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黄道婆的文献解读
陶宗仪（1329—约1412）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今清陶乡）人。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精研，工诗文，善书画，成语“积叶成书”讲述的即是他的故事。《明史》卷二八五《陶宗仪传》记：“少试有司(科考)，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晚年他热心教育，被誉为“立身之洁，始终弗渝，真天下节义之士”。
元末，社会动荡，四方文人纷纷到松江府一带躲避战乱，大约在元至正八年（1348），陶宗仪携家眷来到华亭农村。陶公勤于读书写作，“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而录之”。元至正末年(约1360—1366)，其门生整理成书，共30卷，585条，20余万字，分类汇编成《辍耕录》(又名《南村辍耕录》)。所记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料，为研究元代典章制度、风俗民情、农民起义、艺文逸事以及有关回族、维吾尔族的历史变迁，尤其对研究当时上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记载黄道婆的生平、业绩的史料极为珍贵。
陶宗仪《辍耕录》卷24《黄道婆》记:
闽广多种木棉,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无闻矣。
陶公的记述虽为文言文，但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兹解读如下：
1.宋元之际，闽广(“广”包括时辖广西路的海南岛)多种木棉(“木棉”应为多年生或北植后演变为一年生的“亚洲棉”),纺织为布,名叫吉贝(“吉贝”系古梵语称呼棉花的汉译)。
2.松江府乌泥泾，土田瘠薄,农圃稻作不济温饱，老百姓另谋种植棉花纺纱织布的生计，但由于纺织工具落后，劳作辛苦，功效低下。
3.元朝初期，有一位名为黄道婆的年迈妇人，从崖州回来。〔有个别学者解释“自崖州来”为：(黄道婆)是崖州本地出生的汉族妇女或黎族妇女，年老时只身来到乌泥泾传授棉纺织技术，此类解释有悖情理及文言逻辑。〕
4.概述黄道婆的主要业绩：她既教会乡亲制造“捍、弹、纺、织之具”，还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各种技法，所以织成的“被褥带帨”，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的图案，“灿然若写”。故里乡亲互相学习，竞相作为,使本地生产的布匹织品遐迩闻名，转货他郡,供销兴旺，老百姓因此逐年增收，生活逐渐富裕。
5.没有多久，黄婆婆辞世，乡亲们“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最后，陶公感慨地写道：“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无闻矣。”
据史料记载：黄道婆是元代元贞间（约1296）回到松江乌泥泾，陶宗仪在元至正八年（1348）携家眷避乱到松江府华亭农村。陶公在《辍耕录》的上述著文，记述时间大约是黄婆婆谢世40年左右，本地文人记本地人物事迹,真实性、可信度不言而喻。
二、王逢“黄道婆祠序”解读
王逢（1319—1388），元代文人，字原吉，号最闲(贤)园丁，又称梧溪子、席帽山人。学诗于延陵陈汉卿，作《河清颂》，为世传诵。原籍江苏江阴，后避兵祸于无锡梁鸿山。游松江，筑梧溪精舍于青龙江畔青龙镇（今属青浦县）。据史料记载，王逢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移居乌泥泾宾贤里。可证王逢移居乌泥泾之年，正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编辑成书之时。陶公1412年谢世，享年83岁；王逢比陶公早生10年，1388年辞世，享年70岁。
王逢生活于元末明初战乱频仍的吴中地区，因“才气俊爽,弱冠有美名”,一生先后被三个政权八次征召,尤以明王朝洪武十四年(1381)征召最为迫切,但王逢均坚辞不应。他不入仕途却十分关心世事,努力做“怀铅提椠”之士,其《梧溪集》“网罗俗谣民讴”,用诗赋真切地记录了元末明初的社会经济与风土人情，“记载元、宋之际人才国事,多史家所未备”。此外，王逢主要生活于吴中地区,与当时的社会名流、文人画家交往频密，其数百首诗作,为后世考证当时与他唱和的诗人画家生平故事提供佐证素材。《黄道婆祠序》，是最早歌颂黄道婆业绩的诗作。
王逢首先写道：“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泊以归。”祠序中表彰她孜孜不倦地将棉纺织技艺传授给故里的织妇：“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不久“更被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祠序明确记述：黄道婆逝世后，“乡长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1362),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据乾隆《华亭县志》载，张守中在元至正年间曾任华亭县知县，可知王逢是应张君之邀，欣然为新迁建的“黄道婆祠”作序赋诗。
王逢撰写的这篇祠序诗文，体现了他的为人品格与文学才华，诚如后人评说王逢“诗得虞集(元代大儒诗人)之传，才力富健，尤工古歌行，抑扬顿挫，迈爽绝尘”。
王逢诗作开头二句“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是将黄道婆比喻为唐宋时代二位出名的妇女：“黄四娘”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江畔独步寻花》(其六)首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诗中的“黄四娘”是成都“杜甫草堂”之邻居妇女；“宋五嫂”系南宋著名民间女厨师，高宗赵构乘龙舟游西湖曾品尝并称赞她制作的鱼羹，于是“宋五嫂”名声远播。然而王逢这二句比兴句却引来诸多臆测，有人撰文说“黄道婆在崖州时嫁给城里的宋五爹，故称宋五嫂”，此说误被《三亚市志》采信，该志书第28篇人物“黄道婆”条记：“(黄道婆)约1261年，不堪公婆虐待而流落到崖州，先居水南村，嫁后随夫姓叫宋五嫂，后夫病逝，出家到城西广度寺当道人……”
诗歌接着抒写：“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可见诗人是采用传统诗歌的比兴手法，先以黄道婆比喻黄四娘、宋五嫂之辈知名女性，兴而赞扬黄道婆是非常女杰，不愿在崖州终老，“片帆鲸海得风归”,将学习到纺织异彩纷呈的“崖州布被”之技艺，带回故里，造福桑梓，恩泽后人。
王逢在诗歌中还引用二个历史上有关纺织的典故。
“天孙漫司巧,仅能制牛衣”，系中国古代“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织女为天帝之孙女，故称“天孙”，“司巧”指织女星，“牛衣”指牛郎的衣服。诗句假借宋代吴儆《虞美人·七夕》词“天孙多巧漫多愁”。
孟子系邹人（今山西晋中），孟母亦称邹母。“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讲述的是孟母织布时见孟子逃学回家，故意将织好的布匹剪断，以织布譬喻读书学习，教育孟子不要半途而废的故事。
王逢怀着崇敬的心情歌颂黄婆婆功德无量：道婆遗留爱心在故乡,道婆有志回报布衣百姓。继而诗人隐喻地写道：“荒哉唐玄万乘君,终靦长衾共昆弟。”此两句意涵最难解，笔者查百度百科：“荒哉……”，系初唐诗人陈子昂《感遇·之廿六》“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子昂引用穆天子与西王母的典故，实为借古讽今之比兴；“靦”是会意字，本意指人的脸部可见；“昆弟”本意为兄弟，亦指同族同辈之人。如王逢这两句诗句没有拣字或打字之误（如“靦”为“眠”，“昆弟”为“昆地”），笔者试注释为：荒唐如唐玄宗那样的天子君王，终究也跟兄弟贵妃之同辈人享用着衣被长衾。
王逢在诗中还提及张守中迁建黄道婆祠的缘由：“赵翁立祠兵久毁,张君慨然继绝祀。”最后两句“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享当愧死”，表达了诗人对黄道婆的深情缅怀，尤其体现了古代先贤的品德良知。
综上所述：陶宗仪和王逢几乎是同一时期同在上海地区本府本县生活的著名文人学者，他们对逝世仅40余年的黄道婆其人其事耳濡目染，特别是黄道婆传授纺织技艺促进当地棉纺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民生的影响，他们有着直接亲历的体察和感悟。一位孤身无嗣的劳动妇女，逝世后，乡亲们莫不感恩哭泣，共同举办葬礼，“又为立祠，岁时享之”，陶公亲笔记载发生在他生活地方的感人事件，并做了客观、深入的经济社会背景分析；至正壬寅(1362),王逢应知县张守中之邀,为迁建黄道婆祠著文赋诗以“传将来”，依照名人祠堂撰序赋诗的规制，王逢序诗对黄道婆生平籍贯、业绩贡献的记述尤为具体明了，抒发的感情更加诚挚动人。然而，有学者发表文章，质疑二位先贤的写作动机及其拒不出仕的品行操守，此议不但言过其实，且企图改变元代文献记载黄道婆的籍贯故里；还有学者猜疑黄道婆是神话人物，否认历史文献记载黄道婆生平经历的真实性，笔者认为大可不必。
三、黄道婆在崖州向谁学艺
元代中后期，黄道婆在松江乌泥泾创新纺织机具和织品花色品种的功绩已被有识之士载入文献，明清至近代，有识之士和江南民众先后撰文建祠造庙，将黄婆婆请上神台顶礼膜拜。然而，在琼崖地区，除了明《正德琼台志》和清末《崖州志》转录陶宗仪的记述之外，再没有关于黄道婆在崖州生活的记录及文物史迹。古籍记载黄道婆是年迈回到乌泥泾之后，用不长的时间完成一套纺织工具的改革和布匹花色品种的创新，然而黄道婆在海南岛崖州地区生活数十年，她究竟向谁学习纺织技艺？她是否参与崖州地区棉纺织工具和布匹工艺的改革创新？多年来，不断有学者发表论文探讨这一个“黄道婆之谜”。
笔者谨对黄道婆在崖州向谁学艺，略陈管见，以供研讨。
（一）黄道婆向黎族人学艺
史前最早迁徙到达海南岛的是来自岭南诸越族的黎族先民，由于他们迁徙分布的历史条件不同，其生计方式及方言习俗等存在差异,形成若干支系，自宋代之后黎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了统一的称谓，分布居住在崖州沿海地区的黎族属于“哈黎”方言区。早在唐代，崖州沿海地区的黎族族群的经济文化类型已从刀耕火种转变为稻作农耕，生产力水平较高，宋代及明清古籍多称其为“熟黎”。
黎族哈方言大被、单面织被(王静摄)
黎族哈应方言妇女服饰与织布机(王静摄)
宋代以前，海南岛的棉纺织业领先于长江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汉代能生产“幅广五尺”(约合今3.5市尺)的布匹上贡朝廷，说明黎族先民棉花种植和纺织技艺历史悠久。海南历史上种植的是多年生的“吉贝棉”(属亚洲棉种)，多年生亚洲棉必须在月平均温度高于15℃、冬季无霜冻的地方才能生长，海南岛正好优先满足这一要素，而华东地区在没有引入一年生棉种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因此，黎族棉纺织业最先发展的原因正是源于海南岛得天独厚的热带资源。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专门写有“吉贝”条目，并指明“南海黎峒富有，海南所织多品矣”。明人顾岕在《海槎余录》描写黎人开荒种植棉花尤为详细：“黎俗，四月晴霁时，必集众斫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酷烈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转锄，种棉花，又曰贝花。”
古往今来，“崖州被”及其精美纺织品成为黎族文化的代表作，享誉海内外。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是海南省第一个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评审专家对居住在中国海南的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些纺织技艺源远流长，以口传身授的方法世代传承。黎族纺织品及其纺织活动成为记录他们历史的重要方式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国棉纺织业和世界手工技艺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清代崖州地区婚礼图筒裙(王静摄)
史籍关于黎族纺织品的记述不吝赞美之词，如：“间以五彩，异纹炳然”的“黎饰”；从汉人那里得到“锦彩”，拆其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的“黎幕”；“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的“黎单”；用贝饰纺线，以五采绣成若锦的“黎衤甬”；“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的“鞍褡”；“织成人物花鸟，浓丽灿烂，可以为衾褥幛幕，以有金丝间错者为上”的黎锦；还有“素花假锦百褶而成”的“迦盘(吉贝音译)之衣”；“黎妇所制，上有花纹，黎人需为礼服”的黎襜；以及黎人别具一格的绞缬(染色)技术及其生产的“缬花黎布”；还有被后人誉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的“白氎”，早于12世纪初(北宋时)已在黎族聚居区出现。
崖州地区黎族婚礼图筒裙(王静摄)
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黄道婆回到故里传授并创新的纺织品：“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陶公著文所述，显然具有黎族纺织业的工艺技术和图案特色，因此，讲黄道婆在崖州向谁学艺，首先肯定向黎族人学艺是可资为证的。
（二）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
临高人族群是继黎族先民之后较早登陆开发海南岛的诸越民族后裔。临高话地名的分布说明：松涛水库至南渡江北部是临高人早期活动的地区。据《汉书》记载：海南岛自“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首。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临高人先民到达海南岛东北部地区定居之后，形成了农耕稻作经济文化类型。宋明之际,随着中原文化影响加深，临高人聚居地社会经济文教发展较快,逐渐融合为汉族。后来他们为生计陆续在海南沿海一带迁徙定居，今崖州区仍有“临高村”“儋州村”，可证临高人族群历史上融合汉化的区域已包括古崖州地区。
史料记载海南历史上出产丝织品，“儋州及琼山烈楼多精者，遍地家织自用”。《临高县志》记：“妇女业蚕桑，司纺织……田畴错壤，桑麻蓊蔚，皆可耕可织。一夫力耕，岁可得米百斛；一妇纺织，年终得缣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得货可居也。”据黄佐《广东通志》记述，明代初期，海口一带已出现纺场，民家妇女在月明时也聚纺，说明纺场已形成一定规模。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崖州组织绵线如布帛状，绣人物花鸟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帐房，俗称儋崖二帐。”
上述史料说明海南临高人从事纺织业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不但“临高丝，得货可居”，“儋崖二帐”同样享誉岭南海外。纺织业的发展受到消费需求及市场营销的影响，纺织机具与工艺技术的进步有发明→传承→改革→创新的逻辑联系，从种桑、养蚕、缫丝、染织到葛麻加工、植棉弹絮、纺纱织布，其原料加工方法、工具织机结构与操作技术要领，经历相互借鉴→模仿→应用→改进→革新的过程，因此，黄道婆在崖州生活的岁月中，从临高人丝织或葛麻、棉纱纺织使用的机具受到启发，待她返松江后再跟故里工匠探讨，设计并创造一整套加工棉花纱线的搅籽车、弹棉大弓、脚踏纺车乃至改进纺织机的结构与操作，从科技发明、应用、创新的规律来看，黄道婆向临高人学艺的观点也是可以成立的。
（三）黄道婆向汉族人学艺
汉族人口迁移海南岛，虽有人提出“秦有至者”，但多数学者认为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在岛上正式设郡之后。明代大儒丘浚在《南溟奇甸赋》写道:“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托所。”陈正祥教授估计:“唐代之前，汉族移居海南岛约2万人，唐代增加至7万，宋代超过10万，元代又增加为17万，明代为47万，到清代中期则已增加到217万。”可见汉族人口大批量迁徙海南岛，自宋元兴起，明清为极。
崖州城乡地处宁远河中下游田野平原，地理环境优越。来自中原大地、闽南粤西的历代汉族移民，定居后稼穑于田园，捕捞于海洋，交易于市井，男耕女织，衣食无忧。崖城相邻三坊四厢的居民，军话、迈话、闽南话等多种汉语方言并存交流，这一奇特的“方言岛”现象，反映了崖州历史文化之深厚、多元和包容。
海南棉纺织业在我国古代经济史独具一格，汉族移民功不可没。丘浚《吉贝》诗云:“吉贝传从海上来，性尤温暖易栽培，富穷贵贱皆资赖，功比桑麻更异哉。”历代汉族移民因地制宜，开荒种棉，制作机具，纺纱织布，致力提高棉布质量产量和开发花色品种，长期热销海内外市场，广受消费者喜爱。汉族人民“机杼精工”(黄文裕赋)纺织的“琼布”，以棉花天然素色为主，亦施蓝靛或其它天然材料染色，不但被列为上贡的珍品，尤适合老百姓缝制衣服。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三年（1133）12月一次上贡京师的棉纺织品凡九种，海南岛就独占五种之多。宋人赵汝适特别指出:海商贸易“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褚华《木棉谱》记:“黄道婆，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海峤间。元贞间，携踏车、椎弓归，教人以捍、弹、纺、织之法，而木棉之利始溥。”
黄道婆青少年时期在家乡乌泥泾已经感觉棉花加工纺织的艰辛，而当她搭船远航踏上崖州的土地，接触到当地先进的纺织工艺，产生浓厚兴趣和拜师学习的愿望，执意留居崖州，跟随早先定居的汉族人民从事棉花加工或纺织品生产经营，她在崖州生活数十年以纺纱织布为生计，为晚年返回故里的创新业绩积累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合乎情理。因此认为黄道婆在崖州向汉族居民学艺，是可以相信的。
总而言之，海南岛是一个移民岛，历史上迁徙上岛的民族成分复杂多元，移民分布居住、流动的时间空间也时常发生变化。崖州地处热带，古代居民因地制宜种植棉花、纺纱织布，日益发展成为千家万户谋生、谋利的传统产业。黄道婆虽然流徙海隅，但她聪明好学、勤劳诚恳、善结人缘，在崖州生活数十年，她利用各种机遇，认真学习黎族人、临高人和汉族人的纺织技艺，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终于走上传承→改革→创新的成功之路。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东省疍民文化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