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汉口路193号，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临时办公地，门口挂着很多单位的牌子。

　　近几年，我每次去“历博”，要是走楼梯，一定会走错一层，就到了陈毅的办公室。那一层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辉煌，门口立着陈毅的雕像，但是，办公室原址的大门紧闭。

　　上海对于他们的陈毅市长始终是饱含着深情。

　　最近一次到“历博”，在门口，我正准备向一位拿着暖瓶的老伯打听。他没等我开口，上下一打量，就说：“是去历博吧，跟我走。”

　　他带我进了旁边的一个电梯，“这么小啊！”我惊叹道，这个电梯只能乘下一两个人。“你可不要看不起这个电梯啊，当年陈毅上班就是乘它上下的。”老伯自豪地说道。我马上接着问：“上面是陈毅的办公室吧，里面的陈设还在吗？”“当然在啊，他用过的大办公桌，原样保留。”老伯更加自豪了。

　　这一次，“历博”的馆长告诉我，他们征集到一批当年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成员的标准照，虽然里面缺陈毅的，但是，有我祖父夏衍的。

华东军管会主要成员夏衍标准照（1950年）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从未收入任何图册。

文化人穿戎装的独特体验

　　照片上的祖父，正值知天命之年。

　　50岁，对他来说，还很年轻。

　　“值得高兴的是‘自我感觉’还是一股锐气。陆游晚年的诗中说‘一齿已摇犹决肉，双眸虽涩尚耽书’，而我则一个牙齿也没有摇，双眸还可以看小五号乃至六号字的书。”（《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深色帽子的下面依然是一张清癯的脸，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胖过。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色透明的眼镜，用“白面书生”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时代在发生着巨变，我祖父的人生角色也在跟着变，首先就是从他的穿着变起的。

　　照片中的夏衍身穿着戎装。

　　看来应该是在1950年的冬天，厚棉军装穿在大衣的里面，露出了衣领和少许的前襟，围脖搭在前胸的右侧，隐约可以看到左胸的口袋一角。军服的外面罩着的深色大衣，半敞着没有系上扣子，左边的斜领上别了一枚五角星徽章。

　　这样打扮的夏衍，与先前鲁迅的描述“……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装，态度轩昂，……”确实是很难划上等号了。

　　他的右手半攥着，面带着微笑。

　　在他的秘书李子云的描述里，这微笑是迷人的：“他让我们觉得亲切而自然。他带着他所特有的微笑——从这微笑中我们感到他是喜欢年轻人的——津津有味地望着我们、研究着我们，特别对我们几个穿着从国民党军队仓库中缴获来的不合身的大军装的女孩子诙谐地说：这几个是儿童团嘛。”

　　说这话时，夏衍的观察力不是来自于首长，仍然是位作家。即便是军装穿在他身上，他也跟别人不一样。“他与其他来自解放区的同志一样穿粗土布的黄军装，但是，只有他戴着当时只是在上海才有的玳瑁边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皮鞋干干净净，脚上居然还穿着一双黑丝袜！——在1949年这简直令人惊讶。”（《记长者夏衍》，李子云）

　　在我祖父自己的笔下，他穿戎装的经历，几乎是伴随了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过程。对于他这样一位文化人来说，这种独特的体验，记忆是深刻的。

　　1949年5月16日，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而复等一行，离京乘火车沿津浦线南下。走走停停，一个多星期之后，终于在5月23日傍晚抵达了三野指挥部所在地丹阳。这时，于两天前发起的上海战役已接近尾声。

　　见过陈毅之后，紧张和忙碌便开始了。忙完整整一天，走出会客室，接管委员会秘书长骆耕漠派来的“一位管总务的同志等在门口，发给我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所以后来每次要我填履历表时，我就在‘何时入伍’这一栏上，填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丹阳。“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务。”（《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接着从丹阳出发，25日中午抵达南翔，晚8时左右到了沪西的交通大学，被初夏的蚊子咬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祖父用金山送行前塞的两块银洋，买了一大包隔夜的大饼油条，解决了文教组同志们的肚子问题。

　　我祖父的另外一张戎装照，就是在1949年5月27日。他身穿军装、头戴军帽随入城式车队进入大上海。他站在卡车上的第一排，旁边站着同样军人装束、戴着墨镜的于伶。他们的前方有块巨大的标牌，写着：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

1949年5月27日，夏衍（右一）穿着军装随军管会入城式车队进入上海，旁边戴墨镜者为于伶

　　这张照片很著名，曾经发表过多次。

　　在《懒寻旧梦录》里，我祖父还补写了入城那天的一件私事。在文管会进驻原国民党市政府教育局之后，他准备回一趟家，“自己要了一辆吉普车，大约于下午四时左右，回到了一别三年的‘重华新邨’。当时还没有给我配备警卫员，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所以我只向陆万美讲了一句‘两个小时后就回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想不到吉普车经过重华新邨街口的‘梅龙镇’，就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前天晚上在大雨中解放军露宿在街头，为什么会有一个身穿军服，挂着手枪的‘军人’会单独地‘进入民家’呢？人们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然，我的妻子看到我这身穿着，也不免大吃一惊。沈旦华当时十二岁，在梅龙镇附近的弘毅小学念书，所以连这所学校的师生，也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了”。

　　这是件趣事，也是件窘事。在一个当惯了老地下党的人看来是回家看看的平常事，却被当做是“冒险”行为，立即报告给了公安局长杨帆。第二天，便给他配备了警卫员、一辆克拉斯勒轿车和一个胖子司机，并且正式的提醒他：你不是一般干部，是一个被“保护”的目标，这是必须遵守的制度。

　　和那件不合身的军装一样，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情很多。“解放初期，我对随身带一个警卫员，出门必须通知保卫处，被过去的熟朋友叫部长、局长，实在感到不习惯”，当他提出一些异议时，“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

　　对此，还是陈老总看出了夏衍的难处，懂得他长期做统战的工作性质。“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后，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服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装和袍子。’他说：‘西服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

　　“这段话不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而且使我对他的拘束也完全消失了。”1979年，在上海解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里，夏衍写下了这篇《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的文章。

接管上海文教系统

　　“1949年5月4日，潘汉年、许涤新、我和沈宁一行四人，从香港搭乘一条挂巴拿马旗的货轮到了塘沽。……在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就乘火车赶回北京。”

　　“从香港回到上海”是《懒寻旧梦录》一书中临近尾声的章节。这一段的手稿，被用在了三联书店出版的第一版封面上，设计者是我祖父的老朋友范用先生。

　　北上时，夏衍仍是一身香港的打扮，西装革履。到达的当天“傍晚到了弓弦胡同十五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克农和我自1941年初在桂林分手，一转眼已经八年多了，相见甚欢，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坐定，克农就叫人来给我们拍照，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晚上，他设宴为我们洗尘”。（《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接下来的日子，可就不那么悠闲了。正如李克农所说：“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

　　最重要的，当然是毛、周、刘、朱几位巨头的接见，听取他们对接管上海的指示。毛泽东的指示很宏观，“要求尽可能完好地保存上海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毛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刘少奇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政策。除此之外，刘少奇还询问了在香港的杜月笙的情况，“潘回答说，他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汉年和我还去看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又说，据他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敢闹事”。

　　与周恩来的见面有两次，他的指示非常的具体，分别是11日深夜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和13日通宵在中南海。

　　周恩来告诉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

　　一、在新政协召开之前，先筹备召开第一次文代会，目的是使解放区和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新文艺工作者和旧文艺工作者来一次文艺界的大会师，消除隔阂，加强团结；二、今后的新闻工作、办报方针，初步意见是在北平和上海等地，保留民营报纸；三、在文化教育方面，上海是全国的“半壁江山”，甚至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对于全国知名的大艺术家、科学家，要礼贤下士，登门拜访。对于各大学、科研机构、文博系统的“留用人员”，要保留原薪原职，继续安排工作。等等。

　　此次北上之行，用我祖父自己的话说，“为公，我们南下之前，必须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私，我们三个人都想和阔别多年的朋友们见见面，叙叙旧情，和了解一下他们的现在和将来的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后，夏衍一行人于5月16日离京南下。这已经不只是他和潘汉年、许涤新来时的三人，而是一支“队伍”，还有盛丕华（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盛康年父子，周而复及“一位人家都叫他杨秘书的年轻人，和五六位我不认识的民主人士”。为了这一行人的安全，中央还派了一班警卫战士。

　　到了济南，一行人受到了山东省省长康生的热情接待，设宴洗尘。“他对那位杨秘书非常客气，吃饭的时候拉他坐在他的身边，后来潘汉年告诉我，原来他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抵达丹阳。5月下旬，南方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在三野指挥部所在地，一座花木扶疏的别墅小洋房里，夏衍第一次见到了淮海战役中围歼了55万国民党军队的陈毅将军，一位剃着“光头”的儒将，他穿着黄褐色军服，热烈地和大家握手，不等介绍，就大声地说：“等了你们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不需要给你们介绍上海情况。”他拿起一把扇子边扇边说话。

　　陈毅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包围了吴淞，国民党在上海只有几个军的残兵败将，已经没有什么仗可打了，我们随时可以拿下上海……”

　　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接下来，繁重的接管工作开始了。

　　在接管委员会的名单里，由于上海是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中心，所以财经方面的接管班子人才荟萃，正主任是曾山，副主任是许涤新、刘少文；之外，骆耕漠、孙冶方、龚饮冰、顾准、吴雪之、徐雪寒……都是一时之选。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兼任，副主任是韦悫、夏衍，还有范长江、钱俊瑞。

　　接管初期，与那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之战相比，文教领域的接管，重在安定团结。“要团结知识分子，要尊重学者专家，要爱惜人才，在这个问题上，陈毅同志是抓得很紧的。凭这一点，在接管上海文教工作中，没有犯过太大的错误。”

　　“在整个接管过程中，我们没有禁过一出戏，更没有禁止过一本书，……也有人给陈市长写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不止一个人在会议上批评我‘手软’，说京剧界已经不演‘粉戏’了，为什么还让《出水芙蓉》这样的美国电影照常上映。我向陈毅、潘汉年请示，潘说《出水芙蓉》我在香港看过，不能算是‘黄色影片’，我们中国不是也有过杨秀琼这样的‘美人鱼’么？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这样，美国的旧影片继续放映到1950年六七月，直到抗美援朝前后，电影院从业人员激于反美热情，才相约主动停映。”（《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按照入城政策，凡私立大、中、小学和私营文艺单位，一律不接管，也不实行军管。

　　新闻单位较复杂，区别对待。《新民晚报》，解放后照常出版，一天也没有停报；《文汇报》，文管会帮助严宝礼、徐铸成他们复刊，给予纸张、印刷方面的资助；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照常出版；英文《大陆报》原来是孔祥熙办的，经查解放前夕的“出盘”是骗局，所以，于6月初予以没收。

　　电影方面，CC系统的“中电一厂”“中电二厂”、军统系统的“中制摄影场”和三青团系统的“上海实验电影厂”，以及管制电影发行放映、进出口业务的“中央电影企业总管理处”“电影审查委员会”，实行了先接后管。对于两大较具规模的私营电影公司——“昆仑”和“文华”，文管会尽力帮助他们早日恢复生产。

　　经过七八月份的紧张和忙碌，到8月底，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9月3日，陈毅同志在“逸园”宣布，历时三个月的接管工作已经结束。

　　这一年秋，夏衍再次北上赴京，参加“新政协”的胜利召开。

　　“10月1日 星期六 晨雨，后云转晴

　　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

　　下午2时半到天安门城楼。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得来的。想起了郑汉先和庞大恩。3时15分毛主席宣告政府成立，朗诵公告，阅兵。

　　休息室中，恩来同志对我和丁玲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面。’但不约而同的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阅兵和游行到10时后才毕。”（《夏衍：北行日记 1949年》）

与陈老总在一起的日子

　　“在我陪苏联代表团回上海之前，李克农约廖承志、潘汉年和我到他家吃饭，谈了一些我们在桂林时期的往事。克农对我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几句我当时不太注意，认为我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这匹李克农眼里的“野马”，在上海的解放初期依然是一位福将，因为夏衍遇到了陈毅。

　　对于这位声名赫赫的将军、政治家及诗人，夏衍并不陌生，“我早已听说过不少陈毅同志的故事。在抗战时期，在香港、广州，不少同志和我谈过他在赣南进行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在重庆，王若飞同志和我谈过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上海，许多从新四军出来的朋友和我谈了数不清的他们那位敬爱的陈军长的佳话和逸事。”而陈毅对于夏衍，在丹阳的第一次见面，他就用“上海通”三个字表明了他的认知和了解。

　　当然，上海解放前三天的这次见面，毕竟是仓促的，“因此，不论是开会，或者向他汇报工作，我总是问一答一，问二答二，难免有些拘束”。而日后陈毅让他脱去军装的那段话，给了夏衍很大的启发，“而且使我对他拘束也完全消失了”。

　　“兼资文武此全才”。对于攻占上海这座著名的城市，军事家的陈毅用“瓷器店里打老鼠”作了形象地比喻，决定放弃使用火炮，只用轻武器逐街逐巷的争夺，从而保全了这座城市。

　　一夜豪雨之后的清晨，上海市民打开家门，看到的是露宿街头的解放军。在此之前，政治家的陈毅有着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制定慎重、缓行的两点原则。入城前组织了“丹阳集训”，并要求每一名入上海的战士，都将《入城纪律》贴在背包上。

　　上海作为一个消费大城市，很多娱乐场所藏污纳垢，是文教接管方面的难点。一市之长的陈毅兼顾民生，有过一个极其精辟的指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估计真正做到符合工农兵的要求，需要十年，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三十万人没有饭吃。……”

　　而对待文化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这位有着诗人气质的陈毅市长，则和风细雨、礼贤下士，不止一次地指示：“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又说，有人把接管工作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次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让夏衍最为感佩，身经百战的陈老总“又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贴心人。他懂得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知道他们对国家、民族所起的作用。他敢于为长期不被重视的知识分子鸣不平”。

　　接管上海时间还不到一周，陈毅要夏衍、姚溱、于伶等人尽快筹备召开一次全上海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人多一点不要紧，我准备跟他们谈谈党的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让他们安心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社会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一个不请那一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于是，这个参会名单不断增加，最后到了一百六十多人。

　　据1949年6月6日《解放日报》的报道，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的第一次盛大集会，有“各界代表吴有训、周仁、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罗宗洛、陈鹤琴、茅以升、钟伟成、杨铭功、冯德培、涂羽卿、曹未玉、冯亦代、杨刚、李平心、谢仁冰、张大炜、赵超构、浦熙修、王德鹏、张明养、冯雪峰、巴金、郭绍虞、梅兰芳、周信芳、黄佐临、陈白尘、熊佛西、陈鲤庭、吴蔚云、赵丹、蓝马、石挥、黄宗英、秦怡、袁雪芬、刘开渠、庞熏琴、张乐平、陈烟桥、陈秋草、周小燕、谭抒真、沈知白、董天民等一百六十二人”。这次会上，陈毅市长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很多文艺界人士在听完这个报告后成了“陈毅迷”。

　　夏衍说：“我在上海文化界工作，主要是执行了陈毅同志的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我没有到过延安，也没有在解放区工作的经验，自问没有官架子，更没有‘整人’的私心杂念。”他自己承认，在上海时期做过的最得罪人的一件事，是1952年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系统干部做的一次文化常识测试，由此受到的攻击直接上升到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好在陈毅同志支持了他，陈毅对夏衍说，搞这样一次测验是好的，但你们文化人办事就是小手小脚，要我来办，答卷上一定要署名，测试的结果得公开发表，只有让他们丢一下脸，才能使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

1950年7月下旬，夏衍在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上作工作报告

　　夏衍说：“上海是我长期工作过的地方，但是形势变了，工作变了，连‘身份’也发生了变化。我这个人适应性很强，前两者我都可以适应，而‘身份’——从文人、记者、地下党变成执政党的‘高干’，也就是说做了‘官’，这就使我感到很不习惯。……”

　　夏衍在30年后仍感慨：“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对此，他一直记得与陈老总的那一番对话：“……你别看我是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祖父的《懒寻旧梦录》写到1949年止，结束在上海解放、接管之后。

　　这一年的9月，他在日记里写道：

　　“9月5日 星一

　　下午7时，自上海北站启行。

　　同行者‘501’、刘晓、张登、陆璀、汤桂芬等二十人。‘501’健谈，至12时才睡，2时抵南京。……”

　　“501”即陈毅，为其在部队中使用的代号。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夏衍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