——沪西76号吴四宝策划派遣的特务顾保林，据此人交代他早已悄悄潜伏在朱作同可能出入的各个地方，并已候了朱作同整整一个多月才找到机会下手的。
朱作同被残忍暗杀后，《华美晚报》同仁不畏艰险，坚持把报纸办下去，直到当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停刊。日本战败后，虽然一些国际新闻机构已经得到日军投降的消息，但在敌占区的上海，许多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由于日军残酷镇压抗日运动，一些知情者也心有余悸，不敢轻易传递消息。但《华美晚报》的同仁们却毫不畏惧，一面立即宣布复刊，一面于1945年9月3日发行了一份《华美晚报·号外》，头版刊载了《日降书昨晨正式签订》的新闻，并配以大字标题。《华美晚报》和其他进步报刊提供的消息，点燃了敌占区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热潮。朱作同泉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了。
寡妻一人撑起六口之家
朱作同被暗杀后，留下年仅28岁的妻子黄桂珍和6个孩子，最大的只有6岁，最小的遗腹子尚未出生。那晚，哭得死去活来的黄桂珍昏昏沉沉地回到武康路的家里，年幼的孩子们已躺在床上，天真无邪的孩子哪里知道家里已经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大事！睡梦中的孩子们露出甜甜的笑容，也许他们正梦见爸爸带着糖炒栗子、奶油蛋糕走到床边，要叫醒他们起来吃宵夜呢！第二天，家里设置的灵堂里，朱作同静静地躺着，浑然不知的孩子们还以为爸爸在睡觉，兀自在帐幔间穿来穿去地玩躲猫猫。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哪里知道自己已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
半年后，他最疼爱的小儿子老五突然患病去世，人们说他是到天上去陪伴自己的父亲了。不久，黄桂珍生了个男孩，取名吉华。失去丈夫的黄桂珍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下去。她是家庭妇女，天性单纯善良，从未出去做过事，对社会一无所知。以前是丈夫罩着她，她只要把家事安排好就可以了，现在丈夫突然走了，她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支撑起这个家。好几次她都想追随丈夫而去，可是又实在抛不下膝下5个年幼的孩子。朱作同留下的钱不多，黄桂珍只得把家里的保姆、奶妈、保镖和司机等一一辞退了，依靠变卖家产度日。她先是把朱作同的车子卖了，接着卖衣服、卖首饰、卖家具，有限的家产几乎全都被她变卖殆尽，没办法，家里的六张嘴巴天天等着吃饭呀。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个坚强的母亲是怎样把5个孩子一个个抚养长大的。
黄桂珍苦苦地支撑着，终于捱到了解放。1951年，在华山路复旦中学读高二的长子启华参了军，当时还被登报表扬。之后黄桂珍以军属身份参加了里弄工作，但依旧没有固定收入。直到1953年，徐汇区人民政府民政科将她安排到泰康路食品公司做季节工，才有了正式收入，但毕竟杯水车薪，依旧难以维持一家5口的生活。其间，因为付不起房租，黄桂珍还把楼下面向花园的两间朝南的客厅送给居委会办托儿所。1958年黄桂珍被分到上海牙膏厂工作，一家人靠着她微薄的工资，得以勉强糊口。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为了贴补生活，她把楼上两间亭子间、三楼的阁楼和楼下的车库也一并租了出去，一家6口人住在仅剩的原先两间分别为28平方米和27平方米的卧室里。美莎和美春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困难无法继续上学，也分别参加工作当了工人。朱美春回忆说，当初因历史原因，家中原先一间27平方米的住房被收走，全家人只能挤住在仅剩的一间28平方米前楼里。这就是我看到的如今美春一家的居处。美春告诉我说，当时，这间28平方米的屋子里住着老母亲、大哥启华的女儿、美春夫妻和两个孩子，在外地工作的美莎带着女儿回来探亲时，也住在这里，一共8个人，晚上睡觉只能打地铺。就这样，黄桂珍历经坎坷，养大了五个孩子，自己却也高寿，在武康路63号一直住到2013年98岁高龄时逝世。
现在朱作同的5个孩子都生活得很好。我见到的美莎和美春，都已是80岁左右的人了，可她们思维敏捷，腿脚灵便，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出进进。比起妹妹，美莎似乎更喜欢打扮，她一头卷曲的长波浪，穿着时尚，脚上蹬着靴子，根本看不出她的年龄。美莎的独生女在美国旧金山一家大公司工作，女婿在上海，外孙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上学。大儿子朱启华从部队转业后在江西南昌当全科医生，媳妇是上海知青，现在也在同一家医院当护士，他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在香港，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在江西工作。美春生了两个儿子，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系的大儿子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孙女从新加坡大学毕业，做服装设计工作；小儿子在澳大利亚。朱作同第四个孩子即女儿美冬也有两个儿子，现在她和小儿子一起住在静安新城。遗腹子吉华从南京梅山企业退休回来，一个儿子，在深圳，孙女在读中学。朱作同一家人丁兴旺，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朱作同先生了。
在朱家我看到了美莎、美春珍藏着的父亲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朱作同、黄桂珍和他们的小儿子的合照。照片上朱作同清隽儒雅，黄桂珍漂亮贤淑，孩子活泼可爱，俨然一对恩爱幸福的神仙伉俪。还有一张是朱作同和他的孩子们在武康路63号花园里的照片。照片上朱作同坐在一张宽大的藤椅上，手里抱着两个孩子，右边是老大美莎，左边是老三美春。朱作同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全家人其乐融融。
朱作同和妻儿
朱作同和孩子们在家中花园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和朱作同共同办报撰写抗日救国文章的梅益担任过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钟望阳担任过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当年资助朱作同创办《华美晚报》的蔡晓弟是工商联民主人士。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