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上海APEC会议召开前夕，因为要建设上海市中心区最大的绿地——延中绿地（现已经改名为“广场绿地”），这一带的居民全部动迁，旧房将全部被拆除，其中包括当时黄陂南路25号的建于1909年的“颜料大王”贝润生的“豪宅”。在拆除之前，贝家的后人通过上海市房地局的关系联系到笔者，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知道自己住宅的历史，于是笔者才有缘与贝家人相识。现在的宝庆路3号有一幢花园洋房，当时的主人是上海颇有名气的画家徐元章（2014年过世），他的外公周宗良也是老上海颜料行中的巨擘，还与贝润生合作开设“谦和号”颜料行，所以，贝家后人与徐元章有来往。徐元章每周三定期在宝庆路3号住宅举行“派对”，中外人士、社会贤达，当然还有许多“无业游民”蜂拥而至。外国人把这里当作了解上海、了解中国的场所；不少上海青年视为“对外交流”的机会，寻找出国机会的“门径”；旧上海的遗老遗少视宝庆路3号为往事记忆的“心灵花园”；而管理部门又以为这里是“鱼龙混杂”之地，容易滋生是非。于是，“宝庆路3号”一时成为上海热门的话题，徐元章的名字和宝庆路3号经常见诸报端，孰是孰非，难以评判。笔者与徐元章有几面之缘，属于“搭头朋友”，经贝家人引见，参加了几次宝庆路3号的派对，不过，笔者感兴趣的是这幢老房子的历史和故事。

周宗良其人

　　周宗良（1875—1957），浙江宁波人。父亲是牧师，于是，周宗良就读于宁波的教会学校——斐迪中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毕业后入宁波海关工作。早在1882年，德国不莱梅人爱礼司（Aug. Ehlers）在上海创办“爱礼司洋行”（A. Ehlers ＆ Co.），经营进出口贸易及佣金代理业务。1906年，爱礼司回国，他的合伙人美益（Thomas Meyer）等接盘，西文名改称“Ehlers & Co.，A”，于是，洋行的中文名“爱礼司洋行”和“美益洋行”并用，以“美益”为常用名。周宗良离开海关后进了美益洋行在宁波的分行，约1905年调到上海总行，逐步晋升，任颜料部买办。众所周知，近代以后，中国与列强签订的都是《通商条约》，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居住、贸易、做生意，但是不能投资建厂、生产商品；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第六款中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就是准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建厂，生产商品，销往全国各地。根据“最惠国条约”原则，任何与中国签约的国家同时获得此项权利。从1995年开始，外商在上海大量投资建厂，并以纺织、印染厂居多。

　　纺织厂生产的棉纱棉布必须经染色后才能成为商品，而许多国家传统的和使用最多的染料就是从木蓝属或菘蓝属植物中提取的“靛蓝”（indigo）。这种染料产量有限，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纺织工业的需求。拜耳（Adolph Baeyer，1835—1917）是德国著名有机化学家。1880年，他人工合成靛蓝成功；1883年，确定了靛蓝的化学结构，为靛蓝的工业化生产打下了基础；1905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金。当然，德国也成为世界主要的颜料生产国与出口国，中国的颜料绝大部分来自德国。人工合成的靛蓝的英文名称为indanthrene，这是从indigo派生出来的词，indanthrene进入中国后被汉译为“阴丹士林”或“阴丹士林蓝”，也称之为“士林”“士林蓝”。用阴丹士林蓝染成的布被称为“士林蓝布”。

阴丹士林广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无形之中被绑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车，中、德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德国颜料进口受到了影响，进口量明显减少。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中国与德国成为“交战国”，中德关系中断，德国颜料停止进口，而此时，正是中国的纺织业大幅度增长的时期，颜料的价格与日俱增，包括贝润生、周宗良在内的颜料商因囤积德国颜料发了大财。根据国际惯例，德国是中国的敌对国，德国在华产业将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没收，在华德国侨民将作为“敌对国”难民被遣返回国；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华的德国商人开始转移财产，许多德国人把自己名下的不动产或无法立即转移的财产转移到自己信赖的中国人名下（德国人不能或无法把财产转移到英国人或法国人名下，因为英国和法国是德国的交战国、敌对国），美益洋行的许多不动产和囤积的颜料就转移到周宗良名下。中国对德宣战，也意味着中、德贸易中断，颜料进口中断，囤积的颜料奇货可居，价格飞涨，周宗良获得巨大的利润，成为中国“颜料大王”、商界巨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与德国恢复邦交关系。1920年，美益洋行回上海复业，据说，周宗良将德国人的财产悉数归还给原主人，德国人则将周宗良应得的利润分给他，物质财富之外，周宗良获得更多的东西就是德国人的信任。上海是中国的纺织工业基地，许多家德国商行设有颜料部，各自经营德国颜料进口业务，为了避免竞争带来的损失，1924年，在华的德国颜料行联合成立“德孚洋行”（Deutsche Farben H. G. Waibel & Co.，也写作Defag，行址在四川中路261号），原来各自经营的颜料业务，全部由德孚洋行统一代理经营，周宗良在德孚洋行的诸多位买办中独居鳌头，担任总买办。周宗良之所以取得德国资本家的信任和重用，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提议把颜料改为小包装，直接作为面向大众的商品销售，为德国颜料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使德国颜料深入中国的农村，销售到穷乡僻壤，操作和垄断了中国的颜料市场。除了担任德孚洋行的买办外，周宗良在上海创办谦和靛油号，1930年，独立创办周宗记颜料号，并涉足上海的房地产业。同济大学和宝隆医院都是中国与德国合作创办的机构，周宗良与德国关系密切，多次向同济大学和宝隆医院捐献巨资，并出任同济大学校董、宝隆医院（现在上海凤阳路的长征医院就是宝隆医院原址，但是长征医院与宝隆医院没有任何关系）院长、宁波商会会长等，是上海商界翘楚。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进入上海西郊的龙华，北伐战争胜利在即，即将建立的新政府（即南京国民政府）资金严重匮乏，蒋介石亟需江浙财团的经济援助，密诏交通银行钱新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帮助筹款，钱新之、陈光甫建议发行“二五公债”，邀请上海银行界同人积极认购，周宗良认购了大量的“二五公债”，算是帮了同乡人蒋介石的大忙，从此与南京国民政府及许多政界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对周宗良后来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

关于宝庆路3号住宅的故事

　　宝庆路，旧名宝建路（Route Pottier），筑于20世纪初，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的名字命名。宝建路属于“越界筑路”，就是租界当局在租界外建设的马路，宝建路3号住宅始建年代和最初的户主信息不详。据相关的资料表明，该住宅是美益洋行老板美益的产业，建造于1922年；约1930年后，美益退休回国，房产转入周宗良的名下。1936年，曾经委托赵深、陈植、童寯合作创办的“华盖设计事务所”（The Allied Architects）改造，丁宝训建筑师操刀。不过，从留下来的原设计图纸和建筑现状分析、判断，改造工程并没有按计划实施。宝庆路3号为独立的花园住宅，住宅占地面积约5 000平方米，主建筑坐落在西北隅，假三层砖混结构：一层主立面的中轴线作半圆形向外突出，原来的样式应该是内廊，如今，突出的半圆被取消，改为平的落地长窗的大门和宽敞明亮的大玻璃窗；二层退为阳台，使用混凝土宝瓶栏杆；假三层比较低矮；中轴线上开有老虎窗，主要用作储藏室。

今宝庆路3号花园住宅（贺平 摄）

1947年地图上的宝庆路3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日本战败告终，德国在华商行撤离，原来在德商洋行担任买办的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周宗良有四位太太，生育六子七女，其中三太太的女儿周韵琴，嫁给了历史学家、作家徐兴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上海市建国40周年优秀小说《金瓯缺》的作者）。周宗良持有大量的德国化学工业企业的股票，1946年，周宗良意识到，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倒台，于是开始抽调资金，转移到海外，并陆续把家属移居海外，宝庆路3号住宅由周宗良留守上海的三子周孝存看管，不久，这位不孝子意外死亡。1952年，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随母亲周韵琴、父亲徐兴业迁入。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逝世，周韵琴以继承遗产的名义去了香港，此后便失去了联系。徐元章是周宗良的外孙，不是财产的继承人；母亲不知去向，他要获得宝庆路3号的合法居住权就更困难了。21世纪初，周宗良财产的合法继承人从海外回到上海，为收回自己的财产费尽心机。实际上，要把徐元章直接驱逐出门，收回产权，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在律师的建议下，由周宗良遗产合法继承人中的一个人向徐元章和其他的合法继承人起诉，要求归还财产，然后，胜诉者再根据所得，将财产分配给其他的继承人。2004年，上海法院判决，起诉人胜诉，最后，上海地产集团以拍卖的方式获得宝庆路3号住宅的产权。徐元章被迫迁离宝庆路3号。徐元章曾经对笔者说：“要我离开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我真的活不长了。”2014年，徐元章在怏怏不乐、愤愤不平中逝世。

　　2017年10月1日，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在这里正式开幕。

（作者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地名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