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以后的一百多年里，“通商”和“传教”并举，“十里洋场”的上海建造了许许多多基督宗教的教堂。教堂塔楼矗立，十字架高耸，彩色玻璃闪耀，使得许多地段的天际线看起来和欧美大都市无异。这里讲的“基督宗教”，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三大教派。比如说：徐家汇哥特式大教堂属于天主教，襄阳路洋葱顶教堂属于东正教。基督教，上海和江苏、浙江本地民间都称之为“耶稣教”，至今还有老人这样称呼，其实就是一般人们比较熟悉的“新教”（Protestantism），是英国、美国人的主流宗教。在上海市区，基督教的教堂数量肯定是最多的，因为基督教内部的教派非常多，有伦敦会、内地会、圣公会、监理会、循道会、长老会、浸会、浸礼会、路德宗、加尔文宗，还有各个国家如中国、英国、美国、德国的分别。每个教派都建立一座自己的教堂，基督教的教堂就非常可观了。据《上海宗教志》的统计，按1958年已经大为收缩以后的数字，上海的基督教堂还有208处。上海的教堂真不少，经过大规模归并之后，上海基督教消除所有宗派的分别，集中到大型教堂，举行统一礼拜。如此一来，还是保留了23座较大规模的教堂。这样高密度的教堂分布，即使在欧美原本就信仰基督宗教的各大城市中都很突出。
1955年4月，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基督教教派（Denomination）都合并起来，建立一个“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是，各宗派消除自己的教义、神学和礼仪的特征，统一在一起，不分轩轾，共同礼拜，这种形式被称为“跨宗派”（Cross Denomination）、“宗派间”（Inter-Denomination），或者“无宗派”（Non-Denomination）。教派与教派之间，或保存差异，或搁置争议，在一起共同礼拜，这是一种新派的宗教方式，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基督教会还在努力推行。上海是时尚之都，在许多方面开风气之先。即使在宗教信仰上，上海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甚至还能引领世界潮流。笔者发现，早在1925年，上海已经出现了一座跨宗派的大教堂，这里率先打破宗派界限，用“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聚在一起。只要是基督徒，不分国籍，不论宗派，都可以融合到这座教堂里来做礼拜，这就是位于衡山路53号的国际礼拜堂。国际礼拜堂是上海、中国乃至世界上“跨教派”联合礼拜的先驱。
衡山路53号国际礼拜堂（贺平 摄）
从市中心的淮海路（旧称霞飞路）一路南下，转弯进入衡山路（旧称贝当路）林荫大道，国际礼拜堂就出现在左前方。这是一整片不大不小、简洁朴素却不失庄重的现代建筑群，配之以精美宽敞的大草坪，顿时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建筑群，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乡间及城镇比比皆是，但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却不多见。没错，国际礼拜堂的建造风格和礼仪特征，确实和美国侨民有关系。1917年3月25日，一些爱好咏唱的美国籍基督徒在沪西法租界杜美路（今东湖路）租用了一间房子，改建为小教堂（chapel），举行音乐礼拜。随后，他们邀请周围邻居中的基督徒参加，不划分华洋，不区别教派，就近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共同祷告。因为以社区为中心，且不分教派、国籍，就谦称其为“Community Church”（美国社交会堂）。“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含义稍有变化，称为“协和堂”，意思是“协和万邦”，天下一家。大堂建造以后，中文译名改为“国际礼拜堂”。
20世纪20年代，是上海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随着西区市政的迅速发展，法租界大量建造大楼、公寓、新村、别墅，迁入这里的居民越来越多。各教派教徒回到自己在外滩、虹口、闸北、南市等地的老堂口很不方便，于是纷纷加入这座教堂。这座小教堂发展得非常快，空间马上不够用了。1920年9月，小教堂管理委员会决定兴建自己的大教堂，以容纳更多信徒。1923年，协和堂管理委员会正式开始募捐。教堂捐款过程相当容易，仍然是美国籍信徒最为踊跃。1925年3月8日举行落成仪式，筹款、设计、施工，只花了短短两年，一座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就出现在西区近郊。建堂经费总共耗费了7万美元，大部分从美国公司、机构和侨民中募集得到。开堂以后，参与礼拜的信徒大多数是美国国籍，教堂内外流行美式英语，外界俗称为“美国礼拜堂”。其实这座教堂并不设限制，任何教派、任何国籍都能够参加。按教堂的规定，进教堂礼拜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基督徒；有其他教堂的介绍信；接受联合一体、不分宗派的原则。不久，就有居住在附近的欧洲籍侨民和本地华人信徒加入其中。以后，这座崭新教堂的新派礼拜方式声名远扬，不少信徒在礼拜天从其他社区赶来参加，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礼拜堂”。
刚建成时的国际礼拜堂（贺平供图）
国际礼拜堂由上海西侨建筑师布雷克事务所设计。教堂砖木结构，红砖立面，剪刀形木构大屋架，支撑起陡峭屋面。屋面铺设石板瓦，一眼望去，和一般的青、红砖瓦的普通住宅明显不同，很容易区分开来。华人营造商江裕记承建国际礼拜堂。江裕记建造过外滩德国总会、德华银行、公济医院等大型建筑，建造质量非常高，如今近百年过后，依然不显颓败。从教堂规模来讲，国际礼拜堂单体并不算高大，一座L形的整体，侧屋是三层楼的附楼，作牧师办公、开设幼儿园，以及主日学校之用。附楼的三楼，还设了一间小教堂，供个人、家庭和小团体成员使用。教堂屋顶最高处16米，建筑面积1772平方米。由于不设大型祭坛，代之以一架精致的管风琴，空出的场地约可以容纳700人。有的资料说，国际礼拜堂属于哥特式风格，但是只有入口处的拱门和外墙正立面窗户用了尖锥型的石砌券门修饰，看上去有些哥特式元素；通观教堂建筑整体，还是新英格兰式的乡村风格。
国际礼拜堂外景局部
国际礼拜堂入口处拱门
上海的基督教教堂风格不同，各有千秋。1866年英国圣公会在英租界江西路、九江路建造的圣三一教堂，红砖结构，巍峨雄伟，是一座比较完整的仿哥特式教堂，和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同时期建造的教堂相比较，一点也不逊色。1874年美国监理会在英租界西藏路、汉口路建造的沐恩堂（原名慕尔堂）也是一座红砖建筑，还有单座的钟楼，成为城市地标。这两座教堂在市区中心地段建造，有象征和纪念意义，因此都采取了庄严肃穆的风格，是比较典型的仿哥特式建筑。国际礼拜堂不同，它处在半郊区，起源于基层的“社区教堂”，因此采取亲切近人的风格，教堂内的装饰气氛更是融合、随意、不压抑，充满人文主义。十分简洁的祭坛下有400平方米的场地，可以演唱、开派对、跳圆舞。这种风格非常合适20世纪流行的“世俗”“现代”的神学理念，信徒们果然都很喜欢。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它表明国际礼拜堂的气氛确实很生活化。1922年，美国侨民社区在国际礼拜堂对面贝当路10号的地块，同时建造了一所规模很大的美国学校，1917年创办于虹口的“美童公学”迁到了这里。美童公学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美国学制学校，不少学生直接升入耶鲁大学。大量不同年龄的青少年在这里活动，给国际礼拜堂区域带来活力。国际礼拜堂和美童公学组成了一个美国化的社区，国际礼拜堂外面的大草坪上，儿童、家长和老师们嬉笑活动，兼而成为美童公学的一个课外空间。这样的特征，令国际礼拜堂看上去更加亲切怡人。
国际礼拜堂大厅
国际礼拜堂在20世纪30年代脱颖而出，在各个宗派的老教堂中表现突出，成为名扬上海的重要教堂。国际礼拜堂有一项有效的传播手段，就是采用最新科技，在上海广播电台转播教堂礼拜、布道和庆祝活动。从1925年到1936年之间，国际礼拜堂的礼拜活动通过电台布道，在全城转播。上海市民通过广播，了解了教堂内外的美国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从流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方式，转为流行美国大繁荣以后的生活方式，许多人被美国的时髦生活吸引到教堂。上海的英语人口不单是英、美、法、德籍侨民，还有大量的中国人。上海的英语人口中，华人甚至超过侨民，上海的《字林西报》是远东最大英文日报，读者大多是华人。他们是归国留学生、教会学校和一般大学的毕业生，还有工程师、公务员、医生、教授、老师等。国际礼拜堂使用英语，但不分别民族和种族。如此，大量华人信徒也参与到国际礼拜堂的活动中。以教堂管理机构理事会为例，最初是美国籍的理事占多数，聘请美国人牧师。到20世纪30年代，很多华人牧师、信徒成为理事会理事。再到了40年代，说英语的华人牧师成为主任牧师。如彭子仁、丁光训、李储文、黄培永等华人牧师都在国际礼拜堂担任过主任牧师。1943年，国际礼拜堂开设下午场学生礼拜，也是由华人牧师蔡文浩、郑建业负责。20世纪40年代，国际礼拜堂倒成了华人牧师、华人信徒占有主要位置的沪上著名教堂。
从1950年起，国际礼拜堂美式英文的礼拜改成了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过去的讲道、布告、宣传卡，甚至日常会话都是用英语，这时都换成了中文。经过改组，国际礼拜堂理事会的理事长不再由外国人担任，第一任华人理事长是法学博士李中道。继任理事长是医学博士、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后来还有欧阳旭明、徐继和，也都是上海的著名医生。由于该社区及周边区域老居民信徒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大多懂得英文，国际礼拜堂的英文传统自觉不自觉地保留下来。20世纪50年代，不少信徒参加教堂礼拜，也是为了保持和温习英语，礼拜天和牧师、和教友用英文招呼、聊天。国际礼拜堂是上海最早出现并延续下来的“英语角”，成为整个上海比较独特的现象。直到1962年，金陵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才生沈以藩先生担任国际礼拜堂联合礼拜主任牧师，他的英文非常好，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传统信徒。
1966年，国际礼拜堂关闭。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组占用了国际礼拜堂，圣坛前的大乐池被用作排练厅，管风琴、洗礼池和铜十字架等教堂设施被挪走或损坏。1980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国际礼拜堂率先修复开放。1981年1月4日，国际礼拜堂举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礼拜。恢复后的礼拜保持了传统的音乐特色，也呈现出原来就有的国际化、跨宗派特征。为了呈现上海基督教的风貌，国际礼拜堂成为上海乃至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南非大主教图图、美国布道家葛培理、美国总统卡特、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等都访问过国际礼拜堂。这里的礼拜生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上海乃至中国的基督教，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参考书目：
彭圣庸：《上海国际礼拜堂今昔》，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的宗教》，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6年。
《上海宗教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徐汇区志编纂委员会：《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上海市徐汇区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