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寸土寸金，核心地段更往往以钻石来形容，而既处核心地段，充分显示钻石的尊贵，却又闹中取静，享受一份文人的悠闲，这就只能让人羡慕嫉妒恨了。新康花园，足以当得起这样一份骄傲。

一

　　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住宅小区，其全部建筑群竟然南北连接了上海的两条著名马路：南面是复兴中路1360弄，推开小区铁门进去，四幢五层公寓住宅四角对峙，优雅地合围出中间的公共地带。因是点式分布的公寓建筑群，故这个区域又叫做“新康公寓”（Ezra Apartments）。从南部一路前行，到达北部已来到著名的淮海中路，门牌号是1273弄，14幢两层花园住宅沿着整条弄堂两两分列，中规中矩，整齐规范。北部区域的住宅因都带有庭院，故名“新康花园”（Ezra Court）。这南北贯通的两片区域占地面积19.52亩（13 013.3平方米），1934年由新康洋行建造，按“小区域服从大区域”的习俗，又整个被叫做“新康花园”。

新康公寓（贺平摄）

　　不管是新康公寓还是新康花园，它们的英文名称中都有一个名词Ezra，其对应的汉译名是埃兹拉。熟悉上海历史的人大都知道，这是一个在近代上海非常有影响的犹太家族。上海开埠以后，最早抵达上海并开设洋行的，就是以对商机嗅觉敏锐而著称的犹太人。1843年，由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沙逊洋行老板大卫•沙逊的次子伊莱亚斯•大卫•沙逊率领的一行人抵达上海，并于1845年建立了沙逊洋行上海分行（后又称老沙逊洋行），由此开启了近代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当时，掌握上海工商血脉的外国人中，尤以犹太人为多，最著名的除沙逊、哈同外，还有嘉道理家族、安诺德家族、索福家族等，埃兹拉家族也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1886年，伊萨克•埃兹拉（Isaac Erza）在上海创办新康洋行，最初也以鸦片贸易为主，至20世纪初始开始有所改变。1906年，二十三岁的爱德华•埃兹拉（Edward Erza）从父亲手中接过新康洋行，将洋行的经营方向从鸦片贸易转到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和经营上。其时，爱德华•埃兹拉已在上海犹太人中崭露头角，他是第一个在上海出生的工部局董事。在此之前，他于1903年出任犹太人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秘书长，这个协会是上海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个组织。1907年3月10日，爱德华•埃兹拉和莫泽勒•索福（Mozelle Sopher）在埃尔汇堂举行婚礼。和爱德华•埃兹拉一样，莫泽勒•索福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犹太人，她是M.A.索福的女儿。至此，上海犹太人中的两个重要家族——埃兹拉家族和索福家族因联姻而携手，势力更加强大。1917年，爱德华•埃兹拉出资收购《大陆报》并出任董事会主席一职，这是近代第一份由职业新闻记者创办的在华英文报纸，也是民国时期最早、最重要的美式报纸。爱德华•埃兹拉过世后，他的两个妻弟阿瑟•索福和西奥多•索福又先后担任《大陆报》的主编，两大家族前后掌控《大陆报》约三十年。

爱德华•埃兹拉

　　1912年，爱德华•埃兹拉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09号）建造自己的宅院，这是一座具有外廊式建筑特点的二层花园住宅，装饰非常豪华，室内布置路易十五时代宫廷样式的家具，底层大厅可供一百五十人举行舞会，音乐室举办音乐会时可容纳八十位客人。宅院南面有大片的草坪和树木，郁郁葱葱，赏心悦目。其时正是这位犹太富商达到事业巅峰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爱德华•埃兹拉已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属下公司在南京路、新闸路、江西路和虹口地区拥有大量的房产，著名的新康大楼（位于江西中路、九江路，其转角底层后被承租商家改建为室内商场，取名“中央商场”，成为上海闻名的小商品和旧货市场）、上海最大的石库门里弄新康里（位于新闸路、大田路两侧，建有700多幢房屋，是房屋数量最多的上海里弄，后来卖给斯文洋行，才改名斯文里）等房产，大都建于此时。

爱德华•埃兹拉于1912年在霞飞路上建造的私人宅院（今淮海中路1209号）

　　爱德华•埃兹拉和他的两个妻弟阿瑟•索福和西奥多•索福关系比较密切，他们的座驾都是当时的豪华车帕卡德（Packard），购地置产也往往同步相邻。1912年爱德华•埃兹拉在霞飞路建造宅院之后，他和两个妻弟又在宅院相邻之处几乎同时购地建屋，这就是埃兹拉私人花园（今淮海中路1273弄新康花园）和索福私人花园（今淮海中路1285弄上方花园）。这两处私人花园占地广阔，花木扶疏，园内设施也极为齐全，有网球场、游泳池等，非常适合举行室外活动。上海犹太人社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常性地举行各种聚会，除了犹太会堂外，一些犹太富商的花园也是日常聚会的重要场所，其中，嘉道理家族的大理石宫、哈同的爱俪园等，都是上海犹太人的社交据点。霞飞路上的埃兹拉私人花园和索福私人花园建造完成后，很快成为犹太人社交活动的据点。埃兹拉家族就曾在霞飞路上的花园私宅里宴请过中国电影皇后胡蝶，索福兄弟在私人花园里经常举行聚会，邀请中国科学美术学会和短篇小说俱乐部成员参加，讨论中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

　　1933年，浙江兴业银行购得索福私人花园这块地，由英籍建筑师事务所新马海洋行设计，建造三层花园住宅共74幢，用作员工住宅。花园名称起初仍以“索福”（Sopher）原名的译音命名为“沙发花园”，后由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正式定名为上方花园。虽然1933年兴业银行就购得此地准备建造公寓，但由于资金困难等种种原因，上方花园一直延至1939年起才逐渐交付使用。就在1933年，埃兹拉私人花园这块地也开始由新康洋行运作进行改建，同样请新马海洋行设计，改建目标为高级公寓式花园里弄住宅。新康洋行财大气粗，改建工程进行很快，1934年即宣告竣工，“新康花园”这一名宅由此在上海大地上诞生了！

二

　　新康花园坐落在淮海中路南侧，复兴中路北侧，近汾阳路、宝庆路，与上方花园相邻。它有两个门牌号：南部是复兴中路1360弄1—4号，即四幢五层公寓，一幢一号；北部为淮海中路1273弄1—28号，即十四幢二层花园住宅，其中十一幢是1934年所造，每幢二层，每层一户人家，一个门牌号，单号是一楼，双号是二楼，一共1—22号，22家住户。在公寓和花园住宅之间，当时另建有平房汽车间及附屋25间，主要是给那些外国人和官员的汽车司机居住的。2000年政府进行旧屋改造，这些汽车房被推倒重建，建造了三幢和原先花园住宅风格相同的二层住房，房号是26号、27号和28号。这样，新康花园的房号对外标的是淮海中路1273弄1—28号，其实，23—25号是没有的，故实际居住业主是25户。

新康花园

　　新康花园的建筑风格是西班牙式。北部11幢砖木结构花园住宅沿着整条弄堂两边分列，平缓的屋顶和花园墙的顶部都披着红色的筒瓦，沿着屋顶的红色瓦片下檐边有连续的邮票齿形连续拱券纹。每一幢住宅都有两层，一层一套，全部分层分户处理，底层和二楼住户各有自家门户进出，互不干扰，设计非常人性化。底层有外廊，套内房间为前后两排横向展开，前排中间为起居室，两边为卧室，均设有内阳台，后排为餐厅、厨房以及佣人卧室。外面还有汽车间，两层共享。外廊前方有一个近40平方米的花园庭院，庭院低矮的围墙上开设长方形镂空窗花，围有篱笆围墙（现在的围墙为“文革”后改建）。庭院内植雪松，苍翠挺拔，郁郁葱葱，营造出幽静的氛围，成为新康花园一大特色。二楼由西北角边门直上扶梯，起居室前为凹廊式大阳台，有红色筒瓦、铸铁阳台栏杆等典型构件，两根爱奥尼亚式螺旋形立柱和三段拱形凹入墙面将整个阳台三等分。东西为卧室，后排也是餐室、厨房和保姆间，另有晒台，即在底层汽车间上。每层建筑均有两个卫生间，每套建筑面积都在200平方米左右。这些建筑元素非常简练，彰显了西班牙式建筑的特征。

　　新康花园弄内走道十分宽敞，南北主通道宽达6.5米，东西向八条次通道也有5.5米宽，弄内中段还设有停车位，设计周到细腻。沿着弄内主通道一直往前走，到达南部底端，那里是复兴中路以北一块方形的土地，开发商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了四幢五层公寓，每幢各居一角，呈点状式分布，大门均面向中央的公共花坛。公寓一、二层外立面加横线条，上三层为素面，顶部为平台。一到三层每层为两套两室户，四、五层为跃层两套四室户。主要房间的面积均为23—35平方米。新康花园南部区域的这四幢五层公寓，就是外间习称的“新康公寓”。

　　新康花园当年所在位置，正处在繁华优雅的霞飞路和僻静开阔的徐家汇交接处，可谓最受富人青睐的理想居住之地；而它建造的住宅现状如大面积、多居室、拥有花园和汽车间，还辟有佣人和汽车司机用房，这些都决定了其高级里弄公寓的定位。新康花园从设计到建造，均是为洋行高级职员所量身打造，以后又因其超高的居住品质，这里又陆续搬进了不少各部门高官和各国富商，“新康”遂成为上海滩上高级住宅区的代名词。

三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上海，共产党接管了政权，上海换了江山。改天换地之际，各界自然动静不小，商界、实业界也发生了很大震动，最直接的变化是那些外国人陆续撤出了上海，腾出了很多公寓别墅，新政府对这些空房进行再分配势之必然。像新康花园这样的高级花园式里弄公寓，原先的住户走的走，跑的跑，基本都撤离了，闲置一段时间后，很快就迎来了新住户。

　　新康花园1949年后定位的住户对象是文艺界、医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机关的各级干部，根据各自的级别，他们被分配住进不同的住房。当时任中共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天水，就带着秘书住在公寓2号楼的4—5楼；以后曾任上海市领导的陈同生、陈铁迪、刘震元、左焕琛，还有一些中央部级机关和外省市的老干部，如交通部副部长李维中等，也都曾在新康花园居住过。

　　今年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沈育英阿姨，可能是新康花园目前“居龄”最久的住户了。沈阿姨是1955年嫁给市委财贸政治部干部郑元庠的，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她二十一岁，结婚当年，就随丈夫住进了新康花园。政府当时按行政级别高低安排住房，有住二层楼花园住宅的，也有住五层楼高级套房的。郑元庠当时只是科级干部，住进了新康公寓4号楼1室，分配的住房是最小的34平方米的一套间。这34平方米是实际居住面积，房间可以隔成两间，卫生和厨房都是独用，而且房租是按机关宿舍标准收取，非常便宜。沈阿姨还记得，他们住的这间房，最初房租每月仅仅只有5元多一点，即使到了经过调整后的1960年，房租也只有7元4角2分，仅占他们夫妇俩收入的二十分之一。那时，他们的小日子过得简单而充足，对将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郑元庠、沈育英家1960年11月房租收据

采访合影（左起：湖南街道淮海居委会干部李兢宁、沈育英、张伟）

　　但谁也没能想到，他们幸福的日子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961年郑元庠就因病早早过世了，生活的轨道一下子就转了向。当时沈育英已经生育了三个孩子，大的刚四岁，最小的才六个月，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都压到了她一个人身上。那时，沈阿姨的行政级别是22级，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60元。为了照顾孩子，她必须把妈妈接来一起住，这样，60元钱要养活大大小小五个人，生活之拮据可以想象。当时，沈阿姨一家生活之节俭是出了名的，附近菜场、商店的营业员都知道，她去那里经常买的就是青菜、萝卜、乳腐、馒头之类最便宜的，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捎带上一点荤腥。青菜豆腐和泡饭萝卜干几乎成了他们全家一成不变的食谱。虽然家境贫寒，沈育英对孩子们的学习却始终抓得很紧，不敢有丝毫松懈。穷人的孩子早成熟，她的三个孩子虽然啃的是咸菜萝卜，但学习成绩却门门优秀，大儿子在1977年就考上大学，如今已是某重点高校计算机系主任；另外两个子女也都学业有成，在各自领域内都堪称成功人士。

　　由于常年操劳过度，沈育英1995年罹患上了结肠癌，病情来势汹汹，十分危急。所幸，她遇到了一个好邻居，一个在医学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汤钊猷教授。说起汤钊猷，在中国医学界，特别是在中国抗癌领域，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是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著名肿瘤外科学教授，因肝癌早诊早治，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而被国际肝病学界认为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并获得美国金牌奖。他还在1986年和2006年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汤钊猷住在3号楼，和沈育英是邻居。沈阿姨退休后担任居委会小组长，平时为人热心，对邻居嘘寒问暖，左邻右舍也经常托她代办一些琐事，而汤钊猷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他甚至把自己和夫人李其松的身份证也放在沈阿姨家，以方便代理一些事情。为感谢沈阿姨的热心帮助，汤钊猷教授每出版一本专著，都会在扉页认认真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沈阿姨。沈阿姨罹患癌症的消息传出后，汤钊猷和夫人十分关切，亲自上门看望，为她仔细诊治，并坚持每周一次根据她的病情变换开出新处方。沈阿姨将这些处方拿到医院和药房，那里的专家看了都赞誉不已，羡慕她身边有这样一个顶尖的国家级专家亲自为她治疗。度过危险期后，汤钊猷、李其松夫妇根据沈阿姨的身体情况，不赞成化疗，建议进行保守疗法。病情稳定进入康复期后，汤钊猷、李其松夫妇又及时提醒她定期复查。就是在这样悉心的治疗和呵护关心下，沈阿姨身体恢复得很好。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她依然腰板硬朗，神清气爽，一眼望去，完全看不出是一位曾经罹患癌症且已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沈阿姨住进新康花园已经六十四个年头了，如今仍然还在小区继续为左邻右舍操心，发挥自己的余热。

汤钊猷医生在新康花园自己的家里工作

　　漫步在新康花园，你最有可能碰到的，也许就是那些医学专家了。如生前住14号的董承琅（1899—1992），二十五岁即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内科专家，中国心血管内科学的奠基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一级教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内科主任。中国使用的第一台心电图机，即是他九十多年前从美国带回来的，现在的很多医学院士和著名教授，也多是他的门下弟子。如今说起董承琅医生，医学界人士形容其是“神一样的存在”，新康花园里的居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经常看到他急匆匆拎着包外出，乘上接他的小车赴北京为领导干部出诊治病的情景。

　　说起新康花园和医学的关系，不能不提到3号公寓楼，这是第二军医大学的宿舍用房，很多名医住在里面，而若要在其中挑选一位来代表，那么，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国家一级教授朱诚，可谓合适人选。朱诚是我国现代颅脑创伤学的主要开拓者，也是军队神经外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早在1949年他就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参加浙江沿海岛屿的解放战役，负责战地手术救护；以后又任浙江军区直属医院外科主任，负责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晚期战伤的救治工作。1957年，他调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一手组建了长征医院的神经外科队伍，使长征医院的颅脑外科医治水平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朱诚在重型颅脑创伤救治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方面倾注了毕生心血，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著名的医学泰斗和教育家，他不仅医术精湛，硕果累累，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等，而且一生育人无数，桃李遍天下，培养神经外科硕、博士60余人，并培养了无数神经外科专家。2017年他以九十五岁高龄病逝时，发来唁电、参加追思会的同事、学生，犹如我国神经外科精英队伍的一次大集合。

　　中国心血管内科学的奠基人董承琅、中国著名肝病学科的权威汤钊猷、中国现代颅脑创伤学的主要开拓者朱诚，这三位堪称我国医学界三个不同领域内的最高权威，他们救治了无数病患的生命，是我国医学界的精英和骄傲，新康花园是他们数十年来遮风避雨、赖以存身的居所，新康花园与有荣焉。

四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画家颜文樑，他可能是新康花园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居民，不少名家在他们的文章中描述过他在新康花园中的点点滴滴，网上更是可以找到颜文樑在新康花园中的很多逸闻轶事。

　　颜文樑（1893—1888）是苏州人，也是苏州美专的创办人，但他和上海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倒不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上海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而是他长期在上海工作，并且还在上海居住。他的住宅就在新康花园，门牌号是17号，曾经有多位名家在他们的文章叙述过颜文樑在新康的这个家。作家陈丹燕用她那感性的文字对颜文樑的居所进行了细腻的描绘：“那是一条宽敞的大弄堂，西班牙式的两层楼房子一律刷成了绿色，失去了白墙红瓦的西班牙房子那种开朗和火热，以及温柔的悠闲，被一棵棵高大的雪松掩盖着的小绿房子，像波兰南部森林里的小矮人一样……绿色的房子有棕色的木头大门，门开了，里面是老房子的昏暗和老宅地里面的特别气息，混合着老人的呼吸、油画布上松香水的辛辣、热过剩菜以后残留下来的气味，旧书落了细尘的干燥纸页，还有老家具返潮时樟脑和木头的芳香一点点散了出来。玄关上有一盏老老的玻璃罩子灯，做成一朵金黄色倒挂着的铃兰花的样子，用微微生锈的铁环吊下来，让人想起巴黎的世纪初，从梯也尔血洗巴黎中走出来以后风行的新艺术风格的灯饰。可这灯不是颜文樑当年从巴黎带回来的。当年他从巴黎带回来的是一万多册美术书和五百多具著名雕塑的石膏复制品，没有为自己家带什么回来。客厅里很暗，开着日光灯，壁上有两面金框围着的镜子，上面蒙了灰、水汽和餐桌上散过来粘上的油腻，当把镜子边上的金色长蜡烛灯点亮时，镜子里朦朦胧胧地反射出一只齐胸的、精致地雕刻着花纹的柚木架子，那是从前为一套法文的百科全书专配的书架，那羊皮面子烫了金的书不是放在桌子上平着翻的，而是要将它架在这书架上，微微向你斜着。在它的后面，是那一书橱的百科全书，顶上放着一个旧马粪纸的纸板箱，粗糙的黄底子上印着丰收牌干菜笋的红字。”（《上海的风花雪月》，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画家陈丹青是“文革”期间，即1971年前后到似乎隔绝乱世的新康花园17号拜访颜文樑先生的，先后有过几次。陈丹青用他画素描的笔，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颜文樑先生的言语表情和神态动作：“门铃按过，脚步声拖拖沓沓由远及近至少两分钟：是老先生亲自开门。那段走廊几步即可走完，颜先生老了，快有八十了吧，一步几寸一步几寸，他是小脚太婆似的蹭着走来的……颜先生相貌活像缩小的董必武，身高仅及我胸，颅顶灰发稀少如婴儿乳毛初生，布满浅褐的老人斑。那时的拜见前辈，一类是休想瞻仰画，单是教而训之；一类是郑重出示，如承恩宠。颜老却是开心巴结取画来，还非要连着镜框搁在光线恰当处，后来出国，知道这是西人示画的好习惯。他一幅一幅取出时总会嘟囔道：‘呶，这幅还有点意思，好看么？还有一幅还要好！’我们聚拢脑袋，他也嘘嘘挤过来凑着看，好像存了三五十年的老画还没看够似的。一幅细密的花果静物，他颤巍巍指点葡萄上的晶莹水珠；一幅上海人民广场的俯瞰式风景，他唯恐我们看漏，端出来，即手指下角屋顶上的一只猫，同时笑悠悠说起有人要来买，‘出四百块钱，但是呢，画不就给人家拎了去么？我不过拿到一叠子钞票’。他于是欠起身子，对着阳光，手指虚虚捏一捏，做薄薄一叠钞票状，瘦软的手掌在阳光里像蜡烛般苍白而透明。”（《多余的素材》，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我在新康花园采访时，听到人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颜文樑，似乎人人都认识他，或者至少都知道他。颜文樑生于1893年，现在的人和他隔着几代呢，只是老人为人良善，人缘极好，于是口口相传，遂成为新康花园的一代偶像。颜文樑出生于苏州干将坊的一个绘画世家，父亲颜纯生是近代绘画大家任伯年的入室弟子。1908年，颜文樑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时，即在日本画师指导下开始学习西画。1922年回苏州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28年入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师从皮埃尔•罗朗士教授学画。1932年学成归国时，购置并运回著名雕塑石膏像近五百件、美术图书万余册，使苏州美专的教学设备名冠全国。1949年后，他一直在上海、浙江、江苏三地从事绘画和美术教育工作，而新康花园则是老人长期居住的地方。因老人名气大，在“新康”居住时间长，脾气又好，故不管认识不认识，新朋旧友来这里探望老人的特别多，时间一久，老人便成了新康花园的一道风景线。颜文樑平时出来在花园里散步，逢人便打招呼，态度极和蔼，就是看见小朋友，他都要停下来和他们握握手，有时还掏出糖果请他们吃，哄小朋友们开心。有一位住在新康花园的老住户，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描述了这一场景：“弄内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忘记他慈祥的模样，都与他握过手，包括我的儿子。老先生走路已经直不起腰，但经常在他的一位学生陪伴下，在弄内散步。当见到有孩子迎面，老先生一定停步驻足，伸出他慈和的手掌，与孩子相握，并致意问好。我不知道那些陌生的孩子被老人的手握住是何等心情，但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情景，不由怦然心动，被老人自然流泻的慈爱感动。这是颜老先生在世时，新康花园一个独特的美丽镜头。”（章洁思《淮海中路新康花园》，2011年3月25日《文汇读书周报》）老人那弯着腰、低着头、蹒跚行进的身影，是那里的不少老住户心中永远挥不去的回忆。

　　熟悉新康花园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花园洋房，凡单号的一律在底层，双号的则都在二楼。颜文樑住17号，是一楼，他的楼上18号是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的家。新康花园中的住户，除了医学界的名医，文艺界的名人也不少，如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音乐家丁善德，作家黄源，戏曲影视三栖演员吴海燕等。其中，较早入住新康花园的是袁雪芬，时间大约在1958年。作为地方戏曲的演员代表，袁雪芬一直受到共产党的关照，1949年9月，她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特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自1950年起，她还先后担任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兼越剧实验剧团团长、上海越剧院院长等职，可以说在上海乃至华东的戏曲演员中，没有比她更红的。袁雪芬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周恩来曾经三次亲自到过她在上海的家来看望她，其中两次是在她当时在静安新村的家。（袁雪芬《周总理、邓大姐对我的关怀和教育》，《越剧艺术家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另一次，则是她搬入新康花园之后了。我在新康花园采访时，不少居民和我说起这件事，他们回忆，当时也住在新康花园的上海作协副主席靳以陪同周恩来和陈毅去18号看望袁雪芬，陈毅看着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中外名著，笑着问：雪芬同志，这些书你都看完了吗？周恩来开口替袁雪芬解围：难道陈老总你都看了？书总要一点一点读嘛。靳以是1958年底搬进新康花园的，次年11月就因病过世了，那么，周恩来和陈毅造访新康，应该是1959年的年中了。

　　住在新康花园3号的靳以（1909—1959），原名章方叙，靳是他母亲的姓，他笔名中的“靳”，就是沿用母姓，人们也都习惯叫他靳以。他是著名作家，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为后人留下了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等四十多部作品；他又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一生编辑出版了《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文丛》《小说》等十多种颇具影响的文学期刊以及多种报纸副刊和丛刊，几十年来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文学青年，同时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最后和巴金合作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在新中国文坛独领风骚数十年，成绩卓著，影响深远。1949年后，他在复旦大学担任校务委员和工会主席，在沪江大学担任教务长，忙得不可开交。1953年，靳以离开教育系统，调入华东文联任代秘书长，后又任上海作家协会常驻副主席，主持作协的日常工作。那几年，他的家随着工作的调动而经常变动，先后住过长乐路蒲园、卫乐公寓、茂名公寓等十几个地方。1958年12月31日，靳以的家搬到了新康花园，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打算住哪里，他选择了离花园大门最近的3号，有花园的底楼，那是为了照顾因病致残、腿脚不便的女儿进出方便。靳以是喜欢和朋友相处的，他在蒲园时和大学同学康嗣群住一起，住卫乐、茂名时，周围邻居有罗稷南、赖少其、孙大雨、王若望、孔罗荪、唐弢、吴强等一批朋友，一点也不寂寞。现在到了新康，唯恐四周寂寞无声，没有朋友交往。还好，靳以刚在新康住下，先他入住的袁雪芬就来看望了，他们是文联的同事，彼此相熟，现在又住到了一个小区，来往更方便了。何况，还有住在隔壁上方花园的朋友唐弢、师陀，更有离新康不远的巴金。巴金的妻子萧珊是靳以妻子陶肃琼的中学同窗，还是靳以女儿章洁思的干妈，她经常来这里看望靳以一家，和靳以的妻子挤着坐一个沙发，家长里短，互诉心曲，旁若无人地放声大笑，好像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那时，靳以正在主持编辑《收获》，还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党向知识分子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靳以被要求下到基层工厂去深入生活，参加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于是，从1958年开始，他下到国棉一厂，开始了他上午在编辑部工作，下午去工厂劳动的紧张生活。靳以年轻时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劳累过度就容易发作，1959年，他因心脏病突发三次被送进华东医院急救。这年的11月6日深夜零时，靳以在医院突发心力衰竭，前后仅历时16分钟，就因抢救无效而与世长辞。巴金在靳以病逝后一个月内接连写了三篇文章，悼念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其中一篇文章他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医院里的两三个钟头：天明以前的寒冷的夜，阴暗的大厅，轻微的人声，难堪的等待。为了不要叫出声来，我不能不几次咬紧嘴唇。我到过太平间，我又回到大厅。你那张没有血色的脸绞痛了我的心。难道这就是诀别？难道这就是三十年文学生活的结束？难道一颗火热的心就这样无声地死灭？难道一个光辉的生命就这样淡淡地消失？为什么不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完成计划中的工作？”（《哭靳以》，1959年12月8日《人民文学》12月号）

　　靳以生前最后一张留影是在他自己的家——新康花园3号的庭院里拍的。他最疼爱也最挂念的女儿章洁思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我望着父亲的最后一张留影。他就站在家中的庭院内，站在那棵忽然枯萎、却通人性的雪松之下。父亲的手轻插在腰际，眉头却轻皱着。他的脸上，写满疲惫。我记得，那正是他去世那年（1959年）的春夏之交，我们把他从书桌前唤出来，留下这一张影。那时，他的工作已经超出他的心脏负荷，然我们（包括他自己）都全然不知。”（《与父亲一同看照片——代编后记》，《靳以影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我那天在新康花园3号客厅里和章洁思交谈，发现就在她的背后，靳以的照片高高悬挂着，那睿智的眼神充满着对生活的眷念。在女儿的心里，父亲永远活着。

采访合影（章洁思、张伟）

　　多姿多彩的新康花园，那些人和那些事，使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花一草有了生命，也有了意义。繁华与典雅，热闹与清幽，高贵与平凡，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积聚起丰富的文化积淀，让这一切获得了传承。

　　这是上海最美丽、最具故事的地段！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