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岁末，年届古稀的鸿英图书馆馆长蒋维乔在日记中写道：“是岁为环境最恶劣之年。……因对付敌伪，煞费苦心。鸿英图书馆两次遭敌蹂躏，幸皆应付过去，而敌伪对我个人之威胁利诱，尤咄咄逼人，我以平素刚直之态度对之，彼亦无如我何。”
1933年，实业家叶鸿英激愤于日军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侵犯上海，焚毁时称“亚洲第一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的残暴行径，同时，出于对黄炎培等人创办文献出版与研究收藏机构“人文社”的鼎力支持，慨然捐资四十万元，租赁下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3号洋房，“拟建筑图书馆，以谋保藏我国粹，及汇合东西文化；……”（《鸿英教育基金缘起及规则》）。同年6月，原人文社图书馆的所有图书文献全部移入霞飞路1413号，并正式命其名为鸿英图书馆。鸿英图书馆的文献收藏“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历史为核心”“尽量搜集关于近代史及其史料”，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东南第一文史馆”。
鸿英图书馆旧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随之沦陷，鸿英教育基金大幅贬值，董事会拥有职权的黄炎培等人又远赴内地坚持抗战，地处“孤岛”的鸿英图书馆陷入了严重的财务与人事危机之中。1941年，年近八十的沈恩孚馆长心力交瘁，已经无力应付馆内外的复杂局面，馆务几陷瘫痪。此时，光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兼诚明文学院院长蒋维乔以鸿英图书馆代主管董事的身份不得不屈尊兼任了副馆长的职位（不久后任馆长）以图挽救。经过一番努力，鸿英图书馆的业务渐渐上了正轨，并于1942年10月正式向社会开放，其间蒋维乔功不可没。
蒋维乔，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县人，1873年出生于贫寒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其父蒋树德“饱读诗书，不应科举，注重人格培养，惟愿其子读好书，做明理君子”。时为科举时代，以八股文为进身之阶，但少年蒋维乔并不热衷，二十岁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之后，便舍弃了对八股文的研习，兴趣转向考据、数学和地理等学科，对上海制造局翻译的科学书籍尤为喜爱。由于学业优秀，蒋维乔于二十三岁时被选入当时江苏省最高学府、具有研究院性质的南菁书院。1901年，南菁书院改制为江苏全省高等学堂。当时，“西风东渐”已成气候，新的思潮如水银泻地，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广为吸收。时任江苏全省高等学堂总教习的“新派”人物丁立钧鉴于校内学员不是举人便是秀才，对于“国学”都已具备良好的学养，而实用性知识反而阙如，于是他定下了必修课程理化、测绘、英文、日文、体操等五门，任学员选取其中的二至三门以拓展知识领域。不料，就这些简单的学科也遭到部分学员的抵制，由此学员分为新旧两派。这时，被推为“新派领袖”的蒋维乔积极支持丁立钧的改革举措，把五门课程的学习任务统统承担了下来。其中，思想新潮的植物学家、理化教师钟观光对蒋维乔的影响最深。钟观光讲课明晰透彻，做实验准确无误，课余则向学员灌输国家思想，宣扬民族革命。于是，蒋维乔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彻底摒绝了科举之路，“教育救国”的思想得以确立。
1902年4月27日，寓居上海的爱国志士蔡元培与蒋智由、林獬、叶瀚、王季同、汪德渊、乌目山僧（黄宗仰）等人在公共租界泥城桥福源里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公推蔡元培为会长。学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知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后，恰逢中国留日学生入读军事学校受阻、南洋公学“墨水瓶事件”等一系列学界风潮发生，中国教育会遂创办爱国学社，将南洋公学退学之学生组织起来，自行办校。紧接着，教育会又创办了爱国女学。同时，教育会积极占据舆论阵地，将上海的普通小报《苏报》改造为“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的机关报。这样，中国教育会实质上成了革命团体。起初，在中国教育会筹划期间，蔡元培等人便电邀时任江苏全省高等学堂的理化教员钟观光去上海参与其事，并介绍会员。钟观光接电后，在蒋维乔等学生的极力劝说下，当即带领蒋维乔等学生渡江，准备乘轮船赴上海参加成立大会。时“值江中大风，浪高丈余，舟小几覆。然诸人皆整襟剧谈，殊不为意”（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可惜当天并无开往上海的轮船，于是他们发了电报给蔡元培等人，宣布加入中国教育会。
1903年春，蒋维乔受蔡元培之邀，任教爱国学社，于是举家迁居上海。他把妻子送入爱国女校学习，儿子进入爱国学社就读，他本人则和章太炎两人一起担任国文教员。那时，爱国学社的经费极为困难，教职员工包括蔡元培，全部属于义务性质，学校只提供粗劣简陋的膳宿，教职员无不另外设法谋生。蒋维乔则以为《苏报》翻译日文报刊所得的稿酬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兼职收入养家活口。
其时，中国教育会进入全盛时期。会员们纷纷发表演讲，撰写时论，猛烈抨击清政府，鼓吹排满革命。其中，尤以爱国学社成员邹容的著作《革命军》与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言论最为激烈。清廷终于按捺不住，痛下杀手，制造出“苏报案”。1903年夏，章太炎、邹容二人被捕入狱，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等人流亡避难，更多的社员逃亡日本，后来大多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爱国学社的骨干既已星散，其组织仍然存在，当此艰难时刻，蒋维乔受蔡元培的委托，与钟观光毅然担当起爱国女学的运作任务，多方筹款加以维持，女学甚至有所发展。他们二人依然担任义务教员。虽然，公开宣传革命已为形势所格禁，但内地来沪的志士同仁仍以教育会与爱国女学为联络革命的秘密机关。1905年4月，邹容烈士不幸瘐死狱中，蒋维乔乃与教育会同仁在愚园召开追悼大会，并负责邹容烈士的善后事宜。在革命党人刘季平的帮助下，邹容烈士得以安葬于上海华泾刘家的宅地之中。
1906年7月3日，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蒋维乔与蔡元培、黄炎培等三十余人前往华泾举行公祭。在这次活动中，蔡元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众人无不为之感奋，一起参与公祭的陈其美（英士）甚至就此回到家乡变卖了产业，彻底投身于实际的反满革命活动之中，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自1894年甲午战败以后，朝野咸以为失败之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人才。为培养人才，新式教育在各地纷纷兴起，尤其在东南沿海省份，至20世纪初，新式学堂已经蔚为潮流。但是，教材的缺乏成为推行新式教育的巨大障碍。善于创新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机遇，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蔡元培开始筹划新的系列教科书。苏报案发，蔡元培避居青岛，张元济担任编译所长，邀请蒋维乔为新教材常任编辑员，与高梦旦、庄俞、徐隽等人分任各科编写，还邀请了日本学者小谷重、长尾慎太郎等为顾问，采取“合议制”的办法，历时两年，先后编辑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堂使用课本10册，风靡一时，对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十年后，著名掌故家郑逸梅还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幼年读了他所编的教科书，句云：‘青菱小，红菱老，不问红与青，只要菱儿好……’迄今犹留下相当的印象。”(郑逸梅《老教育家蒋维乔》）。如此浅近易懂、朗朗上口且贴近儿童心理的儿童启蒙课本，难怪郑老先生没齿不忘。此后，编撰新式教科书之风大为盛行，但还是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受欢迎：“民国初年，商务所出教科书销售量更为惊人，单小学国文教科书在十年中就销售七八千万册，简直是天文数字。”（《上海通史》第6卷第317页）
这样的伟绩里面自然蕴藉着蒋维乔先生无量的智慧与心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邀请蒋维乔担任教育部秘书长，并“以全部事务托之”。最初，教育部成员仅三人，除部长蔡元培，秘书长蒋维乔，还有会计员一名。蒋维乔不负所望，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教育体系的旧制改革与新制创立工作。在蒋维乔的努力下，理论上成立仅仅不到二十天的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发布了中国现代教育的首部法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全国的学校称谓、学制、教科书的采用和学科的设定等等作出了统一规定，有些一直沿用至今。其中第四条“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第十条“高等小学以上体操课，应注重兵武”等规定，更是打开风气、适应潮流的大胆之举。不久，北京正式政府成立，蒋维乔随赴北京任教育部参事，于1912年7月邀集全国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会议讨论，历时一月，终于制定出了比较完备的高、中、初等三级教育的学制体系，此后一直沿用至1922年，方被新规取代。
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民国草创，万事艰难。教育部更是困难重重，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需要自己设法解决。幸好，当时在江苏都督府任事的马相伯借出三间房屋，教育部才有了落脚之地，得以挂牌办公。不久，教育部发展到三十余人，但从总长蔡元培一直到普通文书，不分等级，一律月领津贴30元，所以，教育部每个月的开支仅及千元，展现出新政府廉洁高效的新风气。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也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新气象如昙花一现，消失在袁世凯政府的阴影之中。深感失望的蒋维乔于一年多后挂冠辞职，回到上海仍入商务印书馆。1916年袁世凯死后，蒋维乔复被邀请进入教育部，被派与黄炎培等人去日本等国考察教育，回国后仍旧担任教育部参事，日常研究佛典，并帮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大哲学系开设唯识论佛学课目，是为全国首创。1922年7月，在江苏省政府以及黄炎培等教育界著名活动家的极力劝说下，一向不愿当官的蒋维乔出任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到任之前，蒋维乔先在有关人士的集会中宣布了自己“办事唯公理，对各方面绝不敷衍，用人以人才为标准，经济公开，亲自赴各县视察”等为政原则。在军阀时代，坚持这样的原则自然遭到地方上“士绅”的拼命反对。蒋维乔当厅长不到三个月，江苏省议会竟提出查办蒋维乔“十大罪状”。有胆有识的蒋维乔丝毫不让，对前来相劝的省长韩国钧直言:“我志不在做官，决定凭理而行，绝不敷衍，合则留，不合则去！”他坚持原则的言行不仅得到了省长的谅解与支持，而且为正义树立了权威。“从此，议员对先生，不敢正视。省立各校长，有先生为后盾，各安于位，苏省教育日有起色。”（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当时，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蒋维乔毫不畏惧，下乡例行检查如常。足足三年后，正当蒋维乔卸去教育厅长的时候，1925年7月，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为校长易人而大起风潮，已经半年不得解决。蒋维乔临危受命，出任代理校长，妥善处理了“易长风潮”。直到1927年初，北伐军势如破竹，剑锋直指沪宁杭，南京诸学校大多放假避乱，蒋维乔毅然坚持上课，并联络红十字会，组织自卫团、救济所等应付危局，直至北伐军攻入南京。蒋维乔在江苏任职数年，为本地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后，年逾半百的蒋维乔不再担任官方职务，于1929年夏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以讲授佛学、中国文学史和旅游观光、健身养性为生活内容，淡定人生，以娱晚景。但是，世事变化不能如蒋先生所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当时，为威逼利诱有声望的社会人士加入其中，这伙人无所不用其极，干下了许多罪恶的勾当。蒋维乔作为著名的教育界人士，汪伪政府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他，屡次要他出任伪教育部次长和伪教育协会会长等职，但蒋维乔大义凛然，坚决拒绝，甚至把收到的邀请函当即撕毁扔进字纸篓，让汪精卫在愚园路的寓所空等一场。
蒋维乔横眉冷对丧尽民族气节的卖国贼，而满腔热诚于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如本文开头所述，自上海沦陷以来，鸿英图书馆陷入了重重危机。此时，代理黄炎培担任主管董事的蒋维乔义不容辞，于1941年7月21日上午来到鸿英图书馆出任副馆长，并召开馆务会，听取了馆员的汇报，发表了讲话，安定了人心。当时，图书馆分为事务、史料、图书目录三个部分，尚未向社会开放，职员连馆长（沈恩孚）总共十四人。此后，蒋维乔既要担任光华大学、诚明学院的教学与教务活动以及佛学研究工作，又要在鸿英图书馆的事务上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当时，鸿英图书馆几处绝境，面临着诸如经费无着、馆员纷争和房东想要收回馆舍等重大危机，而更为严重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租界后的环境恶化。
1942年1月30日下午二时，日本宪兵突然闯入鸿英图书馆进行搜查，至六时后方才离去，当时蒋维乔不在馆内。次日上午，蒋维乔到馆时，已经有日人二十余先于八点钟到达，他们一言不发，只对图书大肆搜掠。到正午，“来一卡车，将查出之书籍杂志捆载而去”。日军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对鸿英图书馆的致命威胁。
受此打击，年届古稀的蒋维乔不但毫无退缩之意，反而于一个半月（3月13日）后正式接任馆长一职（“余以社会文化事业关系允之”）。蒋维乔不畏强暴、不辞辛劳的高风亮节终于使鸿英图书馆的业务渐上轨道。
1942年10月，酝酿多年的鸿英图书馆向社会正式开放!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久后，图书馆再次遭到日军数十人的残暴蹂躏，被捕去职工四人。蒋维乔以“刚直之态度对之，彼亦无如我何”，再次化解了危机。在蒋维乔等图书馆员工和众多社会人士的呵护下，历经劫难的鸿英图书馆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1952年12月9日，八十岁的鸿英图书馆馆长蒋维乔与副馆长江恒源向上海市文化局提交了辞职书：“我们自任鸿英馆长，业已多年，过去长期奋斗，勉力支持，为的是使这个私人文化事业，不致中缀。解放以来，在政府的领导下馆务已日渐发展，现在我馆已献给政府，正式成为国家文化事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惟维乔年逾八十，恒源又宿疾时发，居家休养，馆长一职，久居空名，未能实际工作，为此恳请您局准予辞去馆长职务……”
纵观蒋维乔的一生，淡泊人生、摒绝名利却勇于任事，彰显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特质中的高贵一面，值得后人敬仰。
参考文献：
1.蒋维乔著，文明国编：《蒋维乔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
2.蒋维乔：《蒋维乔日记》，中华书局，2014年。
3.熊月之：《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1937年。
5.唐吉英：《黄炎培与鸿英图书馆》，联合时报，2016年11月18日。
（作者系原徐汇区图书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