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天刚刚过去，春日的暖阳拍着我们的肩膀。一个中午，我与一位朋友在麦琪公寓对面的饭店吃饭，走到路口时，与她聊起面前这幢楼。几天后，她微信里传给我一幅题为《机车女御》的老月份牌画，画的是骑着摩托车的健美少女，后面的背景引人注目，它就是麦琪公寓。

　　这幅画出自有名的月份牌画家杭稚英（1900—1947）之手。杭氏，浙江海宁人，少年时代随父来到上海，曾在土山湾画馆习画，后入商务印书馆从事设计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自立门户，创立“稚英画室”，与金雪尘、李慕白合作，承揽各种广告设计业务，人们熟悉的美丽牌香烟、双妹牌花露水、雅霜、阴丹士林布染料等流行一时的商品包装设计都出自他们之手，“稚英画室”一时间名震上海滩。这幅《机车女御》，不同于习见的传统美人月份牌画，而是充满都市的摩登感。这位美女不是穿着旗袍的传统美女，而是穿着短袖衫、运动裤的现代女郎，骑着大轮摩托车，时尚元素十足。身后的背景，也不是亭台楼阁或室内小景，而是一座具有现代风格的公寓大楼，能够感觉到杭氏紧跟潮流的画风。如果说，月份牌画是那个时代社会风尚的橱窗的话，那么从这个橱窗中，我们能够看到，麦琪公寓在当时人们生活想象中的重要位置：它已成为新都市入画的元素，承载着人们对于城市生活的美好憧憬。

　　与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同，图画中麦琪公寓（Magy Apartments），周边并无什么高大建筑，却有一丛丛绿树。这与当时的老照片呈现的图景是吻合的。最初建成的时候，麦琪公寓与周边的环境要比现在更和谐，至少周边不是这么拥挤。建筑不是天上落下的陨石，它应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构成完美的对话关系。当时的麦琪公寓就是这样，东西两侧林荫道托起它，又成为它的延长线，构成一个延伸的空间，要是有一位风景画家来画它，也一定很入画。

　　乌鲁木齐中路，旧名麦琪路（Route Alfred Magy），麦琪公寓由此得名。查1947年老地图，此时的麦琪路，已经改名为迪化中路，辣斐德路改名为复兴西路，霞飞路的这一段，改名为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这三条路围成的一个三角地，自然天成地形成一个小公园，那时它已叫迪化儿童公园，在以前，它叫宝昌公园。虽然很小，也没有外滩公园、虹口公寓、顾家宅公园（复兴公园）、兆丰公园（中山公园）名气那么大，却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在租界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公园。它建于1924年，属于法租界公董局，1943年才改名为迪化公园。这个“宝昌”也是有来历的。淮海中路，1901年初筑时名西江路，1906年名为宝昌路，1915年又改称霞飞路。“宝昌”和“霞飞”，都是法国人物的名字。宝昌是法租界公董局举足轻重的人物，从1881年至1907年连任十五届董事，其中任总董事即有五届，为了纪念他，这条路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当时，上海的公园并不算多，住在麦琪公寓的人出门便能享受到公园，不能不说是一种福气。反过来，这又证明了它的位置得天独厚。

　　一座建筑，如果缺乏历史感、时光印迹，缺乏人的气息，仅仅是石头和水泥，无论它多么昂贵和精美，也是枯燥、乏味的，是无法给人们提供太多想象力的。纯粹的物质，很容易被替代。麦琪公寓则不是这样，每一次，走过它面前的这个路口，我都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市井气息，在车来人往的洪流中，眼前的情景由彩色照片逐渐转回黑白照片，在时光倒流中，我想象着一种上海生活……

二

　　我摊开一份1947年的地图，试图想象如果当年站在麦琪公寓的顶层，向四周望去，我能够看到什么。不论是背后的常熟路五原路方向、永福路五原路方向，还是向前的林森中路方向望去，这片区域都是规划有序的住宅。与麦琪公寓相邻的一边，复兴西路这边18—20号是彩虹公寓（Rain Bow Apartments），22弄是绿邨。绿邨，建于1941年，有楼房三幢，也就是说，在麦琪公寓落成的时候，没有绿邨，这里还是绿地。转过来，迪化中路（乌鲁木齐中路）这一侧，也是别墅和公寓区。马路对面，是各种店铺，有富生鲜花店、钱记铜铁号、顺昌水电号、长兴中外木器、良泰号、盛记货栈、模范木器号等。沿着迪化中路走过来，左转到林森中路上，这一片商铺更生活化：食品号、理发所、车行、酒行、洗染店、鲜果行、鞋店、寄售商店……不难感觉到，这里商业发达，生活方便。

　　从地图上看不出街道的绿化，可是在人们的文字中，林森中路这一段是上海最具异国风情的一条街。这与法租界最初规划时的绿化政策大有关系。从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计划地进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设，在道路两旁种植了许多梧桐树，成排的树木让西式住宅区别具魅力。（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另有资料说：1901年10月，法租界公董局规定，嵩山路以西沿路建筑，必须与道路保持10米以上的距离，其间种植花草树木，并不得以实体墙或竹篱封闭。从此，优美庭院就成为淮海路两侧的重要风景。（许洪新：《从霞飞路到淮海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在很多人的文字描述中，霞飞路是这样的：

　　人们都说它是上海最美丽、最有味道的一条街。尤其是当你早晚之间漫步霞飞路，欣赏着临街而设的大小店铺，想象着店里的欧洲女子在做些什么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漂亮的法兰西女郎手挽手，并排着缓缓走在人行道上，一个真正的法国式早晨在这里开始了——路旁，俄罗斯老人提着装满鲜花的篮子向行人兜售，买菜的太太们三三两两走在路上。茂密的行道树沾满露珠，汽车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轻轻滑过。咖啡馆里隐隐飘来了爵士音乐……商店橱窗陈列着时髦服装，木制模特的头上戴着新式女帽。（［日］ 江南健儿： 《新上海》，上海日本堂1933年版；据许洪新《从霞飞路到淮海路》转引）

　　气息、情调、浪漫，是与这条街联系最密切的词汇：

　　秋，带来了抑郁的气候。

　　马路上的灰沙，夹着树叶，在狂飘，在飞舞。人们的服装，都自然地加上了“御凉”的装置——尤其，娘儿们的短大衣，是鲜明的标帜： 白哔叽的，各色呢绒的，绒线的，都从箱笼或是商店的橱窗里搬上了“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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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飞路上有着风，但没有沙尘。它没有南京路上的人数那末拥挤，但它却有着对对情侣的脚影，而都市中热闹市街的恬静和幽闲，倒是它的特征。

　　富有南欧气味的“咖啡馆”和“酒排间”，就是更好的点缀。在这场所里的仕女，要不是有闲的朋友，便是对对的恋人。让咖啡和威士忌来刺激一下神经，找回一点已经颓废了的兴奋。漏到外边来的爵士音乐，有人会被吸引了去，但有人却会跑得更远些。（方强： 《霞飞路的外衣》，《申报》1941年10月17日；据许洪新《从霞飞路到淮海路》转引）

　　复兴中路与淮海中路平行，复兴西路与淮海中路有交叉，它们处在同一区域内，街貌应差不多。这片区域给人的印象，都是异国情调，都市风情，而且环境优美，充满文艺气息。不过，法租界给人印象深刻的首先不是法国的气息，有一位外来者写道：

　　F租界则另有一种情调。他的路名固然用的是F国的名字，然而他的空气与情调都十足是俄国的。俄国的店铺，俄国的女人，连要饭的也是俄国人。在清一色的俄国风味之中，偶然夹上这么一丝两丝的希腊、阿美尼亚、高丽、叙利亚的气息。

　　在每一条路的转角上或交叉处总有一个穿制服的神气活现的家伙屹立着，在公共租界立着的是印度阿三；在F租界立着的是黑牙齿的安南佬。此外则有许多俄国的末路王公或退职将帅在荷着枪做巡逻的工作。（［英］ 爱狄密勒著，阿雪译：《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法租界里，反而是俄国人的天下。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法租界法国领事权力特别大，俨然独裁，一些酷爱自由的法国侨民不喜欢居住在这里，更愿意住在公共租界。据统计，1910年居住在法租界的法国人为436人，居住在公共租界的有330人；1925年法租界法国人为892人，公共租界的法国人为282人。（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在这个阶段，俄国侨民大量涌入上海。到了1936年，上海的俄国侨民有21000人，法租界是他们相对集中的聚居地。1933年，法租界有俄侨7233人，1934年有8260人。他们带来了这个区域的商业繁荣，仅1926年至1928年，俄侨在霞飞路就开设了近20家小百货店、30家服装店、10家食品店、5家大型糖果店、5家药房、5家钟表首饰店、5家理发店，还有许多小吃店、饮食店、报亭、糕点店……真像当时有人说的“霞飞路上俄国化”：“此路因地居法租界中段，交通便利，路旁又树木葱茏，风景很佳，因此有钱阶级都僦居于此，而俄侨也独多（与北四川路独多日侨相同）。他们所经营的各色业务，如药房、杂货店、酒排间、宵夜馆、跳舞场、按摩院、理发店、公寓，一应俱有，而俄国的乞丐，在路上踯躅往来、追逐乞讨也不少。还有健而肥的俄国妇女，搽了很厚的香粉，擦了很艳的口红，在夜色苍茫里走来走去，竟触目皆是。现象如此，岂不成为霞飞路上的俄国化吗？”（郁慕侠：《霞飞路上俄国化》，《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这些俄国人大多数是流亡的难民，很多人尽管一文不名，却因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自律很严，情愿从事报酬少的正当职业，不偷不抢，保证了本区域的正常秩序。不仅如此，当他们生活稳定下来以后，还以自身的文化特长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因子，很多音乐家、画家、舞蹈家将俄罗斯艺术引到上海，大大推动了本地艺术的发展。……今天，人们津津乐道老上海，我想，上海吸引人的恰恰在于它的世界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是这些特性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生机和活力。

三

　　当我们的目光从城市聚焦到具体的人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俯瞰图，而是细节鲜活的素描、特写。20世纪30—40年代，住在麦琪公寓里的都是哪些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是高等华人、法国人，还是俄国人呢？反正，这里不会是贫民居住的地方。凭借杭稚英那张画展开想象，这里的时尚年轻人都是骑着摩托车出行吗？曹聚仁先生曾经写过上海人乘坐的各种交通工具： 轿子，他到上海的年代，轿子时代已经过去。黄包车（人力车），上海第一辆有执照的出现在1874年3月24日，法公董局核发的照会，在接下来的六七十年间，它曾是上海街头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1931年，上海有黄包车68005辆，抗战前夕，有8万辆以上，从业人口达20万人之多。汽车，1901年，上海共有两辆，后来发展也很快，但毕竟还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专享。对于普罗大众而言，上海的电车倒是物美价廉的出行工具，据说，最初从静安寺坐到外滩，只要两个铜板。不过，带着“电”字儿的东西，中国老百姓都像妖魔鬼怪一样，畏他三分。曹聚仁写道：

　　其后法租界也有了电车，接着又兴了无轨电车。第一天通车时，从静安寺起，开到外滩止，乘客二十四人，一半是洋人，一半是华人，都是上海大亨，如朱葆三、虞洽卿等。两旁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拥挤得很；可是大家不敢坐，因为里巷谣传，电车容易触电，不能乘坐，所以洋人特地试给大家看，表示乘坐电车毫无危险。后来车厢上挂了“大众可坐，稳快价廉”八个大字。（曹聚仁：《电车的故事》，《上海春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我还看到有人写文章描述坐电车经过上海租界区的情景，其中也提到辣斐德路（复兴路）：

　　新电车的经过，两旁行人都投过了新奇的眼光。银灰色间红色，那电车站的木杆，鲜艳的矗立着相当的每一个段落。车到新闸路，转了一个小弯，循着西摩路前驶了。这一带的住居，也比较地清静幽雅。跨过静安寺路，到了福煦路，我再换上一张到西门八分的票子，心底下几乎要发出笑来，没有事，作着一次横的短短的新电车的旅行。穿过霞飞路的亚尔培路，乘客跳下去是很多了，悠闲的我靠着车栏，望飘拂的国旗，心又感动得变严肃了。这一带，纯粹的法国风光，长长的园垣，漫天的绿荫，一种艺术情调。这一条路线法租界起，是很长的。车拐了个弯，是辣斐德路了，这时雨丝也小了不少。车转向直线驶去，园垣绿荫，红楼里面的钢琴声，腻人的笑话，我的心又石一样地沉下去。今天是什么日子？安乐，苟延的安乐，虽然天空的国旗下着半旗。吕班路以东，民房又简陋起来，这和劳勃生路一样，这两个终始点都设在苦力区。……（白华： 《新电车的旅行》，《上海生活》1938年第5期）

　　对于一般人家，有辆自行车（脚踏车）就很幸福了，像画中的摩登女郎骑着两轮大摩托，怕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初，摩托车，有人称“最新式自动车”：

　　沪上近日自动车一最新式者为立行之两轮车，立人处之板位于轮轴平面之下，此车之异于他式者即在立行，而其各种机件均藏于制动机之柱内，制动机配于握手处，其汽机约二匹半马力，配于前轮中。因既均藏诸柱内，故无沾染尘埃致有损坏之虞，汽油亦藏柱中，全车舍此柱及握手柄外并无他种横杆等物。据制造者言，在乡间每小时可行二十英里，所费之汽油每行百英里仅一加仑云。（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那时候的上海街头，摩托车已神气活现地穿行。施蛰存的小说《梅雨之夕》，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里面几次提到“摩托车”，说下雨的街市上，摩托车的轮子会把泥泞溅在路人的身上。他还写到天潼路口的人与车：“大街上浩浩荡荡地降着雨，真是一个伟观，除了间或有几辆摩托车，连续地冲破了雨，仍旧钻进了雨中疾驰过去之外，电车和人力车全不看见。我奇怪它们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施蛰存：《梅雨之夕》，《施蛰存文集•十年创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当时的街头，摩托车、电车、人力车并存，茅盾的《子夜》开篇，既写到“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也写到“有三辆一九三○年式的雪铁笼汽车像闪电一般驶过了外白渡桥，向西转弯，一直沿北苏州路去了”。（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在吴老太爷的眼里，汽车是“子不语”的“怪物”。《子夜》里还提到“内河小火轮”，船，也是上海人进进出出的重要工具。

　　那些都市里的红男绿女坐着车子去哪里呢？在穆时英的笔下，是后母与继子的糜烂狂欢：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地，把搽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区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地，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女的灯光。

　　开着一九三二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一九八〇年的恋爱方式。深秋的晚风吹来，吹动了儿子的领子，母亲的头发，全有点儿觉得凉。法律上的母亲偎在儿子的怀里道：

　　“可惜你是我的儿子。”嘻嘻地笑着。（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穆时英全集》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去跑马厅，去跳舞场，去醉生梦死的地方。穆时英说：“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也许是另外一种生活，比如去这一条路那头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或者去辣斐大戏院（今复兴中路323号）看话剧、看电影。1933年9月在辣斐德路上的这个戏院已经造起来了，这里放映的美国西部片很受欢迎。不过，住在麦琪公寓这一带，泡咖啡馆也是一个高雅的选项吧。多少文人雅士，回忆起老上海，挂在嘴边的都是DD’S和文艺复兴。多年后，董乐山回忆：“‘文艺复兴’是家西菜馆，下午也卖咖啡，在它马路对面，则是一家有名的咖啡馆，叫‘DD’S’的。除了霞飞路上这一家，静安寺路上沙利文的斜对面也有一家‘DD’S’。这两家算是上海最著名的咖啡馆了，里面都是火车座沙发。要了一杯咖啡，你可以泡上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服务员绝不会给你脸色看。如要吃蛋糕，女服务员（霞飞路上一家是白俄）就会端上一个树型蛋糕盘，上下三层，每层放各式小蛋糕几块，你可任选，吃几块付账时就付几块的钱。”他还谈到“喝咖啡主要恐怕就是喝氛围，喝情调吧”。（董乐山：《在旧上海喝咖啡》，《董乐山文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对于文人来讲，氛围和情调，简直就是皮大氅，是要时时神气活现穿在身上的。一个咖啡馆常客曾说，在霞飞路上，“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建筑”，但“醉人的爵士乐夜夜从道路两侧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传出来，告诉你里面有女人和美酒，可以把你从一天的劳累里解放出来”。（转引自［美］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不过，鲁迅说他没有这样的兴致，他曾讽刺那些革命文豪们：“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鲁迅：《革命咖啡店》，《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太安逸的生活，会让人失去人生的方向吧，一位老外这样感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这生活是一种懒惰的生活，一种容易的生活。从一方面看去，他极富于光彩，五光十色，美艳动人。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去呢，则他是千篇一律的单调。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还是这样；在单调的一团瘴气中磨蚀尽了一切的体力，一切效能与一切的理想。”（［英］ 爱狄密勒著，阿雪译：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

四

　　当我在文字中捕捞这一切的时候，我同时开始了自我怀疑： 这是上海生活，还是上海的神话？历史记忆是有刻意的选择性的，上海，最近二三十年出现在人们的视界中，已经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常常是风花雪月、金枝玉叶，我不知道，这有多大的欺骗性。就以我们津津乐道的国际性、开放性而言吧，它带来现代性，也许会带来奴役和罪恶，在巴金的笔下就不乏这样的描写：

　　两个喝醉了的外国水手从一家白俄开的跳舞场里出来，嘴里含糊地说着放肆的话。跳舞场门口有着红、绿、蓝、黄四色的霓虹灯，里面奏着爵士音乐。

　　“米昔!米昔！”马路上有三个黄包车夫拖着空车向着外国水手跑过去，口里乱嚷着。那两个醉得脸通红的白皮肤的人正走下人行道，就给他们围住了。

　　他们并不跳上车。年纪轻一点的水手忽然飞起一只脚踢在一个车夫的屁股上，用很清楚的中国话骂着：“狗!”

　　于是车子全散开，让这两个人带笑地走了。

　　中年的黄包车夫拖了空车慢慢地跨过街心，因为这一踢使他的屁股上那个地方还在痛。羞辱和痛苦压住他的心。他抬起头望着天空，祷告似地喃喃说：

　　“天啊，为什么我的鼻子不高起来？我的眼睛不落下去？我的头发不黄，眼珠不绿，皮肤不白呢？”（巴金：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法租界那种整洁、幽雅的环境，高档的住宅，各种情调，到底多大层面能代表上海呢？至少，我在柯灵先生的笔下，还读到上海另外一种场景：

　　在上海的边陲，有些被这个辉煌的都市所摈弃的地方：它们荒僻、污秽、局促可怜地蹲在高耸云霄的工厂烟囱底下，显得特别寒伧。从都市人看来，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

　　然而那些地方，的确拥挤地住着同样被称为人的生物。作为这些生物的安息之所的，是几十家一堆一堆地簇聚在一处的草棚。——这种草棚，都是由住户们亲手建筑起来的，泥墙，草顶，通常有一扇薄板的窄门，而很少有窗子，人们站着一伸手就可以摸着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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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一份人家，是一间草棚，境况好一点的有两间。有时一家上下三代，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儿子娘妇，还有成堆的孩子，都挤在一间五六方尺的房子里，衣于是，食于是，生老病死、养儿育女于是。房子小，光线暗，木板门很少关闭的时候。遇着风风雨雨，住在草棚里面，就跟露宿差不多。现在是夏天，他们成日成夜过的都是户外生活。小孩子一律是赤身裸体，男男女女都打着赤膊，青年妇女偶然穿衣服，多数都只系一个抹胸，为便于做事，裤管常常卷到大腿以上。“上等人”心目中的“礼貌”和“体面”这类东西，在棚户区里是根本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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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棚户，据不正确的统计，大概有二万五千余家，估计人数在六七万以上。分布的区域：东区是在兰路、齐齐哈尔路一带；西区是在曹家渡一带；北区是在闸北一带。有棚户的地方，必定有工厂；这些棚户里面的生物，实际是被吸尽了鲜血的“人渣”。（柯灵：《棚户的风波》，《柯灵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这些“棚户区”，哪里是上海的“边陲”啊，不过租界之外而已。它们完全打破了人们对于大上海生活的很多不切实际的想象。历史学家以实证和清醒提醒我们，上海不光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摩登时尚，它还有另外一面。总体判断，这里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是贫富悬殊、极为混杂的一个城市。他举例：“对不同层次娱乐设施的享用，与人们不同的经济收入有内在关联。1935年，上海华界农、工、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无业人员，共占总人口80.9%；公共租界的农民、工人、家务、杂类人员，共占总人口78.8%。这些人基本上无力享受首轮、二轮外国电影或舞厅、留声机、溜冰场等娱乐文化。也就是说，即使在上海所谓黄金时期，享受比较高档娱乐设施的人，也只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民国末年也差不多。1950年1月，上海498万人口中,15岁以上为346万，其中失业、无业人口近百万；在业者206万，其中农业、工业、手工业、建筑业、家庭佣工者为93万，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能力享受中高档娱乐消费的。有条件或比较有条件享受比较高档娱乐设施的，包括商人、金融、教育卫生、自由职业等方面人口，占在业人口40%，占上海总人口不到20%。”（熊月之： 《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

　　倘若不是一叶障目的话，翻一翻当年的书刊，自然也不难对所谓的“社会现实”有更直接的了解。有人抱怨当时的“住”和环境：“岂知上海虽号‘天堂’，市民生活‘鸽笼’，住屋勿如内地远甚呢！公馆门第、起居舒适者，毕竟千中之一呵！目今孤岛尺屋寸金，上海人更无越雷池可能……”（浦左一少： 《上海人春日生活》，《上海生活》1939年第4期）“做上海人真难”的感叹更是此起彼伏：“做一个上海人，洵非容易。第一，生活太难，除了慕尔堂听耶稣、法藏寺听经、马路上吃施茶、听无线电、看壁报、看橱窗广告之外，其余坐要坐钱，立要立钱，到处都是花钱的场所。不要说额外消耗，正常开支也担当不起。目下虽然回跌了一些，米价每石仍要三十元左右，煤球一担三元六角，生油一斤六角多，菜蔬每斤也得八九分，外加电费涨百分之六十，纵节省到极点，仍旧性命交关，常人自顾不暇，遑论赡家？”（苏子：《上海“人”》，《上海生活》1939年第11期）城市的两面性、复杂性，当时的人们已经深有体会，他们说上海是“畸形的鲜艳之葩”：

　　上海之成为上海，是基于两种人身上：一种，是摩登的女子；一种，是多财的商人。

　　乡下人初到上海来，第一以为最伟大的，是印度巡捕了。住久上海的人，第一以为最伟大的，却是金钱。

　　在上海的友谊，有一部分是建筑在沙漠上。

　　快乐人在上海，是觉得格外热闹和繁华；伤心人在上海，则觉得更寂寞和凄凉了。（徐大风：《上海的透视》，《上海生活》1939年第3期）

　　上海有多种面相，它们是矛盾的，却又统一在这片土地上。可是，后来的人，则越来越削减它的复杂，直到有一天，它仅仅是“摩登上海”了。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复兴路，特别是走在梧桐树荫下，感受着城市的清幽之时，这种想象自然而然会涌上来。我不能说，这是我们不该有的，我只想说，如果我们仅仅有一种这样的想象，那么，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理解是肤浅的。

五

　　麦琪公寓是精致的，这种精致在今天依然能让人叹服。

　　完美的建筑设计，一定是实用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麦琪公寓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公寓高40米，为十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楼，在它建成的1935年，相对于周围其他建筑，它算是鹤立鸡群。在路角有限的空间里盖楼，这是考验设计师的智慧。它的设计者赉安工程师（即本书郑时龄先生序中所言赖安）别具匠心，像是拿着一个巨大的圆规定在街角一点，转手划出一道半弧就有了麦琪公寓的外形。这样，从楼前两条路的每一个方向看，公寓都是以柔和的线条迎着你。设计者为了强化这种感觉，立面转角处以弧形敞开式阳台，与两侧转角窗相连接，使本来冰冷的建筑，多了几分柔情。据说，这座楼最初的设计是整体旋转型的，设计者赉安是受自己的女儿娜芮特旋转的舞蹈启发设计出来的，考虑到实用性，后来他做了适当修改，使公寓呈扇形平面展开。

　　这座楼不如武康大楼、国际饭店那般宏大，而是以精巧取胜，他是赉安带着情感的精心设计。在这之前，1934年10月底，赉安的妻子沃霍芙病逝，加上随之而来的经济不景气，赉安一直处在情绪低谷中，麦琪公寓的设计和建造才让他找到了新的生活起点。有人曾这样描述它的精致：“麦琪公寓占地220平方米，底层的入口位于转角的中心位置，前厅虽小，但是浅黄色的水洗磨石子的地坪质量非常考究，东侧的楼梯也是水洗磨石子建造。楼梯的转弯处像一把逐渐打开的扇子，且每一层的台阶颜色由浅黄逐渐过渡到浅橘色，这是赉安赋予居住者使用楼梯时不至于太乏味的精心设计。11户人家共用一个旋转的楼梯和一个电梯，卫浴设施都是当年的顶级配置，柳桉木门，柚木拼花地板，分割完美的天花板是至今都不会被淘汰的空间。站在那个弧形的内凹阳台上，城景的抒情气氛扑面而来。麦琪公寓不是大型建筑，其功能却包含了赉安的精心设计和合理的空间分配。”（吴飞鹏：《赉安传》，作者自印本）

麦琪公寓（贺平摄）

旋转楼梯（贺平摄）

　　谈论上海法租界的老建筑，无论如何我们都绕不开这个名字：赉安。很多建筑的设计都是出自他之手。法国人亚历山大•赉安（Alexandre Lonard）和他的同事保罗•韦什尔（Paul Veyssèyre）在1924年创办赉安洋行，后来，亚瑟•克鲁兹（Arthur Kruze）加入，他们三个人被称为“赉安三杰”，三位建筑师名字的首字母缩写“LVK”署在许多老上海的建筑上。上海滩著名的四大老公寓：复兴西路24号麦琪公寓、复兴西路34号卫乐公寓（原为卫乐精舍）、高安路60号首长公寓、五原路258号自由公寓，其中的卫乐公寓、麦琪公寓、首长公寓三座公寓都是赉安洋行所设计。而1925年他们设计的法国总会，更是法租界大气恢宏的建筑代表。在落成典礼上，法国总会主席H. ladier赞不绝口：“建筑师Lonard先生和Veyssèyre先生不满足于作为天才的建筑师，而更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全身心地奉献于实践活动及对其设计中不可或缺的舒适性的追求，例如我们的总会，他们给予建筑无可比拟的优雅性以及现代艺术性，不论是在建筑的线条上还是在装饰上，这促使我们可以完全满意地、骄傲地宣称： 我们的总会是法国艺术精粹的证明。”（吴飞鹏：《赉安传》）可以说，在邬达克建筑设计事务所之外，赉安洋行是另一个对上海城市建筑有着卓越贡献的设计机构。

　　令人唏嘘的，是赉安的命运。1920年1月，赉安怀揣着一个建筑师的梦来上海闯荡时，他还是一个两手空空的退伍兵，坐的是法国游船的下等舱；仅仅五年后，重返巴黎时，他坐的已经是头等舱了。上海，实现了他的梦，在事业方面，他是一个幸运儿。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巨浪中常常是漂浮不定、不由自主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亚瑟和保罗相继离开上海，只有赉安一人独立支撑，洋行到1942年不得不结束营业。要知道，这个洋行是他所有的光荣和梦想，是他在上海滩二十年奋斗的成果，不到万不得已，他怎么会亲手结束它？在那些晦暗不明的岁月里，幸好，他又获得了一份新的爱情，他与犹太舞蹈家安娜结婚了。安娜是犹太人，这桩婚姻又带给他很多生活中的麻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赉安护照被法国政府没收，他和安娜都成了无国籍的人，他们惶惶不安地躲在自己设计的公寓中苦熬。

　　终于，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可是曙光似乎并未降临在他们生活中。在他们的住处和外侨圈内，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对他们的敌视在暗暗蓄积。1946年3月初，他们居住的阿麦伦公寓（今高安路14号）的门上，被贴了一张白纸黑字的纸：卑鄙，无耻，滚出去！还有巨大的红叉。安娜吓得六神无主，而赉安也有不祥的恐惧。阿麦伦公寓本来是赉安给安娜的一个礼物，顶层的大窗和阔大的扇形房间，是特意为了方便安娜练习舞蹈而设计的。如今，他们却在议论自己往哪里去，是离开中国吗，要告别这里的一切吗？在那些惊惶不安的日子里，赉安还发现，安娜背着自己给一个叫爱德华多•波塔的意大利人打电话。赉安似乎感觉到，安娜觉得跟着无国籍的他是没有希望的，如果嫁给波塔，则能获得国籍……告别，分别，离别，这样的气氛笼罩在这位建筑大师的心头。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到去世的妻子沃霍芙，他们相遇在浪漫的青岛海滨，在沃霍芙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曾对赉安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丈夫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建筑设计师啊。我感谢自己的丈夫给了一个犹太女人一个安全温暖的家，给了我们一个可爱聪明的女儿。唉！只怕是我没这个福分了。”（吴飞鹏：《赉安传》）赉安以他的天才挥笔在上海造了那么多精美房子，然而，造一个“安全温暖的家”却难得多，他又要面临毁家之难吗？

　　1946年3月13日早晨，赉安离开家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当年5月25日，上海法国总领事馆收到赉安的“遗嘱”，送信人对领事说，赉安于当年5月20日逝世。没有死亡证明，不见尸体，更不清楚究竟是自杀，还是被杀，甚至连这封是“遗嘱”的信也没有人打开过。（吴飞鹏：《赉安传》）赉安就这样永久消失了，这个谜团像他留在上海的那些建筑一样，一直沉默至今。

　　两年后，安娜嫁给了意大利电影制片人爱德华多•波塔，1949年以后仍然住在中国，成为为数不多留在上海的犹太人之一。她住在盖司康公寓（今淮海中路1202号）十三楼，那也是赉安留在上海的杰作，也是她与赉安曾共同住过的一个地方。我看到过一个说法： 安娜至死也不承认她与赉安有十年的婚姻关系。1981年，她在盖司康公寓去世，不过，很多故事似乎还不能画上句号。

　　所有想象中的生活或许都不可靠，人们期待的传奇在历史的风雨中也似落叶飘零。一阵风飘过，复兴路上草木落叶在地上翻滚。春天，我想不到，春天也有这么多落叶。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