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西路44弄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蓝妮弄堂，又叫玫瑰别墅。蓝妮和玫瑰很容易让人和优雅、美丽等与女人有关的词汇联系起来。事实上，蓝妮弄堂的原房主确实是一位美丽、优雅的女人，而且她的芳名就叫蓝妮，她就住在蓝妮弄堂2号。有关蓝妮的传说就像这条弄堂一样跌宕起伏，异彩纷呈。
蓝妮弄堂2号（贺平摄）
蓝妮弄堂所在的复兴西路是一条十分幽静的马路，那种安宁闲适的气息从马路开端就飘散一路。复兴西路开辟之初，市政规划只允许此路段建造西式房屋，并规定为纯住宅区，所以复兴西路全路段均为花园洋房和公寓，其中建筑风格又以Art Deco艺术装饰为主。在沿路法国梧桐的掩映下，环境十分幽雅，为当年上海文人雅士最钟爱的居住地带。复兴西路、淮海中路和乌鲁木齐中路的三角形交叉处有一块绿地，这里曾是建成于1924年的宝昌公园，1954年改为儿童公园，绿地中间设置着青铜质的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塑像（我国当代雕塑大师张充仁所作），地面是用彩色瓷砖拼出的五线谱。聂耳铜像英姿飒爽，似乎在指挥路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对面的复兴西路10弄弄底是上海越剧院所在地，里面花园里有越剧艺术家、曾经的院长袁雪芬塑像，悠扬缠绵的越剧曲调随风轻轻荡漾在路上，铸就了一种温柔中略带感伤的气质。复兴西路上坐落着不少精致的花园别墅，沿路参差排列着法式、西班牙式的小洋楼，营造出一种斑斓的法兰西风情。
初春时节，蓝妮弄堂安静极了，风吹过树叶发出轻柔的沙沙声，几只小麻雀在弄堂里笃悠悠地走来走去，偶尔有人走过就唰地一下飞走了。这时，走进弄堂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脚步放得很轻，生怕打扰了弄堂的安静。一眼望去，蓝妮弄堂显出一种特有的妩媚，七幢体量相近、风格有点相似的花园别墅分别采用了七种不同的颜色，乳白色、浅粉色、浅棕色、湖绿色、浅黄色、紫罗兰色、浅蓝色等各不相同又悄然暗合的色彩，在阳光下显出旖旎的风情，那种暗藏着的女性审美理念以及蓝妮弄堂的名字令人想象它们的创建者应该是一位美丽浪漫的女性。和色彩的丰富不同，建筑的外在形体却很简洁，平屋顶，水泥砂浆外墙，强调横向线条，用圆角阳台和楼梯间造型，体现出现代建筑风格，一些墙面的菱形、六边形窗洞，有斗拱形态意象的阳台栏杆及席纹窗洞格栅等则具有中国传统装饰图案，部分门、窗洞上的铸铁几何花饰构件和门框的几何图案雕刻则显示出装饰艺术派风格。
这条在上海滩显得十分另类的弄堂是一条花园别墅里弄，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因建造时在弄口地面上砌有“玫瑰”两字，故老上海人又称之为“玫瑰别墅”。弄堂里很干净，弄内每一幢别墅里的房间功能都是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布置的，门前都有面积不小的庭院和碧绿的草坪。庭院里繁茂的树木透过围墙伸出高大的枝叶，其间不乏花树。开花时节，那些白玉兰、桃花、蔷薇、海棠、月季等争奇斗艳般张扬在弄堂上空，花草的香气浸润着整个弄堂。
蓝妮原是苗王公主
蓝妮弄堂的原房主是蓝妮，她的祖先曾是苗族部落首领，所以在云南时，蓝家一直被当作苗王后裔来对待。蓝妮，1912年7月出生于澳门，原名蓝业珍。从小聪明伶俐的蓝小姐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极有异域风情。高鼻深目，眼睛瞳孔呈湛蓝色，看上去就像可爱的洋娃娃一样，被称为“苗王公主”。蓝妮的祖父蓝和光是清光绪末年举人，曾任广东香山县知事。1900年举家迁移至澳门，蓝和光曾前往湖南、广东、浙江及澳门等地经商、办厂搞实业，为蓝家创下了基业，成为一位事业有成的实业家和商人。蓝妮的祖父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发达后，出资在家乡云南建水县创办学校。不久，蓝家迁居广州。蓝妮的父亲蓝世勋是孙中山共和思想的追随者，他在家经常讲孙中山的共和思想，给蓝妮留下深刻印象。蓝世勋在参加同盟会后，追随黄兴并任其部参谋长，辛亥革命后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蓝妮的母亲也是名门闺秀，能写一手好字，她亲自教授小蓝妮中国古典文学，让她很早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蓝妮父亲还特地为女儿请了一位学问很深的私塾老师，教她读“四书五经”，老师要求蓝妮必须把每天所教的内容熟读并背诵。背诵时，她要把书摊在先生的桌子上，背朝着桌子站在先生的椅子边。蓝妮曾回忆说：“有次书未读熟，我趁先生不备，不断回过头去偷着瞧书本，终于被先生发觉，竟被罚跪了半天之久。”可见家教之严。蓝妮十一岁时入南京惠文中学读初中，十三岁进南京暨南女中，十五岁回上海升入智仁女子中学读高中。蓝妮的聪慧和渊博的家学，使她成长为一名热爱生活、追求自由的少女。说起来，蓝妮的名字还有个故事。蓝业珍颇有人缘，同学间发生争吵，只要她到场一掺和，顷刻之间就会化干戈为玉帛。有同学开玩笑说蓝小姐就是一把烂泥，会把大家糊到一起。因为姓蓝，同学们就给她取了一个绰号“烂泥”。她居然一点也不生气，后来自己干脆将“烂泥”取其谐音“蓝妮”作为自己的名字。这名字写出来好看，读起来也好听，逐渐代替了原名蓝业珍。
蓝妮十四岁那年，祖父因产生乡恋之情，独自回了云南老家，蓝妮随父亲来到上海。到上海不久，蓝妮的父亲与好友陈保初一同外出时，途中遭歹徒袭击，好友中弹，当场毙命，受了惊吓的蓝世勋回家后就精神失常了，从此丧失了工作能力，家庭经济收入自然入不敷出。此时，蓝世勋想起自己尚有二十万两银子被把兄弟刘德辅借去，在香港开办摆渡汽车的渡海轮船公司，便想去香港向刘德辅索取这笔借款，同时借机去香港寻求名医治疗自己的病症。在两个老仆的陪伴下，蓝世勋从上海乘船赴香港，找到了刘德辅。可那人居然忘恩负义，翻脸不认账，一口咬定根本没有向他借过这笔巨款，而且连地主之谊都未尽，马上打发他和两个老仆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两个老仆见利忘义，不但没有送蓝世勋回家，反而席卷了其带去香港看病的费用和所有盘缠，逃之夭夭。遭此打击，蓝世勋病情更加严重，蓝家的生活就此陷入困境。
此时，同住上海襄阳南路、时为南京政府财务部常务次长的李调生提出，愿意为其次子李定国聘娶蓝妮为媳妇，如果蓝家应承了这门婚事，可以每月给蓝家津贴100元。当母亲含泪向蓝妮说出此事时，十七岁的蓝妮为了解决家庭困境，答应结婚。不久，正在学校读书的蓝妮，嫁给李定国为妻。比蓝妮大两岁的李定国长得倒是一表人才。李公子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喜好京剧，还能唱上几段。但是这对在外人眼中天造地设的夫妻婚后生活并不美满，李家是封建汉族官僚人家，府中规矩极多，李家老辈人亦常因是李家出钱资助了蓝家解困，常将蓝家理应对李家感恩戴德之类的话挂在嘴边，根本不将蓝妮平等看待，甚至连佣人也不把她放在眼里，致使这位生性倔强的苗王公主很不适应。最令蓝妮难以接受的是丈夫的纨绔做派，他每天无所事事，终日待在家中吃喝玩乐，沉湎于安逸之中。饱读诗书的蓝妮和他很少有共同语言，结婚五年，却形同陌路。1934年，忍无可忍的蓝妮决定与李定国离婚，年仅二十三岁的她忍痛抛下自己的一儿两女，委托大律师吴凯声出面调解，双方协议离婚。李定国并未付出任何赡养费用，即办妥了离婚事宜。吴凯声问蓝妮：“你离婚后怎么打算？”她当场回答说：“我身上现在还有几百块钱，用完以后，就去投黄浦江。”
成为孙科二夫人
蓝妮与李定国离婚后，为了养活父母与弟妹，她必须出去工作，但一般的职员工资是难以养家糊口的。由于她出身贵族，离婚前又是豪门媳妇，接触的都是上层人士，所以做起了汽车中间商，俗称“跑街”。当年上海汽车很少，非有钱人是买不起的，蓝妮利用自己的优势，顺利打入汽车市场。之前在学校里的一些同学，知道她自由了，便经常带她出席各种上流社会活动。蓝妮特有的异国长相和饱读诗书历练出的风情，犹如一枝风姿独特的美艳花朵绽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很快有了不小的名气。有人说：“谁想要知道西汉赵飞燕、东汉貂蝉的美丽形象，只需要去看蓝妮就行了。”
1935年暮春的一天，蓝妮的同学陆英打电话给她，请她晚上去赴家宴。就在这次家庭宴会上，她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之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孙科虽然比蓝妮大二十一岁，但他自幼接受西洋文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初见蓝妮，孙科就被她宛若西洋女性的美迷住，加上蓝妮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孙公子的一双眼睛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位风情万种的美人。而蓝妮也被这位民国公子的潇洒风度所吸引，彼此倾慕，两人交往日渐频繁。其时，孙科独居在南京，生活上缺少照顾，就聘请蓝妮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帮他处理一切公私事务。于是，蓝妮便以民国立法院院长孙科私人秘书的身份出现在南京。孙科无论工作还是日常交际，蓝妮总是陪伴在他身边，犹如形影不离的伴侣。但此时，孙科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陈淑英。早在1912年，孙科出国留学时，就与表妹陈淑英在檀香山成了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供职于此，由于南京天气湿热，夫人陈淑英因在病中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便返回澳门养病。天生心性温厚的孙科，自然不会抛弃糟糠之妻，但他又实在离不开美丽知心的蓝妮。蓝妮深知这一点，虽然觉得不妥，但考虑到孙科的妻子远在澳门，自己和孙科又是彼此相恋，难分难舍，于是，便奋不顾身地一心一意跟着他。民国时期，已经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但孙科还是不顾社会和家庭的重重压力，坚持要娶蓝妮为二夫人。两人的结合既没有办理正式手续，也没有举行婚礼，只是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四桌酒席。由于蓝妮只是昵称，孙科又为她取名“巽宜”。为了表示自己对蓝妮的忠贞感情，1946年孙科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上写：“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落款是“孙科卅五.六.廿六”。
蓝妮与孙科结合后，如胶似漆，十分甜蜜，蓝妮成为孙科的得力助手和知心爱人，孙科则是蓝妮漂泊之后心灵栖息的港湾。因父母在上海需照料，蓝妮有空就经常到上海来。1935年，孙科为她在上海买了一幢花园洋房，今址在淮海中路1857弄67号。此洋房之美且不说，其二层有间大浴室，落地窗的玻璃五颜六色，浴池非常宽阔，陷于地面，这是当年上海滩独一无二的。1938年8月6日，蓝妮在上海生下女儿，孙科为她起名孙穗芬。抗战时因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蓝妮便将女儿托付娘家照看，自己则追随孙科到了重庆。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蓝妮有幸时常跟随孙科去往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商讨抗日救亡大计，并在私下里与邓颖超结为好朋友。她称邓颖超为“邓大姐”，邓颖超对蓝妮也十分尊重，称她孙太太。
1940年，陈淑英来到重庆，蓝妮为避免尴尬选择回避。在征得孙科同意后，蓝妮离开重庆独自赴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回到了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沪上四位建筑师担纲设计
蓝妮回到上海，除了抚养女儿孙穗芬，还要接济与前夫所生的三个孩子。当时孙科在和上海远隔几千里的重庆，银行邮汇都不通，要带些生活费给她非常困难，蓝妮必须要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们。她开始与人合伙承包工程，凭着自己的地位与人脉，周旋于上层社会，并开始涉足上海的房地产业。聪明的蓝妮以敏锐的商业眼光，看中了当年属于法租界的复兴西路一块地皮，并请来地产大王杨润身协助。这位地产大王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学的是建筑。他先做建筑设计，后又做地皮生意，今日复兴西路34号卫乐公寓十二层公寓当年就是他的。蓝妮初识杨润身是在广东大茶商唐季珊举办的宴席上，杨润身见蓝妮皮肤白皙，身段苗条，谈吐优雅，仪态大方，惊为天人。每当蓝妮有事相求，他自然是鼎力相助。杨润身帮蓝妮策划将卫乐精舍西侧一片农田以极低的价格买下，蓝妮则将自己住的淮海中路1857弄67号花园洋房卖掉作为开发这片地产的启动资金。考虑到房子的设计成功与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房子的价格，杨润身又为蓝妮请来沪上最有名的四位建筑师，即陈植、赵琛、董大猷和奚福泉，上海建筑界都知道为蓝妮弄堂设计的这四位建筑师的权威性。陈植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赵琛是华东工业设计院的院长；董大猷是天津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20世纪80年代回杭州；奚福泉是上海轻工业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四名著名建筑师没有全包七幢，而是每人选择建造一至二幢。建筑师们根据该处的地形与环境，设计建造了七幢风格类似的独立花园洋房，每幢都是三层楼，建筑面积在四百至五百平方米。每幢款式不同，但都是现代建筑风格，符合当时世界建筑的潮流，外墙又以七种颜色呈现，令人赏心悦目。室内宽敞明亮，每幢房前都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庭院，住宅内起居方式已完全西化，各种房间功能均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布置。汽车库全部安排在弄底，蓝妮自己就开一辆浅绿色的司蒂培克轻型汽车。蓝妮英文名Rose,故这条弄堂被命名为“玫瑰别墅”，并在弄口地面上砌有“玫瑰”两字花砖。房屋落成时，蓝妮自己住2号楼，蓝妮的母亲、弟、妹及她的儿女都住5号，2号与5号的大门正好对应。其余五幢别墅则租了出去，租住的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弄内很安静，外人是不能随便入内的。
蓝妮所住的2号是我国第一代建筑师奚福泉精心设计的。奚福泉，1903年生于上海，十一岁便考入工部局英国人开设的华童学堂，1921年考入同济大学德文专修班，1922年赴德国留学，考入达姆斯特工业大学，于1926年获得该校建筑系特许工程师证书。1927年又进入德国夏洛腾堡工业大学建筑系做研究，于1929年12月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回国后就在上海英国人办的公和洋行从事建筑设计，1930年7月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1931年4月创办启明建筑师事务所，1934年又创办了公利工程司，任建筑师和经理。他设计了许多花园洋房、住宅别墅和公寓大楼，在沪上建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四位建筑师一起设计一条弄堂里的住宅，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设计做到极致，不由自主地暗暗较劲是必然的，所以每幢别墅都是精心设计的，这也是蓝妮的聪明之处。比起玫瑰别墅的其他房子，2号的围墙是最高的。建筑为浅粉色拉毛外墙，平屋顶，绿色钢窗，一、二层间有线脚装饰。建筑平面呈L形，主入口朝北凹入，门套上有菱形装饰，门楣中心饰以锁石，上有雨篷。二层以上凸出弧形，底层用圆柱支撑。三层挑出阳台，镂空栏杆，转角开弧形窗。该住宅造型别致，房屋宽敞，采光明亮，将近四十平方米的客厅面南，窗户面朝花木葱茏的庭院。布置简洁的客厅墙上挂着不少照片和装饰物，客厅东墙正中挂着一幅蓝妮与孙科的合影，那是蓝妮1935年和孙科结婚时在上海拍摄的，北墙上则挂着他们的女儿孙穗芬的肖像。
蓝妮弄堂2号阳台（贺平摄）
坊间传闻孙科用来路不明的巨款，为蓝妮建造玫瑰别墅，金屋藏娇。晚年的蓝妮一直说，玫瑰别墅与孙科根本无关，是她用自己的血汗钱建造的。当年蓝妮的地产事业做得很大，她同时还从事房屋建筑、进口德国油漆颜料等生意，赚的钱应该是不会少的。
2号的绑架案与蓝妮事件
蓝妮住在玫瑰别墅2号时，家里用了两个女佣，年长的陈妈和十六岁的翠英。1946年的一天，蓝妮的朋友在十六铺一家本帮餐馆德兴馆宴请蓝妮，蓝妮高高兴兴地去了。大约傍晚时分，陈妈在忙着做饭，翠英接起电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那人在电话里说蓝小姐吩咐要接Nora（孙穗芬的英文名）来饭店共进晚餐，一会儿就会派汽车到家里来接。翠英一听是主人的吩咐，自然不敢怠慢，她立即为八岁的Nora梳妆打扮一番，并换上一条颜色鲜艳的连衣裙。不多久汽车到了，翠英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Nora送上汽车，自己也上车一路陪送。汽车开到一家饭店门口，一个人上前打开车门，对翠英说：“蓝小姐就在楼上等着，我把Nora小姐送上去。你可以先回去了！”刚从乡下来到上海的翠英，哪里知道上海滩的凶险，便让Nora下了车跟他走了，自己则安心地回家了。
深夜，蓝妮带着酒意回到家中，翠英见她一人回来，脱口就问：Nora小姐呢？蓝妮感到奇怪，说小姐不应该在家里吗？翠英说，不是您派人来把她接走吃饭去了吗？蓝妮一听，顿时花容失色，赶紧追问是怎么回事。等问清事情经过后，她意识到应该是碰到绑匪了。这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接起来一听，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那人在电话里说Nora小姐在他们手中，会照顾得很好的，请蓝妮放心。接着话锋一转，说他们现在有困难，要向蓝小姐借三十万美金，并要蓝妮在家随时等候下次电话。蓝妮放下电话，心急火燎地拨通了南京孙科的电话。以孙科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地位，岂能向不法之徒妥协？第二天一早孙科就命令时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宣铁吾出面营救女儿，对外则严加保密。但狡猾的绑匪知道Nora的身价，她并非一般有钱人家小姐，于是处事更加小心周密。宣铁吾虽十分重视，一时也无从着手。蓝妮爱女心切，唯恐绑匪伤害她，因此坚决反对警方插手，而是与匪徒商讨赎金数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讲定十万美金的赎金。为了筹集这笔巨款，蓝妮打电话给上海地政局局长祝平，要他把复兴西路玫瑰别墅的七幢房子单据（旧时买地的一张凭证），立即改成正式的房契，然后抵押给银行，才凑得十万美金。筹齐后，蓝妮由其弟蓝业申偕同连襟倪振林将现金送往四川北路凯福饭店。绑匪拿到钱后的当日傍晚，就电话通知蓝妮前往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二楼第一排去接女儿。蓝妮立即亲自驾车赶往南京大戏院。当见到宝贝女儿正独自坐在二楼第一排吃雪糕时，蓝妮才算放下心中石块。她疾步上前，紧紧抱住女儿，生怕会再失去。
玫瑰别墅绑架案从发生到结束，始终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的，只有少数亲人好友知道。蓝妮深知此事若张扬出去，一则有损立法院院长孙科的声誉，二则不利于女儿的安全，三则更怕闹得大报小报沸沸扬扬。事后得知绑匪吴永吉、宋玉树二人系蓝妮的朋友，吴永吉是上海久大银行经理，此人嗜赌如命，整个家产几乎被他输光；宋玉树也是开银行的，由于那时上海的金融业不景气，他的银行停业关门，为此两人狼狈为奸，密谋策划绑架了Nora。
绑架事情发生两年后的1948年，孙科参选民国政府副总统时，发生了“蓝妮事件”，结果不仅孙科落选，而且导致蓝妮和孙科产生隔阂，从此两人伯劳东去燕西飞，结束了近十三年的夫妻情缘。其实，所谓的“蓝妮事件”本是一桩普通的房屋租赁事件，但经过媒体添油加醋的炒作，闹得满城风雨。那是1941年8月，蓝妮将玫瑰别墅4号租借给商人支福元，由于物价飞涨，蓝妮在租金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租满一年后，她决定收回房子，但支福元以还可以续租一年为由不肯退房。蓝妮请孙科出面，催逼房客迁出房屋。在她看来，由孙科直接出面，哪有不胜之理。但在老百姓看来，堂堂立法院院长孙科卷入“情妇”的房屋纠纷诉讼案，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尽管蓝妮积极为孙科助选副总统，却落了个功败垂成的结局。孙科的竞选参谋团将失败完全归咎于蓝妮，孙科也对蓝妮颇有怨言，两人最终彻底分手。
看来，孙科并非如人们所说的“不爱江山爱美人”。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政局动荡不安。蓝妮看到上海已难安身，考虑再三先把女儿和弟弟蓝业申送往香港，自己则于1949年4月离开上海。她晚走是有原因的，父亲患病住院，母亲又不愿抛下丈夫随女儿远行，她不得不想方设法安顿好父母才放心。蓝妮当初想的是自己此行不会太长久，很快就会重返上海，却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将近四十年，空嗟叹：故园回望路漫漫！
艺术家相继住进蓝妮弄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玫瑰别墅收归国有并作为地方民房。一些艺术家也陆续住进了这里，其中住得时间较长的是徐玉兰和周小燕。
徐玉兰住的是玫瑰别墅6号。徐玉兰是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徐派创始人、越剧电影《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扮演者。徐玉兰和王文娟对唱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唱段几乎家喻户晓，传遍大江南北。住在玫瑰别墅的居民经常看到徐玉兰在自家阳台上搁腿，练功，《金玉良缘》《宝玉哭灵》《北地王•哭祖庙》等脍炙人口的徐派唱段不时从玫瑰别墅6号二楼传出。他们还经常可以看到上海越剧院的名角以及徐玉兰的徒弟钱惠丽等人款款走进玫瑰别墅，走入6号徐玉兰家。缠绵悱恻的越剧曲调，咿咿呀呀地飘散在玫瑰别墅上空，满是江南风情。
玫瑰别墅7号曾是被赞誉为“中国夜莺”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美声声乐教育家周小燕的寓所。曼妙的音乐从周小燕家那扇窗口飘散开来，荡漾在复兴西路的上空，那是周小燕正在教授学生声乐课程。每次授课她都精神矍铄、神采飞扬，但等学生离开家门，她常常累得躺在沙发上不愿动弹。家中的保姆心疼周小燕，想帮她婉拒一些上门请教的学生，于是在接听请求拜访的来电时小声称周老师不在家。可是十有八九被听力敏锐的周小燕听到，她急得大声喊：“我在！我在！”帮助有学习声乐潜质的晚辈被周小燕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于是，一批又一批学子，相继走进周小燕的家，现已成为著名歌唱家的廖昌永当年更是经常出入玫瑰别墅的恩师家。
中西方文化交融的音乐和传统越剧为玫瑰别墅染上了一抹浪漫的风情，这大概是蓝妮最初没有想到的。
蓝妮在这里度过人生最后时光
蓝妮到香港后，唯恐坐吃山空，就以弟弟蓝业广的名义，在雪厂街开了一家大隆金号，从事K金的买卖炒作。大隆金号最后关门大吉，蚀掉全部家当。尽管在生意场上不顺利，但蓝妮把女儿孙穗芬看成是自己的希望所在，想方设法为女儿创造优越的教育条件。孙穗芬早先进英皇佐治五世学校读初一；1951年到台中天主教创办的静宜书院读书；1954年又回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高中毕业后到台湾，进航空公司当空姐。1957年，孙穗芬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一个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孙康威结婚。后来，孙穗芬前往丈夫航空公司所在地泰国曼谷，蓝妮亦告别居住了十几年的香港，随女儿一家在泰国生活了四年。1962年，蓝妮又随女儿一家移居美国，母女俩加入了美国籍，后来她单独定居旧金山。1973年孙科病逝于台北。蓝妮没能去台湾和孙科见上最后一面，但她嘱咐女儿孙穗芬赴台为孙科奔丧。
1982年秋，中共中央统战部盛邀蓝妮母女回祖国观光。9月18日，她登上飞机，穿越太平洋，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大陆。在首都机场，虽然已是晚上，但踏上这片生养自己的故土，七十高龄的蓝妮笑脸上挂满泪花。上海是她和女儿大陆之行的重要一站。10月2日，蓝妮来到了久违的上海，住进锦江饭店。访问的时间结束了，蓝妮一步三回头地登上飞机，依依不舍地告别亲朋好友。一回到美国，蓝妮就迫不及待地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吐露了自己对故土的深深怀念，并明确提出回国定居的请求。198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邓颖超向蓝妮郑重发出邀请，请她和女儿孙穗芬回国参加纪念活动，同时请她永远留下来。当时，孙穗芬已在美国商务部做商务领事，是一名华裔外交官。收到邓颖超的邀请，蓝妮高兴极了。在海外漂泊多年的蓝妮决定叶落归根，回国定居。蓝妮到上海后，有关部门安排她暂时住进了锦江饭店。
1990年6月29日是蓝妮八十大寿，这时孙穗芬已经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商务领事。蓝妮和前夫所生的儿子李振亚，女儿李莹、李华和孙穗芬于蓝妮生日当天晚上在上海海港宾馆一起为母亲祝寿。当年秋天，玫瑰别墅2号整修完毕，蓝妮从锦江饭店北楼迁回自己魂牵梦萦的旧居。她雇了三个湖州南浔女佣，为她料理家务，打扫房子，做饭。2号的花园有近二百平方米，无人修整是不行的，她把之前的老佣人花匠小孔的儿子孔宝子和其老婆翠英招来同住。当年蓝府女佣除了翠英及年长的陈妈外，还有Nora的奶妈及其丈夫小孔。小孔是当差兼花匠，翠英以后嫁给小孔的儿子孔宝子。新中国成立后，小孔在襄阳公园看门，孔宝子和翠英也随之进入徐汇区园林部门工作，20世纪80年代孔宝子曾任桂林公园支部书记，退休后也在襄阳公园发挥余热。孔宝子的父亲小孔到暮年才回湖南老家。孔宝子和翠英的入住不仅给蓝妮带来安全感，又可整修花园，岂不两全其美？小孔也没有忘记老东家，从湖南来过上海好几次探望蓝妮。当年女儿孙穗芬被绑架一事，蓝妮念及翠英年少无知，并未责怪，只吩咐她今后要多加小心，足见蓝妮对待下人心地宽厚。现在翠英重回蓝府当保姆，宝子也搬来玫瑰别墅同住，他们白天工作，晚上陪陪老太太，四十年后的主仆重聚，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蓝妮住进玫瑰别墅后几乎足不出户，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到花园里散散步，看看花草树木。宝子把院子侍弄得很漂亮，姹紫嫣红的，让蓝妮四时有花可赏。偶尔走到弄堂里，看见过她的邻居都说她为人很和善，没有什么架子。蓝妮年轻时就喜欢搓麻将，平日无所事事，常以搓麻将来消闲。在她宽敞的客厅里，安置着一只当时少见而别致的麻将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搓一会麻将才回房睡觉。
1992年7月，孙穗芬调任美国驻法国巴黎大使馆任商务参赞。两年后，辞去公职，到香港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香港顺亚顾问有限公司。孙穗芬常常奔波于上海、中国香港和美国，为开拓中国的贸易市场，乐此不疲。所以，孙穗芬很少有时间陪伴母亲，即便来上海，也是来去匆匆。看着女儿事业干得红红火火，蓝妮深感欣慰，她觉得这才像她的女儿，自己年轻时不也是这样的吗？1996年9月26日晚，蓝妮一场麻将搓到11点才上床就寝。第二天日上三竿，保姆见主人还未起床，就进来叫她，可却叫不醒，再一看，人已昏迷，当即设法把她送到华东医院抢救，但终未能把她抢救过来。八十五岁的苗王公主蓝妮在玫瑰别墅里安详地走完了她历经坎坷的一生。女儿孙穗芬为她操办后事。当时，人们没有看到有关她去世的点滴消息。一代佳人，就这样悄然离去。
蓝妮去世后，定居台北的孙穗芬回玫瑰别墅居住。人们看到的孙穗芬是一位漂亮精致的女人，她留着干净利落的中式短发，保留了妈妈喜欢穿旗袍的习惯，带着和旗袍同色系的大耳环，她的指甲油也总是和自己的着装颜色相协调。当她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不会忘记用特别的小配饰或珠宝点缀当天的整体造型。孙穗芬说话语速很慢，给人的感觉是只有老上海名媛才有的优雅风韵。即便是到了古稀之年，人们还是称她为孙小姐，她也喜欢这样的称呼。她将玫瑰别墅家里摆设得和她本人一样漂亮精致，客厅门口摆放着杨惠珊送的琉璃工房的木箱子，屋子里摆放着红木雕花家具，还有牡丹花纹的白瓷瓶和铜佛像，茶几上放着好朋友Tess Johoson和尔冬强合作的《上海建筑Art Deco》画册，墙壁上挂着她年轻时参加社交舞会时别人照着她模样画的油画，卧室墙上有自己从印度带回来的大红绣花拼图挂毯，脚上穿的拖鞋是绣有中式图案的大红绸缎所制，这一切显示了主人独特的品位和审美。当时住在复兴西路的人经常可以在早晨碰到正在跑步的孙穗芬，即便雨天也无例外。遇到邻居跟她打招呼，她会礼貌地点头回应。如果天气不错，孙穗芬喜欢坐在自家别墅的小花园里，坐在遮阳伞下的藤椅上喝喝茶、看看书。上海是孙穗芬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不过一年之中她也会有好几次远行。
2010年岁末，孙穗芬去台湾参观花博会。2011年元旦上午，孙穗芬准备坐飞机回到香港，在搭车由台北前往桃园机场的路上突遇车祸，被送进台北新光医院，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后，不幸于1月29日下午2时50分在新光医院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假如不是那次车祸，我想蓝妮弄堂里应该还会有孙穗芬穿着大红绣花拖鞋的身影，只是如今一切都已随风飘逝了。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