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衡山路（旧称贝当路）311号—331号的集雅公寓又名乔治公寓，曾称会斯乐公寓，亦有称惠斯乐公寓。由谁起的名？其寓意如何？我们暂且不得而知。陈占祥、张瑞芳、舒绣文、上官云珠、曹漫之、罗竹凤、朱道南、马仲文……这一长串居民名单中，跟文化沾边的多，经商的少，即使经商、打仗的，也是有着儒商或文武双全之谓的。这倒是配得上这幢公寓优雅好听的名字的，可谓名实相副。
“中国最好”的两位建筑规划师
集雅公寓是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计的。范文照是1928年成立的“中国建筑师学会”的首批会员。在这份委员名单中，刘敦桢、杨廷宝、林徽因、梁思成赫然在列。其中范文照与庄俊、吕彦直、李锦沛、董大酉、陆谦受皆先后担任会长与副会长一职。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办期刊《中国建筑》，范文照在创刊号中著文阐述了中国建筑师学会的组成与缘起，可见名不虚传。
范文照（1893—1979）
中国早期著名建筑师大多留学于欧美，其中留学美国的居多。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是美国建筑教育的重镇，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多来自巴黎美术学院，被认为是最正统的“学院派”。学院派教育19世纪传入美国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生根发扬光大，范文照就在此接受教育。所以，古典的设计路线，是范文照早年的实践啼声。其中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和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今青年会宾馆）是其设计的古典风格建筑的代表作，由他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赵深共同设计。
1934年，范文照设计风格转向现代建筑。集雅公寓是范文照设计的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建筑风格作品。关于集雅公寓建造的时间，坊间多有以讹传讹，连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上海市徐汇区地名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建筑师系列•范文照》也误作1942年建。但据郑时龄院士考证，集雅公寓建造时间应在1933年。为了确证这一时间，笔者专程到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部查看了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出版的第二十四期《中国建筑》杂志。该刊《上海贝当路集雅公寓建筑说明及插图》一文，刊有《集雅公寓侧面立视》《集雅公寓之正面立视》《集雅公寓正门进口处之一》《集雅公寓侧门进口处之二》四幅照片，由于缩微胶卷投射到屏幕上灰暗不清，似乎还不能确证其究系建筑效果画还是实物的照片。但在该文第11行有这样一句话：“故所得成绩，颇受业主及住户之赞誉！”此话意思基本可以确定，写作此文的1936年，集雅公寓确已交付住户居住了。
集雅公寓的场地是不规则地形，范文照以“T”字形布局，两侧留出进出口的车道，东南侧设一露天停车场，建筑临街面（北面）是一完整的体块，“T”字形的凹角处（南面）则成为小区步道及景观绿化。公寓中间主要单元为7层，东西两端单元为4层，都设有专属出入口。中间主要单元（321号）设2个四室户和6个一室半户，当时以小家庭及单身独居住户为主，但各个层面的一室和两室由一个总门进出，里边设有四居室，可一家独居，亦可分割成两家。每户均采套间及凹室配置，厨房较小，而起居间较大。每户都设有内阳台（向南、向东西面），增加室内采光与通风，卧室设壁橱。在处理完内部功能后，接着“美化”建筑形式，仍不脱他既有的手法——纯粹与精炼。建筑外墙贴黄色马赛克，中部是电梯与楼梯，其外墙面施以垂直向水泥线板，线板间隔是竖向窗，东西两端单元楼外墙则做垂直向长框，这三部分构成强烈的竖向线条语言，其他墙面开设不带装饰的矩形窗，规矩排列着。
集雅公寓
范文照在此项目中，合理地分配使用面积，在增删调整后，提出合宜、方便的公寓模式，临街面的一层部分是可出租的店铺，当年开了一家俄国面包房，很受公寓内住户的欢迎。面包房的女主人是一位胖胖的白俄妇女，手艺堪称一绝。棍状的法式面包、两头尖的枣核形法式酸面包、松软酥脆的牛角包、带果仁的全麦面包……还附带出售一些奶酪、黄油、豌豆汤、烟熏红肠、俄式渍蘑菇和黄瓜等。集雅公寓楼下的大门是玻璃门，外面还有一扇铁栅栏门。面包房女主人的丈夫人高马大，像《静静的顿河》里的葛利高里，是集雅公寓的门卫，身后永远跟着一条目光如炬的德国牧羊犬，随时准备扑向任何一个可疑人，曾经吓退过试图冲进公寓劫掠的国军逃兵。
由一流建筑大师建造的集雅公寓321号401室（一说402室），1947年住进了一位同样一流的规划大师，他就是毕业于利物浦大学和伦敦大学的陈占祥。梁思成在给北京市长聂荣臻的推荐信中说：“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的确，陈占祥是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第一次吸收的中国会员。他有幸成为剑桥城和“大伦敦计划”（Greater London Plan）的规划师贺尔福、阿伯康培两位学术巨擘的弟子，又有幸成为世界名城北平的规划师，满天霞光照耀着29岁中国学子的锦绣前程。夫人陶爱仁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他一生的好运在三十岁之前都享尽了，真不如年轻时多些困苦！”
1947年，在借调到国民政府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工作期间,陈占祥提出了开发浦东的计划，原因是上海城市的功能已经饱和，必须向周边疏散。其间，陈占祥与著名建筑师陆谦受、王大闳、郑观萱和黄作燊共创“五联建筑与计划研究所”。黄作燊教授是导演黄佐临的弟弟，毕业于现代派建筑重镇英国伦敦建筑学院及美国哈佛大学，师从世界著名的现代派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他曾在巴黎与现代派建筑的另一位大师勒•柯布西耶也有过亲密的接触。1940年回国后开始筹建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抗战胜利后，江南园林大师陈从周受聘，教授中国建筑史，陈对黄的悼亡诗云：“青衫不浸寻常泪，只叹生前未报恩。”陈占祥游说黄作燊夫妇同行北上，不久，家住劳利育路（今泰安路）的黄作燊说，将由太太程玖到贝当路集雅公寓来谈他们的决定。
门开了，站在门前的那个窈窕美丽的黄太太伸出双臂，同陈太太礼节性地拥吻了一下。当陈占祥走向黄太太时，她张开双臂扑进他的怀里，“哦，查理！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北平了……”霎时在陈占祥怀里泪如雨下。陈占祥轻轻拍了拍她的背说：“作燊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圣约翰建筑系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就像他的Baby，自然舍不得离开……”程玖的美貌在波士顿的中国同学之间颇有名气。麻省理工的李耀滋先生有一次驾着私人飞机飞到她住处盘旋，空投了一盒巧克力和鲜花向她求爱，在中国学生之间引起轰动。程玖在圣约翰大学教授英文课，不少男生戴着墨镜来上课，为的是能瞟一眼而不被察觉，可见其美貌动人。1952年院系调整后，黄作燊去了同济大学，程玖则去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英文，成了外语教研组主任。
1949年5月25日雨后拂晓，陈占祥端着一大锅牛肉汤，夫人臂挽着一藤篮小瓷碗，从集雅公寓大门出来，走进浑身湿透的战士中间。“小兄弟，喝碗热汤吧，淋了一夜雨，都冻坏了。”小战士腾地跳起来，连连摆手，行了个军礼：“谢谢大哥大嫂，俺是人民子弟兵，俺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端着牛肉汤的陈占祥夫妇站在晨曦升起的贝当路上，热泪伴着歌声流淌，回到公寓的四楼时，陈占祥拿起写字台上的机票，撕得粉碎。能带领出这样一支军队的党，一定是值得托付、值得生死与共的。
此刻，26箱书籍已经从集雅公寓送达码头，准备运往香港，他原本将在那里与应香港总督之邀参与香港城市规划的导师阿伯康培会面。这些书籍是三年前陈占祥从英国运回来的。他一身都酷爱着书。在英国读书时，花50英镑买了一本18世纪版本的《建筑十书》，当时在拍卖行已值3 000美元。他还有本中世纪阿尔培蒂《论建筑》的原版书。据梁思成说，在莫斯科的国家图书馆里，这本书被小心翼翼地罩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每天翻一页供人们阅读。这个版本在世界上仅存12本。1980年英文版的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发行出售，陈占祥兴高采烈地花600块钱买了一套回来，相当于近两个月的工资；据说全北京只有两套是私人购买的。
陈占祥、梁思成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和激情，都绽放于《梁陈方案》里。他们多少次地谈到过如何保护这座辉煌的城市，这座数百年前就有着严谨完美的规划、被世人称为另一部《永乐大典》的伟大城市。这是两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新华社记者王军说，在复建的永定门前，应该为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陈占祥曾经说过：“我忘不了许多愉快的日子，那是与梁先生夫妇、金岳霖先生一起畅谈。”梁思成曾对知识分子沙龙予以很高评价，他说：“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从聊天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陈占祥的丰富知识、思维方式，甚至襟怀气质，得益于耳濡目染的贺尔福沙龙。这个沙龙像小联合国，聚集着李约瑟、梅纽因等利物浦大学及英国科学文化界的精英。陈占祥为了参与北平城规划，放弃了博士学位提前归国，可是命运不济，受《梁陈方案》之累，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后，当女儿竭力挽留他定居美国时，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他曾经说过：“信仰是一种神圣的奉献，如果付出什么，是为了得到什么，甚至是加倍地获利，那就不是信仰了，而是一种交易。”
驰骋“文武两条战线”的老革命
20世纪50年代入住集雅公寓321号12室的曹漫之，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几年前四楼的邻居陈占祥，就是因为自己主持起草的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1949年2月，陈毅司令员交给野战军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纪律。曹漫之根据指示主持起草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将“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和一切娱乐场所”放在了第二条。没想到，部队在讨论时炸开了锅，不赞成的声音居多。陈老总把桌子一拍：“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能改！”上报党中央后，很快就收到毛主席电报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1949年5月25日，第三野战军九、十兵团各部队进入上海市区时，夜晚都露宿街头。“不入民宅”，就是这样一条纪律，赢得了当时上海六百万人民的热烈拥护，各界群众涌上街头，载歌载舞热情欢迎解放军。许多老上海至今把“解放军不住民房睡马路”传为美谈，曹漫之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重要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漫之首倡“大城市中区作为一级政权”，领导对上海妓女的取缔、改造工作，向陈毅市长建议将鲁迅墓迁至虹口公园。改革开放后，历任市社联秘书长，市政协法制委副主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务长等职，兼复旦大学教授、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创办《民主与法制》《法学》等杂志，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学》《唐律疏议译注》，填补了学科空白，被称为“来自草根的传奇英雄、自学成才的著名教授”。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有人诬告他用美国进口的20桶汽油清洗位于太原路200号家里（原汤恩伯故居）墙壁上的油漆，因“浪费国家财物”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离上海市委，到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编纂室当了一名研究员。
曹漫之并不气馁，更不荒废，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上去。曹漫之喜欢荀慧生的京剧、蔡正仁的昆曲、沈尹默的书法，有很多画家朋友。谢稚柳、唐云、陈佩秋、胡铁生、韩蘧飞、白书章、李研吾等都是家中常客。客厅墙上悬挂着沈尹默、唐云、谢稚柳、陈佩秋、程十发等大家的字画。每每相聚，夫人蔡志勇的冬瓜肉馅水饺、韭菜馅包子、绍兴花雕，都是他们的最爱。酒至半醺，泼墨挥毫，高山峻岭，花鸟鱼虫，跃然纸上。在革命老干部玩友中，曹漫之是领军人物。曹漫之藏有谢稚柳、唐云的画作各300多幅。他总是动脑筋出题目要谢稚柳作画。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时，谢稚柳就为他画过白松鹰。这几位爱好绘画的老干部当年都是陈毅的部下，也是从曹漫之开始，每人都有一张谢稚柳画的白松鹰。谢稚柳画了一二十幅之多。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宋韧等创作的油画《拂晓》，现收藏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里。当与曹漫之谈起这一创作时，他详细介绍了参与起草入城守则的一些细节。最初的构图只有一个中心，即老战士与小号兵酣睡在大厦基柱前。后来他们想突出陈毅、粟裕在部队中的作用，欲将他俩视察露宿街头的战士的场景安排在画中。就这一虚构情节是否合适，他们征求曹漫之的意见。曹漫之看后大声叫好，并说：“这样处理，你们的油画就与原来露宿街头的照片拉开了距离，这才叫创作啊！”由此可见，曹漫之的艺术修养是超人一等的，当年“胶东第一才子”之誉果然名不虚传。
曹漫之的山东老乡朱道南，也是一位“又文又武”的老革命。他搬入集雅公寓321号36室的时间较晚，大概在1978年左右。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他撰写的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为底本拍摄的故事片《大浪淘沙》，一经放映，红遍大江南北。朱道南曾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和副局长，其文学素养和书法艺术水平也相当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亦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这在他这个层面的干部中并不多见。他的书法秀美、流畅，具有深厚的功力。
朱道南（1902—1991）
据杜宣回忆，1928年春天，朱道南所在部队与澎湃同志汇合，后来和张发奎的部队遭遇，因敌我悬殊，他所在的连，只剩下他一人。这时他打摆子，病得厉害，就在山上一个山洞中休养，昼伏夜出，吃生地瓜，喝稻田中生水，十分艰苦，勉强活命，本来已经全身浮肿的他，全身又长满了疥疮。不久敌人搜山，他不幸被抓走了。朱道南外表有两个特点：一是肤色特殊，全身皮肤除面部肤色一致外，浑身白一块，黄一块，褐一块，花花黎黎，落了一身“花丝葛”；二是行动特殊，高大魁梧的身材，走路却迈不开大步，蹒蹒跚跚，好像小脚女人，这是他蹲国民党监狱时造成的。他这个出生入死、掌握大权的房地产管理局党委书记，一家四口却长期挤在20多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屋里空荡荡的，竟然没有像样的家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次闲聊，他笑着说：“共产党员上级一条命令，打起背包就走，要家具做啥！”1950年，组织上决定把他的行政级别从十级套定为九级，被他婉言谢绝了。老老少少见了他都尊敬地叫他“朱书记”，可他却没有一点架子。有一次党委瞿秘书，因公去朱道南家，其子叫了声“小瞿”，朱道南马上指出：“爸爸单位的同事，你应该称瞿阿姨。”这件事至今传为美谈。
朱道南依据所经历的这段革命史，出过两本书，其中有他本人的影子。但不知是年久记错，还是艺术加工，或是当初他为教育年轻一代而把革命品质集中于一人。《大浪淘沙》里的靳恭绶，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从靳恭绶的性格中能看到项羽奋臂举鼎、张飞吼声断桥、鲁智深倒拔垂柳的影子。1962年，有人在朱道南的《回忆广州起义》里惊奇地看到，在白云山上将迫击炮筒扛在肩头射出杀敌炮弹的，竟是朱道南本人！他分明故意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就是那位炮手。朱道南曾经说过：“靳恭绶说，个人算什么？革命是群众的事业，只有在群众斗争的洪流里，个人的作用才能形成一小朵小朵的浪花。只看着自己的鼻尖，得失呀，能耐呀，眼光太窄了，生命的源泉也容易枯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集雅公寓321号51室还居住过共和国开国少将梁辑卿。关于集雅公寓里为何南下干部特别多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当年许多南下干部开始都住在衡山饭店里，后因急需为苏联专家安排住处，有不少南下干部被转移到了附近的集雅公寓和西湖公寓居住，其中就包括梁辑卿。解放战争时期，梁辑卿参加了著名的济南战役，所在的39师被评为“执行政策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后，历任13军39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后搬走，由罗竹风迁入居住。1970年任安徽省军区政治委员，后兼任安徽省委书记。1977年2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
(作者系作家，金融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