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沿着高安路，穿过淮海路，走上湖南路，来到武康路113号。

　　这是一条两旁载满梧桐树的路。入秋，有雨的日子，路面上飘零着一片片落叶。深秋时节，风追逐着黄叶从脚边跑过。到淮海路口，人和车都多起来了，仿佛一下子把我从宁静的个人世界推到了滚滚红尘中，眼前的一切在瞬间让我迷失了方向，但常常也让我在恍惚中又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不知道几十年前，这个路口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巴金的家，在绿灯亮起前的一刻，我常常想在眼前的人流中寻找巴金的身影。“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这是他为一幅画像题的词，我不曾见过他走路的模样，是健步如飞，还是步履蹒跚？这个离巴金家这么近的路口，是否能捕捉到他的身影？

　　四五十年前的情景从眼前掠过，在匆匆的人群中，我想象着、寻找着，就这样走过湖南路，在武康路口右转，来到了巴金的家门前。

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入口处外景

　　呈现在你面前的是高高的院墙，一扇大铁门，还有一幢为树木环抱着的小洋楼。这就是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1979年，巴金的友人、翻译家杨苡曾以带着情感的笔调，描述了这扇门和这座为诸多中外人士所熟悉的房子：

　　我站在一个油漆得崭新的大门前。这是一条幽静的街道，完全摆脱了这个城市的喧嚣。我仔细端详着那崭新的电铃，忽然发现庭院里那棵棕榈树已经长得那样高大了，一扇扇大叶向墙外探身，仿佛在告诉路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默默地承受着风暴，却不曾被摧毁，一如庭院内它的主人。

巴金在太阳间的缝纫机上伏案写作

　　一、武康路113号的身世之谜

　　这座房子建于1923年，据说最初的主人是英国人毛特·宝林·海（Maud Pauline Hay）。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有一次路过这里说：1923年恰恰是巴金离开四川老家来到上海的年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好像这栋房子早就为巴金准备好了似的。不过，它在这里等了32年，巴金才搬进来。

巴金故居局部

　　1955年，找房子曾是巴金夫妇反复讨论的话题。1955年7月3日，萧珊致信在北京开人大会的巴金：“靳以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四间头的公寓，你自然不要。”四天后，巴金的回信中谈了他对房子的要求：“房子暂不搬，我希望能在明年初找到弄堂房子或小洋房搬家。我希望靠土地。公寓房子漂亮而不合我的要求。”两天后，萧珊的信中又涉及到找房子的事情：“蒲园的房子已经出租，300单位一月。靳以说如果我们要以后可能有。但那地方地基不好，常常做大水。”或许这所房子，他们以前去看过，没有下决心租下。另外，这也可以看出，与巴金亲近的朋友们都在为他留心房子。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巴金什么时候租住武康路113号的房子，一直语焉不详，只认为他们一家是1955年9月搬进来的，但没有更为确切的证据，我一直觉得这是个挺大的遗憾。想不到，前几天在整理巴金先生书桌中的资料时，突然发现三张房租收据，偏偏就是最初承租时的收据，不禁让人喜出望外。这张凭条是用英文打字，有A. Springborg的手写签名，上方有中文写的一行字，复述了英文内容，后面还有明细。

　　全文如下：

　　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号房屋1955年7月22日至1955年12月31日止房租计人民币肆佰玖拾元零壹角正，此据。

　　另外两份格式与此差不多，1956年3月10日签署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号房屋1956年1月1日至1956年3月31日止的房租计人民币肆佰叁拾贰元陆角正，此据。”1956年6月10日签下的是：“今收到上海武康路113号房租，自1956年四月一日起至1956年六月卅日止，计人民币肆佰叁拾贰元陆角正。”

　　根据这三份收据和后面的明细，我们可以掌握这样一些信息：

　　1.巴金是从1955年7月22日开始承租这座房子的；8月9日，他去付了房租税（这笔费用最终由房主承担，因此予以扣除）。

　　2.当时这个房子每月的房租是人民币144.2元。

　　3.涉及到这座房子的历史，这座房子的房主是毛特·宝林·海（Maud Pauline Hay），后来他回到英国后去世，由其夫人托付给其代理人A. Springborg来代管（据说为丹麦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巴金一家搬进来之前，这座房子是做什么用的？有资料说：武康路113号，建于1923年，于1948年改建，1950年至1955年曾作为苏联商务代表处，这是不确切的。2016年秋天，我有幸联系到武康路113号的老住户李效朴，据他回忆：1950年到1954年左右，他们家住在这里。李效朴是李研吾之子。李研吾（1916—1987），山东莱西人，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任山东省潍坊市委书记，1949年南下解放上海，是上海南市（邑庙）区委书记。李效朴清楚地记得，1953年，领导干部不准佩带武器，其父亲有一把手枪即将上缴，颇有依依不舍之意。一天清晨，父亲喊醒他，提着驳壳枪来到花园角落的一口水井旁，朝井里放了十几枪，又把着他的手打了几枪。武康路113号花园的东南角，这口井至今仍存。李先生还向笔者提供说，他知道1949年上海解放后，至少还有两家住过这里，一家主人是刘坦，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一家主人是李干辉，曾是省港大罢工和百色起义的发起者之一。至于他们入住前房子的情况，他也不太清楚。

　　在一份1947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一名《商用地图》）上，我查到的武康路113号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和影片出品协会两个机构。后一个机构是什么，尚无实据，但据巴金的家人回忆，原来连着这座房子客厅的是一个小房子，就是电影放映室，巴金的儿女住进来时，这个房间放满了小人书，这里曾是他们童年的乐园。巴金的日记记载，这间放映室直到1978年6月27日房屋大修的时候才拆除（巴金1978年6月27日日记）。这似乎印证了影片出品协会这个机构的存在。从以上的信息中来看，至少还有一段空白时间段，巴金一家住进来前又是谁在住呢？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是1949年前，而不是之后住在这里吗？徐开垒的《巴金传》中曾这样写：“它原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曾由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使用，恰好这时中共中央为改善知识分子居住条件，请上海市委拨出一部分房屋给各有关单位，这座房子也就腾了出来，交给作家协会让巴金考虑。……这样，在一九五五年国庆前几天，全家就从淮海坊搬了过去。”这部《巴金传》完成于巴金生前，又有很多史料得自对巴金的采访，这个说法是否来自巴金呢？

　　看来，很多问题还是一个谜。比如最初造这座房子的人的身份，他住了多久？在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二十多年中都有谁在这里住过呢？暂时还找不到确切的资料支持，希望更多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能够帮助我们，在今后的岁月中解开这些谜。

　　二、幸福的一家

　　巴金对新房子很满意，1956年初，黎之曾跟随林默涵到南方各地了解情况，对巴金的“大房子”印象颇深：“记得巴金住的是一幢小花园洋房。我们去时他正带着一个小女孩在院子里玩。在他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巴老主要谈他的工作、写作环境很好，他带我们看了把一个小阳台改造成的书房。临别时顺便还参观了一下他的一楼藏书室。”刚搬不久，巴金曾写过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的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安静地听着，他的母亲走过来望着他漆黑发亮的眼珠微笑。孩子的十岁的姐姐练好钢琴上楼来了，一进门就亲热地唤“妈妈”。母亲转过身去照料女儿，带着她到浴室去了。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过路的青年男女的快乐的歌声，歌声不高，但是我们在房里听得很清楚。……

　　我走到隔壁书房里，在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我觉得全身充满幸福的感觉。……我们愿望各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仍然愿望和平与建设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和繁荣，愿望各国人民依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共同为我们的下一代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

　　这个家中，巴金每天活动很多，操持家的是女主人萧珊，她与巴金的恋爱传奇和人生遭际，读过巴金那篇著名的《怀念萧珊》的人都会了解，我就不在这里饶舌了。我想说的是，长期以来，“巴金的妻子”的光环掩盖了萧珊作为杰出的翻译家的身份。巴金说：“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得到人们的推崇。不妨引用几位作家、翻译家的话来说明萧珊在翻译上的成就。曹葆华，早年是一位诗人，后来长期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位严谨的翻译家。巴金在1964年12月24日致萧珊的信中说：“刚才曹葆华来，他患心脏病，在休养，用俄文对照读了你译的《初恋》，大大称赞你的译文。”协助过鲁迅主编《译文》的黄源也曾对巴金说：“她的清丽的译笔，也是我所喜爱的。……她译的屠格涅夫的作品，无论如何是不朽的，我私心愿你将来悉心地再为她校阅、加工，保留下来，后世的人们依然会喜阅的。”穆旦也曾经写信给巴金：“不久前有两位物理系教师自我处借去《别尔金小说集》去看，看后盛赞普希金的艺术和译者文笔的清新。……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我高兴至今她被人所赞赏。”穆旦精通俄罗斯文学翻译，我想在这里他不仅仅是在转述两位读者的看法，也代表着他内心的评价。黄裳对萧珊译文的评价是：“她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女性纤细灵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他还说：“我希望，她的遗译还会有重印的机会。”

　　作为操持家务的女主人，通过巴金故居收藏的买菜的账本等，看到她为这个家的操劳。还有她对子女的爱。摆放在巴金故居一楼餐厅中的钢琴，正是1953年当萧珊第一部译作《阿细亚》出版后，她用稿费给女儿买的。在一些书信中，还能看到做母亲的“絮叨”：“盐李饼一包，盐金枣一包，这东西天热劳动时放在口里很好，五小包发酵粉，一包压缩酱菜（你吃吃，如好，将来可邮寄来），这些东西你或者都不喜欢，会怪我多事，那么原谅我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在这个家的每个角落、每一处，从家具，到园中的草木，都能追寻到女主人的踪迹。尽管她已经去世多年，但是在巴金先生的书桌上，一直摆着她的照片；她的骨灰也一直放在巴金的床头，直到2005年11月25日，两人的骨灰搀和在一起洒向了大海。

二楼外廊巴金的书桌上摆着萧珊的照片

　　三、父母与儿女

　　进入巴金故居主楼的门厅，人们往往会直奔客厅，而忽略了进门右转进去的一个小间，这里“文革”前曾是巴金家的饭厅，后来女儿、儿子结婚了，先后在这里住过。现在按照“文革”前的样子恢复了，我想这里不仅有中外宾朋的欢聚，而且有巴金家庭的美好记忆。单单从这里的一架钢琴和挂在墙上的一帧照片就能讲出很多故事……

　　钢琴是萧珊用自己的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来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据李小林回忆，萧珊在生她之前看了一场电影《一曲难忘》，回家时不慎摔了一跤，致使她提前降生。不知是不是影片中的肖邦使母亲萌发了让女儿将来做一个钢琴家的梦想，反正她在女儿学音乐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在给巴金的信中，萧珊也曾谈到过女儿学琴的事情：“小妹弹琴的成绩很好，只是一暑天过去，天天不练，开学时又忘掉了。”但那个时候，是用别人家的琴在弹，书信中我还查到萧珊跟巴金议论买琴的事情：“孩子们渐渐都长大了，都自己有一套，小妹现在整天都在弄堂里玩，不肯弹琴、念书，但也许是家里没有琴的缘故，在别人家弹，容易养成孩子自卑的心理，我也不勉强她，好在这月底前我们自己有一架琴了，在你回家之时，我要小妹弹给你听好几只小曲子，我要好好的训练她。”这里说的“月底”应当是1952年8月，可是萧珊的第一部译著《阿细亚》1953年6月才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这里有个时间差，莫非信中提到的买琴没有买成？

　　不妨再多说几句萧珊学俄语的事情。萧珊曾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修的应当是英语，1949年以后，学俄语成为一种潮流，加上巴金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他们家中的俄文书也越来越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萧珊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她曾给远在朝鲜战场上的巴金报告过学习情况：“二、四、六，依然上课，我现在又升一级了。俄文愈读愈难，愈觉得生字把握的少，我一定坚持下去。”一年半以后，她对巴金说：“我在俄专算正式毕业了，拿到一张毕业证书，但这只是阁下之功。不是你，我不会想到念完它。《初恋》搞了五分之二，进行很慢，看到你对我文字评价，我更战战兢兢，我多么想获得你一个称赞!”在整理巴金故居资料中，我偶然找到了萧珊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的校徽，现在把它放到了巴金故居的临时展室中展出了；不知道，萧珊的这张毕业证书在哪里——我相信，它一定还在。毕业了，萧珊还在修习俄文，是与同学跟私人学习。“俄专的同学又拉着我去读俄文，我答应了，只是我怕，这会使我工作的进展更慢了，试一个月罢，反正是找私人学。”在学习俄文的过程中，萧珊也开始了翻译工作。巴金在朝鲜的时候，萧珊给他写信说：“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笑我：我想译屠氏的Aся，我有了一本俄文的，但不知英文的你放在哪只书柜，我知道你要译这本书的，但还是让我译罢，在你帮助下，我不会译得太坏的。你帮别人许多忙，亦帮助我一次!”这就是她的第一部译著《阿细亚》（后改名《阿霞》）。后来，她还译了屠格涅夫另一部比较有名的小说《初恋》。做翻译的一些甘苦也常常与巴金分享：“翻译进行很慢，整个都是屠氏的人生观，有时候真不易处理，想到你回家，我又得挨骂了，我的脸红了!译得慢也并非都是我的过，客人也占去我一些时间，前一阵子，查良铮来上海一次，常在我家里……”就这样，她把浸透了自己心血的译作得来的稿费，换作礼物又献给了女儿，这架钢琴不知有多少萧珊对子女、对家庭的爱。

　　正对着餐桌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一个胖胖的小孩，头发竖竖的，张着大嘴，像是在兴奋地喊叫，又像是在应答什么，面前是一个蛋糕，上面还插着一支燃起的蜡烛。这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一周岁生日时的照片。萧珊描述过年幼的儿子，“小弟很好，很壮很傻，很美，尤其是脸上线条活动的时候，真逗人爱!”小棠出生于1950年7月28日，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巴金正在山东和苏北老根据地访问，不在家。出国、开会，“文革”前巴金总是在奔波中。儿子两岁的生日，他也不在，当时他在朝鲜战地访问。萧珊想念在远方的丈夫，也谈到了儿子的生日：“再过两星期小东西二足岁了，今年你依然不在家。”“小棠棠二足岁的生日过了，我没有任何表示，只是星期日中午请萧荀带弟弟、妹妹在十三层楼午饭，棠棠高兴极了，跟小妹俩在厅里跑来跑去。那天还请了丁香，她带了他二年。老太太很不高兴，‘弟弟二足岁就不过生了!’自然你不在也是重要的因素，天气热也有关系。”巴金在回信中也谈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心情：“我很好，我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在小弟生日的那天。我今年又没有能够看见他那种高兴样子。但是过两个月我总可以见到你们了。”“小棠生日我在西海岸附近，我在廿七日的日记中写着：‘明天是小棠的生日，我却远在朝鲜，在河边望对面山景想到家，也想到珍和两个孩子。’”

一楼的餐厅，墙上挂着巴金的儿子小棠一周岁生日时的照片

　　这些事情相对于大历史或许微不足道，但我不喜欢那种充满了丰功伟绩的历史帐簿，我觉得其中没有人的情感和气息，哪怕是在大事件中，我仍然愿意去猜想和体会参与者的心境。更何况，这些家庭琐事、儿女情长，历史学家可以忽视，但我们每一个人却不应当忽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它们本来就细碎，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