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蛩鸣月夜静，秋深花香浓。”岁岁年年，尽管时代在变，但在这个季节，蟋蟀一直是许多人关注的宠儿。说蟋蟀、斗蟋蟀、买卖蟋蟀，成为挥之不去的一道社会景观和文化现象。
吴金旺先生赠李世均先生对联，吴金旺先生书
蟋蟀又称蛩、促织、蛐蛐、财积，统称中华斗蟀，是标准的国粹。从2500多年前的《诗经》中，就可见到人们对蟋蟀生活习性的描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继承、研究、弘扬中国蟋蟀文化的上海“禅蟋堂”近年来名声鹊起，博客点击率居高不下。人称“蟀哥”的堂主李世均自幼在黄浦江边长大，是坊间公认的上海蟋蟀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2005年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成立西宫蟋蟀草堂，他担任理事长，其后一连好几年。上海崇明举办全国蟋蟀大赛，他出任仲裁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他与其他上海蟋蟀爱好者组成的“上海虫友队”，曾与16个省的代表队激烈拼杀，勇夺过冠军。
历来，爱虫者上至达官贵人乃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李世均身为交大人文学院艺术系专业摄影教授，非草莽之族，曾担任动画艺术中心主任、动画艺术研究所所长。不仅精通摄影，培养出大批人才，还在数控动画逐格摄影控制器，动画、字幕程序摄影控制系统等3项摄影科研课题研究中任首席设计师，3次荣获文化部科技成果奖。在传承中华蟋蟀文化上，他由玩到与人正规比赛，从研究到传授到著述都有板有眼，他先后出版的《中华斗蟀鉴赏》、《中华斗蟀五十不选》、《南盆窥探》、《民间传世-上品蟋蟀一百零八将》等4部专著被玩虫爱好者广为传阅，提出了不少具有颠覆性的养虫看虫理论。《南盆窥探》乃专门研究虫具的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我国首套有关蟋蟀的纪念邮票《中华蟋蟀》系列邮品前几年发行，邮册辑录了国内多种蟋蟀书籍及古蟋蟀谱的资料，详细介绍了蟋蟀的发展历史。其画册采用的就是著名蟋蟀研究家李世均教授著作中反映蟋蟀特征和蟋蟀的图案。邮票共由两套32枚组成，每枚面值80分。
近日，笔者来到奉贤光明镇，走进他自筹资金，费四年之功建起的文华楼“禅蟋堂”，探寻他多年致力于蟋蟀文化研究与传承走过的旅程。
李老白发飘飘，侃侃而谈，有学者和艺术家之风，乃性情中人。迈入禅蟋堂”中，抬头就见有“恒河一粒沙”的匾额。李老解释说，恒河一粒沙即含无量义、非赢非输亦非和、胸蕴自在解妙空。这是一种境界，玩蟋蟀能玩到这个境界已入妙境，对别人玩虫能看得一清二楚——李世均是也。他更说，“对蟋蟀活体有无限认识空间，对蟋蟀的认识永无止境”，并断言玩虫“通过努力能稳操胜券那是自已定位不准确”……
从方浜中路福昌里起步
李老原家住方浜中路福昌里，求读于明德小学。每天上学必路过老城隍庙。当年上海滩有三个蟋蟀大市场，其一为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对面、东方饭店（现市工人文化宫）旁边广东路周边的大市场；其二为新城隍庙（现己拆建为马路）；其三即为位于现在豫圈商场内，以华宝楼这一地块为中心的老城隍庙财积摊，摊摊毗邻，摊位之多一直延伸到旧校场路。那时候，从听到第一声蟋蟀“蛐蛐”叫声起（大家当时称它为“梅积”，现在习称“伏虫”），老城隍庙蟋蟀摊前就人头攒动。与之相配套的诸如得意楼等酒楼、茶肄顾客盈门，斗蟋蟀的朋友们开始相聚约斗。童年的男孩好动好胜，看到大人们翘着屁股在马路边斗蟋蟀，立刻吸引了童年李世均的心，年复一年，耳闻目染，他开始了玩蟋蟀的漫长历程。
玩虫大军是一支人员众多繁杂的团体，当时斗虫都是以玩怡情，即使为了提高刺激加一点押彩，无非是斗“俘虏”、斗“盆”、斗“一包香烟”等，不像现在“彩金”动辄上万甚至数十万，完全与“玩”沾不上边。李世均玩、玩、玩，一直玩到文革年代，玩“财积”（蟋蟀）被取缔，不能再公开玩了。其时他从学校毕业，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一个养虫迷不养虫是很难熬的，于是他变着法子继续玩虫，在车间里养虫，说是为制作相关科教电影需要“观察虫的走步”是“深入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的源泉”——这要感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剪纸动画片《济公斗蟋蟀》。他和在美影厂的几个同学，一直以此为依据，年年在车间里养蟋蟀。大家斗虫很开心，友谊赛输赢无所谓。有一年在科影厂寝室里斗‘财积’，木工间小宋一只蟋蟀特别凶，几个工友的蟋蟀都纷纷落败。一天中午、同事小王跑到李世均跟前悄悄讲：“小宋‘财积’（蟋蟀）死掉啦!”斗输了的李世均正胸闷，一听凶头死了，不禁一震，便忙着问：“上午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死脱?”小王边讲边哈哈大笑：“老芦用一根芡草，醮满六六六粉，猛打回马草，小宋还得意自己的大将军威风凛凛，中午打开盆一看，大将军六脚朝天、翻白肚皮啦!!”于是大家都捧腹仰天大笑，接着便跑去慰问小宋，小宋也只是咬着牙甩出一句“下次不与你们斗了!”十分钟后云过雨散友好如初。可见那时候的玩虫氛围是何等宽容、愉快!所以直到现在李世均还是坚信只要是友谊赛，一切玩法都能获得乐趣。友谊第一成了他一生玩虫的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虫友越来越多。虫友孙石灵热衷于中草药喂虫，人称“东邪孙药师”，每当虫友们要来他家玩斗，他就去电话约他：“明早药多喂点，我们车轮大战，几个人斗你一个! ”“药多喂一点！别忘记！”
在当今斗虫圈里因为筹码高，“药虫参斗”是大忌，万一被人戳穿，少不得一顿胖揍。但在他家里斗虫是友谊赛，“药虫”却是宠儿，当一条吃了药的虫咬死不跑时，大家会发出“好！好！结棍！结棍！”的一片惊叹赞扬声。当一条吃了药的虫败下阵来时大家就会惊诧：“药怎么不灵啦？毛病出在那里？”这样永远无人能回答的世界级难题，他们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重复。这样的乐趣哪里去找？
李峥虫友在李世均先生家斗虫，海子虫友拍摄
出言惊世骇俗源于严谨治学
李老曾师从万籁鸣、钱家骏、张松林等老一代动画艺术家，历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专业摄影教授，兼动画艺术中心主任。业余潜心研究蟋蟀文化数十载，见过各种养虫人虫具和各种斗虫，所读养虫文章无数。他自喻，自己的每一部蟋蟀专著，都近乎有划时代意义……他的“无人识虫”（永远不会有人能识虫）这一惊世骇俗之言，不仅可能敲掉了一帮人的饭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望拓展中华斗蟋文化之博大精深。
他说，过去斗虫时输了，虫迷们总是归结为自己“对虫谱理解不够”，从未怀疑过问题出在传统虫谱上。李世均是中华虫坛上率先对传统虫经提出置疑的人。他例举，从八百年前南宋贾似道的《促织经》到墨守于“虫色”为主轴的鉴定方法到现代专著，评判一条虫的品种、定命及斗性，无一不全盘继承传统，竟无重大突破。特别是对蟋蟀认识的方法上，误导的东西很多。“色不正不选”是所谓选虫的核心依据，被视为选虫的金科玉律。
在《传统虫色论不具可操作性》一文中，李世均指出，肉眼各人各眼，而虫也不相同，所以以肉眼看虫色，再用某一条蟋蟀理论来绝对确定地分析蟋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行不通的，传统虫色论基本不具可操作性。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给学生们上摄影课，其中《摄影色彩学》是必讲内容。在备课研究中他深知：
1.人类的眼睛能区分近1000万种颜色（色盲另当别论），其分辨率视对比而延伸。
2.通过人眼观察，留在脑海中的颜色已升华为一个概念色，与被观察到的原体颜色相差甚远。
3.人对颜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文字记载描述，远不能与眼睛的灵敏度相比。
眼睛是如此的灵敏，大脑是如此的概括，语言与文字又如此的贫乏。基于上述三项基本特性，李老在《中华斗蟋鉴赏》中写道：“传统的‘色不正不选’‘选虫经’不具可操作性，其实质是错误的。”这一观点首次正式向传统“虫经”提出严肃置疑。他将“离经叛道”的文章投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童志强社长独具慧眼，在诸多虫文章中将李老作品出版发行。在后来的几年中李老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三度合作，传播了他的蟋蟀新理论。
李世均先生在选虫
特立独行反对蟋蟀赌博
蟋蟀又名“财积”，似乎生来就是被人用来赌博的，但难能可贵的是李世均玩虫六十载，始终如一地反对赌博。一个虫友曾指责他。你不进场子，就是不入门，没有发言权。殊不知场子的规律一定是死的，无论是多大场子、无论是谁，一直赌下去一定输。李世均的观念是，玩虫是消费，是花钱买快乐。他对虫友所填写的《忆秦蛾》一词很是欣赏:“真豪气，落盆牵草无人敌/无人敌，略施小计，鼓偃旗息/三秋虫事如儿戏，红尘琐事且抛弃/且抛弃，搏蛩似棋，人生如戏！”其玩虫性情可见一斑。
李世均主张玩蟋蟀就是要远离城市喧嚣，拂去商战硝烟，带上家人，走进大自然，让清风拂面，任百鸟缭绕。返朴归真,让久违的亲切感立刻围绕身旁，忘情地置身在被浪漫情怀拥抱并且处处充满了童趣、野趣的乐土中。
蟀哥李老有一心愿，就是要提升赏玩蟋蟀的品位，让它成为大众修身养性的高雅文娱活动。希望有一天，玩蟋蟀能够享受和赛马、高尔夫一样的地位，少量的高层次虫友成为会员，每年都有相关的活动和资格审查，赌博之类不雅的行为坚决要被排斥在外。
李世均明确地忠告这些拼命追求秘笈、暗门的虫友，他明确告诉他们：凭你掌握的丁点儿密诀、暗门去赌钱“保输”，十赌十输。他尤其衷心告诫善良的初级虫友，你们是弱势！一定输！这带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发现新虫源旗开得胜
近20年来，随着杭州、绍兴、上海本土自然环境及人为因素等多种原因的变化，虫友都习惯以选山东虫为主。但供求失衡，导致价格奇高。这一状况因李老而改变，山东虫不再独霸斗虫台。
李老身为大学教授，平易近人，从来没有一点架子。一次，小区里一个建筑装修工偶然走进他家，看到他养着那么多蟋蟀，就介绍称自己家乡遍地都是蟋蟀。李老打听得知他是河南濮阳人，上网查询了有关资料，了解到该地和山东同处一个纬度，地质、地貌十分相似，于是产生了到河南濮阳去淘蟋蟀开掘虫源的想法。
八月份是高温季节，刚好是农闲，蟋蟀是土生土长，这可谓是一项“低成本遍地拾黄金”的开发项目。李世均带了20几只网，几百只小瓷罐、竹筒及盆、水盂、饭板、称等全套用具去濮阳开发虫源，并安排胆大的农民到上海卖虫。
该装修工后来在和李世均聊天时告诉他，河南老乡注意到老西门万商花鸟市场的一条蟋蟀竟然能卖到几百元，很是惊讶。在濮阳这样的一块未开垦的宝贵虫地，路旁麦秸堆中，随意用棒轻轻一挑就有大量“苏水”跳出，分布地域广泛，价低、质优，还没有固定集市，从那以后，本地虫友们也纷纷结伴前往濮阳。
濮阳蟋蟀能卖到几百元一只定不是泛泛之辈。李世均认为，濮阳虫比山东虫善斗，在同等份量的条件下，濮阳虫的头、项、牙都比山东虫小，但胜率却不亚于山东虫。牙色以红牙为最佳，黄板牙、白牙次之。红牙若偏深黑则胜率更高，最突出的表现是后发制敌，在被多次捉翻后仍能发重口至胜。其耐口、善斗的特性，极为突出。一般8月上旬虫体较小，大多都在二斟以下。到8月下旬三斟左右大虫已较多。
李老如愿以偿，有效地促进了上海蟋蟀市场的繁荣。事隔数年，现今河南虫已遍地开花，在斗台上与山东虫并驾齐驱。售卖蟋蟀带动一方经济，农民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实惠。
弘扬中华蟋蟀文化频频出彩
李世均曾经常参加各种蟋蟀文化活动，频频出彩。
崇明出优良蟋蟀，有传承蟋蟀文化的基础，2003年建成“促织园”后，每年10月这里会举办全国蟋蟀大奖，并成为崇明旅游节活动的一个亮点。白天游客可以近距离观摩蟋蟀竞斗，也可以进行蟋蟀交易，还能揣着自家蟋蟀参与蟋蟀竞技。晚上则可以带着电筒独自或结伴，听蛐蛐鸣叫，在砖瓦石堆或路边墙角寻觅心爱的蟋蟀。“促织园”常年来成为李世均“以虫会友”的一个好地方。《新民晚报》、《新闻报》等主流媒体曾竞相报导。
李世均等人在2003年组建了“上海虫友队”，赴苏州参加“新世纪全国蟋蟀大奖赛”，经过与16个省市代表队的激烈对决，上海虫友队勇夺冠军，第二年又在崇明获得了亚军。为了传扬这段历史，李教授自费把夺冠的经历编录成一盘VCD，随同他的蟋蟀专著送给虫友们。
李世均的玩虫圈子越来越大，一家花卉艺术苑的经理受他感染，特地在人气一直很旺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开辟了个“西宫蟋蟀草堂”，免费为各方虫友提供场地、茶水等服务。“我免费为草堂的虫友们鉴定虫的优劣，但前提只有一条：不赌博”，掌门人李世均如是说。
“蟀哥”李世均有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后来也变成现实：“金石书画与虫文化”展览得到不少蟋蟀爱好者的关注。金石书画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漫漫历史长河中，它始终伴随着时代同步发展，流淌着中华民族的精魄。而在这个展览中，李世均将自己历年来创作的有关蟋蟀的诗句，通过金石书画作载体，构思成一个主题作品系统，展现在世人眼前。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以蟋蟀为主题赋诗、作画，南宋还有著名的“蟋蟀宰相”贾似道，更有“玩虫天子”明宣宗，“ 蟋蟀大帝”朱瞻基。“蟋蟀本是风雅物，就看你怎么玩。”李世均说，只要用心去玩，小小虫子也能玩出大名堂。
李世均对虫的研究成果大,学术地位似乎还无人可以撼动。他的《南盆窥探》成为虫具领域的开创性著作。南盆者，是指杭州、上海等南方虫友，都选苏州制的盆，通称南盆，也称苏盆；北京、天津等地虫友用的盆都由天津生产，人们将北方虫友用的盆通称北盆，也称京盆。北盆盆高壁厚，南盆盆低壁薄。
由于南北古盆鲜有交流而自成一派，凸显出人文地域上的差异，在制作上南盆晚于北盆。南盆即指由苏州陆墓镇余窑村和庙前村特制而成，余窑称御窑。讲究用泥，就是将泥质搅拌放置露天，随后经过冬天寒冻，到来年春天用于做坯。因为全手工制作，也称“手塑盆”，体现南盆泥质与火功特色。清康熙后称“新派盆”，之前称“老盆”，时间久了会出现包浆，业内称“皮蛋包浆”。清以降制盆匠人开始加入自己的创意，有了字画、诗词，趋于风雅，透着文人气息。
汉砖手刻盆，王振徐虫友赠李世均先生
李世均那款“和田糖白玉双龙戏珠天落盖盆形题章”，是中华斗蟋盆史的精彩篇章，是李世均一生的代表作，称其国宝一点也不过分。其盆直径6公分，盆高7公分。盆底小篆“南盆窥探”字样，盆盖底字“镇盆”字样。那是作者专为《南盆窥探》设计创作。盆底篆刻“南盆窥探”，他将古老的中华斗蟋民俗文化与极具民俗特色的金石艺术交叉融合在一起，亦盆亦章，使玉盆提升至空前高度。盖底篆刻“镇盆”二字，意寓“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南盆窥探》一书，包括元代盆、明代盆、清代盆、民国盆、当代南方蟋蟀盆制作者及其作品、蟋蟀盆印记拓痕、历代南方蟋蟀盆制作名家录，本书中老盆古盆收藏名录，堪称中华盆谱之大全。正是有广大虫友捧场而成就了李世均破天荒的开拓大事，蟋蟀盆有专著了。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南盆这一艺术门类的名匠辈出，各领风骚的风貌与风情。其系统性成为填补虫界、收藏界、陶艺界空白之力作。
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休莱佛士几经周折找到李世钧，一同切磋“虫技”。 美联社、华尔街日报、朝日新闻、NHK、西班牙电台等都纷纷前来采访报道——笔者缘识李世均，就是从《南盆窥探》的这枚“和田糖白玉双龙戏珠天落盖盆形《南盆窥探》书题章”开始的。为了此盆，他四出奔走。先请教搞古玩的虫友徐先生。徐先生指点他：“玉盆的花纹应以龙盆为上，因为同样的盆，若做成山水、花卉或人物总不及龙盆保值，龙盆的升值空间大。”
力作《南盆窥探》封面书名和封底图案是全书画龙点睛处。用谁的艺术佳作？他想到虫友刘琪明曾师从叶隐谷前辈，在金石上有很深造诣。原先自己的《中华斗蟋鉴赏》曾请刘创作了“愿当将军老侍童”“文将军”“蛩痴”等作。于是就请刘先生再次出山，撰写了“南盆窥探”书名书法，封底印上玉盆盆盖底，上刻刘所书“镇盆”二字——凸显了李世均性情不羁的张扬个性。
李世均把蟋蟀与文化，艺术与养生结合在一起，让中华斗蟋登上大雅之堂。2014年“蟋蟀堂”乔迁奉贤“文华楼”，门口的门牌上，“蟋蟀文华楼”之“蟋蟀”二字用的是甲骨文，古意盎然。一到四楼安装了电梯，上下方便。到处可见与蟋蟀相关的展品，各种蟋蟀、虫具自是不在话下，还有相关书籍、字画篆刻诗文和相片，随即那里成为研究和传扬中国蟋蟀文化的重阵。“蟋蟀乃风雅之物，要玩出品位、玩出格调”，李世均总能出口成章，向来人介绍很多关于蟋蟀的知识和趣事，还绘声绘色地介绍那年在“促织园”举办蟋蟀节的盛况。
《秋蟀图》，著名画家郑彭寿先生赠李世均先生
临近采访结束，笔者见他的博古架上有一玉盆，上有书题章印记“中华斗蟋第一盆”，双手捧起玉盆细睹，心中暗叹：此乃李世均是谓也！
有诗为证：
君斗促织侍罐盆，
魔跃黛瓦提罩筒。
进降阄编红蓝阵，
各执一旗搅乾坤。
黑脸绽项翅衣蓬，
形似蟑螂又不同。
撩布揭盖世人争，
上阵原来文将军。
（作者系《静安时报》副刊部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