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择一种著名花卉作为城市的表征，以涵盖这座城市的社会风貌、文化特质和精神情感，是当下盛行的一种做法。1986年9月，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白玉兰被确定为上海市市花。白玉兰花朵硕大，洁白如玉，花姿雍容而富贵婉之气，深得上海人民的喜爱。然而，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这已经不是上海第一次以花铭市，早在90年前，质朴无华的棉花，曾经被同样质朴淳厚、拒斥浮华的上海民众，奉为心中最高贵的市花。
上海市花白玉兰
1929年1月24日出版的《申报》刊登过一条题为《社会局拟议上海市花》的新闻。文称，鉴于梅花已确定为国花，北平、广州、天津、昆明等城市已相继议定各自市花，上海特别市成立将满2年，亦应将市花的甄选提上日程。作为主管部门市社会局，已初步圈定莲花、月季、天竹为候选名单，不日将呈报市长，由市长最终定夺。其时的上海市市长是张定璠，此人武将出身行事却并不武断，接到呈报后并未擅自定夺，而是拿到2月8日召开的市政府会议上讨论，并形成决定：市花一事先由社会局筛选若干花卉作为候选品种，交市党部广泛征求民意后定夺。
经过广泛的舆论准备，市党部宣传部从4月1日起，将3万张选票陆续分发到各级党部、民众团体，并在上海大小报纸上连续刊载三日。原计划4月15日为征选截止日期，后因感匆促，又延迟5日。到4月20日，投票截止，前后共收到有效选票17000余张。统计结果令人大呼意外，社会局预定的候选品种月季、莲花、天竹等花卉竟然全部名落孙山，而事先不曾进入候选的棉花却一枝独秀，得票高达5496张，遥遥领先于其他花卉。投票结果一朝揭晓，现场一片啧叹，连张定璠也连称没有想到。满堂素洁，居然主宰了向来以十里洋场傲骄天下的上海人，洋装遮盖之下，跳动着的依然是一颗最接地气的乡土之心。棉花最终当选为上海市市花。
以花鉴人，人以花彰。于此可见，当时棉花在市民心目中的分量何其重，民众基础何其深厚。他们无视世态炎凉，甘愿把自己低到泥土里，并不奢望成为盆栽或苗圃里的装饰品。我猜想，这5千多张选票，一定得力于满口乡音的伲上海宁（人），而不大可能出于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蜂拥来沪的闽粤移民之手。那些来自异乡的人们不曾有过期冀随棉苗吐绿、日月伴棉朵绽银的陪伴，不曾体验过“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的漫漫长岁，更不曾在心灵深处为一位普普通通的上海女子根植过一份信仰式的虔敬。
上海吴泾镇棉农喜获丰收
这位女子，就是居功阙伟的棉神黄道婆。
二
黄道婆（1245—1330），又名黄婆或黄母，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宾贤里人。相传古时候乌泥泾一带常年干涸，不能耕种。南宋后期，当地一个叫张百五的富绅花钱开了一条长渠，把乌泥泾和黄浦水系打通，才使这片土地变得滋润和丰饶起来。此后，从印度和阿拉伯传入的棉花，取代中国原有的木棉，慢慢渗入全国各地包括江南，越来越受到民众青睐。但当时内地纺织技术普遍落后。
黄道婆纪念馆内的黄道婆塑像
黄道婆自幼家贫，被卖与他人做童养媳，因受不了婆家虐待，偷偷逃出家门，藏身一艘来乌泥泾拉货的商船，漂洋过海流落到了海南岛崖州。崖州是中国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棉纺织技术远比上海先进。黄道婆从当地黎族人手中学会了纺织技术，经多年历练，遂成高手。
相传正是在上海立县的那一年（1292年），思乡心切的黄道婆经长途跋涉，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故乡乌泥泾。这以后，黄道婆倾其全部心血，教人制棉纺纱，传授和推广捍(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她还动手改造纺纱工具，创造了新的挡车轧棉籽工具和方法。她发明的三锭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深受家乡百姓欢迎和崇敬。至清代，黄道婆被尊为布业始祖。
自从黄道婆将纺织技术及工具带入江南后，棉纺织生产就逐渐成为松江府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各乡镇几乎家家都投入其中，当地进入了一个“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蓬勃发展时期。正德年间（1506—1521），据《松江府志》载：“乡村纺纱，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织者率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知名棉布有三纱木棉布、番布、兼丝布、药斑布。
基于这样的渊源，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到1920年，上海的棉花种植面积已达356万亩。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说吧，356万亩约合2370多平方公里，基本上是现在两个浦东新区的面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沪郊棉田仍基本保持在100万到200万亩的水平，为上海棉纺织工业提供了约25％的原棉。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逢入秋，走在上海郊区，仍随处可见棉花盛开。
外宾参观上海市郊（吴泾）棉田
衣食住行，人生须臾不可或缺的四大要素，尤以衣食为先。循此逻辑探究，不难看出棉花在上海人民心目中崇高地位的由来。同90年后的今天相比，那时的上海生民更重实致用，更在乎与生存相关的点滴恳切。
三
衣被天下，既是起点，也是归宿，离不开上海人对黄道婆的膜拜与感戴。
黄道婆去世后，为铭记她的恩德，乌泥泾人赵如珪于元至元二年（1336)自发为她立祠，全村老幼，岁时享祀，春秋共祭。后因战乱，祠堂遭兵燹所毁，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乡人张守中出面重建。张家是当地名儒望族，其曾祖张瑄早年因开创海上漕运而名重一时。祠堂落成后，张守中请来著名诗人王逢作诗纪念：“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荒哉唐玄万乘君，终腼长衾共昆弟。赵翁立祠兵火毁，张君慨然继绝祀。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飨当愧死。”
明代成化年间，黄道婆祠再次遭毁，上海知县刘婉义无反顾，将重建之责揽下，再立新祠。明弘治十六年《上海志•祠祀志》载，刘婉规定，春秋两季知县须亲临祭祀。
明万历、天启年间，黄道婆祠又历经两次重建。天启六年(1626)，龙华乡里人氏张之象面对毁颓的黄道婆祠感慨道：“吾松之民，仰机利以食，实此道婆发之，苟被甚泽者，无忘追本之恩，则祠不可废也。”遂捐地两亩，重立祠于听莺桥畔。天启年间，山东右布政使张所望，在主持修建与龙华寺南北相望的宁国寺时，特捐资将黄道婆祠移建至宁国寺西偏殿，塑其像于内，自题匾额“黄母祠”，悬于门楣，并撰《移建黄道婆祠记》，略记其详。文中道：“衣食之源，妪实开之，等于育我，以母道事之，谁曰不然？”祠堂占地4亩，“费用八千缗有奇”，拥有“大殿三楹，重堂夹室，倍极华美；外此供祭有庖，燕飨有序。殿前建台一座”。每逢黄婆生日（每年阴历四月初六），可供“酬神演剧”，以至“妇女云集”。遗憾的是，明末清初，上述各祠均遭战乱毁损，没能留存至今。
清嘉庆年间，时人褚华在其著《木棉谱》中记述：“今城中渡鹤楼西偏小巷有黄婆庵，尼僧主其香火，而黄婆像如二十余（岁的）女子，群呼之黄娘娘。”迤后，上海城厢再度为“先棉神”立祠。道光六年，“士民闻黄婆得建专祠也，争舍资财，不劝而集”（见包世臣所题《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黄道婆祠被改称“先棉祠”，并入新建的龙门师范（即后来的上海中学）校内。1933年上海中学迁移新址，学校在新址内又另辟一座三层教学楼命名“先棉堂”。
上海中学先棉堂
原建于清乾隆时期的豫园得月楼，1894年得以重建，之后成为上海布业公所的主要活动地，门厅正中至今留有一副对联，写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黄道婆诞辰纪念日，联曰：“姆教千秋，惠我生涯权子母；婆心一片，得兹秘授说丁娘。”
从童养媳到先棉神，从民间祭祀到庙堂公祭，上海社稷关于不仅授之以鱼、而且授之以渔的黄道婆的神话过程，充分体现了沪上先民知恩图报的纯良操守和明德重教的文化积淀，为后世百代展示了一条民俗信仰的生长路径。
黄道婆墓在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1957年重新修建并立有石碑。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建黄道婆禅院。上海豫院内，有清咸丰时作为布业公所的跋织亭，供奉黄道婆为始祖。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至今还传颂着“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歌谣。
位于华泾镇东湾村的黄道婆墓
这些都成为棉花被当选为上海市花的历史铺垫。
四
正是因为有了充足的棉花为原料，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荣氏家族，在继粮食加工业（面粉）创成之后，毫不迟疑地选择棉纺业作为他们的第二大创业目标。兄弟俩清晰的创业理念与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意蕴深长。
荣氏祖籍无锡，早年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德生的祖父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给人当过账房先生和师爷，勉强维持全家温饱。
荣德生十五岁的时候，在长兄荣宗敬的引荐下，离开家乡无锡，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赚得了第一桶金。1896年起，两兄弟在上海自营广生钱庄。此后，荣德生南下广州，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年。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的物资中，面粉的量最大，兵荒马乱的年代，粮食是比任何金银财宝都更可靠的东西，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荣德生看到了面粉业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900年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特意挑了一个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建起了荣氏家族的第一家面粉企业，取名保兴，占地17亩地皮。这也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为中国历来所仅见。在面粉产业持续发展的同时，荣氏兄弟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投资目标，以规避把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落在了棉纺业。
仿佛是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发，又似乎是深谋远虑的运筹策划，反正归根结底，把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的前两项吃与穿列为创业的首选目标，是荣氏家族最醒目的存在标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191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成功创办申新纺织公司，到1931年即进入全盛时期，拥有从申新一厂到九厂共九个纺织企业，成为全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将“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的辉煌，一路写入当时及后世。
1962 年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参观上海申新九厂
棉花，堪称上海崛起的元勋、城市发展的见证、工业进步的前驱。随着棉花的落地生根，一条从拓殖到收获、从田间地头到规模化的民族纺织业的完整产业链，乃至销售、裁剪、成衣设计与制作的庞大商业体系，在上海形成，赋棉花以市花的桂冠，尽管时过境迁，又何尝不属实至名归！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