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民国年间，戏曲界曾出现过众星闪耀、佳曲荟萃的盛景，这与西方唱片科技的勃兴和发展密不可分。留声机和唱片工业的介入，使得第三类型戏曲——“唱片上的戏曲”，与“舞台上的戏曲”“文本上的戏曲”，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不仅为票友和戏曲从业者提高演唱水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还有力地推动了戏曲艺术在市民阶层的普及。同时，唱片公司、唱片刊物、电台广播的运作，又左右了近代戏曲艺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形式。
21世纪，随着文化消费的选择多元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发展，戏曲艺术日渐凋零，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媒体的报道令人触目惊心：
1959年中国传统戏曲剧种有368种，2013年下降到286种，以一年超过一种的速度在消亡。现存剧种中，有74个仅有一个职业剧团或民间班社，正处于“濒危”境地。相当一批数量的剧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之境遇相似的，则是在21世纪，网络经济的肆意扩张下，唱片业也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据中唱上海分公司夏长铨副总经理介绍，原先公司下属厂家有员工1500名左右，现在仅存员工80名左右，其生产规模的萎缩，由此可见一斑。公司返聘的钱益均工程师向笔者介绍，目前，中唱上海分公司的版库中，有不少戏曲唱片，其演唱者、剧种都登记在册，但是由于唱片没有得到很好的修复，或未进行数字化采录，故这些“唱片上的戏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若不及时保护修复，这些声音也许就此绝迹。如果这些昔日的声音得以重现，那么现代科技对于传统戏曲的挽救将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
怀着对戏曲研究的神圣感与使命感，笔者多次赶赴中唱上海分公司、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图书馆等单位进行实地调研，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着重以中唱上海分公司为例，介绍其保护、采录与整理民国戏曲唱片的宝贵经验，同时，也对戏曲唱片的保护献上一得之见。
一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戏曲艺术进行保护和普及的举措，很早就已经实施。1985年，《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这项浩繁的文化工程，就被推上了议事日程，1994年7月开始成批录制，2002年8月完成任务。音配像剧目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京剧舞台上的艺术珍品，共录制京剧355部，制作光盘总计582张，时间总长度达500多个小时。2003年国家“十五”重点音像出版规划到2006年国家“十一五”重点音像出版规划，把抢救老唱片的“京剧百年音萃”列为重点项目。通过四年多对京剧老唱片的征集、整理、修复工作，从京津两地唱片收藏家提供的4000面唱片中，收录整理出400多位名家2600多个早期京剧名家唱段，使部分京剧老唱片获得了新生。201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专栏3 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中有“文化资源数字化”的条目，明确指出加快“老唱片数字资源库”的建设。中唱上海分公司的“中华老唱片保护工程”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启动的。
众所周知，上海是中国唱片业的发源地，自然也拥有较为丰富的唱片资源。三家老唱片保护的主要单位，其藏片内容和来源均各有特色：中唱上海分公司收藏的主要是各类唱片的模版，或称原始资料；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是长期积累的唱片成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唱片片源，来自于接收原上海电台，以及合并民国私营电台后的资料。其中，中唱上海分公司在保护、修复、采录、整理方面做得最为全面，成果也较为丰硕。
《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书影
出版于1964年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内部资料），其《编印说明》中写道：
中国唱片厂库存的旧唱片模版约为34300面（包括外国节目）。编入本目录的计有“百代唱片”（包括其副牌“丽歌唱片”）6375面，“胜利唱片”1678面，“高亭唱片”1439面，“蓓开唱片”748面，“和声唱片”1518面，长城唱片12面，以上共计11725面。另有近9600面模版由于缺乏原始登记资料，无法判断内容，暂未编入。
据钱益均工程师介绍，目前，收藏于中唱上海分公司版库的模版，包括头版、二版、三版共78873面（其实，实际数字还要远超于此，加上外加工的模版，以及模版丢失，仅灌录的一张唱片成品等，约为10万面左右），其中主要以二版为主。1949年前的唱片模版数为32771面（如加上成都分公司的一部分，则有4万面左右）。根据百代公司最初的模版登记簿，录音日期一栏，最早的清晰记录是1921年1月10日，而在此之前未记录录音日期的，还有1600多面模版，版号的排列完整有序，可以肯定是早于1921年1月10日的录音。在这本登记簿中，有“江南曲圣”俞粟庐先生演唱的13面昆曲模版的记录，其中8面是1921年5月5日录制的，另5面未记录录音日期，但版号排列在1921年1月10日录制的模版之前，录音日期应该更早些。在这4万面模版中，有百代西片（即欧美录音的西洋音乐节目）、东南亚各国及日本的节目的模版约8000面，因文字资料缺失而尚未确定内容的模版近万面。除去这些模版外，戏曲模版约14000面，曲艺约1800面，歌曲约4200面，乐曲约1700面。可见戏曲占了很大的比重。在内容不详的模版中，戏曲的比例可能也不小，但一面面来听，将是个艰巨的工程。而此项工程何时开展，也尚未定论。
1949年后的粗纹唱片为25843面，密纹唱片为20262面。
中唱上海分公司的这些模版，分别来自于百代、胜利、高亭、蓓开、大中华、长城等唱片公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百代公司。1917年，百代公司在上海建厂，开始运作，这也是中国第一间唱片工厂。百代公司在1949年以前留下8万多面唱片，占同时期唱片数量的四分之三，其中包括70种以上的地方戏曲与歌谣，可说是了解此一时代最重要的声音资料。可惜拥有这批唱片的上海中国唱片公司指出：由于长年保存不当，这批唱片已受损到无法复原的地步。
位于上海徐家汇的百代公司旧址
由此可见，民国年间戏曲唱片的保护和修复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二
老唱片的保护及其数字资源库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唱上海分公司的专家用一张《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模版清洗采录封装周转卡》，来进行科学化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员工工作内容和完成任务数为：唱片模版抛光，电化学清洗，超声波清洗，采录及除氧真空热缩封装，每日64片；两班制，每班32片。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模版清洗采录封装周转卡
目前这一套流程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唱片模版
版库里的模版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不同公司厂牌、不同唱片种类、不同金属变形翘曲、不同锈蚀程度等影响到唱片模版在放唱时失真、严重噪声、滑槽、跳槽甚至不能放唱，归纳如下：
1.模版锈蚀
为了保证采录时还原最好的声音，就要减少对唱片模版表面损害，工作人员对锈蚀不严重的模版，尽量不去用抛光机抛擦，只用超声波清洗方法维持模版纹槽原形，或用竹针蘸研磨膏做纹槽局部修复。但是，这样清洗修复可能没有完全到位，引起采录故障，导致重新返工多次，使得采录时效大大降低。
个别锈蚀严重的模版，修复1片往往花上半天时间，有时即使抛擦数次也无法采录，只能是徒劳无功。
2.模版变形翘曲
首先，模版在电铸生产过程中，不同内应力会产生模版变形及翘曲，电铸液不干净会引起毛刺；其次，模版在生产或搬运过程中受到撞击时局部会变形，如边缘折痕、凹痕或凸点；其三，部分老版套太硬变形，使得较薄的全镍模版也跟着变形。影响采录的大部分故障是严重翘曲、严重毛刺、凸点及边缘折痕。
3.模版中心孔大，或无中心孔
某些老唱片镍-铜模版或全铜模版在电铸生产过程中，模版均无中心孔，只有较薄的三版在压唱片前才用中心定位冲孔机冲孔，就像现在的CD模版一样。而中唱上海分公司没有专业的中心定位冲孔机，只能靠三角尺多点定位用钻床钻孔，这样有时中心位置会偏，使得采录时声音失真，甚至无法放唱，有时返工数次才行。
（二）采录
1.由于模版上述种种问题，会造成返工，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采录进度。返工对于密纹立体声的采录工作影响更大，一张密纹立体声模版放唱时间大约30分钟，在放唱过程乃至在放唱临近结束时返工，会浪费很多时间。
2.采录后的编辑环节耗时较大，尤其对于密纹模版，编辑时间大概是模版放唱时间的2～3倍。
（三）人员
符合采录要求的人员招聘困难，人员配备数量严重不足。
（四）场地
随着工作的展开，包装材料、光盘盒占地较大，感到目前的场地不足。
以上这些问题，随着老唱片保护工程的进一步深入，将逐渐加以改善和解决。
三
把唱片放在唱片生产流通等环节中考察，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对唱片公司历史沿革、著作权保护，以及艺人的收入和地位等方面的研究，则要通过老唱片的纸质历史文档，才能窥探清楚。中唱上海分公司的另一宝库，便是老唱片的纸质历史文档，这些历史文档的采集和整理才刚刚起步，值得学界关注和研究。下面，笔者将通过文档概况、文档中的重点内容、目前的保护状况和保护难点三个部分，尽可能清晰、扼要地对中华老唱片纸质历史文档作一个介绍。
（一）文档概况
这批文档中绝大部分是百代公司的文件，其他唱片公司的文件占的比重很小。百代是中国早期唱片业发展过程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唱片公司，剖析百代文档，对了解中国早期唱片业的发展会有很大帮助。
大部分文档标注的日期是20世纪30至40年代。30年代之前有一小部分，最早的是1918年，40年代之后的也有一小部分，最晚至1968年，时间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这些文档约75%的是英文，还有少量法文、日文，翻译工作量极大。而且有一部分信件为手写体，较难辨认。粗略统计，全部文档大约有7万页；其中约30%是非标规格，纸张大于A4，甚至大于A3。中唱上海分公司历时3年多，对这批纸质历史文档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分类，大致分为合同、财务报表、录音及出版、产品销售、往来信件几个大类，还有一些较为零散、数量不多的文件归至“其他”类。
（二）重点内容
笔者将按照前面的分类展开，但在展开之前，先介绍几份与百代公司的历史沿革相关的文件。包括产权转让合同、董事会会议记录簿、股票凭证与股权登记册、公司章程及备忘录。
产权转让合同：共4份。两份是法商百代分别与英商东方百代、中国唱片有限公司签订的，签署日期为1930年12月29日；另外两份是英商东方百代、中国唱片有限公司与英商电气音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即EMI签订的，签署日期为1934年7月10日。也就是说，1930年底，法商百代把产权转给了英商东方百代和中国唱片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可以说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董事会成员基本相同，英商百代拥有出版发行权和百代商标使用权，而中国唱片有限公司是一家唱片生产厂家。到1934年，这两家公司又合并成为一家，即EMI。由于EMI仍然沿用了百代的品牌名称和商标，所以习惯上仍被称为百代公司。
董事会会议记录簿：有3本，东方百代、中国唱片、EMI各1本。从1930年12月到1941年8月，几乎每月一次董事会，每年一次股东大会。公司的财务状况、唱片产量、销量等数据，在这些文件里都有真实、详细的记录。
股票凭证与股权登记册：中国唱片有限公司、EMI的股票凭证各1本。两本股票凭证的前十几张都已签发，仅有存根，后面的都是空白证书。中国唱片有限公司的凭证写明：资本150万两，15000股，每股100两。EMI的凭证写明：资本100万SHANGHAI DOLLARS（申币？），10000股，每股100 SHANGHAI DOLLARS。股权登记册3本，中国唱片、东方百代、EMI各1本，记录了股东的姓名、住址、国籍、股份数量、股票凭证号码等事项。
公司章程及备忘录：《英商电气音乐实业公司创立备忘录》1份，《英商电气音乐实业公司公司章程》1份。两份文件都较完整，且有中译文。
下面，笔者按照合同、财务报表、录音及出版、产品销售、往来信件的顺序逐一进行介绍。
1.合同
到日前为止，整理出的各类合同共200多份，其中产权转让合同4份，与词曲作者签订的著作权合同16份，与艺员或艺术团体、其他唱片公司签订的录音合同约160份，销售合同6份，房屋租赁合同21份。
歌唱演员的合同基本都是英文的。但其中1944年，也就是日本人统治时期，有一批以中华音乐工业株式会社和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联名签署的合同是中文的。与戏曲演员签订的合同大多是中文的。
上海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与京剧演员马连良签订的灌音合同
（1937年4月9日签订，一式2份，4折〔5－6折空白〕）
2.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在文档中占的比例最大，有80多个文件夹。大致可分为4种：资产负债表、库存登记、支票簿、账簿和凭证。
（1）资产负债表
百代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从1931年到1949年的19年中，仅缺失1932、1933两个年份的。完整的报表一般是每三个月一份，半年度一份，全年一份。有些年份是完整的，部分年份不完整。
（2）库存登记
库存登记簿登记着生产唱片、唱机、无线电收音机需要的各种原材料、零配件的入库、出库、库存数量及日期，涉及的年份从1936年到1953年。
（3）支票簿
其中有1949年以前各大银行的支票存根15本，1948年8月31日上海花旗银行的支票17张，1951—1966年的各类银行转帐支票存根70余本。
（4）账簿和凭证
账簿和各类财务凭证特别多，比如：1941—1944年分类账账簿；1947年4月至1949年6月现金支付账簿；1945—1949年销售日记账；1951年1月至1968年1月的支出凭证；1951年6月至1967年8月与银行的对账单；1951—1967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1959年1月至1967年12月的现金账等等。
3.录音及出版
除了著作权合同、艺员录音合同之外，还有很多与录音出版相关的文件。
（1）艺术家登记簿
两本“艺术家登记簿”，全部为英文。一本记录着歌曲作者、演唱者的信息，中英文对照；另一本记录了在百代公司录制唱片的各类艺术表演者150余人，记录项有版号、片号、唱片发行日期、版税等。
（2）版税统计
3本“付版税记录”，开本A3大小，每本300页，记录项有：版号、片号、（版税所有人）姓名、支付日期、支付凭证号、金额、版税比例及分配等。全部都是英文记录，按百代版号顺序排列。
还有“EMI应付艺人版税”的账簿一本，记录着周璇等20多人的版税结算情况，记录日期为1945年至1949年3月31日。
1944年艺人版税收据10多张，涉及周璇、姚莉、陈歌辛等人，遗憾的是无本人签名。
（3）录音登记簿
各个时期的录音登记簿共20本，内容有交叉或重复。这些“录音登记簿”记录着每一面模版的版号、片号、曲目名称、表演者及作者姓名、录音日期、发行日期等信息。后期的登记簿记录内容比较完整，早期的缺项较多。
百代公司录音棚
登记簿中记录的除了在中国录音并制作成唱片发行的模版之外，还有大量在欧洲录音、内容为西洋乐曲、歌曲的模版，这些模版的版号与中国百代的版号序列是不同的，片号亦单独排列，登记簿中注明“百代ENGLISH”或“百代西片”。
登记簿中还有大量在东南亚录音的模版，登记簿中注明这些模版的录音地点是西贡、马来、曼谷等。在这些登记簿中，明确标注的最早的录音日期是1921年1月10日，最晚是1949年5月12日。
（4）商标
百代公司“在中国注册的商标”登记簿，一式3本，记录了百代公司所有商标的图案、颜色、注册号、有效日期、使用范围等。
4.产品销售
（1）唱片发行目录
各类唱片发行目录的印刷品近50份，其中有“百代钻针唱片总目录”1份，其余为百代唱片、胜利唱片、哥伦比亚唱片、金丝雀唱片等各种品牌唱片的发行目录，还有一些打印的发行目录。
（2）订单及送货单
如：1941—1950年百代公司的送货单；1939—1941年新加坡、曼谷的唱片公司给百代公司的唱片订单及订货电报。
（3）销售记录
如：1937—1939年百代公司在中国及海外销售情况的报告；百代公司部分唱片1939—1949年的销售记录；部分百代、丽歌唱片的销售报表，有300余页，记录日期为1942—1946年。
（4）其他产品销售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东方百代公司便在中国“独家经理”哥伦比亚煤精和电影放映机、摄影机，文档中有部分当时的产品广告、价目表。
20世纪40年代，百代公司在中国代理销售博格华纳国际有限公司的冰箱。1940—1948年，双方的往来信件450余份，600余页，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冰箱销售的订单、新产品介绍、售后服务、维修零件订购等。
5.通信
通信在文档中也占着较大的比例，对一些零散存放的通信，已集中归类作了扫描，共175封。但大部分通信原本已装订成册，大多为英文，所以尚未作进一步整理。
已扫描的通信中，标注日期最早是1936年，最晚是1956年。其中有唱片公司与作者、艺员之间的通信；有唱片公司与零售商之间的通信；有诸多电影公司为录制电影歌曲及购买唱片事宜与唱片公司的通信，等等。
6.其他
（1）百代公司平面图
到目前为止，中唱上海分公司找到的百代公司各类平面图共25张，最早绘制年份是1918年，最晚的绘制日期是1951年，上面注明“修订于1948年，拷贝于1951年”。
（2）土地永租契
中华民国上海市土地局于1932、1935年颁发给百代公司的土地永久租契，共有8份，有复印件、照片底片、照片小样；原件尚未找到。
（3）人员名册
1939年百代公司职工登记表，一人一张表格，有108份，中英文对照。
1948年5月19日上海特别市警察局保甲处保甲区户口调查表（百代公司集体户口），表格有6页，登记人员约100人。
百代职工入职担保书，1936－1945年间共70份。
（4）工资单
百代公司1942—1949年各种格式的工资登记簿、登记册、登记表、登记卡有一定的数量。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的工资登记表中的一页，名单中有黎锦光、陈歌辛、姚敏、严折西等作曲家。
（三）目前物理保护的状况和保护难点
截至目前，中唱上海分公司对这批纸质历史文档进行了最初步的整理：对合同和一部分零散的通信进行了扫描；其他文件按大类分别装入近150个新的标准规格的文件夹，另有近100个超大文件夹、记录簿，还需制作特殊规格的包装盒；对所有文档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登记。
由于缺乏经验，中唱上海分公司的专家对于纸质历史文档的整理和保存问题，尚不知如何解决更为妥善，只能暂时搁置。这些问题基本如下：
1.大量的历史文档是否都要扫描或拍照？
2.如果需要扫描或拍照，原本装订成册的信件是否应拆开？
3.很多文档的纸质已十分脆弱，在进一步整理的过程中应有哪些注意事项？
4.七万页左右的文档中，约75%是英文，还有少量法文、日文，是否需要全部译成中文？
5.如果需要翻译，是否应在译成中文后再分类、编目、建立索引？
6.如何正确地编目、建索引？公司员工在这方面的经验几乎是空白，所以不敢贸然动手。
7.如何对文档原件进行科学、妥善的、符合专业标准的保存？
（作者系上海谢晋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戏剧影视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