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复兴中路1367—1377号，坐落着一排法式建筑风格联排住宅。官方材料显示，这排住宅始建于1925年，不过它可能早在1922年就已落成。这片住宅占地面积约为864平方米，二层砖木结构，六个单元联体排布于复兴中路与宝庆路交口处。建筑为清水红砖外墙，沿街立面装饰元素丰富，窗楣采用半圆拱券、弧券和平券等多种红砖砌筑形式，券顶砌筑水泥块券心石，半圆形窗楣板上浮雕奖杯彩带和卷草花饰纹。屋顶原来建有几座高出屋面的大烟囱，不过现在都已拆除。住宅北侧临街入口设有单柱式门廊，精巧而别致。南立面设有四根贯通两层的方形木柱，二层前部原为内阳台，外侧皆有木质雕花栏杆，不过现在都已拆除改建为房间。南部花园原有大门通往相邻的车库，现亦改建。建筑底层建有地下室，其中部分用作锅炉房。室内采用壁炉和热水汀双重供暖系统，壁炉至今保存较好。室内局部有改建，总体保存一般，局部精致的木结构略显该建筑当年的风采。该处排屋原为外侨住宅，抗战胜利后部分市民购得，现为民居。

复兴中路1367—1377号主入口

复兴中路1373号（贺平摄）

复兴中路1367—1377号北立面

酷爱运动的外国大班——阿诺德

　　1367号曾居住过一位叫做E. Lester Arnold的澳大利亚外侨。众所周知，民国时期的来沪外国人往往都会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这位Arnold先生的中文名字，所以按照今天标准的译法，只能将他称作莱斯特•阿诺德先生了。

　　莱斯特•阿诺德，1888年生于澳大利亚悉尼。1904年前往香港，在英军驻港部队服了四年兵役，随后来到上海。在1922—1927年长达五年的时间内，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367号就是他在上海的住所。

　　阿诺德在上海的职业，主要是充当英商驻沪洋行的经理和董事。他先后服务的企业包括老公茂康记保险公司、老公茂纺织局和可的牛奶有限公司等。老公茂康记保险公司（Commercial Union Assurance Co., Ltd.），是一家从事保险业务的英商企业。这家公司早在1861年就已成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1867年前后来华开展业务，主要经营火灾保险，同时也兼及寿险、水险。公司先后在上海、香港、福州、汉口等地设立代理机构，但由于各地代理商有所不同，公司的中文名称也因地而异，如在香港就被称为“金孖素於仁燕梳公司”，在国内其他城市也被称为“商业联合”“益昌”“老晋隆”“新茂”等。在上海，因“老公茂洋行”（Ilbert & Co., Ltd.）长期充当其总代理行，所以被称作“老公茂康记保险公司”。1891年，公司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范围也开始由原先的险种，拓展至灾害、盗难、玻璃、汽车等保险业务。作为老上海重要的保险公司，老公茂康记保险公司的资本颇为雄厚，1939年时实收资本已达44567800元。1922年，三十四岁的阿诺德出任公司的经理助理，到1937年他已升任经理一职。

　　老公茂纺织局是另一家阿诺德服务的公司。老公茂纺织局（Laou Kung Mow Cotton Mill），又被称作“老公茂纱厂”，是上海一家老牌英商纺织厂。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终于获得在华开设工厂的权利。为了抢占利权，当时的东西方列强纷纷登陆上海开设工厂，老公茂纺织局就在这股大潮中应运而生。1897年，四家外商纺织厂先后在沪成立，分别为怡和、老公茂、瑞记和鸿源。前两家属于英商资本，后两家则分属德商、美商。老公茂纺织局的创始资本仅为72万两，在四家当中规模最小。“一战”爆发以后，四家欧美纱厂都陷入衰退之中，或合并或转售，硕果仅存的只有怡和一家。1925年老公茂纺织局被日本资本收购，成为日商企业。1920年前后，阿诺德已成为老公茂纺织局的董事会成员。

　　除了上述两家公司以外，阿诺德还出任过英商“可的牛奶有限公司”（Culty Dairy Co., Ltd.）董事。坐落于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1576号的“可的牛奶”，是民国时期上海重要的牛奶供应商。该公司创立于1911年8月，成立之初为英商独资企业，后改为中英合办。抗战爆发后，中资撤出，再次变为英商独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势力强行征收。经过近四十年发展，在1949年前后可的牛奶已成为上海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牛奶企业。

　　阿诺德不仅是个洋行大班，同时也是一位运动达人。在20世纪上半叶，他曾是一位上海外侨社会颇为知名的高尔夫球手。来到上海之初，阿诺德便加入了“上海高尔夫球俱乐部”（Shanghai Golf Club），此后经常代表俱乐部外出参赛。1925年8月，在俱乐部举行的月度冠军赛中，阿诺德还获得过甲组冠军。

工部局代理总办——麦基

　　在1367—1377号住宅的众多住客当中，麦基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

　　McKee John Matthews，中文名麦基，1883年4月30日出生在今北爱尔兰利斯本（Lisburn）。1906年，年仅二十三岁的麦基来到上海，开始他的“冒险家”生涯。1908年，他在公共租界工部局谋得一份差事，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万国商团委员会委员、工部局助理秘书及副总办等职。1928年，开始出任工部局代理总办。1934年12月31日，正式退休，此时他为工部局已整整服务了二十六年。

　　1911年10月25日，麦基在上海与Florence Annie Cattelle小姐喜结连理。海丰路100号曾是他们一家在上海的住所。1936年，麦基举家迁入坐落在法租界西区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373号居住。不幸的是，在当年10月他的妻子就在此处病逝了，时年四十三岁。（有关麦基一家在辣斐德路的住址，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辣斐德路1373号，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字林报行名簿》；另一种说法是辣斐德路1363号，这条信息来源于《北华捷报》，见该报1936年10月7日第40页。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可能有误。因为根据《字林报行名簿》的记载，辣斐德路1363号在1935年至1941年之间，一直由一户叫做Scheunemann的外侨居住。）由于资料匮乏，我们无法确知麦基何时搬离这处住所，但从目前材料来看他至少在此处居住了五年左右。

　　麦基先后担任过的工部局副总办、代理总办一职，这是一个类似政府秘书长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市政规则的制定、管理章程的发布，还是土地转让、捐税征收，他都会介入其中。此外，他需要处理公共工程招标、卫生防疫及社会风化等事宜。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还是一个中外矛盾聚集的“火药桶”，因此协调中外关系，维持租界的繁荣与稳定，也构成了麦基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有人说麦基是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最繁忙的人之一，或许并不为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市民群情激奋。各界人士不仅发起了支援东北的运动，同时还敦促政府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另一方面，在沪日侨因有驻沪日军撑腰，也蠢蠢欲动，不断挑起事端，以致上海的中日关系十分紧张。10月2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擅自登陆并进行示威，虹口一带的日侨也肆意横行，制造冲突。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直接致信此时担任工部局代理总办的麦基，要求他负责处理这一事件，阻止日军、日侨暴行，否则租界内华人将“自谋正常保卫之道”。由于事关租界安全与法制，工部局对此事件不敢小视。12月20日，由总董麦克那登出面召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董事会日籍董事福岛、冈本以及日本驻沪海军司令官、工部局秘书长等，在工部局召开会议，共商解决办法。

　　电影这一新生事物自1896年被引入上海之后，就颇受当时中外人士的欢迎。然而，上海作为一个五方杂处、中西交融的国际都市，由于人们在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民族情感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所以电影虽然颇受欢迎，但电影的内容却常常成为各种矛盾的导火索。因此，尽管工部局对电影审查问题不遗余力，但仍常常被卷入种种纠纷当中，而作为代理总办的麦基又常常处在风暴中心。

　　1928年6月，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秘书陶乐勤，代表纳税华人会致信麦基。他在信中指出，日本人在济南拍摄了有关“济南事变”的影片，并打算在租界内以非公开的方式上映。陶乐勤认为日军在山东的暴行与人道相背。而此时准备在租界放映此片，则是要达到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目的。他深恐此片在租界上演，可能会激起华人公愤，从而影响租界的治安与稳定，因此希望工部局能够进行一次调查，对这部影片实施监督管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6月12日，该片开始在租界内放映，包括日本副领事、工部局警务处代表在内共有50名观众观看了放映。该片的内容主要包括日本海军高级军官的形象、日军抵达青岛、炮轰济南和战后复原的部分场景。随后警务处代表致信麦基，认为没有必要禁演该片。因此，麦基在6月15日回信告知纳税华人会，警务处已对此片进行调查，认为没有必要禁播。且该片只用于私下放映，所以不会引起异议，也不会引起敌意。

　　无独有偶，五年之后麦基不得不再次处理由中日矛盾所引发的电影纠纷。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强生有声彩色制片公司拍摄了一部名为《一个十九路军士兵》（A Soldier of the 19th Route Army）的影片。1932年7月8日，该片在圆明园路21号的光陆大戏院接受预审，结果没有通过。当局给出的理由是当时的中日关系仍较为紧张，如果允许此片放映，可能会危害租界的和平和秩序。然而，强生公司的老板强生（W. H. Jansen）并没有气馁。在他的力争下，电影审查委员会于7月19日在南京大戏院对此片进行重审。这一次共有8人参加了审查，其中5人代表工部局，3人代表公董局。最终的结果是5票赞同，3票反对，《一个十九路军士兵》获得了放映许可。

　　第二次审查的结果，反映出了工部局和公董局在电影审查方面的分歧。公董局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们认为该片反映了中日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危害租界的和平和安全，所以拒绝发给放映许可证。然而，工部局电影审查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通过了该片的放映要求。这一分歧使得工部局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工部局和公董局此时正在寻求电影审查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因此需要尊重法租界的意见；而另一方面，如果尊重了公董局的意见，就等于直接否定了工部局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权威。所以，在第二次审查结束的五天之后，强生公司仍未能获得租界当局颁发的放映许可证。最后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落在了麦基的手上。

　　8月4日，麦基代表工部局致信强生，告知由于当前的政治形势不稳，如果电影着重表现民族感情方面内容，很可能会妨害到公共租界的和平与秩序，因此工部局最终决定禁止《一个十九路军士兵》在公共租界内放映。他在信中还指出，在中日关系没有回复正常之前，公共租界内的电影院都将禁止播放以中国本土为题材的战争影片。

道达洋行合伙人——礼德

　　在这排西式洋房靠近宝庆路一侧的1375号，曾居住着一户姓Read的外侨家庭。他们一家至少在这里居住了五年之久，起止时间大概在1930年至1934年之间。这家的男主人全名叫做W. Stanley. Read，来到中国以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颇为复古的中文名字叫做“礼德”。

　　礼德是一名建筑师，也是一个洋行老板，但与当时旅居上海的大多数西侨有所不同。他为人非常“低调”，既不喜欢在当时流行的各种《名人录》和《行名录》上发布自己的信息，也很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获取到他足够的个人信息。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来沪的确切时间，只知道在1914年时他已开始担任上海海关的制图员。而五年之前，他还在日本横滨的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

　　尽管礼德为人十分低调，但他后来供职且成为合伙人的英商道达洋行（Dowdall & Read）却是大名鼎鼎、享誉上海的。这家公司以建筑设计、土木工程、土地买卖和房屋租赁为主要业务。他们在上海的代表作，包括1884年建成的苏州路新天安堂和1910年落成的徐家汇圣依纳爵堂，即徐家汇大教堂。

　　道达洋行创始人William Macdonnell Dowdall于1843年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1882年，年仅三十九岁的道达第一次来到上海。来到中国以后，他可能根据自己名字的音译，取了一个叫做“陶威廉”的中国名字。1883年，他便以这个名字创办了在上海的第一家公司——陶威廉洋行（Dowdall W. M.）。这家公司最初坐落在福州路21号，1886年迁至四川路。1888年，他把公司中文名字更改为“道达洋行”，自己的中文名字也改成了“道达”。

　　道达在上海的第一个重要设计，是苏州河畔新天安堂。天安堂是开埠早期上海外侨重要的宗教场所，1886年由原址迁往苏州河畔重建。由于当时上海的外国建筑师人数有限，所以设计工作就落在了来沪不满五年的道达肩上。他为这座教堂选择了单层砖木结构，带有哥特特征的晚期罗马风格。在沿苏州河一侧的立面，还设置了高达33米的钟塔。这座塔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是苏州河畔的天际线所在。

　　1904年，天主教耶稣会计划在徐家汇老堂南侧修建新堂。大概是得益于新天安堂的成功，道达又获得了徐家汇新天主堂的设计委托。这次他共耗费了12个月时间，为教堂制定了一种杂糅了英国哥特式和法国文艺复兴式风格的设计方案。教堂最终在1906年动工，1910年完成所有的建造工作。建成后的新堂坐西朝东，大堂进深79米，宽28米，正祭台处宽44米，堂脊高28米，钟楼高约60米。堂内设有楹柱64根，设计之初的容纳人数仅为1200人。

　　得益于在上海建筑行业取得的突出成就，道达被吸纳为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及土木工程师学会准会员。在1910年前后，他还担任了旅华建筑师协会会长。除了经营洋行以外，道达也是一个热衷公共事务的人。他曾一度出任江南海防顾问工程师，还4次当选为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董事，3次出任副总董。与此同时，他还参加公共租界准军事化武装万国商团的活动，退役时已是上校军衔。在上海生活的三十七年间，他只回过一次英格兰。1919年，道达正式退休。1928年5月21日在英格兰苏塞克斯的霍夫去世。

　　1920年，礼德加盟道达洋行，公司也启用了“Dowdall & Read”的新名字，同时增添测绘和房地产经纪业务。1925年后，礼德自创“礼德洋行”（Read W. S.）继续经营地产业务，公司分别在北京路、仁记路、九江路、四川路以及公馆马路办公。1930年，礼德将道达洋行的英文名称改为W. S. Read，五年之后，他将洋行的中文名字也由道达改为了礼德。在上海存在了近五十年的道达洋行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旧上海一家重要的地产公司，礼德洋行拥有大量产业，其中很多就聚集在法租界的霞飞路、辣斐德路上，如霞飞路1016号、辣斐德路1295号等。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