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我国著名作家、戏剧家夏衍旧居试运营对公众开放。夏衍旧居座落在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178号2号楼，这是一幢英国式风格的花园别墅，假三层砖木结构，建筑南面有个大花园，夏衍于1949年到1955年曾居住于此。向公众开放的夏衍旧居，梳理和展示了夏衍在上海的足迹，还原了这位革命文化人的熠熠风采。这篇文章主要谈谈夏衍在“左联”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夏衍旧居外立面、内部展厅一隅
参与筹备、组建“左联”
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回国，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以翻译为公开身份，翻译了《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1929年，他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和组织工作。是年10月中旬，“左联”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筹备小组有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雪峰等12人，除鲁迅、郑柏奇之外，其余10人都是中共党员。第一次会议，潘汉年出席，传达了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内战”、组织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提出了反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观点。中央指定筹备小组的任务是拟出“左联”发起人的名单，起草“左联”纲领。会上决定，这两个文件拟出初稿后，先送鲁迅审阅，他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夏衍是这两个文件拟定和起草的主要参与者。此后，潘汉年委托夏衍与冯雪峰、冯乃超负责经常向鲁迅报告有关筹备事宜，有时他自己也参加。上海的进步作家都公认鲁迅为旗手、盟主，曾讨论用什么名义称呼，有的建议叫委员长，有的提出称书记长，夏衍向鲁迅汇报这些想法时，鲁迅坚决不同意，他说他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但他不喜欢委员长之类的名义。所以后来实行集体领导，由一个执行委员会主持工作。在夏衍等就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征求鲁迅的意见时，鲁迅表示对纲领的内容没有意见，同意这个纲领。当他发现发起人名单里没有郁达夫时，就对夏衍等说：“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位很好的作家。”经过多次讨论，两个文件于1930年1月下旬基本定稿。
夏衍（1900—1995）
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左联”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地点是由潘汉年和夏衍等人去物色的，在上海虹口区多伦路的中华艺术大学。这所大学是党办的学校，陈望道任校长，有公开合法的身份，学生都是进步青年和文艺爱好者。会议开始，先是推定鲁迅、沈端先（夏衍）、钱杏邨三人为主席团。因为这次会议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举行的，所以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夏衍坐在主席台上还担负着一个任务，就是警惕会场里发生的情况和动向。会上潘汉年代表中共讲话，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作纲领说明，中华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彭康、田汉、阳翰笙等讲话。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大会选举了“左联”的领导机构，鲁迅和冯乃超、钱杏邨、田汉、沈端先、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蒋光慈、周全平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从此，夏衍成为党在文化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会议通过了“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等机构。大会从下午2时开始，到晚上7时才结束，参加大会的有五六十人。当时举行成立大会的会址，现已建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我曾前往参观。该馆馆长告诉我，当时开会的会场原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整幢楼房则是中华艺大的校舍。现在会场仍保持原样，前面有一个讲台，旁边有3把椅子，下面排列着3排方凳、条凳。前面3把椅子即是三人主席团的座位，其中一把就是夏衍坐的。“左联”成立后迅速得到发展，不久北方支部、东京分部以及广州、天津、南京小组纷纷成立，队伍不断扩大。“左联”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前哨》《世界文化》《大众文艺》等刊物，“左联”盟员的文学创作、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茅盾的《子夜》、叶紫的《丰收》、丁玲的《母亲》、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等，夏衍则撰写了多幕剧《赛金花》、报告文学《包身工》、历史剧《秋瑾》等。“左联”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在酝酿、筹备“左联”的那段时间，夏衍还与郑伯奇等创办了上海艺术剧社。当时上海的话剧运动已经开展得相当蓬勃，有田汉主持的南国社、洪深主持的复旦剧社、应云卫主持的戏剧协社、朱穰丞主持的辛酉剧社等戏剧团体。而“左联”筹备人员中又有好几个人对戏剧感兴趣，于是夏衍和郑伯奇、冯乃超等一起创立了一个剧社——上海艺术剧社，时间是1929年10月下旬，在“左联”成立之前。郑伯奇为剧社社长，夏衍任主要负责人。这个剧社基本成员除了郑伯奇、夏衍、冯乃超、陶晶荪、沈学诚外，还有许幸之、司徒慧敏、石凌鹤等，并有一批革命青年和中华艺大的学生参加，如刘保罗、陈波儿、王莹等。剧社主要成员中有许多党、团员，剧社是党直接领导的，它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使戏剧运动由反帝反封建的一般民主主义的战斗传统，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剧社先是排演了几出由外国翻译过来的剧本，有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由鲁史导演，陈波儿、刘保罗、鲁史主演；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沈西苓导演，李声韵、石凌鹤、易杰主演；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夏衍导演，石凌鹤、王莹、唐晴初主演。排演的地方是借来的客厅，经费是大家捐的。1930年1月6日起，艺术剧社在虞洽卿路（今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了三天的首次公演，田汉、洪深、应云卫、朱穰丞等都来观看，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尾岐秀实等外国朋友还在外文报纸上撰文推介，反响相当强烈。同年4月艺术剧社举行了第二次公演，演出了根据德国小说改编的《西线无战事》和冯乃超创作的《阿珍》。这些演出突出强调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控诉了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
上海艺术剧社的演出活动，密切了左翼剧人与上海话剧界人士的联系，推动了上海戏剧界的联合。1930年3月19日上海艺术剧社、戏剧协社、南国社、辛酉剧社等联合成立了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革命和进步团体的迫害。4月28日，上海艺术剧社被查封，中华艺术大学也遭查抄。6月，《卡门》造禁演，南国社被查封。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决定改组，8月23日，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夏衍负责的上海艺术剧社担任总务，辛酉剧社、摩登社担任组织工作，南国社负责宣传。后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剧联的行动纲领强调将革命戏剧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采取独立、辅助、联合三种方式，积极开展工人、学生、农民的演剧活动；创作内容强调暴露地主、资产阶级与反动派的罪恶。左翼戏剧运动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夏衍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
从创办《救亡日报》到香港脱险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夏衍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公开活动，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和文化宣传工作。救亡协会成立不久，就准备出版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受命做郭沫若的助手，出任总编辑。《救亡日报》于1937年8月24日创刊，当时全社只有十来个人，相约一律不拿薪水，写稿不取稿费，甚至上下班的交通费也由自己负担。稿件主要依靠参加“上海文救”的一些进步文化工作者，几乎所有上海知名的进步人士都为《救亡日报》写过稿，他们中有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等，还有文学界、戏剧界、电影界、社会科学界的各方面人士。这个报纸虽然只是个四开的小报，但与其他小报不同：内容方面，它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专靠特写、评论、战地采访以及文艺作品；报纸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有精辟的战局分析，有来自前线的战地采访；不讲假话，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所以很受民众的欢迎，每天一般可销1000份，最多时销到3500多份。报社工作十分繁忙，最忙的是郭沫若和夏衍，又要接待读者，又要写社论、评论，还要编报纸。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上海所有中文报纸全部停刊。夏衍于12月中旬离开上海到达广州，《救亡日报》于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后来广州也沦陷了，夏衍与全社人员一起连夜撤离广州，奔赴桂林。1939年元月10日，《救亡日报》又在桂林复刊。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夏衍因拒绝刊登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消息，遭到通缉，《救亡日报》随后也于2月28日被封。《救亡日报》屡停屡续，前后共坚持了三年多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宣传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充当了战斗号角的作用。
《救亡日报》在桂林被封之后，夏衍根据周恩来的电示到了香港，在廖承志领导下，与邹韬奋、范长江等人筹办《华商报》。该报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夏衍负责文艺副刊。这一年，夏衍还创作了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春寒》。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也随之被迫停刊。
不久，香港陷落，夏衍及一批进步的作家、文人都处于危险的境地。接着传出了夏衍牺牲的消息，有一家晚报还登了夏衍殉难的报道，还有人活灵活现地传播夏衍如何被抽筋剑劈、葬身鱼腹的消息，桂林的朋友们闻之十分焦虑。其实这纯属谣传，夏衍并未遇难，他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隐蔽了一段时间以后，1942年1月一起筹划，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化装逃离香港。他们二十多人会合在一起，同乘一条船，有的化装成衣衫褴褛的乞婆，有的乔扮成横行街头的香港“烂仔”，还有的用锅底灰涂黑了脸装成捡煤渣的穷妇。夏衍自己留着加垃罕式的短髯，装扮成一个商人。但是，他们这批人还是引起了巡海日本兵的怀疑，被查问时，夏衍因为懂日语，就用日语和日本兵交谈。经过一番对话，他们终于巧妙地逃过了追查一关。
夏衍等人历经艰险，安全回到桂林，留在桂林的文化人喜出望外。1942年2月5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等到桂林南站，热情欢迎脱险回来的夏衍一行。洪深见到夏衍，连忙上前与他拥抱。可能是洪深的力气太大，加上十分激动，巨人般的拥抱竟使夏衍发出一声惊叫，他胸前口袋里的一支钢笔也被折断了。一星期之后，欧阳予倩在美丽的川菜馆设宴为夏衍一行洗尘。此时夏衍已经剃掉了化装时蓄留的短髯，显得容光焕发。席间，欧阳予倩兴奋地引吭高歌；田汉即席赋诗：“高歌一曲动华筵，老凤新声似昔年。碎玉正悲香岛远，衔杯何幸桂江边。割须不作行商状，抵足曾同海盗眠。且把犁锄收拾好，故乡犹有未耕田。”蔡楚生还画了一幅《黄坤逃难图》（黄坤是夏衍逃难时用的化名），图中人物以洋伞挑着行囊和藤箧，西装裤的脚管卷得高高的，姿态狼狈而滑稽，引得大家忍俊不禁。
夏衍回到桂林后，他的剧作《愁城记》由欧阳予倩导演，在桂林公演。夏衍又与田汉、洪深三人合写《再会吧！香港》，由新中国剧社在桂林演出，两个戏都获得了成功。
1942年4月9日，夏衍根据周恩来电示从桂林抵达战时的首都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主要做文艺界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对外公开的身份是《新华日报》特约评论员。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文艺评论文章，还写了多个剧本，有多幕剧《水乡吟》，与于伶、宋之的合写的《戏剧春秋》，还改编了话剧《复活》，而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剧作《法西斯细菌》。
创作话剧《法西斯细菌》
关于《法西斯细菌》，夏衍从香港脱险到达桂林时就开始酝酿。起初他打算写一个以港战为题材的喜剧，在那三周的战乱生活中，他的确已积累了不少使人哄笑和苦笑的材料，但是静下来思索考量，觉得这些反而都是悲剧的材料了。他在桂林和重庆遇见了好几位医生，其中一位是从北京协和医院逃出来的，他告诉夏衍，整个协和医院的研究室全给日本兵占领了，贵重的镭锭等药品也被抢劫一空，他准备到大后方去从事医疗工作。还有一位原来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港战时医院也被捣毁了。这些医生原来善良地相信医术是超然于政治的，可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把他们从科学之宫驱逐到了战乱的现实中来了。他们被迫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看到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他们的经历引起了夏衍的浓厚兴趣，一个新的创作意念在他心中萌生了。于是他又找了许多医学方面的书来读，其中现代细菌学泰斗金瑟（Zinsser）教授的名著《老鼠•虱子和历史》把他迷住了。夏衍一口气把它读完，接着又找来Zinsser的自传《比诗还要真实》，决定把一个善良的细菌学者作为悲剧里的英雄。
1942年夏天，夏衍在重庆北碚的北温泉开始写作，至8月写成了一部五幕六场的大型话剧《法西斯细菌》，又名《第七号风球》，此剧具有明显的岛埠色彩。然而夏衍并不满足于港战事件的简单记录，而是通过主人公细菌学家俞实夫和他的留日同学赵安涛、秦正谊三位知识分子的不同遭遇和生活道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画卷。在现实生活中，日本法西斯公然违反国际法规，在侵华战争中进行残酷的细菌战，日军哈尔滨731部队、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南京“荣”字1644部队、北平北支甲第1855部队、长春满洲第100部队等都是实施细菌战的。他们疯狂地研制鼠疫、伤寒、霍乱等数十种传染病菌，并在中国人身上做活体试验，灭绝人性地残害中国人民，其罪行罄竹难书。《法西斯细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史实。
《法西斯细菌》所展现的生活，经历了1931年“九一八”至1942年春十一个年头，跨越了东京、上海、香港、桂林四个地方。由于这些事件、这些地方，作者不仅亲眼目睹，而且亲身经历，所以写得特别真实痛切。作品以一位留日的细菌学者俞实夫的遭遇作为全剧的主要线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中，广大中国人民遭受的严重灾难。俞实夫原是一名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他不关心政治，只是埋头做学问，希望对国家有所贡献。由于他的医学论文获得成功，日本文部省破例授予他医学博士的称号。然而，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京街头报纸、号外满天飞，俞实夫被迫带着在日本娶的妻子静子以及女儿寿美子（即寿珍）回国。俞实夫回到上海，进了一所日本人用庚子赔款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他的研究课题是斑疹伤寒的预防，为此要培养菌苗，研究预防、治疗的方法。但是，当时抗战已经爆发，上海也已打响战争。他虽然自己坚持不违反科学的宗旨，但不能使日本办的研究所不帮助帝国主义实施侵略。他虽然深感科学研究放不下手，但现实生活中一个个事件接踵袭来：他家的佣人张妈因为女主人是日本人而辞工不干了；他的女儿寿美子被邻居孩子打骂；更严重的是中日交战的炮弹正在头顶上呼啸飞过……
他在朋友的怂恿和帮助下离开上海，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既是冒险家的乐园、走私商的天堂，也是抗战中的中国和她千百万海外华侨联系的锁钥和桥梁。俞实夫勉强驻扎下来继续研究，细菌培养已经成功，但还没有研究出特效药，因此还得成天在显微镜前工作。俞实夫很想躲开政治，静心搞研究，然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关心你，报纸上赫然登载着：“日本鬼在华北用毒气，还在井水河水里放伤寒菌……”紧接着港战爆发，香港沦陷。日本鬼子狂轰滥炸，奸淫烧杀。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闯进俞实夫的寓所，打碎了试管，抢走了显微镜，俞实夫被打倒在地，另一位青年钱裕想要反抗，竟被当场枪杀。
香港待不下去，又辗转到桂林。在桂林，香港经历的惨景还是时时浮现在眼前。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使俞实夫改变了原来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他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就是要关上门，做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研究，也会时时受到阻碍和破坏”。“自然科学可以征服疾病，但是人类的愚蠢和野蛮……法西斯侵略战争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因此他决心回到贵阳的红十字医院去，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尽管力量小，这倒是一件工作，一件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他打算在实际工作中继续他的研究，开始他人生的“再出发”。
《法西斯细菌》中还写了留日学生赵安涛，从立志改革政治到弃政从商，但战争的炮火使他倾家荡产，最后他才醒悟，要从头做起；另一位有志青年钱裕，虽然有点单纯稚气，但他有明确的生活目标。
这个剧本通过俞实夫、赵安涛、钱裕等一群知识分子的遭遇、转变、幻灭、坚定等生活经历，使我们看到日本法西斯的魔爪逐渐伸出，从侵略东北到攻占整个中国，再到演变成太平洋战争，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残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虽然作品描写战争主要采取侧面描写的手法，但在舞台上我们可以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兵打家劫舍、残杀无辜的罪恶行径。如果说以前夏衍的剧作比较注重通过人物的生活遭际反映时代的暗潮，风格近乎“素描”与“淡彩”，那么《法西斯细菌》中某些场景却更接近于油画，作者以比较浓重的色彩描绘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场面，以生动的形象表现了法西斯强盗乃是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进步的人民的公敌！
作品的主题远没有停留在揭露上面。它通过对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孔和命运，以及将来前途的描绘，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法西斯战争的罪恶，阐明了“法西斯与科学不两立”“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这样更加深刻、更带普遍意义的思想。俞实夫不关心政治，埋头于科学研究，但战争把他从实验室赶出来，战争又打碎了他的试管、显微镜；他研究斑疹伤寒是为了治病救人，可是日本侵略者却把斑疹伤寒细菌用于战争，灭绝人性地制造细菌弹，更大规模地残害中国百姓。赵安涛原想改革政治，但在纷纭的政治风云中又走了岔道。这些说明了，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走错道路；善良的人们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不认清奋斗目标，就无法生存。同时也告诉人们，法西斯细菌比伤寒细菌凶猛百倍，是世界上危害最严重的一种细菌；法西斯战争不仅毁灭自由，同时毁灭科学，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土地上，科学才能滋长。
作品中静子这一人物的设置，也深化了主题。作品的矛头所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像静子这样的日本妇女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反对侵略战争的。静子说：“我亲眼看到我的同胞在中国做了这么多残酷的事情，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感到痛心。”这就分清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广大日本人民的界限，也点明了侵略战争的性质。
《法西斯细菌》一剧于1942年10月17日在重庆首演，洪深、应云卫导演，耿震、白杨、周峰、张逸生等主演。周恩来同志曾邀请许多他熟识的科学家、医生看戏座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抗战大业发挥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这部戏在1942年春天就迅速地把太平洋战争搬上戏剧舞台，可说是紧密配合了当时的现实斗争。而且，由于作者从比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因此并不像某些活报剧那样成为过眼烟云，即使今天读来，不仅会有历史的认识意义，同时会有新鲜的审美感受，从中可以得到思想与艺术的启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法西斯细菌》给我们的教训是：必须反对侵略战争，决不能让军国主义复活，当今虽然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要潮流，但战争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政治与科学这对矛盾也依然存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思想和智慧，仍然放射着不灭的光芒！它告诫我们：要时刻警惕军国主义、法西斯细菌的复活，坚决捍卫世界的和平和安宁。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