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入天主教后，教名保禄。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著作，尤精晓农学，著有《农政全书》等。他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633年11月8日病逝，崇祯帝下旨赠少保，谥文定，加赠太保。1933年为其逝世300周年，徐家汇的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规模比较大的纪念活动，主要内容有11月24日的宗教纪念仪式（包括南京教区主教等宗教人士发文追思）、文定公墓修缮增建以及为时一年的纪念文集编撰等。
为时一天的宗教纪念仪式
1933年11月14日，南京教区主教惠济良在报纸上发布通告：“谨启者，明相国上海徐文定公，为我国圣教及科学之泰斗，本月二十四日为公去世三百周，特开追祷大会。午前八下二刻，徐家汇大堂举行大礼弥撒；午后三下钟，文定公墓上（徐汇大堂西南）举行大礼追思，公开追祷大会；四下，天文台茶点，恭候各界驾临。”同时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中法文请柬，邀请中西政商学界参与该项活动。
这个活动引起中外各界重视，不少中外报纸和杂志都对活动作了报道。综合当时这些报纸所载：该日本埠徐家汇天主教会，特于早晨八时半，在徐家汇大堂，举行五六品追思大礼弥撒。（耶稣会巴黎省）桑会长主祭，惠主教在宝座上参与弥撒，礼节非常隆重。弥撒后，主教行大礼追思，神父修士都站在两边参与追祷。在徐汇大堂的来宾除上海徐汇各修会账房司铎、修士修女、公教进行会等等外，还有法国、比利时驻沪总领事及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杭州《我存》杂志社江道源司铎，江西余干教区郑司铎，报界新闻记者等。这个活动结束后，十时一刻在徐汇大修院开演讲会，这时的参与者有司铎与修士。丁宗杰修士讲题是《徐文定与利玛窦》，陈秋堂修士讲题为《徐文定公与圣教会》，最后一个是张登儒修士，演讲《大著作家徐文定公》。据称这些演讲非常精彩，“深博听者之赞美”，演讲中间又有音乐以及纪念歌曲，以此来增添热兴。
下午三时在徐文定公墓上举行追祷大会。上海各男女修院人员都纷纷来临，徐汇中学、徐汇女中、启明女中、类思小学等与教会有关学校及上海公教各学校均有学生参加。要人、名人（即政商学界人士）参加的有：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代表罗先生（据称吴市长本来要亲临，恰好临时有事，于是派罗参事作为代表）、上海市政府第一科主任林炎南、公安局局长文鸿恩、秘书林少衡、承审员林笏曾、前万国邮政第八次会议中国代表林季章、商务印书馆交际博士黄警顽，以及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胡贻毂等；新闻媒体方面有《申报》《新报》《时事新报》《大陆报》《字林西报》《上海法文报》等到场摄影，当日“来参礼者数逾一万”。活动开始，先鸣礼炮，在而后响起的西乐声中，“南京惠主教、海门黄副主教乘肩舆至墓门下”，由执苦像烛炉等辅礼人员引导，在石制十字架前更衣，穿礼服后至墓前诵经。在徐文定公墓上举行五六品追思大礼：惠主教和他的助礼者坐上丝绒的椅子，然后在乳香壶里，撮着乳香末，加在香炉里，然后由助礼者扶持着，他先用圣水壶里的圣水，洒在墓地的四周。一面绕着圈子，一面把圣水向那墓地上洒，再手提着乳香氤氲的香炉，绕着墓地走了一圈，这代替圣灵天主的祝福者，便又回到座位上。边上白衣黑袍的修道士们唱起了祝福的歌词，合着那追祷奏乐的调子，显得特别慢而滞缓。此后董家渡院长张伯禄大司铎演讲、吴市长代表演说，最后即是惠主教的谢辞。在这之前，先宣读了两个电报：一个来自寓比（利时）国圣安德肋修院、本笃会修士陆徵祥，另一个来自驻法国巴黎中国公使顾维钧。随后，主教带着本地上海土白的口音，发表了一番演讲（谢辞）。此处的活动随着谢辞完毕而结束，一些来宾教友等，相继至天主堂，略用茶点后，五时散会。
徐光启墓的修缮和演讲要义
徐光启故世后，翌日在教堂举行追思弥撒。1634年，棺柩运至上海。由于时局较乱，没法立即安葬，于是就厝于南门的双园别墅中。1641年，才安葬在“徐家汇肇嘉浜北原的赐城”（今徐汇区南丹路17号）。此后的两百多年里，他的很大一部分后裔就搬到这里来了，一边守墓，一边种地以维持生计。
2010年3月2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张犇采访了当时的徐汇区文化局宋浩杰副局长，此后在《史林》发表了《徐光启纪念地口述访谈录》。据宋先生所言：关于徐光启的纪念活动，规模比较大的有五次:第一次是1641年徐光启的落葬仪式;第二次是1903年为纪念徐光启入教300周年天主教会重修徐光启墓;第三次是1933年徐光启逝世300周年上海市的纪念活动;第四次是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的修复工程和纪念活动;第五次就是2007年的“《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暨纪念徐光启国际研讨会”。对于墓地的修缮，“最近一次的大修是在2003年即徐光启逝世370周年之际进行的”，基本上参照1903年的式样。
在1933年的纪念活动中，上海教会刊物《圣教杂志》社把该年第11期定名为《徐上海特刊》，全部是讲述徐文定公的事情。其中有《徐文定公遗迹·坟墓》，把1903年的墓况与修缮叙述了一下。当时墓前原碑已经遗失，所有石人、石马、华表和牌坊等物有所残缺，江南天主教会都对此进行了重修。又在墓前另外新安置大石十字架一座，底座侧面刻有文字，一面附有拉丁文碑石，另外三面刻丹徒马良（相伯）撰文、娄县张秉彝楷书的碑文。碑文分刻在六块大理石上，每石十二行，每行六字，方三寸余；“四周围以铁栏，以期永久”。1933年纪念活动开始前，对白石十字架进行了修理。十字架下面，四周建筑人造石栏杆，上面四周围以铁栏杆，“精致轻巧，非常美观”。最大的变化是从石牌坊到墓地，另筑了水泥路，这个就让人们进出方便许多。当时的徐家汇还是乡野地区，雨天后的泥土路，对行人来说实在是很不方便。
1934年徐光启墓全景
徐光启墓前十字架
教会举办徐光启逝世300周年纪念活动，一方面是因为徐光启作为天主教徒，有着好的“官声”，去世时没有什么财产；在学术上，留下了不少译作，也有不少的著作。第二，在宗教的传播上，也做了不少事情。最后，与那个时期的局势也有关系。在墓前，张伯禄大司铎说：徐文定公生于明季乱世之时，一生焦心急虑奔走呼号者，乃挽救当时吾汉族之劫运。如果能够实现徐文定公的计策，何至于几三百年，“日本又何得轻视中国，至今为患”。徐在接触西方教士后，论道之余，闻其一二，即视为有用之学，中国之需。于是深加探求，广事译述。进教后，不仅仅独善其身，更欲兼善天下，受其教而入教者，何止数千百人，“至今上海等处，最古之奉教家庭，其先祖非皆徐文定公劝化者乎”。惠主教在演说（谢辞）中这样说：“你们今天从各处到这里来同我们一起静默着、追悼着、祈祷着，我诚恳地感谢你们，我还是希望你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纪念，徐文定公是一个大文学家，一个大政治家，一个伟大的国民，一个维新的科学的发起人；是天主教第一个热心信友，又是一位开教的宗徒，且是辩护圣教的大博学士。请问有几多人完全认识他呢？至今还尊敬他，没有忘了他呢？唉！我想不是很多吧！今天我们认清了，以后常要纪念他，要把他的功德刻在我们的心坎里，才算是真正的纪念。第二是效法，他的德表还活着。从坟墓里发出的回声是在宣布他的纯洁、坚忍、谦逊、诸德，是在追述他的天主、圣教和祖国人生三大关键。我们纪念他，就是要效法他的德表啊。”
纪念文集的编撰
对于这次纪念活动，组织者除了出版徐光启的一些书籍外，还编写及出版一些有关徐光启身世、事迹等书籍。如上面提到的《徐上海特刊》，还有十二世孙徐宗泽所编写的《文定公徐上海传略》等。活动结束后，1934年4月《圣教杂志》社还出版了徐宗泽所编、“上海惠主教准（许）”、土山湾印书馆印刷及发行的《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一书。该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当年军政商学要人、名人为这次活动的“题咏”，占用的篇幅不是很多；另一部分是有关纪念活动与介绍徐光启的文章。
《汇编》收录的题咏，采用缩印的办法，一页上有2—4件，只有一件的很少（最后两页，看上去应该是两个人所书，后者是陈夔龙，前者看不太清楚。根据人名排列的习惯，以及陈夔龙的题词之后即表示“尚有刘道铿先生等题词未及制版，深以为歉”，这个书写者更不好找了，以致让人怀疑最后两页是否为一个人所书）。在南丹路徐光启纪念馆中，有蔡元培、柳亚子、蒋介石、孔祥熙、徐世昌5个人的题词复制件在展出。《汇编》编者似乎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或者不知道以怎么样的顺序安排题词较好，于是采用“各界题咏，以收到先后为次”（从实际排列与前面姓名排列看，前后也有些变动，这个应该是版面上的需要），并为了表示感谢，“将芳名列下”。根据所列人名，包括“北京大学、上海商务印书馆”两法人团体，共有68件，《汇编》上刊录48件（最后两页算两件的话）。要看看大致内容，这书上所印也可以了，反正不认识的字，看原稿也看不明白。如果读者对这些书法感兴趣，并且想对当时题词情形有更多了解，不妨去看看201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册》。该书《序二》介绍：当年政商军学各界名流为1933年11月举行的徐光启纪念活动而亲题的墨迹原件，经徐宗泽整理装裱成册，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除少量几件外，现予以影印公开七十八件。”那个看起来很舒服，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认识的字还是不认识。
《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收录的题咏
《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册》仅仅收录了当时的题词，文章只能在《汇编》中看到。《汇编》中的文章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徐光启身世的介绍，有张星曜的《徐光启传略》、黄节的《徐光启传》、志乘（如《上海县志·徐光启传》）及《徐氏家谱》中《文定公家传》等九篇。一类是对纪念活动的记载，包括纪念日那天街道的布置，从教堂到墓地之间搭建了三座纪念牌坊，在徐家汇教堂中的追思弥撒礼，文定公墓前的活动，南京天文学会举行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一些报纸的报道以及个别参加者的感受等。一类是对徐光启在各个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要纪念他，就是要人们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张伯禄司铎和惠济良主教在徐墓前的演讲与谢辞，对徐光启的赞美还是显得比较抽象；《汇编》中这类文章就比较具体了，基本从各个方面来叙说徐光启的贡献。这些文章原来是刊登在一些刊物和报纸上的，原本就有了一些受众，把这些汇编起来更便于人们去全面了解；也因为是各自刊登的，所以有些内容难免会有重叠。
这类文章共有15篇，分别是竺可桢《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向达《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陈彬龢《徐文定公三百年周年纪念》、李书华《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日感言》、潘光旦《徐文定公三百年祭后》、高鲁《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感言》、竺可桢《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陈展云《划时代的徐文定公》、金兆梓《徐文定公三百年纪念》、楚《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慈《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徐景贤与严肃《徐光启对中国近代教育之贡献》、牟润孙《徐文定公与朴学》、徐景贤《徐文定公奏议四表叙》及马相伯《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
限于篇幅，笔者对这些文章有选择地稍微介绍一二。
竺可桢先生一文讲述得比较详细，着重地讲一下我认为重要的内容。徐光启被人们认为是翻译西文的鼻祖，梁启超也说：“他（徐光启）是头一位翻译欧文书籍的人，……对于数学、天文学、论理都有很深的修养，自己著作不少。”竺先生自然不会否认，同时又表示：实际上文定公解析事实，推阐原理，事事以科学方法为依归，故于强国富民之道、安内攘夷之方，以及整理历史上之事实，均能以客观眼光分析归纳，故能立论精确，见识超越我辈。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所以不昌明，一是由于学者只知书本上寻求知识，不知“体诸实验”来纠正错误。元代从事历法的，连日月蚀的时间都预测错误，还说“天道无常，日度失行”。徐光启批评道：“己则不合，而归咎于天。”另一个原因是学者在技艺上偶然有所心得也秘而不宣，以致到最后无人知晓。徐光启曾经用利玛窦的话来说明传承的必要性：“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而弥著，立法弥详而弥简。”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学来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他不仅对于“日月行度、经纬高下，加以精确之推算”，即使是历史上的事情，也常常“绳以统计，而立为不刊之论”。简单地归纳一下，徐光启能有一番成就，因为有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而不搪塞推诿，心胸开阔而做事细心。
向达“略举三事”，从中得出徐光启：一不轻信，从知道中国有西方之宗教，到遇到利玛窦相与讨论，又后来入教，其中有十年时间；二是勤俭廉洁以从公，史称“盖馆之日，囊无余赀。御史请优恤，以媿贪墨者”；三是重实践而簿空言也。
陈彬龢一文中讲了徐光启从事历法修改的挫折与贡献。我国旧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数、地舆技艺多由私家著述，秘而不宣，从无组织系统，非确有实据之科学。一六一〇年一月五日日蚀预测不准，徐光启上奏，请修改历法，被有关当政者拒绝。一六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礼部预测日蚀的时间又不准确，明朝皇帝方开始命徐光启会同教士修改旧历法。“可知真正之科学，自此始放曙光。”
李书华说：徐光启所研究及其介绍之科学，为天文、数学、水利、测量和制炮。对于这些，虽然没有发明与创造，然其在我中国，实为“传布”“介绍”之先导。在当时冥顽守旧、门户纷争的环境下，他独能毅然决然，提倡输入科学，尽力国家，置自身祸害于度外，其人格之高尚，功绩之伟大，实令后世之人，“永永钦敬者也”。
徐景贤认为：“徐文定公奏议，卫国保教，制历明农，具历史价值。”于是根据这些奏议，编成四表，分别为兵事年表、农事年表、历事年表和本事年表。以后在这基础上，编撰了二万字的《明贤徐文定公年谱初编》。这些都是徐光启年谱较早的编撰成果。
时人称：“三年前李之藻逝世三百年纪念，为之唏嘘徘徊者只一二笃信天学之士；今年又逢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而唏嘘徘徊者只仍前此之一二人。”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在那年月，局势动荡，不是徒具形式的“纪念”者真的不多。
看看今天，不仅出版了能找到的关于徐光启的全部著作，还出版了不少研究文章，徐光启墓地也成为纪念性的公园，并建立了展示徐文定公功绩的徐光启纪念馆。我们国家在天文、历法、兵事等方面的发展，徐公在世也当欣慰也。
（作者系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