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一个春天，《春之旅》的旋律在室内回荡，室外是花的旋律，五彩缤纷的色彩的旋律。这是丁善德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创作于1945年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乐曲中充满着对春天的渴望。音乐声中，我想起春节前和文化局的小张第一次去衡山路2号丁善德先生旧寓时的情景。那天，从地铁站出来，漫天狂舞的雪花不期而至，衡山路上的车和人都慢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大家把天地间的大舞台交给雪。

　　穿过东平路，挂着“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招牌的就是丁善德的旧寓。冬日的树，枝条像画家简练的笔意，雪花又增加了动感。丁善德一家住过的是这里的一号楼，从1961年4月到1987年5月，二十六个春秋，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他们的人生故事也生动、曲折。

衡山路2号丁善德旧居（贺平 摄）

　　他的老学生王晡多年后依旧忘不了到这里来请丁善德上课的事。1967年秋天，总算可以“复课闹革命”，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很兴奋，但是，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里有胆量又肯为他们讲课的老师并不多，丁善德这位被打倒的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却是其中一位。王晡说，不久前，他们还喊着“打倒丁善德”批斗过他，一个同学还要用篮球砸他的头，而且凭丁善德的资历和地位，以前从不会给低年级学生上配器课的，所以，他们走进这幢小楼时，心里很没有底。“他知道我的来意后，非常痛快，甚至是出乎我意料地、似乎有些高兴地答应了。因此一走出衡山路他家门，我就兴奋得不得了，尤其是前面请别的老师时碰过些钉子，这种感觉就更鲜明。”那天，丁善德还认真地对他们说：“我需要一些时间准备，再开始上课。”

　　在那样的“革命”年代里，居然出现了这样难得的一幕：

　　我们的课都是在202上的，这是一间大约有近七八十平方米的大教室，平时全系的大会，包括“批斗”过他的会也都是在这里开的，现在经过打扫作为教室用。我们搬来了讲桌，从斜对面我的琴房拿来了热水瓶和杯子，倒上了茶水(那时用的茶叶都是大约0.95元一两的茉莉花茶)放上讲桌，同学们按两长排桌椅坐好非常认真地听和记录。请丁院长上的是“管弦乐配器法”课。上第一次课是在1972年3月7日下午，直到这年的9月结束。丁院长的讲稿是写在四孔活页纸和笔记本上的，密密麻麻，字也写得很小。每次上课，我们都那么恭恭敬敬，都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这肯定是因为他的大师功底，他讲的都是天经地义的规范；是因为他的极端认真，丝毫没有面对这些低年级生时的马虎；也是因为那种氛围，汾阳路20号满院子仍然还是铺天盖地的“红海洋”，这里却有一块“非人间”的绿洲；还有就是那种被圣洁的人格力量所感召的精神状态。（王晡：《丁院长“文革”中的配器课》，《人民音乐》2002年第4期）

　　丁善德一生有无数头衔：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系主任、常务副院长，上海音乐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还有一些钢琴比赛的评委等。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他也创造了不少“第一”：第一个在中国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1935年）；创作了第一首中国钢琴组曲《春之旅》（1945年）、中国第一首无标题钢琴奏鸣曲《E大调钢琴奏鸣曲》（1946年）、第一首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为题材的交响乐《新中国交响组曲》（1949年）、第一首以中国民歌为主题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1948年）、第一首以新中国儿童幸福生活为题材的儿童钢琴组曲《快乐的节日》（1953年）、第一首用托卡塔体裁写成的钢琴曲《喜报》（1958年）、第一首反映上海历史沧桑的合唱《黄浦江颂》（1959年）、第一部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交响乐《长征》（1962年）；撰写第一篇探讨民族和声问题的学术论文《关于中国风味曲调及民谣的和声配置问题》（1951年）；在中国率先运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肖邦，发表论文《中国为什么能接受和理解肖邦音乐》（1960年）。他还改编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曲：《太阳出来喜洋洋》《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玛依拉》……（参见王安潮：《学苑英华  音苑大师——为丁善德诞辰九十五周年逝世十周年而作》，《人民音乐》2006年第3期）有人称他是“中国钢琴音乐的开拓者、奠基者”，也有人称他为“一代宗师”，这都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中国现代音乐有了丁善德，才显示出它的高度。然而，在众多头衔和身份中，我认为音乐老师、音乐事业的推动者这个身份不容忽视。丁善德教书育人，发现良才、培养英才的成就有口皆碑。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主持者、众多重要音乐活动的组织者，他为推动音乐事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能看得清晰。而他的人格风范更是春风化雨，滋润大地。

　　他的同事桑桐说：“但丁善德先生为之贡献毕生心血和精力者，则为音乐教育，其音乐生涯即从音乐教学工作(1931年)始，至1995年去世时止，六十五年之音乐生涯，始终以音乐教育为主线。他既直接从事教学工作，数十年来，桃李盈门，人才辈出，成果丰硕，饮誉教坛，成为驰名国内外之资深教授；又长期从事于音乐教育之领导、组织和管理工作。1949年9月回国重返母校任教后，先为作曲系主任，后任我院副院长，一直主管教学业务、艺术实践和外事工作。他以充沛的精力、高超的才能，全身心地投入于领导教学之任务，切实努办于提高教学质量，强化教学组织，完善教学管理，开展艺术实践，促进教材建设和选拔优秀人才。以后在改革开放时期，虽历经风霜而老当益壮，积极投身于上海音乐学院之振兴发展，制订新的教学方案和教学计划，要求师生认真教学，刻苦训练，攀登艺术高峰。……终其一生，未尝有一刻脱离音乐教育岗位，作为我国音乐界卓越之音乐教育家，诚当之无愧也！”（《纪念丁善德先生九十诞辰》，丁柬诺主编《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第258页）

　　谈到在音乐组织和领导方面的工作，必须要提到“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音乐节，它的创设和最初的组织，丁善德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的最后两年，到60年代的最初几年，是丁善德先生最为闪光的时期。这段时间他担任上海音乐界的实际领导，这时他与孟波实际领导着上海音乐界，也不断推出了影响上海乃至全国的举措。1959年举行了“上海音乐舞蹈会演”，由他和孟波指导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会演中大获成功。就在此时他提出在上海每年春天举行“上海之春”，获得孟波的大力支持，并立即付诸实行，为1960年的第一届“上海之春”作准备。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决定。自此以后每年一届的“上海之春”，为繁荣上海的音乐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延续至今。就在60年代最初几年，每年春天五月份，丁先生和孟波以及他们率领的节目审查组，辗转各个剧场去听审节目，为“上海之春”挑选节目。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劳，才保证了节目的质量，从而保证了“上海之春”的成功。如果我们把《梁祝》协奏曲算在内，这期间出现的好作品是令人鼓舞的。我只粗算了一下，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如《红旗颂》、舞剧《白毛女》，也包括《长征交响曲》，其余大型作品很难记全，朱践耳在留苏期间用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瞿维留苏期间创作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在此期间推出的。除此之外，每年“上海之春”推出的作品，几乎每个艺术团体都有，如上海音乐学院的《“八一”交响诗》、上海合唱团的《安源风暴》大合唱、上海民族乐团的《东海渔歌》，当然也包括我的《金湖大合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中还产生了例如顾冠仁的笛子独奏曲《京调》、王昌元的古筝曲《战台风》、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评弹独唱《蝶恋花》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张敦智：《我的主课老师丁善德教授》，《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46页）

　　创作，教学，各种社会活动，站在衡山路2号的小楼前，我仿佛能看到那些年，丁善德进进出出风尘仆仆的身影，像“上海之春”这样的活动，我们至今仍享受着它的雨露，丁善德的努力和付出就像春之声，唤醒了大地的勃勃生机，又像一缕春风，默默融合在天地间，而我们却看不见它的身影。

二

　　据说，上海音乐学院全员师生员工都知道这样一个秘诀：“有事找丁院长就一定得到解决。”（谭抒真：《盛名永存》，《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56页）一句普通的话，道出的是人们对丁善德的信赖；也能够看出，这位杰出的作曲家，不仅业务能力精湛，而且在行政事务方面也很擅长。谁都知道，行政事务是要为大家付出的，是要投入个人的精力、消耗心力的，很多人不屑为之，而丁善德肯为之付出，那是因为他有一颗“大心”。他的心中不仅有自己的音乐梦想，还有一代人的追求——音乐百花园的大事业。于是，很多故事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丁善德才可以迎刃而解。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范额伦，曾留学美国，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他对摩拉维亚小提琴家、作曲家H.W.恩斯特的研究，填补了弦乐研究史的空白。他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丁善德带给他的最初的机会大有关系。1979年他报考上海音乐学院时，他父亲1955年遭遇的冤案还没有平反，他的年龄也超过规定年龄半岁。“多亏了当时主持音乐学院日常工作的丁善德副院长，他在获悉此种情况后觉得可以让我先报名试一试，让我参加考试，考下来看成绩如何再说。对我来说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不然真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考试过后，希望仍然渺茫，他得到通知：不管成绩如何，都不在录取之列。“丁院长在知道了这种情况后询问了详情，方知问题还是出在政审上，负责政审的同志认为我父亲问题严重，属直系反革命，这种情况当然根本不可录取，因此虽然录取工作已经结束，录取考生名单业已上报，但我的报考材料卷宗还塞在抽屉里。最幸运的是这事发生在1979年，‘四人帮’已被打倒，当时的院党委在得知这种情况后指出：政策已经不同，党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得到落实。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反对，因为材料已由市里上报国家计委，而通常已上报国家计委的材料是不再作更改的，我之所以最终还是进了音乐学院，那就真是多亏了丁院长在关键时刻的力争了。那年暑假丁院长有外事活动要出访罗马尼亚，途经北京时他亲自去了高教部，虽然按当时一般的做法，音乐学院的院长不能直接面见部长，但经过安排后，丁院长还是直接见到了当时负责主管全国研究生工作的副部长黄辛白同志，并当面详细地说明了情况。黄辛白同志在了解情况后当即表示可以用破格的方法进行录取，而且随后不久就会同文化部负责全国艺术教育的有关负责同志一起签署了破格录取的有关文件，因此最终我还是得以入学。”（范额伦：《难忘的1979》，《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50页）倘若，当年他被拒之门外，很难想象他以后会不会走上音乐之路，丁善德给他的是改变人生之路的机会。

　　作曲家王西麟创作的交响乐《云南音诗》，在1981年全国举行的首届交响乐作品评奖中深获好评，在最后一次评审会上，根据得分，它排第一名。此时，却有评委提出：作者因为打人被关押过七天，不能得奖。关键时刻，丁善德站出来讲话了，他的道理很简单：“纠纷归纠纷，评奖归评奖，硬碰硬啊！”（王西麟：《纪念丁善德先生逝世十周年》，《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77页）丁善德爱才，他更不愿意让年轻人失去机会，在这之中，还有他一贯的坚持：艺术标准不应当为其他标准所干扰。这是一个音乐家的良知，用这样的良知去教学、去办音院学院，他为这所学校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沉甸甸的。

　　丁善德为闻名海内外的小提琴曲《梁祝》创作背后的付出更是乐坛佳话。这首小提琴曲的创作成功，作者之一的何占豪曾经说过三个“归功于”：“《梁祝》的成功，很大部分应归功于刘品、孟波等当年的领导与策划；归功于以丁善德、赵志华为代表的老师们的指导；更要归功于以丁芷诺、俞丽拿为代表的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同学们，正是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雄心壮志和团队精神，催生了《梁祝》的诞生。”（转引自黄旭东：《艺术明珠〈梁祝〉创作过程真相——协奏曲创作的参与者与知情者访谈实录》，《音乐爱好者》2008年第12期）丁善德是怎样指导创作的呢？他首先为何占豪找到一位坚实的合作者陈钢，忙于准备来年毕业作品的陈钢最初不想参加，是丁善德表示可以用《梁祝》代替毕业作品，才打消了他的顾虑。接下来，丁善德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他：

　　从此以后，陈钢、何占豪每个星期都到我父亲那里上课，每一次都是先由何占豪写出一段旋律，陈钢给配一段伴奏我父亲则一次一次审读、修改，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当时商量最多的是，怎么才能让大型乐曲通过故事情节和曲式结构的统一达到艺术上的完美结合。过去的小提琴协奏曲都是有不同情绪的三个乐章，而这个作品根据故事情节与思想情绪的变化发展，认为好像用单乐章比较合适；这一点我父亲也作了肯定。他认为乐曲可以采用奏鸣曲式，但以单乐章的形式来写为好。这个问题就由我父亲拍板定了下来。在最后部分民间故事里讲的梁祝，是化成为一对蝴蝶。他们在要不要写“化蝶”的问题上又产生了困惑，主要是害怕有人会说这是封建迷信而加于反对、否定，所以没有写。但孟波在审听第一稿时发现没有“化蝶”，于是建议一定要补写。还有就是这个协奏曲是否要有标题。因西方的作曲家对协奏曲之类几乎没有安上标题的。他们把犹豫的理由告诉我父亲后，父亲说：“为什么一定要跟外国人完全一样?内容既然表现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取这个名字有啥不妥?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很好吗?我们要向外国学习，但不要盲目崇洋，完全照搬。”（丁善德之女丁芷诺接受采访所谈，黄旭东：《艺术明珠〈梁祝〉创作过程真相——协奏曲创作的参与者与知情者访谈实录》）

　　这也恰如当年的老师刘品所言：“‘梁祝’题材的确定、‘化蝶’一段的加写，都是孟波的意见；要不是在丁善德教授悉心指导下分工（一个写旋律，一个写配器）合作，‘梁祝’是创作不出来的。……丁善德、孟波都是‘梁祝’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精品的关键性人士。”（出处同上）

　　创作《梁祝》时，丁善德的家在高安路23号，之后，他便搬到了衡山路。有学生回忆到这里上课的情景：“我每个星期三上午大约九点钟去先生家上课。那时先生住在衡山路2号底楼。尽管先生很忙，这半天时间总是花在了我身上。”“丁先生的书房很简单，里面放了一架钢琴、一张小写字台、几把椅子、一个沙发。记得每次上课进入房间，在钢琴上、书桌上、椅子上，到处可见先生写的乐谱手稿，先生告诉我：他正忙着写《长征交响曲》。”（张敦智；《我的主课老师丁善德教授》，《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44页）这简短的文字给我们留下关于丁善德寓所的珍贵素描，丁善德指导学生，自己也从未放下创作，他是以自己的艺术才华、不懈的追求和人格魅力征服学生的。

三

　　我很想在如今的衡山路2号找到一点丁善德的旧迹，然而几乎是空手而归。房子的外形虽在，但是颜色与我以前见过的照片上的大不一样。照片上房子的窗户是红颜色，墙壁上爬满了青藤。印象很深的还有一张，是丁先生在葡萄藤下莳弄葡萄的情景。另外一张，是他正在快乐地逗鸟。他养着鸟——这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音乐家。照片中，他的钢琴旁不仅有曲谱、书刊，还总是有花瓶，里面都插着花。1987年，丁善德一家搬出这里后，青年旅行社搬了进来，后来他们又加盖了现在的二号楼。我奇怪院子里的三号楼是谁家，青年旅行社的一位老领导告诉我，原来是墙外的另一家，后来墙拆掉才合为一个院子。没有比照和知情人的介绍，很难知道丁家住在这里的时候，这三层楼是怎么布局的，我见过的一个材料上是这么写的：

　　新中国成立、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他先是居住在高安路23号，与另外两位教授合住。60年代搬至衡山路2号，这是一处临街的房子，每当公共汽车经过时，房屋亦会随之发生震动，每日里吵闹声和噪音不绝于耳，他的夫人身体不好，常为此休息不好，但是他从没有动过向组织提出调换房子的念头。“文革”中被迫让出住房，并且还要让出中间的房间，致使一个家庭的住房被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在如此逆境中，仍保持乐观之心态，戏称自家的住房变成了“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今天听来是苦中带酸，逆中寻乐，这正映照出丁善德先生的处世哲学和坚韧性格：处之绰然，不以为意。（钱亦平：《丁善德先生的人格魅力》，《音乐艺术》2005年第4期）

丁善德在衡山路2号寓所（1980年春节）

　　衡山路上的房子，今天很令人羡慕，想不到当年，它曾深深烦扰过丁家人。丁善德有权改变别人的命运，然而，他却不愿意为自家谋私利。他女儿丁柬诺谈道：“我父亲从不谋私利，不搞帮派，不偏不倚，廉洁奉公。正因为这样，我家兄弟姐妹五人，除了丁芷诺之外，全被分配到外地。按理说，父亲长期担任上音行政副院长，他完全可以找熟人托关系，安排好子女的工作，可他从不求人为己谋利，他没有为子女做过任何一件事。”（转引自施雪钧：《斯人已去，风范永存——一代宗师丁善德的人品、艺品与作品》，《音乐爱好者》2012年第1期）丁柬诺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高材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个没有钢琴弹的单位工作，最后只能在中央音乐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兼课教钢琴；她的小妹在复旦生物系毕业后，在郊区一所中学里教化学，多年后，凭借自己的实力，考取联合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她的两个弟弟都曾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一个留在安徽。

　　回忆文章中很少写到丁善德的夫人，我在照片里，看到过两个人相依相伴的身影，也了解到她对丁善德的爱护和支持。丁善德在回顾自己的音乐人生时，两个关键时刻都提到其夫人：

　　1941年，为了更有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技术，我向一位德国籍犹太教师弗兰克尔学习作曲。他是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有较高的作曲理论修养。1940年，他被希特勒赶出德国来到上海。这位私人教师所收学费非常昂贵，而当时我已结婚有了孩子。但我爱人庞景瑛非常支持我，极力赞成我把主要精力移到音乐创作方面去。因此她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作出安排，从各方面为我重新学习创造条件。从此，我每周向弗兰克尔老师学习一次，一直持续了5年。为了学得更扎实一点，我从和声开始重新学习。白天，我仍担任教学工作，每周要教钢琴学生四十多位，因此，整个白天就被教学工作占据了。到了晚上，就是我学习创作的天地了，我如饥似渴地学着。老师教得很好，因此在短短几年内，我学完了全部的作曲课程——和声、单对位、复对位、配器、曲式学、作曲。以后我陆续写一些小作品，真正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丁善德：《创作回忆》，《丁善德全集》第7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11月，第200页）

　　1946年间，我赴南京参加了公费和自费留学生的考试。当时我在国立音乐院担任教授，每周到南京任课一次：周末乘夜车赴宁，星期日上课，上完课再连夜赶回上海。在考试的时候，我演奏了自己写的作品。这年年底，我接到通知说考取了自费留学生，如果愿意去，即可办理申请护照手续。我觉得自己学得还不够，想辞去南京的职务，出国留学，于是又与爱人商量。当时我们已有4个孩子，经济比较拮据，但是爱人又极力支持我出国继续学习。于是，我们变卖了钢琴，退掉了市区的房子，全家搬到江湾岳父家。经过半年多各方面的准备以后，我于1947年秋天离开祖国，踏上了赴欧洲的旅途。（丁善德：《创作回忆》，《丁善德全集》第7卷，第201页）

丁善德和夫人庞景瑛在衡山路2号寓所（1978年）

　　这两次学习使丁善德实现从钢琴演奏到音乐作曲的转变，特别是后一次，到法国后，他跟齐尔品、奥班、加隆、布朗热、奥涅格等名家学习作曲,眼界大开，创作水平有质的飞跃。他刻苦学习，在巴黎两年便拿下对位、作曲、赋格三张文凭，奠定了一生的音乐之路。而妻子，独自带着孩子，且甘愿回到娘家过着艰苦的生活，在时局最为动荡的年份里给了他一个稳固的后方，可谓居功至伟。

　　上海音乐学院的同学都说，丁善德没有架子。很多照片上，这位老人都在开怀大笑，这并非就是说他是个老好人，恰恰相反，他讲起原则来是寸步不让的。1979—1980年间，学校评定职称，一位声乐系的老师遇到丁善德说：“丁院长您不公正，偏心作曲系。”丁善德面带笑容，态度却极其严肃地对这位老师说：“人家一本一本摆在那里，我看得见，你呢！连一张音乐会节目单都拿不出来，叫我怎么评你啊。”（施咏康：《忆我的恩师丁善德先生》，《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27页）最后，这位老师也无话可说。他不是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他曾为很多有才华的学生提供机会，大开绿灯，破格录取，然而在某些方面又丝毫不含糊，比如他曾经说过：“你可以在外地当教授，但不一定能在这里够教授资格。”“职称评审，最主要是坚持标准，宁缺毋滥，更不能凭人情行事。我们不能降低标准。”（王西麟：《纪念丁善德先生逝世十周年》，《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77页）在他的心里，艺术的标准什么时候都是不能打折扣的。

　　在各种风潮面前，保持本性，坚持自我，追求真理，这是丁善德的风骨：

　　1983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外国新音乐的文章，不料此文刊出后竟引出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久，改版前的《人民音乐》编辑部以及我国为数不少的著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音乐社会活动家，都以政治上的优势居高临下地在音乐刊物上对我进行了指责和批判。有的说我“对西方现代派作了全面的吹捧”，有的说我“背离了党的文艺路线，掀起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走我们自己的路子”，使我五雷轰顶，不可终日。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们音乐的路子起于何处，指向何方。我只知道，在文艺问题上，我们实行的是“双百”方针。

　　一日，丁院长见我茫茫然如惊弓之鸟，遂对我说：“你用不着怕，我看过你的文章，我没有看出里面有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如果他们抓住你不放，我会讲话。”

　　我们非亲非故，在那个年代，有人为我仗义执言，使我没齿难忘。（茅于润：《良师益友丁善德和我交往中的二三事》，《丁善德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16页）

　　“我会讲话”，这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的道义；“没齿难忘”，这是由心而生多么重的字眼啊。

　　走出衡山路2号这个小院，本来我有些失望，然而，阅读这些资料时，它不但让我感动，而且引人深思。一个人的故居可以建筑在地面上，也可以建筑在人们的心上，建筑在彼此流传的情感和敬佩中，丁善德属于后者，有令人“没齿难忘”的情谊，再大的风雪，他的故居都巍然屹立。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