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引领她走上革命路
徐鸿（1916—1995），又名徐红贞、徐培影。她出生在徐家汇庄家宅一间狭长低矮又潮湿的柴间里，全家生活困苦，九岁时举家搬进赵巷10号。她的父亲是徐光启十四代孙，原本是书香门第，到她这一代已落寞，但还保留着一点小知识分子的腔调——穿长衫、订报纸。徐鸿的姐姐徐问铮1928年嫁给了1923年入党、1927年秋与党组织失联后隐居赵巷的查阜西，不久查阜西进入欧亚航空公司，后成为我国著名古琴大师。徐鸿5岁就开始做童工，10岁进了五洲固本肥皂厂做工，深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痛恨旧社会。她从小立下志向，要走与姐姐靠嫁人改变命运不同的路，无论穷富都要靠自己，要自立自强。
青年时期的徐鸿
那时，“左联”的年轻女作家关露与徐鸿的姐夫查阜西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同事。关露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公认为四大才女之一，与丁玲、张爱玲是当时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遵照党的指示，以巨大的热情通过办工人夜校，组织姊妹团、读书会、诗歌小组，深入美亚织绸厂等丝厂、纺织厂从事工人运动。她经常一下班就脱去旗袍和高跟鞋，换上对襟短袄和布鞋，去工厂开展各类活动。1939年至1945年，她受党组织派遣，先后打入汪伪政权和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长期卧底。关露利用自己的身份，收集日伪机关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将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提前送到新四军手里，功勋卓著，成为我们党优秀的“红色间谍”。
青年时期的关露
当时关露并不知道查阜西过去的革命经历，查阜西也不清楚关露的真实身份，但共同的志向使他俩很谈得拢。关露想写点革命文学，就请查阜西给她介绍一位生活在底层的调查和学习研究对象。查阜西将在五洲厂做工的妻妹徐鸿推荐给她，1933年，关露在赵巷10号找到了徐鸿。
关露与徐鸿认识后，两人相见恨晚，常常彻夜谈心，相当一段时间，关露还住在赵巷的徐鸿家里，她们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当徐鸿讲到工厂里工人受欺负、受压榨时，关露总为之动容，受到启发时会在她的小本子上记下。关露也把资本家剥削、开展工人运动等道理都讲给徐鸿听。她还介绍徐鸿看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等革命小说，让徐鸿参加妇女问题座谈会，听地下党员沈兹九关于妇女问题的长篇报告……在关露的引领下，徐鸿的思想境界逐渐成熟，走上革命道路。
多少年后，徐鸿一直惦记着关露。1977年她因病在北京治疗，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关露的消息，总算从关露的妹妹胡绣枫那里了解到关露的生活、身体近况，得知关露住在远郊香山，徐鸿不顾疲劳赶到香山。这对40年未见的革命老姐妹相见时紧紧握手，禁不住热泪盈眶……
与柳湜的恋情
柳湜是徐鸿走上革命道路的又一个引路人。柳湜（1903—1968），原名克立，又名辰夫，湖南长沙人。三岁丧父，和母亲在报节堂相依为命，从小受到本家兄弟柳直荀等进步思想影响。后在徐特立首创的长沙师范读书，毕业后在湖南自修大学认识了我党早期活动家李维汉，1924年又在北大以半工半读方式读了两年多。1926年秋回长沙任教。马日事变后，他最亲近的同学、朋友遇害无数，他的思想受到震撼。1928年2月，在革命低潮时，他坚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被党组织安排到安徽省委任秘书，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任支部书记，精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等马列著作，并组织狱友一起学习。1933年4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柳湜在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做地下工作，努力写作，开展哲学研究、理论宣传，配合形势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和社会学的文章和专著，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抗日救亡运动负责人之一。后来与李公朴、艾思奇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4年，徐鸿被五洲厂开除后，去医院学习当护士。1935年，关露为徐鸿介绍了柳湜。柳湜对徐鸿苦难的童年非常同情，对她刻苦学习追求进步的精神十分认同，而徐鸿也为柳湜滔滔不绝的宏论所折服。柳湜向徐鸿介绍他写的《街头讲话》和《社会相》等书的内容和社会意义。其实，那时柳湜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而他照样写文章，与战友议论国事，积极投入救亡运动。徐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有些内容虽然似懂非懂，但总是兴致勃勃。她与柳湜的感情在斗争中增强，她对革命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一对男女因共同的志向互相欣赏，就这样热恋了。
柳湜著《街头讲话》
徐鸿的父母不仅默认了这段恋情，而且对柳湜很有好感。因为在他俩认识之前，徐鸿的父亲就喜欢读柳湜的文章。1937年1月3日，柳湜与徐鸿在赵巷结婚。新婚后，他俩还一起去苏州探望被国民党关押在高等法院看守所的沈钧儒等“七君子”。
徐鸿与柳湜结婚时留影（1937年初于徐家汇赵巷10号）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党组织指示他俩到武汉。柳湜9月先到武汉，与邹韬奋编《全面抗战》杂志，一同工作的还有林默涵和胡绳。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12月，徐鸿在上海诞下婴儿后不久，就把尚未满月的婴儿送到长沙柳湜的姐姐家寄养，直奔武汉。在武汉，徐鸿在《全面抗战》杂志社做编务收发等工作，工余时间还去医院帮助伤兵。1938年7月，徐鸿入党，介绍人是柳湜和胡绳。
从延安到北平
武汉失守后，徐鸿转到重庆，党组织安排她到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工作，这里大部分的工作人员是一批不公开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慰劳会开展群众募捐活动，组织群众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缝制棉军装等。在妇指会文化事业组沈兹九领导下，徐鸿接受了编写《壁报资料》的任务。从编写、排版、刻蜡纸到封卷都由她一个人完成。三天一期，每期2000字，宗旨是宣传抗日，供各单位写壁报参考。
出于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徐鸿先后三次向邓颖超提出到延安去。经批准，她于1940年11月出发，经千辛万苦于当年年底到了延安。徐鸿经考试，进入延安女子大学高二班插班学习俄文。延安生活十分艰苦，主食小米，常挖野菜吃。在如此困难条件下，徐鸿凭着刻苦精神，硬是从俄文零起点追上了同班的水平。柳湜后来也到了延安，筹备延安华北书店。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走向教育领域，先是任边区教育厅长，后任冀中教育厅长，撰写了许多教育学理论和有关教育方针的文章。
抗战胜利后，根据形势的需要，经边区秘书长李维汉同意，徐鸿准备返回上海做地下工作。内战爆发后，形势剧变，徐鸿又回到延安，调到中央政策研究室苏联问题研究组工作。徐鸿后又参加了吕梁晋西南新解放区建政和土改工作，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经受了九死一生的考验。1948年四五月间，她被召回到西柏坡，在李维汉主持的城工部工作。1949年1月，她参加了威武雄壮的北京入城式，随机关先到香山，后进驻中南海。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