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徐汇区区域内，有不少部分在昔时是法租界。早些年编著的《徐汇区志》说：自1860年起，租界当局在界外强占民地辟筑“军路”，以后又不断越界筑路，于光绪十年（1884）筑雷米路（今永康路）；光绪二十七年筑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延伸进今徐汇境内，向北筑善钟路（今常熟路）；光绪二十八年筑宝建路（今宝庆路）、杜美路（今东湖路）、毕勋路（今汾阳路）；光绪三十三年筑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宣统三年（1911）筑宝隆路（今陕西南路）；民国元年（1912）筑祁齐路（今岳阳路）等。到了1914年时，在今徐汇境内已辟筑道路20多条。于是早在1913年，法国公使康德即以“法租界界外马路警权问题”为由，向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扩大租界。袁世凯政府为换取法方禁止国民党人利用租界反抗自己，便派人与法方“妥为商办”，1914年4月，双方签订了《关于法租界外马路协定》11条。法租界这次扩大面积13001亩，顿使租界面积扩大20倍。
这些地方成为租界，起于界外租地，随后越界筑路成为一个借口。从留存下来的《租地道契》看，成为道路的只是少部分，很多租地或成为西人建筑房屋自住、出租，或转手买卖谋取利益等。这样的租地很多，笔者选一些明确在今徐汇境内的道契，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道契简说
道契，就上海来说，就是开埠之后，外国人以“永远租用”的名义，向业主租赁土地。双方商量妥当之后，先向某外国驻沪领署领取租契三份，转交到苏松太兵备道（通常称为上海道台）处审核、盖印，由此而称道契。清朝被推翻后，土地的租用行为仍然在进行，由北洋政府特派江苏通商交涉使、沪海道尹审批处理，土地租用契单依旧被称为道契。
生效后的道契一式三份，一份留存在上海道署，称为“中契”；另两份分别由办理的某外国领署和西人租户留存，称为“上契”和“下契”，领署和西人租户谁领“上契”，谁领“下契”，没有特别的规定。
根据租户在不同领事馆的办理，可分为英、美、法、德、日、俄、意、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比利时、奥地利、丹麦、挪威、瑞士、瑞典、巴西、墨西哥及华册道契等20种。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蔡育天主编的《上海道契》，共有30册，其中以英国为最多，占了25册。除了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收入其中的道契年份至1911年底。
西人在哪一个领署办理道契，没有国籍的限制。英国人可以到法领署办理，也可以到德领署或其他领署办理；法、德等国人也可以到英国领署和其他领署去办。由于当时英国人势力较大，在上海的英国人也比较多，所以英册道契特别多。国人曾经也可以办理华册道契，由于当时时局不稳等诸多原因，办理华册的也不多，倒是经常通过西人去办理外籍道契，这些道契名义上是西人的，西人再给华人一张证明书，这种证明书被称为“权柄单”。
道契上的内容，以英册6965号（图1）为例说明一下。这是一份中文契，绝大部分是印刷体，左侧部分手书。印刷部分有英国领署和上海道台姓氏、租地人的姓名、出租业主的姓氏和姓名。在永租亩数和四至处，常常是一片空白。这个在早期是填写的，后来进行勘查时，往往发生实际亩数与田单不符的情况，从而就与四至一起常常都不填写。初次发生租地，道契上会填上永租的总价，再次转让时一般没有价格。后面是年份、日期和道契号，这里的年份、日期是发给道契时的时间，经过勘查后批准的日期要晚一些。
图1 英册6965号道契
根据1898年《增订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增订后附规例》第七款的要求，租地道契初步批准后，要“立分界石碑 凡租地四至，必经中国官员、该管领事督率办理，竖立分界石碑，将编成号数，用英、汉文字合写，刊刻明白确实，预订日期，届时由该管领事官派人，传同执业租主、亭耆、地保、原业户等偕往，查与道路界限，均无违碍，方准将分界石碑竖立，以免将来因此争论，致启讼端”。图1中的书写部分就是勘查后的结果：“此项租地，饬据会丈局会同勘复，坐落二十八保北十二图祸字圩，土名曹家桥北，丈见实地叁亩陆分壹毫；四至：东至朱姓地，南、西两面均至小路，北至福开森路，绘图到道。”“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此批。”从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二发出到批准，整整过了四个月。
租地如果有变化，那么就会在道契上面记载。图2就是英册6965号道契中的租地发生变化后的记载。从上面可以看到1913年12月19日、1919年10月2日、1920年5月28日、1928年5月1日转让租用的情况，也可以看到“添租”后的亩数和四至，其中“南至英册一三六〇六及居尔典路”。福开森路是今天的武康路，居尔典路是今天的湖南路，虽然有添租情况，但一开始就在今武康路的南面，当时显然是越界租地。
图2 英册6965号租地发生变化后的道契
道契中还有一张西文契，英册（英领署所登记、发出）用英文，法册用法文，德册用德文，日本册用日本文，其他一些国家有用英文的，也有用其他文字的。
中西文契是我们今天看到最简单的道契，如果发生纠纷，那就还有地保以及其他证人的文字、中西官方的来往函件、田单等。道契转让后另立新契，旧契就盖章注销。
越界租地的部分道契
在徐汇区天平路、永嘉路、湖南路、新乐路、徐家汇等街道，过去有些名为杨家厍、许家弄、袁家弄、丁家湾、沈家浜、侯家宅、夏家弄、李家宅、马家宅、曹家弄、钱家荡、刘家宅、徐家厍等的自然村，把这些名称与27保等相结合，会找到许多越界租地的道契。本文主要想向读者介绍这些租地与越界筑路及租界扩张的关系，因此只把部分道契作为举例简述一下。
英册7032号（图3），英国新瑞和洋行向业主高先毛、阮毛毛租用，坐落在28保5、6图形字圩，土名杨家厍地方。实地“伍亩贰分肆厘贰毫，东至英册四千四百五十六号并张姓地，南至王、杨二姓地，西至福开森路，北至英册二千八百十四号地并公路”“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廿七日监督刘印给”。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北起华山路，在安福路连接处向南，逐渐偏西，略微呈弧形至淮海中路，接天平路、余庆路，全路均在徐汇区区域内。英册7032号北邻英册2814号，光绪廿四年（1898）七月十五给契，也位于形字圩，土名徐家汇；东面是英册4456号，发契于光绪廿九年（1903）五月二十八日。这三契均是越界租地。
图3 英册7032号道契
英册5717号，新瑞和洋行向业主叶薇记租用，实地肆亩肆分叁厘伍毫，坐落在二十七保五图景字圩，土名夏家宅处，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日获批。东至沙塘泾，南至张、程姓地并已填半浜（过去一些与土地相邻的小河浜，如果没有明确的业主，就以河浜中间为界，属相邻的土地主所有），西至马路，北至英册五千三百五十号。从道契上的记载看，难以确定大致位置，难以肯定在徐汇区域。1909年2月初，《申报》上发布“出售房产地产广告”，其中提到“沿毕勋路英册五千七百十七号道契，地四亩四分三厘五毫”，这就可以完全确定是在徐汇区域，是越界租地。
法册134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法商卫尔农永租27保5图景字圩，土名厍池浜地方“伍分九厘壹毫”，当时四周还是一片农地。宣统二年四月转与东方汇理银行，半年后又转与英商霍培“管业”，民国元年（1912）4月25日霍培把它转为英册7065号。这块地“北至毕勋路，东至英册六千二十七号地，西至祁齐路”，也就是在今天的汾阳路岳阳路处。在其东邻的英册6027号，1907年6月获得契地，“坐落二十七保五图景字圩，土名沙池浜东”。与法册134号土名虽有所不同，但应该是相同的，“厍”与“沙”在今天的沪语中读音是一样的。该英册所租的土地稍多一些，实地“叁亩柒分柒厘柒毫”，东至小岸、徐王姓地，南至小岸，西至法商卫尔农地并路，北至法商维尔农地。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那些地方小河还是不少的。1922年8月1日，全地并立美册2737号新契，英契注销。
法册148号（图4），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初十批得，坐落在“二十七保七图”，丈见实地拾肆亩贰分柒厘壹毫。正文中四至为：北至华洋商民地，南至华洋商民地，东斜南至宝昌马路，西至善钟路。出租业户“俞宋钱等地”旁边写着“杜美尔路”四字，左侧书写栏上有以前一些道契上没有的注明：“该契内所填四至，悉照公董局现定路名，由领事署填注。”从道契上可以看出，善钟路已经定名，杜美路（今东湖路、长乐路部分）可能刚刚开始使用，南北两边都有不少洋人的租地，位置就在今常熟路东湖路一带。在这一带还有法册149号、150号、151号、152号、153号、154号等，和148号一起都由法公董局在五月初十日获得，在左侧书写栏中写着相同的“所填四至”注明。
图4 法册148号道契
149号，捌亩玖厘壹毫，北至马路，南至咇嘧佛路即比松路，东至华洋商民地，西至华洋商民地。比松路当时正规的名称应是“毕勋路”，1902年时就已使用。但在道契上，最先填写中文名称的是领署人员，他们经常会错用地名的中文名称。
150号，位于二十七保五图，租地捌亩叁分捌厘伍毫，北至七图咇嘧佛路即比松路，南至华洋商民地，东至华洋商民地，西至巴吉路口。巴吉路，应是宝建路，1902年时已经使用，包括今天的宝庆路和桃江路东段。
151号，位于二十七保五图，租地拾捌亩弍厘玖毫，北至比松路暨巴吉路口，南至徐家汇马路，东至华洋商民地，西至华洋商民地。地块走向约与今岳阳路相似。
152号，位于二十七保五图，租地伍亩陆分叁厘柒毫，北至七图巴吉路，南至比松路，东至华洋商民地，西至华洋商民地。地块约在今桃江路岳阳路汾阳路一带，这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二十七保七图大致在同保五图的北面。
153号，位于二十七保七图，租地肆亩叁分弍厘柒毫，北至宝昌马路，南至五图巴吉路，东至华洋商民地，西至华洋商民地。从契单上业户处有“巴吉路”文字看，极可能是今宝庆路一段道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宝庆路何处还需要研究。
154号，位于二十七保七图，租地拾肆亩捌毫，北至八图界，南至宝昌路，东至浜，西至华洋商民地。在业户的下面外侧有“善钟路”文字，应该是今淮海中路以北的善钟路，可能部分不在今徐汇区区域内。
法165号，法国商人邵禄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七日获得，位于二十七保七图维字圩，土名乔家坟山。租地弍分叁厘弍毫，北至曹姓地，南至马路，东至马路，西至小路。1926年11月划出壹分壹厘四毫另立法册2411号新契，余地“东至毕勋路”。
德册350号，德国倍高洋行从沈进卿、协记“永远租用”三块地伍亩肆分，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七获批。该地位于二十七保七图维字圩，土名计婆浜东。东面与北面都至杜美路，约在今东湖路长乐路西南转角。
图5 德册350号道契
此外，美册1467号，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四获批。坐落二十八保北十二图祸字圩，实地壹亩壹分伍厘贰毫，西北至福开森路。美册1501号，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获批。坐落二十七保七图维字圩，土名大石桥东，实地贰亩伍分肆厘伍毫，北至福开森马路。美册1631号，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获批。坐落二十七保五图景字圩，土名八字桥西，实地陆分捌厘陆毫，东至宝建路。这些毫无疑问均在今徐汇区域内，是外国人越界所租土地。
租地•筑路•扩界
上海在1853年开埠后，经过中外官员的商谈，外国人可以在商定的区域内租地。不知什么原因，渐渐地外国人在商定的区域外也能租地了。
旧时的27保7图，详细的范围，笔者现在也难以确定，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区域在今徐汇区，19世纪末期就有西人在这里租地。据《申报》1892年10月12日记载：27保7图地保陈耀亭，多次没有理睬丈量局要求他参加丈量的“传令”，被丈量局局员告到道台那里。道台饬令上海县提拿，县黄大令立即派公差把陈耀亭传讯到案。黄大令问：现在有西人因为单契号数不符，要在左右邻家契据上核对号数，所以由丈量局传你，你竟然“抗传不到，是何居心”？陈耀亭回答：这个西人所买的田是吴老焕的，吴老焕虽然住在7图，但是田在8图中，我不能去传他。于是黄大令差人把吴老焕和8图地保曹祥三一起传到县署，晚上升堂讯问。地保推称：这些事我不知道。吴老焕供称：我是本邑人，有田六亩多些，是祖宗传下来的。田单很早就遗失了，有历年来的粮串可以作凭证。我的田并没有卖给洋人，东面是宝源祥田，南面系洋房，西面是张姓的田地，请大令明察。黄大令听后说道：你的田虽然没有卖，但是洋人所买的田与你的田相邻，所以要看看你的田单号数，看后就会还给你，既然你说田单丢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由陈耀亭协同吴老焕向该图册书处查明后禀复。
在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道台对于界外租地非常不介意，反而比较上心。其实如果道台反对的话，那界外租地是肯定行不通的，不派员进行勘复就行了，更不用提在道契上盖印了。西人在7图一带租地也很显然，从陈耀亭地保的话中很明显知道丈量局要他去干什么，所以才不去。报道中的洋人所永租的地，虽然在8图，但是土地主人住在7图，地也不会离7图很远，基本上是在今徐汇区区域或者附近。
上节已经举了不少在界外租地的例子，这些西人所租土地后，有些就建屋居住。但是公董局在这些地方所购土地，绝大多数是准备用于筑路的，或正在进行筑路时必须要购买的。越界筑路的动机，据《中法新汇报》1914年6月6日所载：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法国军队到沪过多，法租界内容纳不下；法军想入驻公共租界，但是英国人要以法国军队归入英军的指挥为条件，谈判无法达成结果。由此，法总领事白藻泰和公董局总董宝昌商议：将法军驻扎在华界卢家湾、徐家汇等地方。为了维持法租界与法军驻扎区的军事交通起见，便在华界筑起道路来。因为有条约上的限制，初期采用《1960年中法续约》中“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由神父等传教士在界外租地，不久就泛滥开来了。这是一种说法，实际界外购地在前面说过，早于19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正因为已经有大量界外租地的存在，从1901年起，法公董局在界外大量地辟筑道路。以1907年为例，公董局所造成的界外马路，长达25390公尺，其中21127公尺已经铺石。此外新造的还有：巨籁达路（今巨鹿路），2360公尺；福开森路，1045公尺；姚主教路（今天平路），450公尺；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03公尺。综计越界筑路经费，18484两多，法租界的电车也开始向界外马路行使。
在新辟筑的道路上，法公董局收取道路边上的房捐，谋取道路管理权以及警权，这些做法引起了国人的警惕和反对。1909年时，上海县田大令查得法公董局在善钟路上所建捕房，系本邑二十七保七图、俗名刘家宅地方，而法界于光绪二十六年推放之后，屡思展拓。今既然藉词“地处荒僻，居民不安”，那就应由巡警总局站岗，以免借口，于是禀请上海道“移请警局汪总办从速核办”。1912年1月间，上海交涉使对于公董局抽取中国人房捐也提出抗议，但是法方回答说：“并非要抽取房捐，只是要求住户们乐助些罢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方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但是法公董局为了获取这些地区的控制权，1912年打算扩展租界；1913年由法公使康德正式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界外道路的警察权问题；1914年与袁世凯政府达成协议，这些地区正式成为法新租界。
界外租地，即为先行的租地者带来了土地投机的收益，更为法租界的推广埋下了“基础”。但从国家的角度看，界外租地无疑丧失了这部分土地的管理权，也就丧失了这部分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地产税除外），从另一个角度也显示了我们的国家那时还是一个被欺凌者。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用担心这样的时代会重来，但我们要建设得更加强大，还需要百般地努力，充分发挥土地这一资源。
（作者系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