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5月上海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变化翻天覆地。历史掀开了火红的新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逐步富起来、强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抚今思昔，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都盼望过上安定美好的日子，不料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又疯狂地发动了内战，乌云遮天，民不聊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激烈展开，国统区爱国民主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形成“第二条战线”。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出于爱国心和正义感，追求真理，参加了学生运动。我与进步同学一起成立社团、办小报，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成为拥护共产党的一名积极分子。
我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逐渐成长，又通过阅读大量的进步报刊书籍，特别是秘密传阅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有了基本的认识。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一
1949年元旦过后，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月1日，在永嘉路623号我所住的亭子间里，南洋模范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纯亨带我和与我同时入党的周通，举行了入党宣誓。（1949年2月1日就算是我们入党的日子，我于1932年9月9日生于上海，入党这一天还没有满17岁。我知道自己相当幼稚，但信仰坚定，誓无反顾。）
永嘉路623号，2015年12月31日被公布为徐汇区文物保护点
组织上指示我们贯彻地下党“分散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不再搞大的运动，而需更好地在同学中做深入细微的思想工作，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周围。
地下党曾布置我们秘密调查学校周边街区的地形，绘图标明各种设施，及时报送给解放军供进攻上海时参考。
1949年4月，上海地下党决定大发展，经上级同意，我们介绍了南模高三乙班同班同学辛绍舆、陈志在、余日辉、王存方、马鼎璋、陈守堂、褚家杲、陈声涛入党。我们班的地下党员达到了10人，支部决定让我们成立党小组，指定我为党小组长。
此时南模高三甲班、丙班也有不少同学先后入党，区委决定成立南模高三级分支部，由王纯亨兼任书记，我与甲班的唐孝威（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臣、中科院院士）、丙班的李道豫（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为分支部委员，并分别仍为本班党小组长。
之后地下党决定成立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我们发展了一批盟员。
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地下党又决定成立上海人民保安队，南模中学成立一个大队。我们以地下党员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为骨干，成立了高三乙班人民保安队中队，组织上要我担任队长。我们又被指定为区直属人民宣传队，我也是队长，去上级领回了两种袖章，秘密发给队员。
临近解放，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重视保密，注意安全，艰苦奋斗，不断壮大。1949年5月中，上级安排地下党一个单位进驻永嘉路623号我家，要我配合掩护，绝对保密，不能同他们接触交谈。他们于上海解放后搬走，事后我才知道是他们是交大地下党总支的成员。
二
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先进入我所在的徐汇区，27日全城解放。天亮了！人民成了上海这座伟大城市的主人！
5月25日凌晨我看到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欣喜感动无比！学校很快照常上课，下课后，我们组织同学学唱革命歌曲《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歌声响亮，慷慨激昂！我们还学跳秧歌舞，写标语、横幅到校外张贴。
1949年6月初，中共南模地下党支部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支部大会。自此由地下党到地上，公开了我们的党员身份。上海解放前南模中学一共出了135名地下党员，解放后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上海刚解放时并不太平，反动派掀起了扰乱金融的风暴。我们按照指示带领人民保安队员走上街头，参加了取缔银元贩子的斗争。
1949年7月7日，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解放大游行。我作为区直属人民宣传队的队长，领回了有司机的大卡车，带着队员们戴上袖章、挂上横幅、挥着彩旗，兴高采烈地高唱革命歌曲，大声高呼口号，一路散发传单，走遍了大街小巷。
暑假将至，我们南模高三级同学也要毕业了。
各方面急需干部，市委决定抽调一批地下党员脱产参加工作。高中毕业的党员如果读大学，也要由组织决定到党的力量比较薄弱的私立大学，不能报考国立大学。
我被组织选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工作，其他同志分别被分配到上海总工会、华东公安部、华东军政干部学校、空军后勤部队、南下服务团（去福建），个别被分去私立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读书。
中共中央华东局是当时党在华东的最高机关，党组织决定我到组织部去工作，是对我的极大的信任，我万分感动。但我事先毫无思想准备，一心想去读大学，以后当一个工程师，从未想过要从政当官，所以思想波动不安。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在参加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后，7月9日，我前往江西中路福州路口建设大厦，到华东局组织部报到，那天离我满17岁生日还差整整两个月。
华东局组织部先后由张鼎臣、曾山、刘晓兼任部长，他们平时不来坐班，由胡立教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我刚到时机构非常精干，设干部科、组织科、秘书科（后来才改为处），一共只有30多人。一批地、县级的老同志为干事，我们新调去的地下党学生是工作员。那时华东地区还有大片地区没有解放，解放军迅猛推进，每解放一个地方，那里的县委书记、县长都要由华东局组织部选派。我和几个年青同志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摘录备选干部的档案，写成干部卡片，供领导研究决定何人到何处去任职。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工作相当紧张。从许多三八式老同志的档案中，可以知道他们共同的却又各有特色的成长战斗经历，可以学到许多知识。
这项工作大约到“十一”前后才告一段落，之后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办理转移党员组织关系。那时华东区的党员从某一省（区）到另一省（区），都要持本省（区）组织部的党员介绍信到华东局组织部来换取介绍信到前往省（区）逐级接上关系，而且规定要党员本人亲自办理，认为这是党性和组织观念的表现。领导同志对我说，组织关系是党员的政治生命，必须严肃认真地做好这项工作。我遵照指示，不敢掉以轻心，也在工作中见到许多著名的党员同志。
华东局组织部有机关党支部，下分几个党小组。胡立教同志同我编在一个小组，他带头参加组织生活，没有架子，不打官腔。老同志们团结友爱，对我们小年青特别关心，让我感到很温暖。
华东局组织部对干部学习抓得很紧，每天早晨一个小时自学或集体讨论，雷打不动。
那时我们在生活上是“供给制”，过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每人发一身制服，冬天是棉衣裤。吃大锅饭，星期天是两顿。没有工资，每月发相当一斤猪肉钱的生活津贴，供我们去置办肥皂、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平均发放香烟，不论男女老少，每人一份。香烟是简装的“飞马牌”，白纸包上印一个红色的飞马，没有过滤嘴，但“烟丝金黄，烟味芬芳”。我也学会了抽烟。不抽烟的同志将香烟交给我保管，烟瘾大的同志定量不够时可以随时来取。还发草纸，男同志每月一刀，女同志每月两刀。我们最初住集体宿舍，1949年秋末冬初华东局组织部才分到了在淮海中路新康花园的两幢小洋房，胡立教夫妇住在一幢楼的二楼，我们几个小伙子和警卫班住在一楼。家属宿舍较少，有些同志只能在周末才能夫妻相聚，叫做“过礼拜六”。
那时在华东局，常能见到陈毅、饶漱石、谭震林等名震中外的首长，多次听过他们的报告（大都没有讲稿，谈笑风生几个小时，给人印象深刻）。有时乘电梯同他们一起上下，感到他们平易近人，可敬可亲。
三
在难忘的1949年，我的家庭也发生了刻骨铭心的巨变。
我的父亲顾毓琇，本是一位著名学者、科学家、大学教授，抗日战争开始后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联合抗战的国民政府，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并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江泽民同志曾是他的一名学生）。1949年3月，父亲因患重病回上海治疗，在家休养，曾表示对国民党已经失望，决定留在上海，解放后回学校当教授。可是蒋介石不放过他，5月初派人“勒令”他去台湾。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父母决定带着幼小的弟妹仓促离开上海，事先并没有告诉我和大哥、大妹，也没有向我祖母和伯父、叔父、姑母等辞行。5月9日上午我放学回家，才知道父母要带全家出走，这时我大妹已先回家得知情况后逃出了家门。大哥和我对父母讲我们不愿意走，但被亲友团团围住，已无法脱身，只能听从劝说送父母一程。到台后我和大哥没有多留，说服父母让我们乘飞机马上回到了上海。从此父母与我们三兄妹天各一方，骨肉分离长达24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家庭，两个世界”（这是我父亲在他80岁时所著英文自传的书名）。直到1973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邀请他们回国访问，我们才得重逢。（当年我父母从台湾到了香港，后去美国，父亲回到他的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之后曾八次回国，为改善中美关系、文化教育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顾毓琇（1902—2002）
我的大哥顾慰连1948年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地下党，由组织决定去私立光华大学读书，上海解放后转到复旦大学读书并做党的工作。（之后随复旦农学系迁到沈阳，多年后任沈阳农业大学校长。）
大妹顾慰文在1949年时是南模女中部高中一年级的学生，那时她才刚满15岁。我起初只知道她要求进步，想不到她也参加了地下党！上海解放后她由组织送到上海市委党校学习，后也被选调到华东局组织部工作，同志们叫我“小顾”，她是“小小顾”。后来她作为调干到交大读书，多年后成为交大教授。
上海解放前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地下党员，但互相保密。父母只知道我们思想左倾，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没有想到才十几岁的孩子会参加共产党。1973年8月底中共十大刚闭幕的当晚，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我父母和我们兄妹时，突然对我母亲讲感谢她为国家生了三个共产党员，父母才知道我们早已入党。
我的大伯父顾毓琦是私立同德医学院院长兼附属同德医院院长，上海解放后继续开办，医学院并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后任副院长。我的伯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结婚后成为家庭妇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敬佩共产党，走出家门参加居委会的工作，义务当了家庭教师。人们说从这位年近半百的“大少奶”身上，可以看到新社会变化带来的冰山一角。
我的三叔顾毓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之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纺公司）的总经理，与中共地下党吴克坚等同志秘密联系，密谋保护上海全部公营纺织企业不被国民党带走或免遭破坏，于上海解放时宣布起义，为蒋介石“传令通缉”。他还劝说一支国民党军队缴械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民主人士受到尊重留用。晚年被确认为离休干部，曾任民革中央委员，中央监事会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我的三婶年轻时当过教师，参与编过小学教材，婚后再未工作，平时打麻将、跳舞，还会抽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婶却脱下时尚的旗袍和高跟鞋，穿上列宁装，参加了工作，到上海妇联当了总务科长。
我的四叔顾毓珍是同济大学化工教授，向来只顾学问，远离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思想改造，参加了九三学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姑母顾毓桐早年毕业于沪江大学，婚后相夫教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了中学老师，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直到退休，她活到了101岁。姑父王兼士在上海解放时是私营闸北水电公司经理，与地下党联系，曾参与策反我三叔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积极参加工商联活动。姑父还是经济学博士，晚年与同乡荣毅仁一起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常务董事。
70年过去了，我的火红的青春，令人难忘，值得回首。1949年，那段燃烧的岁月，可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有幸成为伟大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没有虚度年华，无怨无悔。虽然我现在已是耄耋老人，仍当不忘初心，振奋精神，努力前行。
（作者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