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了乌鲁木齐路的路口，复兴西路就安静下来了。路边的梧桐树枝丫粗壮，绿叶繁茂，给街道搭了一座绿荫棚。它不仅遮住了阳光，仿佛也挡住了尘嚣，而两边的每一幢房子，更像是雍容华贵的大家闺秀，端庄地站立在那里，沉默不语，幽静中还有一种神秘感。
卫乐公寓，位于复兴西路34号，恰恰在这安静的一段。它原名卫乐精舍（Willow Court），建成于1934年。站在楼前，仰头望去，首先能够感受到这栋十二层高楼的雄浑气势。再细打量，设计师的精巧用心也能体会得出。大楼中间凸出，以半圆阳台为中心，两边对称，整齐又不僵化，整个建筑浑然一体。
卫乐公寓（贺平摄）
这是赉安洋行的设计作品，据吴飞鹏《赉安传》（作者自印本）所记，它也是赉安的设计生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为了符合各方面需求和追求完美，当时如日中天的建筑设计师赉安为这栋楼先后设计了五稿。1930年，赉安拿到这个订单时，他希望建成一个十二层的现代主义建筑，而开发商认为这块地离马路有点距离，更适合建两栋并排的西式风格的六层楼。虽然设计方案最终取决于开发商的选择，可是赉安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一下子拿出了四套十二层楼的设计方案，希望能打动开发商。赉安成功了，开发商们同意了他的想法，不过，还是担心纯粹现代主义风格的方案能否让业主们接受。这一次赉安听取了开发商的意见，在保持现代主义主体风格的前提下，做了适当的装饰，阳台的设计，弧线等运用，都是他的调整，这座楼的设计就这样被确定下来。对于赉安，这个设计还有一个突破，这是他平生设计的第一座高于十层的公寓，其中有很多技术难题需要解决。他成功了，这座公寓很受欢迎，他也在这座公寓的顶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
卫乐公寓入口（贺平摄）
从复兴西路走进这座公寓，会感觉到绿意葱茏，我喜欢它的绿化以及与主干道的一点点距离，这一点距离正好让它发展了自己。作家王西彦在1981年曾经描述过，窗外园子“一片葱绿”：“银杏树和悬铃木的枝叶密密层层，夹竹桃和火石榴都怒放着红艳艳的花蕊，在阳光下焕发出一派初夏季节所特有的生气。”（《炼狱中的圣火•自序》，艾以等编：《王西彦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绿荫喜人，是这幢房子的诱人之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建筑也是这样的。对于卫乐公寓来说，建筑之外的人文历史更值得珍视。1949年以后，这里是很多老干部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的聚居地。1956年6月，作家王西彦从淮海中路的上海作协宿舍搬至这栋大楼的四楼C室。他说：“我家住的是一幢十二层大楼的第四层，是三户人家，数幢大楼共有三间一组的房子。每层住三十多家。住户都是部、局级干部，只有少数几户是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画家、作曲家和电影导演，也有作家。”（王西彦：《焚心煮骨的日子》，《王西彦全集》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在这里住过的，还有作家峻青，作曲家黄准，导演、评论家陈鲤庭，学者罗稷南，版画家吕蒙，画家赖少其等人。令王西彦高兴的是，他以前的邻居，翻译家罗稷南也住了进来：
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两家先后都搬了新居，住到复兴西路和乌鲁木齐路交汇处的卫乐公寓，而且在这十二层大楼里，他占有三楼西边一组房子，我占有四楼东边一组房子，上下非常方便，简直站在房门口提高嗓门就可以互相呼应，彼此成为十分接近的邻居。
不用说，我们都很珍惜这个好机会，并且尽量利用它。有一个时期，彼此几乎每天都要作一次纵情的长谈。我们约定：上午是神圣的工作时间，互不惊扰；下午作为机动，可以出门散步或做些杂事；晚饭后则是照例的谈天说笑的“黄金时刻”。大致的情形是，电灯一亮，如果不是我和周雯下楼去他家，就是他独自一人上楼来我家，自然有时也和夫人倪琳一起。他的书房朝北，陈设很简朴。两个书橱里装得满满的，大都是外文书籍；一张书桌收拾得很干净，是他辛勤的耕耘地；还有两张沙发和一张小茶几，自然是和少数友好们叙情畅谈的地方。书房和外面一间会客室兼餐室相通，招待一般的客人就利用那张长方形的餐桌。如果是白天，有时我们也会坐到那间充当卧室的南房的阳台上，一面喝茶，一面谈天。我们两家的来往，已经不再是主客，而是亲密的伙伴；彼此交谈时也毫无顾忌和拘束，真正做到了互相交心的程度。（王西彦：《迟暮的怀念》，《凄怆的镜子》，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这栋楼的八楼A室也住着一位作家，他是《红日》的作者吴强。“三十八年前的春天，我从南京调来上海工作，工作单位的地点在衡山路10号，跟淮海中路靠近。不久，又调到另个单位工作，地点就在淮海中路，即现在的牛奶棚隔壁日本领事馆所在的房子，内有一个大院，绿草如茵。我的住处，也从建国西路搬到牛奶棚对面的弄堂里，据说原是蒋经国的一座小别墅，弄堂名称高雅：‘逸邨’。年把之后，又搬住到复兴西路上原是大颜料商芬妮的产业玫瑰别墅靠近的一幢公寓里，跟淮海中路近在咫尺，一直至今。”（吴强：《祝愿你，淮海路》，《吴强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吴强从南京调到上海，是1952年7月，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1953年3月，他又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局秘书主任，当年9月，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11月，任中共上海市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由此判断，他搬到卫乐公寓，是在1953年底或1954年初，也是这里的老住户了。
提起这栋楼，吴强印象深刻的是粟裕将军的那次来访：
我家住在上海复兴西路一幢十二层大楼的八楼，老爷电梯常坏，坏了，就得爬。一九五九年九月，大将粟裕来看我，我下楼接他，我说，电梯坏了，不必上去；他说，既然来了，就得上去；一再表示不愿怯步；我只好扶着他爬上八楼……（吴强：《缅怀省长、作家惠浴宇》，《吴强文集》第3卷）
从这里出门，转几个弯就到淮海路上了，吴强也写过他去淮海路访友、散步的事情：
从前，因为有些熟人朋友家住在淮海路上，如巴金、靳以、魏金枝，我常去看望他们。后来，巴金先生迁离了淮海坊，靳以、魏金枝先生已经过世，我去淮海路便比较少了。这些年，淮海路渐渐地繁荣起来，她以新的绰约的风姿出现在人们眼前，我又常常在华灯初上时分，独自地走出家门，向东，沿着淮海路的人行道安步当车，近到襄阳公园，远到茂名路、瑞金路口，沿街看看灯光照耀的橱窗内琳琅满目的陈列品，或者在哪家夜市店里坐坐，吃杯冷饮，然后，再重新上路，信步缓行。（吴强：《祝愿你，淮海路》，《吴强文集》第3卷）
二
在有阳光的午后，我常常从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出来，出门左转，沿路缓缓行进。那些富有年代感的老房子，与秋去春来绿叶娇嫩的老树，相互映衬，让我感受到时光流逝，也感受到岁月常新。
王西彦、吴强，已经远去；他们的邻居、朋友们也大多不在了。可是，恍惚中，我仿佛能在某个路口与这些老人擦肩而过。当我走到复兴路口时，我忍不住向对面的房子里张望，这里会出现这个城市当年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匆匆去上班的身影吗？会遇到柯灵先生和他的夫人陈国容下了楼梯正往巴金先生家走吗？也许是西彦先生，穿过永福路口走了过来……
前辈的身影，就在某一个街口。这不是想象，当年，在这些街道上，说不定一天会遇到好几次呢。1966年浙江省文联主席、女诗人方令孺到上海来，朋友们借此有了频繁的相聚。巴金后来回忆：“一九六六年年初她来上海，同上海的亲友们一起欢度了她的七十大庆。这一次我们和她无忧无虑地相聚了几天。”（巴金：《怀念方令孺大姐》，《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那年1月19日上午十点多，方令孺抵达上海北站，巴金、萧珊夫妇在车站迎接，随后，方令孺入住东湖招待所。当晚，巴金、杜宣、罗荪等一批朋友在文化俱乐部为方令孺接风，也庆祝她的七十岁生日。三天后，巴金的日记这样写道：
八点后起。九点后柯灵夫妇和任幹来，九姑来。沈仲九和韩祖祺来。萧珊陪九姑他们去罗荪家。沈、韩刚走出门，西彦夫妇带孩子来。送走西彦夫妇，去罗荪家，坐了一会同柯灵、任幹到吴强家，坐了将近半小时，四人下楼去西彦家，不遇。去杨永直家，他们夫妇正在吃饭。我们打个招呼就走了。我回到家，萧珊和罗荪夫妇、陈国容都在，打电话把柯灵也约了来，请他们在家吃便饭。饭后送走九姑他们。（巴金1966年1月22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这些作家们都住在这周边：柯灵家，住复兴西路147号，今已辟为故居对外开放。他家楼下的一户，即为任幹的家。任幹也是一位老作家了，曾参加过新四军，1949年后先后担任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电影局党委副书记之职，也曾担任上海作协副秘书长。罗荪家，住在淮海中路的“逸邨”，他当时是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秘书长。这则日记还记到，他们去了卫乐公寓的八楼吴强家，又去拜访了住在同楼的王西彦。这样的来往，仅巴金日记的记载就很多。比如，老朋友沙汀来上海，那是“文革”后，历经劫难之后的聚会，他们聚在王西彦家喝过酒，那是1977年11月11日：“上午西彦来约沙汀和我晚上到他家喝啤酒。十一点三刻罗荪来通知任幹今晚请沙汀吃饭。即陪沙汀到西彦家说明情况，请西彦改期明天中午。”次日的欢聚是这么记的：“同沙汀、小林去看柯灵。十一点后同沙汀去西彦处吃中饭，同桌还有罗荪。回到家中已近两点。”（巴金1977年11月11日、12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不知道，他们在痛饮和畅谈时，旁边是不是有一位年轻人，那是西彦的儿子王晓明，那一年，他刚刚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几年后，他出版了一本专著《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研究的就是沙汀和老朋友艾芜。
有一次聚谈，被摄影师定格，以“劫后的笑声”为题传播开来，成为那一代老作家在“劫后”岁月里精神状态的最佳写照。在巴金的客厅里，有一次有意的拍摄，那是1978年年初的一个午后：“祁鸣来布置环境和灯光。辛笛来电话，半个多小时后他来取去开会通知和我答应送给他的一部英译本《十日谈》。午饭后济生来，师陀、柯灵、西彦、罗荪、乐平先后来。管理灯光照明的两位同志和《文汇报》的两位同志也都来了。祁鸣最后来。两点半开始拍电视片，四点半结束。”（巴金1978年1月10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照片中几位老人精神舒畅，开怀大笑，给人印象深刻。在巴金日记中，“西彦来”“闲谈”这样的记载很多，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不少，还有一起出去活动，一起回来，以及很多“偶遇”。
1977年9月8日，“八点三刻去陕西路邮局寄信寄稿。然后去巨鹿路作协旧址，路上遇到西彦，他陪我到六七五号，在楼下等我。在那里找到三本书，同西彦一起返家，在高安路下车，约西彦来坐了一会。老孙送书来，正在我家休息，闲谈到十一点，西彦回家，老孙返《上海文艺》”（巴金1977年9月8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当年，10月24日，他们一起看电影，深夜回家，王西彦把巴金送到复兴路口离家不远处，“吴强陪同赖少其夫妇来，坐了不久。……即乘十五路车去新光剧场。六点开始放映法国影片《Z》，以后又放映意大利影片《警察长向检察官的供词》，十点后结束。同西彦、杜宣乘车回家，西彦送我到复兴西路口”（巴金1977年10月24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大约是王西彦考虑到巴金年龄大了，对他颇照顾。不过，几位老头有豪兴，看电影到半夜的事情，以后随着年龄增大越来越少了。
朋友来了的聚会，在1980年前，倒是仍旧很多，那几年，大家身体还不错：1978年4月15日，“五点后去王西彦家。西彦请罗荪夫妇吃晚饭，我作陪。九点前同罗荪夫妇步行回家”（巴金1978年4月16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此时的孔罗荪已经调到北京，担任复刊后的《文艺报》主编，他在上海的家，已经迁到泰安路115弄5号。115弄6号，是周谷城的家，8号是杜宣的家，这里真是名流云集。这样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有不少，如1979年1月30日，“六点前去西彦家吃晚饭，在座有吴强、罗荪夫妇、老钟，九点后返家”（巴金1979年1月30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1979年7月22日，“下午看校样。西彦来。萧荀来。六点前老钟坐车来接我去西彦家吃晚饭。在座还有吴强。八点左右返家”（巴金1979年7月22日日记，《巴金全集》第26卷）。这都是巴金和朋友们在卫乐公寓聚会的记录。
巴金在《怀念曹禺》中曾深情地写道：“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巴金：《怀念曹禺》，《再思录》，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漫步在复兴路这样的幽静街道上，回想旧事，这些人和这些感慨都印象深刻。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