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却在上海留下自己的英名，被誉为辛亥革命的“马前卒”！他与同时代人章太炎等人一起在上海公共租界掀起了反对满清运动，与南社同仁刘三的友谊更是经历了生前生后两个世界的验证。对于今天的上海人来讲，甚至对于今天的一些学者来讲，邹容的行为有点突兀。时过境迁，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太容易被人理解了。邹容出生、生长在四川，他的主要活动、重要事迹都留在上海，最后还葬在上海。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尸身要在出生地安葬才能安魂，但是邹容的遗骨并没有“马革裹尸”还四川，非常惨淡。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背后蕴意，到底是什么？我没有做邹容的专门研究，但我是从事过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所以也想谈谈我的看法。

邹容像

　　邹容到上海，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当时清朝的那些中心城市，比如说北京、南京，或者是辛亥革命中起到很大作用的武昌？我觉得这跟上海在洋务运动以后崛起的文教资源有很大关系。邹容是1902年到上海的，当时上海已经成为一个新式教育中心，完全可以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东京并列。上海的新式教育机构，从数量来讲的话，并不少于日本，中等的有徐汇公学、中西书院、格致书院、龙门书院，高等的有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东吴大学，震旦学院也在次年建立，到1905年还有复旦公学、中国公学等一系列高等学校的创建。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倡留学的时候，经费充裕的江、浙地区秀才、举人大多到东洋，甚至西洋留学。内地县份的县学，或者私家学田的学费不够，有些学生没有足够的经费留学东、西洋，就到上海读书。上海有新式教育的资源优势，可以说是不出国的留洋，求学上海变成了一种“半留学”“小留学”。结果，内地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的上万名学生滞留上海，要么就地求学，要么再赴东京。邹容也是在这个“书院转学堂”的大趋势中来到上海的。我们今天谈邹容的问题，谈1905年“废科举”前后，即把它放到中国知识分子新旧教育变革的背景下来看。这个变革就在于那一批已经感受到时代变化的秀才、举人这一级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意识到科举制度就要被废除了，所以必须赶快来学新的知识，最好是到欧洲，其次是到日本，再次是在上海。从日本回来，或者出不去滞留在上海的话，也有新的学校可以读书，有新的知识可以学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翻译馆及工艺学堂，到南洋公学，一直到1903年创办的震旦学院，再到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这些教育资源非常的重要，这是吸引邹容们来到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觉得，邹容来上海并不是偶然，当时的上海“新文化”足以吸引到江南乃至全国的士大夫。

　　邹容的情况，也有他的特别之处。四川离上海比较远，到上海的学生比例不是太多。江、浙地区有大量的学生聚在了上海，支撑着上海的新式教育，也形成了一个知识和舆论市场。上海的报章、杂志畅销，那些介绍西学、主张维新的文章都被追捧。当时上海已经有了几十年翻译、编辑、出版西学的历史，都是通过英文、法文来翻译新知识，编辑教科书。到了邹容这一代人，需求量太大，要求太迫切，不少人就用日文来翻译，这也变成了一个时髦。那些粗通英语，甚至只懂些日语、汉字的学子也大量著述，赚取稿费。后来，文章越写越激烈，反清反满，主张革命的文章也流行起来，邹容在上海发行的《革命军》，竟至于洛阳纸贵，据说有100多万册。《革命军》大部分是盗版的，盗版书拿不到稿费，它让邹容暴得大名。在上海正版发行的著述数量，也足够让邹容靠西学著述和革命言论生存下来。所以，我说邹容有特殊的才能，能利用上海这一整套的翻译、出版体系，在新的知识环境中站住脚，生存下来，然后从事革命。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就势讲讲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租界的突出地位。在当时，上海其实是整个中国新文化、新思潮，包括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在1898年“百日维新”时就成了整个变法运动的策源地，因为洋务运动以来的整个维新的全过程在上海进行得最为充分。1900年的时候，唐才常，还有章太炎等一批维新人士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园召开了“中国国会”，虽然还没有做出反清、反满的决定，但是已经到了维新与革命的临界点。后来，章太炎把辫子当场剪了，中国就出现了“革命派”。1903年“苏报案”发生的时候，邹容就以种族革命的名义提出“中华共和国”的口号；1905年，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又提出“中华民国”国号，所以上海肯定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辛亥革命前十年，大部分的舆论动员和组织工作都是在上海做的。武昌虽然是“首义地”，但它是一个军事堡垒，打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虽然汉阳也有兵工厂，有张之洞编练的新军，但是起义以后的枪支弹药大多由上海提供；大量资金的募集，还有整个干部队伍的召集、筹备，以及大量的政治活动都在上海进行。所以我一直认为，上海应该纪念辛亥革命，比武昌更应该、更有资格，因为上海才是辛亥革命的大本营。可惜，上海至今还没有一个足够来纪念辛亥革命的地方。唯一可以算的上的，大概也就是华泾镇的邹容墓了。就凭邹容、章太炎为了“中华共和国”“中华民国”两个口号而坐牢，邹容还把提篮桥监狱的牢底坐穿了，就应该好好地纪念。辛亥革命成功后，上海的南社成员、辛亥革命的元老都来过华泾，祭祀和缅怀邹容，因此才保留了这个有重大意义的纪念地。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个意义非同一般，上海在纪念辛亥革命这方面是责无旁贷的。现在华泾镇政府承担了这个责任，筹建邹容纪念馆，我认为是有很强的道义担当的。我一直认为邹容纪念馆应该做大，做成辛亥革命的纪念馆。另外一个地方更应该做，那就是张园，张园酝酿了中国近代史上那么多重大活动，重要的思潮，以及重大的运动。不过还好，现在张园本体，即那座著名的“安垲第”总算被保护下来了，还有可图。建这样的纪念馆，当然会涉及经费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只要认识到上海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各方面重视以后，就会形成共识，筹集到所需要的经费。所以，如果华泾镇建成一个足够体量的邹容纪念馆，那会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以一个街道（镇）来发动这项义举，是很让人佩服的，这是继刘三安葬邹容以后的另一场义举。刘三安葬了邹容，今天我们用邹容和刘三的纪念地来纪念辛亥革命，这将是另一场更有意义的义举。

邹容纪念馆内展出的《革命军》摘录

昔日张园

　　另外呢，我还想讲讲反省历史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完全按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思路来理解邹容？当然，邹容肯定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民主主义者，这没有疑问。在100多年前，当时中国处于那样一个阶段，那个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主义，完全就是反帝吗？我觉得不是，在邹容的《革命军》中，最强烈的情绪表达不是反帝，而是反满。另外，上海真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吗？我觉得不是，审判邹容和章太炎的会审公廨，就证明上海不是殖民地，连半殖民地都不是。那个时候，虽然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英美的案例法、习惯法，但是它的法庭是Mixed Court，是会审。会审公廨里面有洋谳员，也有华谳员，清朝的权力是通过华谳员把关来落实的，只是它要受到英美法的限制。但是，这个英美法是不是损害了中国人的利益？或者说在“苏报案”这场官司当中打击了革命派呢？答案应该是没有，反而是保护了他们。邹容和章太炎用现代法律大致维护了自己的权利，算是赢了官司。如果会审公廨答应把章太炎、邹容引渡到南京，让湖广总督端方去判的话，那么三鞭子就能把人抽死。依《大清律例》，反朝廷罪名至少要被处以鞭刑，今天的新加坡还存在鞭刑，三鞭子致残，五鞭子必死。依照英美法，章太炎、邹容受到了轻微的处罚——监禁两三年，而且审理案件之前的拘捕期间也被算进去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是文明监狱，号称“远东第一监狱”，1903年刚刚落成，关押邹容和章太炎的监狱是崭新的，条件相对来说算好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去参观。邹容在狱中去世，主要还是年轻气盛，治疗不及时，意外而死，真正的研究者很少把他的病逝归因为租界帝国主义。所以，当时上海的民主、民族主义者，他们的反帝情绪是很复杂的；反满的成分是很明确的，反专制也很明确，反帝的诉求是在这两个口号之后的。当时的民主、民族革命，并不如后来理解的那样排外。当然，1905年后马上就发生了“抵制美货”的运动，但据我了解的情况，那也是和以后教科书上说的情况并不一样，要温和许多。

　　我们今天怎么来看邹容那个时代，和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我觉得邹容毕竟是一个20岁的小青年，血气方刚，不像章太炎那样的成熟学者容易抗击压力。对邹容《革命军》中的许多言论，我们今天也要冷静地看待。我觉得他们的民主主义，建立共和国的理想没有问题，但因为要反抗清朝的暴政统治，那么强烈地归结为“反满”，其实也是过于激进了，思想史上把他们叫做Radicalism。章太炎对整个中国的看法，显然老道得多，因为书读得多，阅历丰富，他还在监狱里边学了佛学，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唯识论专家。章太炎和邹容在提篮桥监狱有蛮多交谈的，他们交谈的时候，章太炎就劝邹容，跟他讲佛学，讲唯识论。章太炎在给邹容小弟讲学的过程中，也更好地把握住了自己的心态，安然度过了狱中生活。邹容毕竟年轻，当时在监狱里面很狂躁，后来又染上了肺炎……，我觉得中国的很多仁人志士，在革命运动中都失掉了自己，也没能够冷静地分析中国的未来，这是令人痛惜的。今天由邹容说开，我讲了两点他与上海缘由的问题，另外讲两点粗浅的反省，把我的想法和大家一起分享，不一定对。谢谢大家。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