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徐家汇地区已经成为上海城市副中心之一，其中徐家汇公园不仅是这地区的“绿肺”，起着绿化空气的作用，也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这个公园的绿地一期工程，用地三公顷多，原来是大中华橡胶厂的厂址与地块。在肇嘉浜路靠近天平路的入口处，耸立着原大中华橡胶厂的那根烟囱。每到夜空降临，在烟囱上部增高的部分，由于内部布满光导纤维，外面镂空，在通电后，光导纤维发出的光亮透出外罩，就像是烟囱顶端冒出的白烟，弥漫整个夜空，非常好看。大烟囱这个徐汇区文物保护点，也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的艰难发展历程、大中华橡胶厂的重要性以及城市发展后被迁移的必然性。
原大中华橡胶厂的烟囱（贺平摄）
一、大中华橡胶厂的创建
大中华橡胶厂由旅日侨商余芝卿和薛福基、吴哲生于1926年共同筹建。该年2月上旬与日本厂方达成协议，日本A字护谟(橡胶)厂负责培训制造套鞋的技术人员及提供全套机械设备，中方于2月17日派3名技术人员赴日并洽购设备。1927年春，由薛仰清验收后，运回部分设备；吴哲生在上海徐家汇路1102号租地27亩建造厂房。嗣后，又由A字厂配齐生产套鞋的全套装置和动力设备。同年夏天，密聘日本人加藤芳藏为技术顾问，指导在日本的实习人员学习套鞋的配方、熬油和上光等关键技术，同时登报招聘技师来华安装设备、指导生产。1928年，薛福基出任经理，吴哲生任厂长，薛仰清任技师长，有职工83人，于10月30日投产，日产套鞋近1000双。采用“双钱”商标，于次年10月获准注册。
主要创办人余芝卿出生于1874年，字茂芳，浙江鄞县人。13岁来上海德盛成东洋庄当学徒，满师后即被派至镇江分店主持业务。逾年回沪，先后任大成祥、泰生祥号经理（或说仅当“跑街”，即现在的推销员）。后又自己开设永泰慎油号，不久因经营不善而关门。1904年，初次去日本，在做棉纱买卖中，又因投机失败负债回国。1907年，出资500两白银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和昌盛洋庄，债主闻讯上门索债，余芝卿差点被弄得一贫如洗。后来好不容易接手办货业务挣了些钱，1912年再度东渡日本，在大阪开设鸿茂祥进出口商行，一面将中国土特产猪鬃、草席等销往日本，一面采购针织百货运至国内销售，并为上海十几家东洋庄代办进货，由此积累资金而成为旅日侨胞中的富商，还当上了三江公所(江苏、浙江、江西三省侨商组织)的理事长。
1925年五卅惨案后，因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鸿茂祥进出口商行营业衰微，濒临倒闭。任用薛福基经营后，业务得以好转。余芝卿对薛福基的经营能力一直颇为赞赏，由此更进一步，1926年便采纳薛福基的建议，出资8.2万元，在上海筹办大中华橡胶厂。建成开工后，余芝卿任董事长，经营事务均交予薛福基。1941年，余芝卿因病逝世于上海。
经理薛福基，字德安，江苏江阴人。出生于1894年，幼时，仅读私塾数年即为人放牛。15岁到上海和昌盛洋货批发号当学徒。由于受到业师器重，被引荐给余芝卿在大阪开设的鸿茂祥进出口商行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商行逐步扭亏为盈，旋即升任经理，又被侨商推举为当地中华总商会会长。
薛福基在大阪期间，得悉日本明治维新后，注重发展工业，国力渐盛；又了解到日货胶鞋在中国旺销，利润丰厚，于是建议余芝卿转业从工，回国开设橡胶厂。得到余芝卿赞赏，被委以全权，与鸿裕批发所经理吴哲生共同策划。
1926年初，薛福基通过日本A字护谟厂相助并聘请武川护谟厂技师加藤芳藏为顾问，引进技术设备，吴哲生则在上海徐家汇购地建厂。1928年10月，大中华橡胶厂开工投产，由于产品精良，经营得法，“双钱”牌胶鞋一举成名，工厂并陆续开发生产球胆、热水袋、雨衣布、自行车胎和人力车胎等多种橡胶制品。
薛福基决心要把大中华橡胶厂办成供、产、销一条龙，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早在建厂头几年，就陆续兴建了生产碳酸钙、氧化锌、立德粉等的原料厂，生产鞋面布的织染厂以及机器修造厂。还曾筹划在南洋办橡胶园，并亲自去南洋实地考察。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薛福基在从公司乘车赴厂途中不幸被炸弹弹片击中后脑，即于8月31日不治身亡。
吴哲生，有关资料相比要少些。他是江苏南京人，17岁进入余芝卿等在上海合伙开的和昌盛当学徒。22岁时，由其舅舅尉迟松年推荐，担任日本大阪鸿茂祥商行账房。因业务关系，经常进出日本工厂，处处留心学习。1923年，余芝卿等人合资在上海开设鸿裕边带厂，吴哲生奉命回国担任该厂经理，一时销路很好。后因英、德等国人造丝带的输入，鸿裕厂生产的纱带滞销积压，只能停产。之后，余芝卿等把该厂改为批发所，专门销售日本商品，吴哲生仍任经理。薛福基罹难后，大中华橡胶厂的事务就由吴哲生管理，1941年9月任总经理的他曾被绑匪绑架过。1945年1月27日《申报•福幼院募款》：“吴哲生经募五万元（内计大中华橡胶厂二万元，美泰化工厂、德福布厂、洪良记、吴哲生各五千元，余介如、余性本、余润生各二千元，蒋彬贤、薛仰清、黄伯勒、朱惠人各一千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吴哲生对大中华橡胶厂的发展很有信心。考虑到该厂是个用电大户，为防止国民党轰炸后造成断电和一时缺电，吴哲生购进了一台旧的大型发电机，必要时可以自行发电，以保证断电后的应急处理和一段时间的小规模生产。1954年公私合营后，吴哲生担任第二总经理。以后经历不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艰难历程
橡胶制品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比较赚钱的行业，但也是一个充满了竞争和风险的行业。在民国初期，有不少生产胶鞋等民用品的小厂，不久就纷纷倒闭。上海的第一家民族橡胶企业——中华制造橡皮有限公司，始建于1918年秋，产品有人力车胎、皮鞋底和跟、玩具洋泡泡等，商标定为“燕子”牌。由于该厂技术落后，质量较差，难与洋货竞销，仅勉强维持年余，1921年即宣告歇业。
反观大中华橡胶厂，建厂初期，由于胶鞋产品质地优良，信誉卓著，第一年赢利20万元，约为创设资金的2.5倍。企业发展进入昌盛时期，先后盘进和扩展机修、原料和制造不同产品的分厂。1930年1月，企业由独资改为合伙，资本增为20万元。次年改为两合公司。1933年12月，资本扩至200万元，改组为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东棋盘70街63弄32号(今延安东路272弄32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大中华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制造厂6家、原料厂3家、机器修造厂2家，职工4 000余人，另有2家独立经营的原料厂，徐家汇的老厂称大中华橡胶一厂。这中间的过程是起起伏伏，有时局大背景的影响，还有商业上的利益竞争等。
在生产初期，第一个遇到的是用日本原料和使用日本人的问题。五卅运动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促成了一些国产货品的发展和销售。但是有些东西一时是无法完全抵制的，因为没有国货来替代。抵制了日货，就得买其他国家的货物，如果其他国家的货物价格比日货贵的话，从商业上来说是行不通的，遇到竞争的话就会失败。大中华橡胶厂的高层人员与日本厂商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设备就是从日本引进，又使用日本人加藤芳藏为顾问。因此，在1929年被人举报：“徐家汇一一零二号大中华橡胶厂职员，多系日人。然所出货箱上，印有‘完全国货’字样，殊有疑窦。应请市部转反日会，严密调查案(议决)函反日会调查。”“大中华橡胶厂被湖州救国会扣留出品，请证明。议决准予证明。”1931年，抗日会拘究薛福基：“大中华橡胶厂，专以日货原料，略施人工，制成套鞋，混售市廛，故开设未久，获利已达百余万之巨。昨日被人密告，抗日会派员前往实地检查，当查得该厂所有橡粉、里布粉等原料，无一非是劣货，立将该厂经理薛福基扣留，连同账册簿据，一并押回会中；并将该厂存货栈房二十余间加封，听候会议处分。”几日后，抗日会议决处置办法：“大中华橡胶厂因以前旧存一小部分日货原料(为红色里子布等，现已废弃不用) ，经人向抗日救国会报告，适该厂经理薛福基代表橡胶业同业公会出席国货厂商代表大会，当经抗日会面令将一小部分旧存日货原料，暂行封存，曾志前报。闻经抗日会派员，前往该厂调查，得悉该厂自开办以来，对于改进出品，深具决心，以达到‘完全国货’之宗旨，惟原料方面，除碳酸钙已在日晖港设厂自造，足可供给，余则均分向西商订定，即可到沪应用。责令该厂即日复工，以维工人生计。该厂一小部分原料，着检查调查二部，会同复查启封。该厂自接到通知后，业已遵照办理矣。”在今天看来，不知是悲哀，还是讽刺：报道中提到“适该厂经理薛福基代表橡胶业同业公会出席国货厂商代表大会”，暗地里被人举报“专以日货原料”，以后除能用国货的以外，“余则均分向西商订定”。从整体上而言，西商与日商在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吗？均是以获得商业上的利润为目的而已。
可喜的是，大中华橡胶厂的高层明白“原料方面，国内素无制造，仰给舶来，终非根本提倡国货之计”。于是，在1930年秋间，筹备自建大中华制钙(即基本工业原料碳酸石灰)厂于沪南区斜徐路，委任该原料厂经理兼技师朱惠人，用最新方法，以机器利用二氧化气炼成碳酸钙，于次年10月中旬开始出货，当时报称：“品质优良，胜于舶来。闻该厂年内出货，每天约计四吨，仅足自用，预计明年（1932年）一月起，即有多量出品，用以供绐国货界，此诚国货原料工业之好消息也。”
更令人可喜的是薛福基的远见。我国从1924年开始进口汽车，轮胎也随之全部进口。薛福基对此十分担忧，在给江南汽车公司的一封信中说：“太平洋一旦发生变化，届时无国货代之……将影响国防交通。本公司有鉴于此，积极以谋设备之完善，以虑万一，为国家效力，为民族争光。”轮胎的生产需要很多的资金，在公司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薛福基在公司董事会上，慷慨陈词，力主生产轮胎。考虑到轮胎生产的较高利润，前景可观，这个主张最终获得了同意。
1932年，薛福基拨出专款20万元，并亲赴日本。通过加藤芳藏转托日本中田铁工厂的机械工程师柴田负责设计图纸，并请加藤出面委托该厂制造全套生产轮胎的机器设备。设备制成后，为了慎重起见，大中华橡胶厂决定，生产设备并不马上运回国内，而是先在日本共立护谟厂做实验性生产，并派黄亚民等三人赴日，在共立厂实习试制轮胎，了解该设备的产品质量、使用性能、操作技术等。当时轮胎生产大国有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其中日本政府有明文规定：禁止轮胎制造技术外传。黄亚民等人都是穿着和服冒充日本人混入厂区的，但时日一长，难免会露出破绽。日本新闻界指责共立厂向中国泄露轮胎技术，加藤感到事态紧张，就叫黄亚民等回国。薛福基在上海闻讯大惊，让吴哲生带领薛仰清等技术人员借旅行为名，赶赴日本拆运机器。机器运回国后安装在大中华橡胶厂内，但因生产技术尚未完全掌握而无法生产。薛福基又请加藤介绍了数位技术员来沪指导，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在1934年10月生产出第一批国产优质的“双钱”牌汽车轮胎，1935年开始批量生产，其价格仅为洋货轮胎的三分之二。以后还接受了国民政府某空军学校委托试制飞机轮胎的任务。1936年，大中华橡胶厂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条飞机轮胎。后因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飞机轮胎批量生产任务被迫中止。
中国首创第一 双钱牌国货汽车胎
（《申报》，1935年8月22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双钱牌轮胎、橡胶套鞋广告
当时占据中国汽车轮胎市场近90%的英国邓禄普橡皮有限公司的“老人头”牌，在“双钱”牌轮胎问世后，马上进行打压，将销售价下降三分之一，并和国民政府的官员达成协议，使得各省的交通厅、公路局等交通部门都使用邓禄普轮胎。在此举没有击垮“双钱”轮胎后，又发起了商标涉讼案。以轮胎的“花纹”图案相似为由，要求“双钱”轮胎改变花纹。这个从1935年3月一直打到1941年的官司，几经起伏，最终以大中华橡胶厂失败告终。这一过程，阻碍了大中华橡胶厂的发展。换一次轮胎花纹，意味着上一次生产的轮胎无法销售；再换一次，又损失了一批轮胎。这样使得轮胎生产无法顺利进行，更无法扩大。
最大的艰难莫过于日军的侵略，抗战爆发后，“三厂”“四厂”、原料厂和各地营业机构遭到破坏，“四厂”全部机器及部分原料等12O余吨物资内迁途中也遭洗劫，损失相当于胜利前夕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一。为避免日方的干扰，公司总部暂迁香港。1942年受太平洋战争影响，原料中断，曾一度停工。次年开办“大中国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商代工，谋求生存。抗战胜利后，又陆续盘进多家工厂，迅即恢复生产。
三、1949年后的发展与结局
1952年6月，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企业接受加工订货组织生产，各门市部和发行所相继撤销。1954年12月，全公司实行公私合营。次年5月，公司迁至大中华橡胶一厂办公，改为总厂制，总部设在大中华橡胶一厂。1959年撤销总厂制，各分厂独立后均隶属于上海市橡胶工业公司。大中华橡胶一厂成为独立核算的企业。“文革”时，大中华橡胶一厂改名为上海轮胎一厂。1981年2月，恢复原厂名大中华橡胶厂。
大中华橡胶厂双钱牌商标注册证（1951—1971年）
1959年成为单独核算企业后，成为轮胎专业制造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开的衡山路839号大门，成为该厂的厂址。原先徐家汇路的大门，因肇嘉浜的填没，变成肇嘉浜路后门，上班的人可以由两个大门进出。工厂大体占地32万平方米，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所增加，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厂采用较新型的快速密炼机、压片机，首家引进联邦德国滚压包边成型机。18台老式成型机改进为后压滚包边半自动成型机，硫化设备和厂房均有改进、扩大，为生产技术发展创造了条件。1957年，“双钱”牌汽车轮胎在国内率先出口到东南亚、中东、欧洲等地，这种由进口到出口的转折，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1964年，首次试制出全钢丝子午线轮胎，接着专门建立中心试验室。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加快了生产发展的步伐，1970年轮胎产量比1957年提高了5倍。1973年起，大中华橡胶厂开始引进双模定型硫化机，进行“以机代罐”的更新改造。先后添置48台进口和国产双模定型硫化机，建成三条双模定型硫化机和一条年产5万条全钢丝子午胎工业生产线。1984年，在行业中首家引进美国F-270密炼机。1986年，从意大利引进一次法成型机、六角形钢丝圈成型机和钢丝帘布自动裁断拼接机等设备，促进了技术和生产的发展。1967年，试制成功国内第一条丁基胶内胎。1979年，又首先实现内胎生产丁基化，适应了国际市场的需要，分别获得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1980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年，建立轮胎研究所，加强开发载重子午胎的技术力量。1983年，该厂载重子午胎被列入国家“六五”“七五”计划和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历年来共开发出12个新规格，加快了轮胎的更新换代。其中全钢丝子午胎新技术的开发及其在产品8.25R20上的应用，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3年起，该厂与北京橡胶设计院及兄弟厂协作，对尼龙轮胎优质轻量化项目进行攻关，取得成功，于1990年被国家科委评为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6月，该厂研制开发出11R22.5无内胎全钢丝子午胎，经美国北美国际企业公司测试使用，外观和内在质量均可与美国或日本、德国的优级轮胎媲美。此外，企业还将微机运用于生产控制和产品设计。1990年轮胎产量比1957年提高12倍，出口提高66倍。
但是这个厂存在的问题就是对城市的污染。笔者曾在该厂工作过几年，那时厂里大体有轧炼、成型、硫化、内胎和成品5个车间（后来设立全钢丝子午胎生产车间，变为6个车间）。笔者所在的轧炼车间，当时都放着做实验用的小白鼠（一年换一批，大约做了两年）。据后来做实验的单位透露，那些小白鼠显示的结果，车间里的空气和粉粒对动物伤害很大。不久前与老单位同事相聚，得知后来市里领导说过这么一段话：上海市区最“毒”在化工局，化工局最“毒”在大中华橡胶厂，橡胶厂最“毒”在轧炼车间。也许有点夸张吧，因为上海还有个正泰橡胶厂，厂里还有个硫化车间。在厂里的时候，人们认为硫化车间对人的危害实际上要超过轧炼车间。
轮胎的生产过程大体上是这样：轧炼车间把一包一包生胶切成块状，然后炼成素胶。由于轮胎的各个部分要求不一，比如胎面要耐磨，胎侧要耐曲折，胎心要黏连性好，胎底要硬实和省胶等。因此，把素胶再炼成其他混合胶的时候，就要放进不同比例的炭黑、抗老剂、特种油、硫磺和其他一些化学物料。这个过程中，轧炼的橡胶会快速升温，大量有害的气味也就随之挥发出来，飘散到车间之外、工厂之外。那些换下来放在更衣箱的衣服（上班时全部衣服都换工作服，包括内衣内裤）更不用说了，都有这种气味。炼成后的胶到成型车间，他们会根据要求，用汽油把胶一片一片黏合起来，完成后就送到硫化车间。随后在模具中高温硫化，将生胶变成了熟胶，一个轮胎就这样做成了。但是这个高温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虽然没有炼胶时那么难闻，但把轮胎中那些有害物挥发出来了。这些气味也散发在空气中，漂浮在周边一大片地区。当时华侨大厦的住户经常向市里提意见，只是工厂赢利能力很强，是“创汇”大厂。据《上海橡胶工业志》记载：“大中华橡胶厂是全国工交系统经济效益先进单位之一……1990年名列中国500家最大经营规模工业企业第215位，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中橡胶制品业第2位，上海50家最大经营规模工业企业第33位，上海5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第13位。”“1990年，工业总产值36 400万元，资金利税率93.98％，人均利税额33 015元。”
当年笔者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听工厂领导做报告，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人均创利1.7万元左右，那时工人的人均年工资也就600元左右。不过因为污染的问题，1984年9月开始在闵行购地，建造新的工厂，准备逐步搬迁到那里去。
终于在20世纪末，工厂连同那里的居民都搬迁了。2000年在原地建立了一座开放式的徐家汇公园，从污染地变成为城市“绿肺”之一，这也使我们的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系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