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路旧名法租界毕勋路（Route Pichon），筑于1902年，以法国驻华公使毕勋（S. J. M. Pichon）的名字命名。汾阳路150号内有一幢老洋房，外墙以白色为主色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的白崇禧的儿子，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来上海，重返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汾阳路150号，感慨万分。于是，上海人才知道，这里曾经是白崇禧的府邸，同时，这幢老洋房被“老记”们叫做“白公馆”。消息不胫而走，“白公馆”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名人名宅”，上海人争相观瞻，一睹“尊容”。

汾阳路150号白崇禧旧居

　　白崇禧随北伐军进入上海是1927年的事情，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则是1946年的事，而汾阳路150号则建于1925年，显然，“白公馆”原先的主人不是白崇禧。那么，它是谁家的豪宅呢？从一份1937年的住户登记中可以知道，法租界毕勋路150号的主人是“Mr. & Mrs. M. Speelman”，也就是“斯比尔门夫妇”。那么，这位斯比尔门先生又是何许人也？

　　斯比尔门的全名是Michel Speelman，法国经济学学士。早在1896年，中国与俄国、法国合资的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开业时，斯比尔门奉法国巴黎贴现银行之命来到上海，任华俄道胜银行的法方代表，并兼任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上海分行的经济顾问。

万国储蓄会财务主管斯比尔门

　　1912年，旅沪法国侨民法诺（R. Fano）、盘滕（J. Beudin）、信孚洋行（Ramsay & Co.）业主麦地（Henri Madier，他的儿子也叫麦地，于是他又被叫做“大麦地”），以及中国人章鸿笙等联合集资创办万国储蓄会（International Savings Society，简称I. S. S.）。中国以前没有专门的储蓄机构，无形中，万国储蓄会成了中国第一家商业储蓄机构。储蓄会实行会员制，规定会员不分国籍，只要参加储蓄就可以成为会员；会员分为“全会”“半会”和“四分之一会”三种，全会每月储蓄12元，半会6元，四分之一会3元，连续储蓄20年，到期后，储蓄会一次性付清本金、利息、红利等；会员中途停交储蓄金，取消会员资格，储蓄会不偿还已经交付的储蓄金；但是，会员可以转让，储蓄会也有义务帮助会员转会。储蓄会每月把当月储蓄金的四分之一作为奖金，以2000户作为一个开奖单位，进行开奖活动，设头奖（2000元）、二奖（300元）、三奖（200元）、四奖（100元）各一名，并设末奖（12元）200名，在公证机构的监督下公开开奖，获奖号码和获奖人登报公示，没有发现过储蓄会有舞弊行为的报道。毫无疑问，这种储蓄在20年后可以返回本金、利息，还可以获得红利，每月还有一次抽奖活动，奖金高达当月储蓄金的四分之一，获奖几率很高，奖金额也很大，吸引了无数希望瞬间发财的中国人积极参加储蓄。据统计，储蓄会创办的第一年有会员350人，第二年就达到26 000人之多，到1934年，有会员13万人，储蓄金额6 500万，占中国全部储蓄的五分之一。按理说，这样的储蓄方式，亏本的应该是储蓄会，但是，储蓄会在吸收储蓄金后，在20年内不必担心有会员来提款，储蓄会可以利用储蓄金进行投资，万国储蓄会有法国背景，许多法租界的“大佬”是储蓄会的股东，于是，储蓄会大量投资上海的房地产，成为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为此，万国储蓄会还成立“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负责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斯比尔门是该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万国储蓄会的财务顾问。据1930年代末统计，万国储蓄会名下位于上海市中心区的地产267亩，中、高档住宅957幢，建筑面积199 114平方米（万国储蓄会是在上海拥有高档公寓最多的房地产商，上海最高档的公寓许多都是万国储蓄会的产业）。

　　万国储蓄会成立后，必须配置相应的法律、经济顾问，法国人斯比尔门就成了储蓄会的经济顾问（法律顾问是法国大律师逖百克）。每年除了分红，还要支付给顾问和高级职员巨额薪金，于是，储蓄会建造了许多高档的花园住宅，可以出租，也可以有偿提供给部分顾问使用，以红利抵扣租金，汾阳路150号住宅就是提供给斯比尔门使用的住宅。

　　斯比尔门住宅建设于1925年，由美商克利洋行（R. A. Curry）设计，据说，具体操刀者就是著名的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承建商为法商中法营造公司（Ledreux，Minutti et Cie）。住宅占地面积约2 000平方米，建筑占地约600平方米，假三层（假层是地下的半层）砖木石混合结构，法国风格花园住宅。建筑坐北朝南，面临大块的草坪，以中间外凸的半圆为中轴线，两翼严格对称。地下的假层设计为车库、厨房、佣人房、储藏室等，中轴线设计有石质的扶梯，可以直接进入二层的客厅。斯比尔门的交际很广，所以，二层全部作为客厅使用，客厅可以随时分割，以供不同的活动使用。三层则是主人的私密空间，设计有主、次卧室书房、会客室等。大门在汾阳路150号，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建筑东侧的出入口。

克利洋行老板克利

1947年地图上的汾阳路150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当时，法国的“维希政府”已经投靠德国，所以，包括万国储蓄会在内的法商公司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是，万国储蓄会的主要收入来自房租，上海绝大部分的英、美等国侨民被迫离开上海回国，房客走了，房租收入自然也没有了，万国储蓄会损失惨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储蓄会重整旗鼓，但是，大量的会员20年储蓄已经到期或逾期，储蓄会必须按合同偿还本金、利息。近代中国是多事之秋，当年会员存入的是银元，1935年的币制改革中，废除“银本位制”，规定以中央政府发行的“法币”为流通货币；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府又发行“中储券”替代“法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面临失控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只是一张不值钱的废纸，以什么样的比价来偿还会员的储蓄金就成了大问题。而万国储蓄会的会员数以万计，涉及到的金额更是一个天文数字，储蓄会要重新开业，必须处理好他们的债务，如果处理不妥，就会引起会员们的反对，激发冲突，加剧社会矛盾。于是，在国民政府的调解下，万国储蓄会同意把自己名下的房地产进行拍卖，以拍卖所得偿清债务。而实际上，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进入内战的边缘，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许多外国的房地产商深谋远虑计划抽逃资金，撤离中国，没有人敢接盘万国储蓄会的房地产。于是，储蓄会在上海的房地产大部分直接由国民政府收购，然后提供给政府政要或政府机构使用。汾阳路150号斯比尔门住宅被政府收购后，即提供给国防部长白崇禧使用。而实际上白崇禧大部分时间在南京，或者在前线，真正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多。

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

　　1949年上海解放后，根据同系统接管的原则，汾阳路150号住宅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来又归房地产部门管理，先后作为上海画院、上海越剧院院址。20世纪70年代末，越剧院迁淮海中路新址，这里一度作为“越友酒家”。当时，我还在复旦大学分校（今上海大学文学院）读书，一次考试结束后，有同学建议聚餐庆祝，地点就选择在新开张的“越友酒家”，我至今记忆犹新。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万国储蓄会斯比尔门或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的住宅。

　　如今，人们对上海的历史建筑保护和利用越来越重视，更希望通过挖掘建筑里曾经居住过的名人、建筑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来提升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而提高建筑的利用价值，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些人容易走极端，于是“张冠李戴”“弄虚作假”就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许多所谓的“老洋房”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名人故居”或“名人旧居”，如多伦路210号也是一幢外墙红白相间的老洋房，也被人们叫做“白公馆”，也被认为是白崇禧的公馆。我与白先勇先生有一面之交，那是在贵都宾馆不定期举办的“克勒门”活动上，主持人问白先勇：“你回上海后，是否去过多伦路的‘白公馆’？”白先勇回答：“我只知道我的家在现在的汾阳路，不知道其他的地方。”主持人不依不饶，希望从白先勇口中套出多伦路的“白公馆”也是白先勇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白先勇很识大体，不想驳回主持人的面子，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

　　老洋房修缮后的合理使用确实是一个难题。汾阳路150号老洋房的占地面积很大，大部分是花园和草坪，建筑面积也很大，最好是独家租赁、独家使用，当然，租金也很贵，寻找租赁者就很困难；同时，老洋房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房子的分割和装修，以及使用受到较大的限制；再者，老洋房是上海的热门话题，市民们希望老洋房有条件对外开放，这些“条件”对租赁者来说都是障碍。2019年12月15日，第五届上海沪剧艺术节在修缮一新的汾阳路150号举行闭幕式。据说，这里将成为上海沪剧团的“新家”，沪剧团将利用这幢老洋房户内宽敞的空间作为“小剧场”，定期和不定期地举行演出和交流活动，这里也许将成为沪剧爱好者的家。

（作者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地名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