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公寓，高档住宅
在淮海中路与东湖路的会合处，有一座大楼叫淮中大楼，过去叫亨利公寓，其门牌号为淮海中路1162号。淮中大楼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人民政府1994年2月在该大楼门口立铭牌，上书：“亨利公寓（亨利地产公司建造），钢筋混凝土结构，1939年竣工，现代派风格，南立面中轴对称，中间强调竖向线条，与两侧的横向构图形成对比。主入口及其顶部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装饰，顶部退台为大坪台，屋顶为休闲平台。”
淮海中路1162号淮中大楼
有关史料记载，亨利公寓原名亨雷公寓(英语Henry Apartments)，毗邻原为盖司康公寓的淮海公寓，于昔日的霞飞路与杜美路的交会处，即今天的淮海中路与东湖路会合处。亨利公寓建于1936年，由亨利地产公司投资兴建。整个建筑高8层，是钢筋混凝土现代建筑。大楼后面有一片园地，建有汽车间及附属用房。公寓底层有商店，它的中央以圆弧形墙面引向商店入口，入口两侧是大玻璃窗。二层至六层为标准层，户型大，每层有两个五室户。七、八层为两组跃层，每户有七室。第七层处理成连续弧形露台，加强了建筑造型的现代感。公寓楼内装饰线条简洁，墙角门樘多用弧线，灯具、壁炉和固定家具的工艺非常精细。公寓外墙贴奶黄色光面砖、细槽釉面砖并采用錾假石装饰，色彩明快。楼内垂直交通分别设客梯和货梯各1部，楼内安装锅炉、水泵各2台，屋顶有花园、喷泉。亨利公寓于1954年由上海市政府机构的房屋管理部门接管。考虑到亨利公寓这一名称明显带有外国殖民含义，故根据所处地理位置，更其名为淮中大楼。
据一位“老上海”回忆，淮中大楼在解放前一直为外国白领阶层的高级住宅，那时门口站着雇佣的印度人充当保安，上海人称之为“红头阿三”。他们头上缠着奇形怪状的红布，手里拿着根警棍，一脸的络腮胡子，虎视眈眈，模样有点骇人。而进出大楼者均为白皮肤、蓝眼睛、高鼻梁的欧美人，乘坐高级轿车，神气活现、耀武扬威的。而大楼里面的装潢也十分考究，全部是打蜡地板、雕花玻璃，豪华典雅。卧室、客厅、餐厅、厨房、浴室厕所，以及电扇、吊灯、壁炉等一应俱全，并按照欧洲标准装饰配备，显示出非一般平民所能入住的高级档次。
现在，淮中大楼底层是中国银行淮海中路办事处，余下楼层是中波轮船公司办公地。中波轮船公司是我国第一个中外合资公司，从成立之初的4艘旧船起家，至今已发展成为拥有3亿多美元净资产、17艘重吊船组成的专业化船队，运力达到496 000载重吨，航线遍及全球主要港口。
但本文引出的话题是，淮中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与航天（探空火箭研制单位上海机电设计院）发生过短暂交集，这段历史恐怕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说鲜为人知。
探空队伍，入住“淮中”
中国航天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及保密原因，最初成立时对外名称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列入国防军工系统，属于军队编制。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即被誉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的钱学森，其任命书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签发。后来随着我国军工体制的逐步演变，“老五院”退出军方，划归地方军工工业，上升为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以后一段时间曾与航空部合并，成立航空航天部。再后来与航空拆开，成立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再分拆为航天科技集团和科工集团两大航天集团，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于航天领域研制生产的产品涉及到核心技术和国家安全利益，所以一直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和保密单位，对外也长期保持较为神秘的色彩，一般外人难窥其“冰山一角”。
话说1957年，苏联在与美国的太空竞争中拔得头筹。1957年10月4日，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由苏联发射成功。受到这一消息的刺激，毛主席于1958年5月15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这一号召给了我国科技界进军航天领域以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1958年5月29日，钱学森在参加由聂荣臻主持召开的部分航委会委员的会议上，代表国防部五院和中科院就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导弹的设想意见进行了汇报。汇报中，钱学森提出了“三步走”的方案：第一步是发射重型火箭、探空火箭和地球物理火箭；第二步是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人造卫星；第三步是发射一吨以上的卫星。
1958年8月，中科院决定将卫星发射作为当年该院的头号重点任务，成立了代号为“581”的工作组，由钱学森任组长。同时还决定建立第一设计院（代号为1001设计院），承担发射人造卫星所需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当时在那个“大跃进”的火红年代，整个社会上下思想激进、情绪亢奋，甚至提出了在短期内赶超英国、美国的口号。中科院也难免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片面追求“高指标”，不切合实际地把目标定得太高，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出发射人造卫星的二级火箭，实现快速“放卫星”的目标。
雄心勃勃的中科院把当时主要任务归结为“上天”“入地”“下海”。所谓“上天”，就是研制出能把卫星送上天的运载火箭。在高涨情绪的推动下，第一设计院的科技人员经过日夜加班，很快设计出了一个叫T-3的运载火箭模型。这是一种以液氟和甲醇为发动机推进剂的火箭，并作为向建国9周年献礼的产品，于10月中旬在科学院自然科学大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展室展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钱学森的陪同下莅临参观，并给予了高度赞赏。
但模型产品毕竟是纸上谈兵，真正要将模型产品变成能够发射卫星的实物火箭谈何容易？科研人员在实践中碰到了高能燃料发动机的研制和试车问题、进行空气动力试验的超声速风洞实验室的建设问题等，均难以一下子实施和突破。再加上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国力很弱，财力支持不足，基础工业薄弱和专业人才匮乏等，发射卫星的目标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钱学森对这一现状非常清楚，因此他提出步子不宜迈得太快，采取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循序渐进的方针。根据钱学森的建议，第一步还是搞探空火箭为宜，以探空火箭的研制作为起步和探路，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摸索出实践经验后再向大型运载火箭进军。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走探空火箭这条工程之路，适合当时的国情，方向是正确的，很容易突破并取得成效。
同年11月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充分利用上海地区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科研生产条件，决定将第一设计院迁往上海，命名其为上海机电设计院。
为搬迁之事，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亲自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打电话，向他阐明了党中央决定将机电设计院搬迁上海的情况，希望上海市地方政府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条件，共同促进“上天”任务的开展。柯庆施当即表示欢迎和支持，并提出把毕卡第公寓（即衡山宾馆）作为机电设计院来沪办公的地点。
接着，中科院力学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杨刚毅和上海机电设计院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杨南生率领一个考察小组来上海，为设计院迁沪作探路和具体安排。他们踏勘毕卡第公寓后认为：一是该宾馆过于豪华，用作办公有点大材小用，浪费了宝贵的宾馆资源；二是该宾馆不太宽敞，可用作办公的房间不多，规模达数百人的科研单位在此施展不开手脚。经反馈和协商，柯庆施又批了淮中大楼。考察小组到淮中大楼勘察后，认为该楼虽然也属于豪华公寓，但楼层多、房间也多，占地面积大，基本设施均不错，从科研工作角度考虑，各方面条件比毕卡第公寓优越得多。于是考察小组当即拍板，决定将北京迁沪的设计院落户淮中大楼。为抓紧开展工作，几乎没经过什么装修就入住。同时为解决科技人员晚上的住宿问题，市里又将距离淮中大楼不远处的衡山路、高安路口的一栋小楼腾出来，作为机电设计院科技人员的集体寝室。
紧接着，北京的同志陆续搬迁到上海，进入淮中大楼办公。显然，为了安全保密的需要，淮中大楼外面并没有挂出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招牌。但这一重要举措，却揭开了我国在上海发展航天事业的序幕。
“姻缘”虽短，意义重大
当时从北京来的年轻科技人员约100多人，为加强科研设计和管理协调力量，上海市委又从有关高校、科研设计机构、工业部门、机关等单位紧急抽调了大批人员进行充实，使得机电设计院的人员一下子增加到了600多人。与此同时，市委又将上海机床厂厂长艾丁调来任机电设计院党委书记，将交通大学副教授王希季调来任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而杨南生与王希季当年曾经是西南联大同一个系的校友，如今为了开创我国的探空火箭事业，他们幸运地在同一个战壕并肩作战。
据一位机电设计院的老同志回忆，由于淮中大楼内一下子增加了几百号人，使得吃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餐厅在底楼，大家每天中午集中吃饭时，队伍往往排得好长好长，楼道里排不下，队伍就排到了大门外面，占据了并不宽敞的人行道。这样既影响了市民正常行走，也不利于安全保密工作。于是由市里出面，与马路对面的上海音乐学院协商，分批组织到该院餐厅吃饭。音乐学院的领导顾全大局，一口答应，总算帮助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时我们这帮年轻人听说到音乐学院食堂就餐，非常开心。大家一边听着学院教室里飘逸出来的钢琴、提琴、铜号演奏的声音，一边吃着午饭，心情愉悦，食欲大增。当然我们在淮中大楼也有一些糗事，如上级规定下班前一定要将作废的图纸或涉及产品内容的纸张全部烧毁（那时没有粉碎机）。而烧材料必须要跑到大楼的后院，还要找一个铁桶，碰到大风天连火也点不着。于是年轻的我们有时图省事，便匆匆地将那些纸张塞入抽水马桶一抽了之。哪知有时候一下子塞多了，抽不掉，堵住了马桶。这下害苦了大楼管理所搞维修的同志，须费很大的劲才能疏通，为此他们告状告到了设计院领导那里。领导针对此事进行了严肃批评，至此，杜绝了这类现象的发生。
那时钱学森十分牵记机电设计院，来过淮中大楼好几次。他有时来为青年科技人员授课，有时来听取汇报、检查指导工作，有时来协调有关业务。钱学森平易近人，儒雅和蔼，经常面带笑容地与大家握手交谈，一点也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而到了晚上，钱学森则下榻于距离淮中大楼不远处的东湖宾馆。因为是特殊人物，为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党中央还专门为他配备了贴身警卫员。
钱学森在淮中大楼给上海机电设计院青年科技人员讲课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探空火箭虽然是航天领域里的一个“小不点”产品，看上去也很不起眼，但却代表着航天系统工程的雏形，需要各个分系统组合成总体，大家合力完成。根据钱学森的指示及探空火箭的技术特性，当时在淮中大楼内设立了五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探空火箭总体设计；第二研究室是搞探空火箭结构的；第三研究室是搞探空火箭自动控制系统的；第四研究室是搞探空火箭发动机的；第五研究室是搞探空火箭测试、遥测和发射的。五个研究室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家只想早日将我国的第一枚探空火箭发射升空。据时任院办主任吕德明回忆说，那时我们年纪轻、干劲足，科技人员几乎每天加班加点，搞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是家常便饭。考虑到明天还要上班，长期打疲劳战对身体也不利，于是只得由院领导出面，强制性地“命令”大家歇工，早点回去休息。
当时在国内，除了钱学森，谁也没有见过火箭，更不要说搞火箭了。但年轻的科技人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很快设计出了第一枚探空火箭T-7M。但要将图纸上的“纸面文章”变为“正式产品”，需要寻找各行各业的协作伙伴。于是，上海的一批企业因探空火箭而与航天结缘。如当时与机电设计院密切合作的地处龙华飞机场的空军13修理厂，该厂主要帮助解决探空火箭的总装总调和整体检测试验等业务；上海柴油机厂主要以研制液体发动机为主，并进行T-7M火箭总装；上海机床厂帮助生产制造液压部件等产品；上海电机厂帮助设计制造振动台等；上海四方锅炉厂帮助制造加工火箭推进剂储箱和高压气瓶等产品。而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则利用江湾五角场一处国民党遗留的旧碉堡，稍加改造后进行了多次点火试验，并获得了大量燃烧和推力数据。
正因为有了技术实力雄厚、加工能力强大的上海地方工业的大力协作，终于研制成功T-7M探空火箭正样产品。T-7M是一种无控火箭，全长5米多，直径25厘米，自重75公斤，主发动机以硝酸和苯胺、糠醇混合物作为推进剂，推力达到226公斤。该型探空火箭飞行高度为4～5公里，飞行距离为8公里左右（若加上固体推进器后，发射距离可达10公里）。另外，火箭头部的仪器舱可携带19公斤有效载荷，弹头和箭体分别由降落伞实施回收。
“T-7M”探空火箭模型
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南汇县老港镇东进村海边滩涂，机电设计院的科技人员终于将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发射升空。这是我国火箭技术史上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这一成果也被中国航天历史所记载。
钱学森与参与T-7M探空火箭发射的人员在上海南汇老港镇发射架下合影
1960年5月28日，正在上海视察的毛主席听说探空火箭发射成功，非常高兴，在柯庆施等人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延安西路200号一个小型展览厅参观了这一产品。毛主席在听取了研制人员的情况汇报后，一边用手拍着T-7M探空火箭，一边意味深长地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呀。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一位随行人员拍摄了毛主席视察探空火箭的照片，这也是毛主席生前唯一一张与航天产品合影的珍贵图片资料。
遗憾的是，随着机电设计院进一步发展壮大，机电设计院感到淮中大楼有许多局限性，不适合长久搞科研。于是通过上海市再次出面协调，将虹口区四达路上原财经学院旧址提供给机电设计院办公。就这样，机电设计院从1958年11月入住淮中大楼，到1959年春搬到四达路，总共不到半年时间。
虽然机电设计院在淮中大楼入住时间不长，但却给淮中大楼留下了一段有关航天的神秘传闻。
（作者系原《上海航天报》总编、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