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王元化，其命运却十分坎坷，因为胡风案的牵连，他经历了长达23年的厄运。
王元化（1920—2008）
武康路上有王元化曾经的家，坐落在武康路100弄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上海市委机关分配给王元化住的，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短暂日子。
武康路100弄建筑东南立面
一幢三层英式乡村别墅
武康路100弄建于1918年，是当时来沪发展的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公寓，建筑为欧陆风格的花园住宅。这是一条幽静宽阔的弄堂，弄堂周围有奶黄色间隔红砖的矮墙。两扇高大坚固的铁门隔断了尘嚣，门两侧是两根花岗岩镶嵌红砖墙的粗大柱子。弄内共有4幢三层英式乡村别墅式住宅，其中1号与2号联立，3号与4号联立。高大的棕榈、广玉兰、香樟树等在弄内洒下一地浓荫。住宅山墙和外墙上均有半露木构架，红砖勒脚，屋顶高大而且坡度较陡，干粘石墙面，门前有五级台阶。住宅底楼南向有连续拱形敞廊，二楼有宽大的长长的带木制栅栏的内阳台,面向一大片绿荫草坪，向内通往红色砖墙间隔的几扇木质百叶门，斜坡顶有裸露木构架，一侧有木质百叶门通往楼梯间，楼梯护栏有着精致的雕花图案。三楼为斜坡屋顶，同样有裸露木构架，住宅顶部有小露台。北面入口较小，门前有简单的廊柱和五级台阶，廊柱上部设置阳台。与同一条路上的西班牙式住宅相比，武康路100弄的英式别墅占地面积较大，南向有窄长的庭院，绿化茂盛，环境幽雅，与住宅南立面的敞廊和阳台形成开敞的空间感，联立的两户住宅之间以规整灌木或竹篱笆墙分隔庭院。步入其间，浓浓的田园风情扑面而来。
20世纪20年代武康路100弄建筑南立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外侨撤离回国。上海解放后，该房产由上海市委机关安排给华东局高干居住。弄内1号的花园洋房分配给了王元化。当时住在武康路100弄的还有在解放战争时任三野24军副政委，亲自参加并指挥了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第二任部长的彭柏山。
王元化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1955年6月，他因胡风案被审查继而隔离的那一天，就是从武康路100弄走着去文委机关的。蒙冤受屈的王元化多少年后依旧清楚地记得他被带走的那天，家门前院子里正对家中阳台的那棵大树上，浓荫密密的树枝上挤满了老鸹，唧唧喳喳地一片乱叫。然而，武康路的这幢花园洋房里却留存着王元化和他的妻子张可无忧无虑的一段美好岁月，虽然是如此短暂。
清华园里走出的桀骜不驯青年
祖籍湖北江陵的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出生在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母与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王芳荃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06年，王芳荃与桂月华结婚，是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授英语。1911年回国后，王芳荃进入清华留美学堂教授英语，两年后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15年回到清华继续任教。在王芳荃所教的学生中有梁思成、闻一多、陈植等。此后，他又先后在东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任教授。
王元化有三个姐姐，分别是王元霁、王元美与随母亲姓的桂碧清，二姐夫是戏剧家杨村彬。王元化未满周岁就跟随母亲由武昌至北京与父亲团聚，全家定居在清华园南院12号的教职员宿舍。清华南院的院子呈四方形，四面的房子分为曲尺状的两大片：西南边是中式房，东北边是洋房。当时学校里的中国教授大都住南院，拖着一根长辫子的王国维就住在南院的中式房内，陈寅恪、赵元任等学者和校长梅贻琦一家则住在南院的洋房里。北院住的大多是外国教授。节假日，清华园里的中、外教授们常常聚在一起开派对，王元化也因此结交了很多同龄的小朋友，大家常常一起到清华的大礼堂排戏。夏天，他和姐姐们一起去清华园工字厅对面的山上挖蚯蚓、钓鱼，去圆明园找印着松针花纹的美丽石头，冬天到工字厅的荷花池里溜冰。当年，清华园里中国人和西方人愉快相处的场景深深印在了童年王元化的脑海里。
王元化五六岁时，因北伐军兴，全家来到上海，暑假后又回到北京。在此期间，王元化常被喜爱京剧的外祖母带到剧场去看戏。1927年，国民党派罗家伦接管清华大学，父亲王芳荃与罗抵牾，愤而辞职，去东北大学教书。全家搬出清华园，住在北平东城报房胡同。王元化则单独寄居在清华园西院六姨母家，仍在清华附小成志小学读书。1929年，9岁的王元化离开了熟悉的清华园，回到北平城里父母家中，转学到孔德小学、育英小学读书。在育英小学五年级时，因患麻疹，在家养病，父亲给他买来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这是王元化第一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进入初中后，语文老师阎润之选择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等为教材，这是王元化第一次读到鲁迅作品，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喜欢鲁迅，小元化在家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鲁迅像。1932年，日军觊觎关内，蠢蠢欲动。王元化跟随全家逃难到湖北，寄居于武昌华中大学舅父桂质庭家。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是王芳荃的同窗好友，哲学家，康德著作的中文译者。回到北平后，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王元化上学途中经常见到日军在东交民巷练兵场附近耀武扬威，后来又看到日军荷枪实弹到领馆区域以外练习打靶，坦克也开上大街，市民纷纷走避。这一切在少年王元化心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
1935年，15岁的王元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二年，他又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育英中学念高一时，王元化被推选主编校刊《课外选课专页》。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就刊登在校刊专页上，一篇是谈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另一篇是谈日货走私。那年，因眼底回血管出血，王元化在床上躺了近一年，其间，家里专门请人读书给他听。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军队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对日全面抗战。8月8日，日本侵略军开进北平城前，凌晨1点多钟，王元化全家逃离北平。王元化冒着很大的风险，偷偷将自己画的鲁迅像和鲁迅编辑的两册《海上述林》携带上了路。因为一直买不到回老家湖北的船票，一家人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家里延请周班侯教王元化英文，周班侯教他丁尼生、柯勒律治等所著诗文；又请了任铭善教国学，教他《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王元化将自己写的文章请任先生评阅，任说他的文气急促，王元化后来写文章注意文气大约与此有关。不久，王元化开始了文艺写作，第一篇作品《雨夜》发表在《文汇报》副刊《文会》上。当年11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
王元化小时候，父亲逐月给他存下一笔钱作为他将来出国留学的费用。但少年王元化却违背了父母要他出国留洋读理工科的愿望，叛逆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38年初，18岁的王元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的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1939年初，王元化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组织的慰问团赴皖南新四军驻地慰问，回沪后，他根据在皖南所收集的材料撰写了长篇论文《艺术•宣传•戏剧》。同时，他又在“孤岛”上海开展文艺通讯运动，写下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并编辑出版了《抗战文艺论集》。那时的王元化，热情似火，充满革命的激情。在上海，他一方面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方面以“王少华”的化名为掩护，在地下党办的储能中学担任高中国文教师，每天骑自行车去上海储能中学教授国文与文学概论。日本宪兵队注意到这所学校，逮捕了教师，王元化只能立即离校。
抗战胜利后，王元化与满涛（原名张逸侯）在《时代日报》合编《热风》周刊。停刊后，又在《联合晚报》与楼适夷、满涛合编文学周刊《奔流》。当年秋天，王元化在中共地下文委宣传组负责文艺工作时，还在当时的《联合晚报》主编过《夕拾》副刊。后来，他因执笔发表一篇就“美国兵杀害三轮车夫臧大咬子一案的不公审理”而“痛斥奴颜婢膝的检察官是‘走狗的走狗’”的犀利杂文《丑》，而“惹下了祸事”，被迫离开上海，北上北平。在北平，他一面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一面在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任讲师，教授大一和大二基础国文，并师从汪公岩教授，潜心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研究。
邂逅苏州书香人家出身的张可
王元化不但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而且还曾经在粉碎“四人帮”后，做过中共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治学和思想成果。1998年，王元化和巴金同时获得了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学界素有“北钱南王”之说。“钱”是指钱锺书，“王”就是指王元化。细细想来，王元化与夫人张可确实和钱锺书及夫人杨绛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作为文化伉俪，他们的共同点是学问做得深，名利看得淡，彼此的结合谱写出的是“执子之手，死生契阔”的动人乐章。伴随王元化一生的张可虽历经坎坷和苦难，却丝毫未改变她高贵的气质与品性。她犹如一株幽兰，无论被遗弃在哪里，始终默默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与王元化历经劫难而美如钻石的婚姻令人感叹唏嘘。
和王元化一样，张可也有着显赫的家世。
张可原名张万芳，1920年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伯祖父是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祖父张一鹏曾任蔡锷秘书。父亲张伟如留美学化学归国,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哥哥是著名翻译家满涛。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张可在16岁那年考进了上海暨南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18岁的张可被书本中展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理想深深吸引，梳着两条小辫，穿着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怀抱着对心中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憧憬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那时，张可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她以范方的笔名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演出了其中的主角罗兰夫人，还演过曹禺的话剧《家》里的梅表姐，排演过外国话剧《锁着的箱子》、于伶的话剧《女子公寓》、吴祖光的话剧《风雪夜归人》等。
1938年春天，王元化在平津流亡同学会做联系文艺界的工作。平津流亡同学会分许多小组，各小组要排点戏。张可那时候是暨南大学的学生，在演剧队。剧社常到难民收容所演一些抗战救亡的戏，称为“国防戏”；有时候也去步兵营演出，比如收容八百壮士的四行仓库，当时称作“孤军营”。王元化第一次看见张可是在平津流亡同学会一个清华来的姓黄的学生家里，那是在复兴中路襄阳路口的一条弄堂里。素面朝天、不施粉黛的张可剪着齐肩短发，穿一件蓝布旗袍，清清爽爽，文文静静。之后，两人因工作关系，有时在蒲石路（今永嘉路口）的小花园里排戏说戏，有时在张可的家里谈文说艺，有时还一起冒着生命危险送地下党的同志到车站码头。剧社的活动主要就是在1938和1939年，先是在星星小剧场演，后来又在星光大剧院演抗日救亡的戏，一般演的是早场，票价很便宜，主要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张可的美丽、温柔、才情让王元化怦然心动，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的恋人，王元化脱口而出：“我喜欢张可。”有着众多追求者的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一时语塞。张可一生都没有很强烈的情绪，用她哥哥满涛的话说，就是四个字“轻描淡写”。一次，王元化鼓足勇气，对张可说：“我要约你谈谈。”张可说：“好！”于是，两人相约在雁荡路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见面。到了公园门口，王元化发现自己没有带钱，便对张可说：“你买两张票。”张可笑着买了，其实她对王元化也是有意思的。不过，对于身为名门淑女的张可来说，王元化随随便便的行径多少有些让她不习惯。比如一次王元化穿了一条中间没有裤缝的西裤来见她，她就说：“你怎么穿了一条卓别林式的裤子就来了，这样不好。”八年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顾不上自己的婚恋。当时满涛刚从欧洲回来，他也是王元化的朋友，王元化常到张可家去找满涛。一开始张可的家在贝当路（今衡山路）的集雅公寓，后来她祖父在南京西路美术馆对面的裕和坊4弄2号买了房子。抗战时期地下党文委组织文艺界人士在张可家的客厅里座谈和商办文艺刊物，王元化就常去那里了。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张可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化。”
几生修得梅花福
1948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今沐恩堂）举行了基督教仪式婚礼。穿着一身白色婚纱的张可被父亲带到毗邻南京路的西藏路慕尔堂里，在装点着无数白色百合花的带回廊的教堂里，张可的父亲把爱女亲手交到了王元化手里。婚礼上，王元化望着身边美丽的新娘心里暗暗发誓要一辈子爱她，让她幸福。张可含情脉脉地望着自己托付终身的人，她知道从此，自己一生的命运将和这位激情满怀又有才华的人连在一起，心里顿觉甜甜的。像所有在教堂结婚的人一样，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婚礼结束后，他们在当时上海豪华的派克饭店（今国际饭店）度过了难忘的新婚之夜。婚后，王元化带着他的新娘来到了北平，当时，他在北方交通大学教书。新婚夫妻住在北平一个大院子里，两人彼此直呼其名，房东便说：“王先生啊，你们两个真奇怪，你叫她张可，她叫你王元化。”王元化就说：“我们习惯是如此。”其实，在他们热恋时王元化写信给张可时，曾在称呼时去掉了张字，称她为“可”。不料张可收到信后就说，以后不要这样称，还是叫张可。从此，他们就一直彼此直呼其名了。
1948年9月，王元化受命去负责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展望》，这是敌人统治下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公开刊物。《展望》总编辑是黄炎培，编辑部设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大门对面的中华职教社大楼二楼的一间大房间内，王元化负责撰写《周末专栏》。黄炎培和张可的伯祖张一麐是知交，又是亲戚，但王元化却从未向他谈及这层关系，两人相处十分融洽。1949年3月《展望》被查封后，王元化受命负责编辑秘密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这是上海唯一的进步刊物，以丛刊形式出版，题名《伟大的交响曲》。每逢发稿，王元化常常通宵达旦。在白色恐怖下，《地下文萃》的工作人员一批接一批地牺牲，王元化也只能成天东躲西逃，甚至不能在自家的亭子间里住，身怀六甲的张可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王元化，跟着他到处东躲西藏地逃避国民党的大搜捕，受尽了惊吓。《地下文萃》编完第三期，组织上宣布停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元化唯一的儿子也诞生了，取名承义。家有贤妻爱子，王元化沐浴在幸福里，感觉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次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员重新登记，经历了生死洗礼的功臣们，将由此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王元化登记了，心想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为革命事业施展自己的才华了。张可没有去登记，这个自称“温情主义者”的女人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十二年的党籍，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老师。
1951年，王元化调至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上任后，王元化带着张可和儿子住进了武康路100弄1号的英式别墅里。张可一边静心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学权威文献，一边相夫教子，安心操持着一个美好的家。1952年，王元化参加筹建由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图书公司合并组成的新文艺出版社，并调至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副社长，同时任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
难忘香醇浓郁的罗宋汤
张可有着不俗的品味，内心又极度浪漫，入住武康路100弄1号的英式别墅后，家里客厅的桌子上铺着有蕾丝花边的桌布，桌上的花瓶里一年四季鲜花不断，春天是玫瑰，夏日是荷花，秋日是桂花，冬天是梅花，这些美丽的花不动声色地点缀着武康路上英伦风情的客厅。衣服鞋帽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衣橱里放着熏香，打开橱柜就会闻到缕缕清香。王元化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时留下的英国人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贤淑的妻子张可把准备好的牛奶和面包端上。天气好的时候，张可会在家里宽大的阳台上摆出小圆桌，铺上桌布，亲手磨一壶浓香四溢的咖啡或是泡一壶龙井，桌上的碟子里摆着水果和瓜子点心，温婉地微笑着和丈夫相对而坐。通常，王元化看他的契诃夫小说，张可研读莎士比亚剧本。偶尔，两人会交谈几句。王元化容易激动，张可却不会。常常，张可只是望着他那双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温柔地笑笑，彼此的眼睛里盛满了爱。客人来了，张可也会让他们坐在阳台上，边聊天边享用她精心准备的英式下午茶。
张可做得一手好菜，不过，出身名门的张可结婚前在父母家里却从来没有下过厨。同王元化结婚以后，张可开始尝试着做菜。先是学她母亲喜欢做的一品锅，就是把蹄髈、鸡、鸡蛋、火腿、白菜等放在一起煮，第一次做好后她兴致勃勃地端上餐桌，王元化一尝居然是苦的。后来，张可的菜越做越好，她喜欢留客人在家吃便饭。那时，武康路100弄的弄堂旁边紧挨着一个小菜场，一出弄堂，闲适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这也是张可喜欢的寻常生活味道。家里来了客人，张可就挎着篮子到隔壁的菜场里挑选做菜的食材。美丽的张可挎着一篮子绿绿白白红红紫紫的各式荤素菜，中间点缀着一束带露的鲜花，走进弄堂，她整个人和英式别墅的田园气息如此吻合，怎么看都是一道风景。回到寓所，张可先是把鲜花插在灌满水的瓶中，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在厨房里忙。王元化和他的客人们在客厅或是阳台上天南海北地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饭时刻。身上还围着做菜时用的白围裙的张可热情地招呼客人们来用餐。客人们走进来，见餐厅里已支起了一个很大的圆台面，张可把自己精心烹制的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装在精致的擦得亮亮的盆子里端上餐桌。大家边享用边继续他们的话题，直至夜深，张可依旧笑盈盈地，没有丝毫不悦。张可还喜欢用西菜待客，意大利红烩面、葡国鸡、炸猪排等都是她拿手的，尤其是那一大锅俄式乡下浓汤，俗名罗宋汤，香醇浓郁，喝后令人齿颊留香，来他家的客人常常喝了一碗，意犹未尽，还会要求再添一碗。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共产党员意气风发，满怀激情，王元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那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因为迎来了革命的胜利更加锐不可当。温婉的张可冷静得多，在王元化气宇轩昂、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在旁边安静地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微笑着，然后对他竖起自己修长的拇指，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话语间蕴涵着批评，更多的却是爱护和包容。然后，张可温婉地笑笑，飘然走开。常来王元化寓所的客人中有胡风，他们意气风发，激情彭拜。天性温和的张可虽然很不习惯胡风飞扬跋扈的作派，但善良的她尊重丈夫的客人，从来不会轻易流露出半点不满，依旧客客气气地招待着他们，履行着一个知识妇女和家庭主妇的纯净和礼数。和王元化的容易急躁不同，张可即便不开心也不作声，她不喜欢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话很少，也从来没有跟人脸红过。
王元化和他的夫人张可在武康路100弄美丽宁静的英式乡村别墅里优雅地走到了1955年。
风雨中相濡以沫迎来天晴
王元化因为胡风案被隔离后，张可带着儿子也离开了武康路100弄，搬到位于高安路肇嘉浜路口的高安路100弄新造的工房里，与另一户人家合住一套房子。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武康路100弄1号的英式乡村别墅里。
王元化被隔离审查期间，先是在复兴路新康花园，后来又转移至香山路龚品梅神父的花园洋房里。王元化所在的那个花园正对着他母亲家卫生间的窗口，中间仅隔一条马路，可是家里人却很长时间不知道王元化被隔离的地方。一次，很偶然地，母亲从自家窗口看到了对面院落中的王元化，从那以后，家人常常透过那扇窗户看他。一个冬天，母亲看到王元化穿着一条米色的单裤，不停地在雪地里走啊走，当时，慈母心中那种兴奋、惊异、心疼的心情无法诉说。
王元化于1957年2月才重获自由。当时他的精神深受创伤，出现幻听幻觉，真假难辨，靠着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才基本恢复。王元化的家虽然已从武康路英式乡村别墅搬到了简陋的里弄房子，但在张可的打理下家里干净整洁依旧。桌上还是铺着洁白的桌布，衣橱里依旧有熏香，比以前更加温柔体贴的张可还是让王元化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虽然那时他只有少量的生活费，但张可还是经常会为他做意大利茄汁面和罗宋汤。除了在家看书，王元化还与父亲共同翻译了英国人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接着，他又和张可一起翻译了20余万字的西方莎士比亚评论文章，王元化还撰写了《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汉姆莱脱的性格》《奥瑟罗的悲剧》《李尔的蜕变》和《麦克佩斯的沉沦》。那段日子，王元化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对于横遭厄运的王元化，这无疑是一剂良药，慰藉了他被抛弃在荒野中的灵魂。
1959年底，对王元化的审查结论下来后，他被安置在作协文研所。从此他天天要去上班，不能再由着自己的兴趣去读书了。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心雕龙》方面，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为止。
1979年，王元化到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他最初负责“文学卷”编务，平反后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小组成员，并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分编委副主任。6月，张可突然中风，昏迷7日，后经抢救脱险，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能用脑，读书俱废，此后家务多由王元化承担。11月9日，王元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得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平反通知。至此，王元化的冤屈终得洗刷清白。
1983年6月，时年63岁的王元化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两年后，王元化不再担任宣传部部长一职。这一年他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并潜心研究学问。2006年8月6日，张可在上海逝世。2008年5月9日，88岁的王元化在上海逝世。此时，离张可去世还不满两年。
我想，优雅贤淑的张可一定在天上备好了英式下午茶静静地等待着他。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