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吴强回忆自己四十年的上海生活，谈到淮海路。这里是主要商业区，跟人的日常生活分不开，特别是从复兴西路走出来，到淮海路太便捷了。吴强说，他“几乎到这条路上的每一家店铺里去过看过”：

　　我到这条路上的“江夏饮食店”，去吃过湖北特产的豆皮、牛肉汤、馄饨；到“上海西菜馆”吃过乡下浓汤、土豆烧牛肉；到靠近淮海中路的粤菜馆“美心酒家”吃过两面黄炒面、鱼生粥、叉烧包子……在襄阳公园对面的天津馆子里，吃过水饺…这条路上的好些食品店出产销售的名点、精美糖果，确有各自的特色，如“上海食品厂”、“老大昌”、“哈尔滨”，我都光顾过……（吴强：《祝愿你，淮海路》，《吴强文集》第3卷）

　　他描述的淮海路的优美风景，完全可以移来作为复兴西路的写照：

　　淮海路是条优美的路，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干苍劲，枝叶繁茂，进入初夏，便绿荫深浓。早晨，在阳光照耀之下，阵阵清风拂过，凉凉爽爽，好一派诗情画意。傍晚，市场的烦嚣过后，彩霞从西天返照过来，不也颇有如诗如画的佳趣吗？严寒到来，光秃斑驳的枝干上堆上一层皑皑白雪，挂满长长的一串串银练似的冰凌，在飒飒的寒风中挺立抖擞，不也显出它的不屈的性格吗？（吴强：《祝愿你，淮海路》，《吴强文集》第3卷）

　　这些风景，漫步在这一带，我们无比熟悉，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吴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却是模糊的。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学习现当代文学的时候，“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正在褪去光环，我们有很多涌进来的新东西可读，不会再像父辈那样捧着有限的几部长篇小说反复读了，而童年看过《红日》这样的电影，也逐渐淡出记忆。及至我来到上海生活，漫步在吴强住过的区域，工作在吴强曾经工作的单位，他已经去世，他们那一代人正在远去，能够讲上他一段儿的人也少之又少了。

　　还是在最近，我读了他的纪念文集和后半辈子的创作，这个人的形象才逐渐立体起来。我的了解，也许并不全面，却得出一个“性情中人”的评价，从青年到暮年，他或许都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让尘世污浊了最初的心，那是极为难得的。

　　吴强是从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位子上被“贬”到上海的，他的问题是建造了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正逢“三反五反”运动，便尝了“甜枣”。这样的一个人，按照通常情况理解，很容易感到委屈、牢骚满腹之类的，可是，在他早期的下属李子云的眼里，完全没有这些：“吴强被降职先是安排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任副处长。我就是在他处于这种情况时第一次见到他的。我本以为这位刚刚下台的部长一定面色阴沉，心情沮丧。没想到他竟是声音琅琅、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他大大咧咧，见人自然熟，对我们这帮‘小鬼’尤其亲切，大家不免感到惊奇。有时初次见面中所得到的印象非常重要也很准确。当然，这仅仅是对很本色的人而言，吴强同志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容易接近、富有人情味，同时对逆境、对厄运、对磨难持豁达态度。”（李子云：《童心不泯》，《往事与今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李子云还说，当年，在华东局及市委机关里，她们这帮“小鬼”不好对付，对各级领导都敢评头论足，一位领导干部要赢得“小鬼”们的尊敬，是不容易的事情。吴强却与她们相处很好：

　　他在工作之外与下级相处，显得豪爽大度。他对青年人并无恶意的玩笑也不以为忤。我当年就做过这种“恶作剧”，他那时不过四十岁刚过，但已经腆起了不小的肚子。五短身材，鼓鼓的肚子，特别是每当开会坐得时间较长的时候，他就会不断地“搬动”肚子调整姿势。我们觉得十分滑稽，常常窃笑出声，背地里还模仿他“搬动”的动作。大家认为以我模仿得最为“精彩”，那大概是因为我不仅学得比较像，而且带有夸张。这件事后来被他发现了，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取笑他而恼怒，只笑嘻嘻地挥挥手说我们“好调皮”！他懂得幽默、调侃，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善意，而能够接受青年人的调侃是需要具有开阔的胸襟的。（李子云：《童心不泯》，《往事与今事》）

　　对于金钱的态度，也让李子云看到这个人的性格：

　　我们这类“小鬼”每月只有两斤猪肉钱的津贴费。而当时唯一可能得到的额外收入只有稿费，所以稍有稿费收入的同志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富翁”。吴强同志有了稿费喜欢请客。他不但请我们下小馆子（当时可没有那么多大宾馆可以去），后来在无锡太湖疗养院写《红日》时，还请我们老老小小四个女同志到无锡去玩过一趟呢。这些都是兴之所至的小事，到他真的有了一笔数目的钱的时候，他立即去帮助当时需要钱的朋友。《红日》出版，旗开得胜，他拿到的第一笔版税，就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曲家买了一架钢琴，还为他的挚友收藏家徐平羽同志买了一幅他心爱的画。他得知周围的同志遇到困难也主动解囊相助。后来《红日》版数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李子云：《童心不泯》，《往事与今事》）

　　以上这些都是可以上学雷锋黑板报的，下面的细节似乎不大“高尚”，然而，它恰恰更为鲜明地“暴露”了吴强的个性：

　　不仅爱穿，他还爱玩，爱跳舞、爱打弹子、爱下围棋。他对于玩，也和对工作、对写作一样，玩得认真，玩得身心投入，玩得充满自信。我不会跳舞，就我这外行看来，他的舞艺并不高明，但他有机会必跳。为了打弹子，在大会上他曾挨过陈老总的批评。打弹子可能是让人一着手就会入迷的活动。当时不只他一个领导干部在文化俱乐部弹子房流连忘返。陈老总曾声色俱厉地批评：如果那么喜欢打弹子，那就别当干部，干脆到文化俱乐部看台子、捡球去好了。看来吴强同志是服贴陈老总的，尽管听说他球艺不错，此后也不再迷恋打弹子了。到了晚年，围棋成了他唯一的爱好和最大的安慰。特别是离休之后，他担任上海文化界围棋协会会长，更热心于围棋比赛，也常常以此自诩。（李子云：《童心不泯》，《往事与今事》）

　　爱玩，那是真性情的显露；能改，则说明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这个不拘小节的吴强，在有些事情上，的确是一丝不苟。他的堂弟写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吴强虽然身居要职，可他从不居功自傲，以权谋私。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想找他开后门总是没门。用家乡亲友的话说，“从未沾吴强一点光”。50年代初，家里得知他人在南京，家中两个亲友赶往南京，想托他找份工作干，他除了动员来人参军外，别的免谈。在上海，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出身不好的亲戚在单位要入党，想利用他在上海的地位，为她写个好的出身证明，结果被他当面一口回绝。1964年他在苏州常熟挂职体验生活，我的一个已故的哥哥，受涟水县商业主管领导委托，到常熟找他为家乡进一批回纺布，也是无功而返。

　　1987年，吴强在创作繁忙中第三次来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高沟镇。这是吴强解放后第三次踏上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也是吴强生前的最后一次回家了。根据行程安排，涟水县城是最后一站。当他一下车站在曾经和战友鏖战过的地方，思绪万千。《红日》电影上张灵甫在宝塔下拍的那张照片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今非昔比了，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涟水县委对他的到来给予了热情接待。接待中，县里有人提出让地方戏剧团演几个节目前来助兴。结果被他婉言谢绝，他跟接待人员说请演员到家演节目那是旧社会有钱大户人家办的堂会，现在是新社会了，此事万万不可干。还有就是我个人经历过的一件事。我想托他在上海找个名医院、名医生检查一下身体。此事对他来说可算是小事一桩了，可他没有这样做。记得那天去医院，吴强和我从他家复兴西路一起挤乘公共汽车，到医院他为我排队挂号，还亲手为我填写病历（此病历仍保存在我处），事后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一名真正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本色。（汪吉五：《堂弟心目中的吴强哥》，吴小庆等编《岁月•红日——吴强百年诞辰纪念》，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荣归故里，摆摆排场，似乎也不算过分，吴强尤其能注意到“请演员到家演节目那是旧社会有钱大户人家办的堂会”，这种对演员的尊重、对人的平等的讲究，让我真要高看他一眼，他是一个现代的文人，不是封建的官僚。“本色”，是一个人做人的本钱，堂堂正正地做人的根本。

　　大约是军人出身的关系，吴强办事雷厉风行，说话也毫不含糊，这让一些人很不习惯，“文革”中被批“恶霸作风”，与此大有关系。然而，我们不妨看看在工作中这个“恶霸”是如何“作风”的。作为一个闻名中外的作家，他的下属居然敢退他的稿子，这样的事情也太没有面子了：

　　他有次出国访问，写了篇散文给《上海文学》。他来编辑部时，李子云给他说：你的文章我们不能发表。他马上说：连我的文章你们也退稿？李解释说：现在出国访问的人很多，我们编辑部研究决定，这类出访游记性文章一律不登。他听了后转过来问我是这样吗？我说是的。他不再讲什么，拿起稿件就走了。对于他的稿件处理，他宽厚大度，毫不介意。照样参加《上海文学》的活动，有机会出差去外地，还为《上海文学》组稿。《上海文学》举办第一届评奖，随后去东海舰队参观访问活动，就是请他带队，率领获奖作家王蒙、冯骥才、邓友梅等，还有一些编辑、记者数人，浩浩荡荡。东海舰队司令亲自出来接待，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

　　《收获》有位老编辑，工作认真负责，长期没有得到提拔。吴老多次向文联党组建议，任命这位同志为编辑部主任。后来党组同意吴老意见，正式任命她当了编辑部主任。作协机关一位老同志，工作积极，有时意见不合还“顶撞”吴老。机关支部发展这位同志入党时，吴老积极支持。我在作协十几年，在研究工作人员入党、加工资、评级等，吴老总是讲这些同志的优点，没有听到他讲别人缺点。他心地善良，充满关爱，在一些领导干部中也是不多见的。（张军：《他从风雨中穿过——纪念吴强同志诞辰百年》，《岁月•红日——吴强百年诞辰纪念》）

　　新时期，他复出文坛，担任领导，对于许多人来讲，这真是壮心不已的好机会，可是吴强等于在自己的主持下，急流勇退。这样的本色中，让我看到了人格的亮色。1985年，在吴强等人的努力下，上海作协与文联分开，成为并列的两个单位：

　　新一届作协主席选举的问题。“文革”前很长时间，作协和文联主席都是巴金。现在巴老不担任作协主席，要另选一位主席，这对作协来说是个难题。上海著名作家很多，情况复杂，工作做不好会产生矛盾。吴老就曾对我们参加筹备作协会员大会工作的人说：“我不是没资格当作协主席，但你们要是推选我，会有人反对，上面审批也为难。”这是大实话。吴老讲话直来直去，从不虚假。凭他的资历和作品影响，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他顾全大局，经过慎重考虑，审时度势，提出让德高望重的于伶出任新一届主席，作家茹志鹃任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他自己退到二线。吴老的这一主张，后来被顺利通过。吴老这种高风亮节，大智大勇的举措，不仅化解了已往的矛盾，而且为新一届作协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实在令人敬佩。（张军：《他从风雨中穿过——纪念吴强同志诞辰百年》，《岁月•红日——吴强百年诞辰纪念》）

　　对于吴强此举，李子云也有她的解释：“尽管吴强同志参过军，尽管他长时间担任了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但他主要是一位作家。他对职位的升降浮沉非常看得开，不那么在意，他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作品。直至去世之前，他对写作都没失去信心。这大概也是当组织上以‘让出编制’为理由动员他离休时，他立刻痛痛快快地办了离休手续的原因。离休并不妨碍他下围棋和写小说嘛。这几年他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埋头写作。”（李子云：《童心不泯》，《往事与今事》）这是作家本色，写作是作家的本业，可是，面对着名利的诱惑，这种坚守本业的本色，又有多少人做到了呢？

　　我不了解日常生活中的吴强，不知道在会乐公寓中进进出出的他是一个什么样子。他的作品描写了战争，写了将军和战士，却很少写到自己，除了有一篇《小年夜》，深情地回忆“文革”期间，他失去人身自由，有一次生病住院，在病房中，恰好可以望见自己的家的复杂心情。那是1974年1月21日,除夕的前一天，吴强住在华东医院做割治痔疮的手术,麻药效果退了之后,伤口又痛又痒,恍恍惚惚,似睡非睡。从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后，他与家人便不通音讯。一年将尽，他不由得惦念起家里人，妻子，四个孩子，还有老岳母：

　　想到明天是大年夜，后天是大年初一，不知今年的年，家里会怎么过。我从一九六八年四月被隔离，与家人便不通音讯。如今，我住到华山医院病房里，他们全不知道。动手术前的几天，我时常站在病房大楼的拐角上，朝距离不过百多公尺的复兴西路上我家住的公寓大楼眺望，怀想着家里的人，他们平安无事吗？出外大串联的两个女孩子回来了没有？我，一个月二十五元生活费，伙食钱、剃头、买草纸、补衣服的针线钱、洗澡洗衣服的肥皂钱等等在内，实在觉得拮据得很，但因在一年前戒了烟，不用花钱买香烟火柴，处处时时注意节省，便够勉强维持的了。一个孩子一个月十五元钱，够他们生活的吗？“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被我株连受到歧视、侮辱，人家骂他们“狗崽子”，他们稚弱的心灵所受的创伤、精神的痛苦比我更甚更深，可以想见。是我这个爸爸的罪过吗？孩子们！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在怨恨我，是吗？……（吴强：《小年夜》，《吴强文集》第3卷）

　　无情未必真丈夫，这又是大丈夫的本色。

四

　　吴强提到的那些岁月，王西彦也经历过，用他自己的书名描述，那是“焚心煮骨的日子”。当时，他们家还曾被人强占一段时间。1974年，“我在一间冬天不见阳光而夏天又不通风的小北房里，凑在碎掉的一块玻璃的北窗下，冬天用熬住微颤的手，夏天挥去额角上的汗，顽强地写下一册又一册的读书笔记”（王西彦：《焚心煮骨的日子》，《王西彦全集》第11卷）。那年九月，“当时我正在小北房里写关于《红楼梦》的读书笔记，自以为找到了一处精神上的避风港，甚至是保护神。到了九月上旬，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派了几名被从干校调回机关防空壕的‘牛鬼’，打开我家两间被封的南房，把原来书房里的全部书柜书桌之类的家具书籍搬进了原来的卧房，重新上了锁，贴了封条。当天傍晚，我正因胸口发痛躺在床上，听见有人在敲击大门，从急促的声音知道是来了‘造反派’。妻子急忙赶去开门，没有料到一下子竟冲进来三四条大汉”（王西彦：《焚心煮骨的日子》，《王西彦全集》第11卷）。来的“造反派”一家四人，占据了王西彦的书房，把自己的家具搬进来，要做长期住下去的打算了。而西彦一家三口只能躲在小北屋，两家共用厨房、厕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5年4月下旬，他们才搬走。

　　书房，曾经是王西彦最为得意的精神王国。他曾经这样描述：

　　等到梦境终于成为现实时，已经是五十年代上半期，我这枝仿佛是无根的转蓬，竟然滞留到了黄浦江边繁嚣的大城市里，而且有了一间久久期望的书房。我的住所在市西一个比较安静的地区，是一座十二层大楼，我占有四楼一组三间的房子。又幸好家庭人口不多，使我有可能着手建立一个长期渴望的王国。我选择了一间面积稍大的南房，它有一排五扇玻璃窗，还有前后两扇通走廊和阳台的门。因为朝向好，夏季很凉爽，冬季却有满房子温暖的阳光。我定制了六个杂木书橱，四个有五格高的并列在西边，刚好占满了整面墙；另外两个只有三格高的，则分列在东北两面墙边。这样，我就筑成了一座颇为富饶的书城。不用说，为了充实这六个容量可观的新书橱，我付出了力所能及的辛劳。还有个足以点缀我这座书城的有利的条件是，南窗外面是个小花园，除了一些香樟和冬青之类的常绿树，一年四季都不缺乏应景的花卉。梅花、桃花、石榴花、绣球花、白玉兰、紫罗兰，应有尽有。因为花木多，鸟雀也不少，天刚黎明就是一片此起彼落的竞唱；甚至夏秋之交从窗口传入持续不断的蝉声，也觉得不仅可以容忍，而且颇为悦耳了。（王西彦：《回归的王国》，《在自己的钟楼上》，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

　　晚辈戴光中，初见王西彦，也被这书房的阵仗镇住了：

　　初见西彦先生是在十五年前，我和他的儿子王晓明成为同学的时候。他满头白发，一脸严肃，坐在一张巨型写字台后面，周围八只大书橱，庄严地簇拥着，墙上则挂着沈尹默、林散之等大师的墨宝。这在一个刚从北大荒来的“老插”眼里实在是前所未见的大气派！我顿时肃然起敬，油然生畏，只会怯怯地喊一声“老伯”，就再也没词了。（戴光中：《我心目中的西彦先生》，《王西彦研究资料》）

　　同时，带给戴光中深刻印象的是：“我有个强烈的印象，只要和西彦先生谈起五十年代以后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了，他都很容易激动，常常会讲得眉头紧皱，脸色沉重，言辞之剧烈、语气之激情，甚至会令人觉得他不像个年逾七十的老人。想想也是，他对这些灾难的体验实在太深了。”（戴光中：《我心目中的西彦先生》，《王西彦研究资料》）或许，这是一位真的有资格诉说苦难的老人，从童年开始，个人的命运就和时代的风雨交织在一起，“不幸”似乎是主旋律：“从刚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看到童养媳出身的母亲，经常蓬头垢脸地坐在灶门前暗自吞声流泪。……我的老祖母虽然不是童养媳出身，却很能虐待媳妇，动不动就禁止母亲吃饭，有时甚至擎起柴棍子揪打，而且不许被虐待者出声。就在长期的痛苦煎熬下，母亲不到四十岁就永离了人世，留在我记忆里就只有她那张愁苦的面容。母亲生了三个女儿，都是我的姊姊。虽然她自己受尽了当童养媳的痛苦，却按照习俗，把女儿都‘抱’给人家当童养媳。大姊的婆家在五里路外的一个小村子，我记得的是她受了公婆的打骂后，就满脸血污地逃回娘家来，可是也只敢站在家门前菜田墈上哭泣，因为她知道母亲等待她的是一根赶牛的柴棍子，做母亲的人总不敢得罪女儿的婆家。……就是由母亲和三个姊姊的愁苦面容所构成的这幅图景，覆盖着我童、少年时期的岁月，使我窥看到了人生的苦难。”（王西彦：《风雨中的独行者》，《王西彦研究资料》）他的青年时代，是民族危亡的时刻，是争自由的抗争岁月，“那就是严冬街头的呐喊和抗议，迎面袭来的水龙和棍棒，同伴们流血的额角和湿透的衣衫，自然也还有监狱的铁栅和啷作响的镣铐。继之而来的则是连绵不断的战火和无穷无尽的灾祸，是求生的呼嚎和遍地的骸骨”（王西彦：《冬季的收割》，《在自己的钟楼上》）。后半生，本该过上霁月光风的日子了，却也是波澜不止，坎坷不断。1966年6月，一觉醒来，他才知道自己被点了名，与周信芳、贺绿汀、周谷城等七人成为上海首批被点名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运交华盖”，他和家人都沦为贱民，那段日子带给他的精神刺激，直到晚年做梦还感到酸楚。这样的场景，在他的记忆中铭刻至深：

　　几天以前的晚上，我做了一个不愉快的梦，梦见自己冒着凄风苦雨，走在一条寂寞的路上，踩着泥泞的双脚不断打滑，不止一次地几乎跌入路边的一条小河。好不容易醒将过来，茫然自问道：“我究竟在哪里？”好一会才发现自己原来躺在床上，刚才的梦境……当时我正在郊县一处劳动营里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在享受每月一次的休假以后，按期回营，总要在黄昏时分，走一段从长途汽车站所在的小镇到七八里外海边营地的沿河小道。即使在晴天，这段暮色中的路程，也难免给我一种孤寂凄惶的感觉。只要设想一下，我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走向前面那处设立在海边盐碱地上的惩罚性营地的，只要跨前一步，就接近等待着的苦役一步；望着距离愈来愈近的那一片用芦苇编搭而成的营房，我胸口这颗原本已变成迟钝麻木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有一次我竟然碰上了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即使头上带有一顶草笠，也几乎衣裤湿透，双脚打滑，险些跌进小河；而且，不满十里的路程，忽然变得格外漫长，那些原来近在眼前的芦苇编搭成的营房，也下子退得远远的，仿佛隐没到海浪中去了……（王西彦：《风雨中的独行者》，《王西彦研究资料》）

　　正是这样的经历，愈到晚年，王西彦的历史意识、知识分子的承担愈强烈，在复出文坛中，他在写作中那种忧患意识、清醒的历史道德感，是吹进中国文坛的一股罡风。——住在这个区域的几位文人，王西彦、柯灵、巴金，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文人良知和正气的标高。——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在过去的岁月里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是王西彦以往创作中就关心之处，经历过风雨之后，他有了更为清醒的把握。他说：“我在这三辈知识分子中都有很多相知较深的亲友，熟悉他们，如同熟悉我自己。这就是我的范围，我的家园，我作为一个作家的‘用武之地’。”“近代中国经过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历程，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异常曲折复杂的道路。在时代的风雨里，他们哀伤，彷徨，呼号；他们也探索，追求，斗争。从他们身上的确反映出近代中国苦难历程的一个侧面。从初学写作时起，我就怀有一个颇为强烈的愿望——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用较大的篇幅来描绘知识分子在惊涛骇浪中浮沉挣扎的历史画面。”（王西彦：《自己的家园——〈两姊妹〉自序》，《王西彦研究资料》）在晚年，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手中这支笔的价值：

　　一个作家的主要任务究竟在哪里呢？从身经的“十年浩劫”中，我更清楚地觉察到了历史所包含的道德力量。我们常说：历史是无情的，是公正的，是可信任的，指的也就是它的道德力量。过去那一段黑暗岁月里，我曾经在我的难友身上看到了这种道德力量的闪光；即使他们有的已经永离人间，但他们身上的闪光却没有从我眼前消失。我认为，发掘并用鲜明的形象表现出这种道德力量，就是作家最根本、最神圣的任务。（王西彦：《关于〈在漫长的路上〉的写作》，《王西彦研究资料》）

　　他没有放弃自己“最根本、最神圣的任务”，一直在勤奋地笔耕。在他的创作中，有两本书，是为一个时代留下的记录，也是为历史勾画了草图。那就是《炼狱中的圣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焚心煮骨的日子》（香港昆仑制作公司1991年版）。董鼎山曾“向王西彦致谢”：“近来收到老作家王西彦自上海寄来的一本《炼狱中的圣火》，读完了后，我的愤慨又感激的情绪难以抑制，愤慨是书的内容所引起，感激是王西彦这个集子给我起了一种教育的效果。我要在这里特向他致谢。”“我要向王西彦致谢，不单是为了他送我一本书，而也是为了这本书可以成为预防未来精神病虐待狂者大批产生的医疗书！”（董鼎山：《向王西彦致谢》，《王西彦研究资料》）

　　他还想写长篇小说，并且准备已久，他说：“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我是通过切身遭遇，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在作品中的探索，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的。我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说。1895年，列夫•托尔斯泰六十七岁，他在日记里写道：‘活的日子不多了，但是急于想讲的话却这么多。……一切都已成熟，想讲得很。……’读到这几句话时，我不禁怦然心动。我渴望在自己有限的晚年里，能够把要说的话说出来。除了目前正在做的，我打算再写几部长篇小说，反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重要时期的遭遇。不过，这是后话，还要看以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在这篇简述自己早年学习写作过程的文章的结尾，赘上这么几句，自然只是为了对自己的鞭策。我想，宽容的读者是能够体谅我这种迫切的心情的。”（王西彦：《我怎样学习写作——向故乡文学青年谈创作》，《王西彦研究资料》）这是1981年春天讲过的话，这一代作家有几十年时光被白白浪费掉，他们一直执着地要夺回来。戴光中曾写道：“去年，我见到西彦先生，发现他脚下有点飘。这对一位老人来说，当须倍加注意，于是我委婉进言，请他善自珍重。不料他的脸上一点儿没有赞同的神色，令我颇觉疑惑。后来听晓明说，才知道自己犯了小忌，老伯根本不服老，丝毫没有迟暮之感，自然不愿接受此类劝慰。”（戴光中：《我心目中的西彦先生》，《王西彦研究资料》）

　　可是，岁月不饶人，连老人自己恐怕也感觉到了。他用“冬天的收割”比较这些永远也不愿意放下笔的暮年写作者：“岁月流逝，我意识到了自己身心的变化。我的头发苍白了，眼睛昏花了，牙齿动摇了，步履蹒跚了，记忆力也衰退了，尤其是，思想和情绪都更加凄苦而压抑了。晚上一觉醒来，我在沉沉黑夜中茫然自问：‘怎么？昨天我还在家乡的田野里骑牛扬鞭，一霎眼就临近生命的尽头了？’”（王西彦：《冬季的收割》，《在自己的钟楼上》）这里有多少感叹和不甘啊？他也用“坚守在自己的钟楼上，继续敲出暮色中的钟声”自励：“当我现在在这里重述几年前的决心时，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和日渐衰竭的精力。我也很冷静地知道，干痖的嗓音唱不出动人的歌，冬天的收割决不会有其他季节的丰盛。尤其是，你所能享受的短促的时间，很可能不允许你实行预定的计划。但情形即使是这样，我也还是要奋力投入眼前这场责任和生命的竞走。只要我颤抖的手还能挥动钟槌，我就要坚守在自己的钟楼上，继续敲出暮色中的钟声。”（王西彦：《在自己的钟楼上》，《在自己的钟楼上》）表达出这样的心声是在1992年，王西彦已经是七十八岁的老翁。我查阅他的年表，见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1981年初，颈椎病复发，右腿麻痹疼痛，推拿治疗。

　　1987年7月，医院检查，右颈背部肌肉萎缩，颈椎病所致。

　　1992年，眼睛白内障加剧，不敢多用眼。颈椎病加剧，双手麻木，右眼白内障已近失明，意志消沉。5—6月，进医院做白内障手术。

　　1994年入冬以后，衰老加剧，双手麻木，双脚走路飘忽，生活自理能力也降低，影响情绪。

　　这真是命运。当他的头脑比什么时候都清醒的时候，他的体力却不行了。1999年9月24日，王西彦带着他未完成的计划离开了这个苦楚的世界。不到一年后，他的老朋友柯灵也去世了，留下的是准备多年终于也未能完成的计划：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的创作。2005年10月，另一位老朋友巴金也告别了他的读者，在他的写作计划中，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以及赫尔岑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全本的翻译。而吴强，早在1990年便去世了，去世前一直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们都是惜时如金的人，都是勤奋不已的人，然而，都有很多计划来不及完成。怎么说呢？如果用最大众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说：人生都是有缺憾的。可是，我知道，他们一定不甘心这个答案，至少要问一问：是谁造就这些缺憾？——要知道，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弥补的缺憾。

　　复兴西路是幽静的，是优美的；下午的阳光是适意的，是暖人心脾的。但是，走在这里，有时候，我的怀想和心情却是沉甸甸的。我想，如果能像王西彦那样，做完一件事情后如释重负地在园子里心情舒畅地走一走，那该有多好：“写完这篇序言，天已放晴，窗外展现出一片温暖的阳光，半空正掠过一群欢欣的白鸽，园子里腾着一股雨后清晨的潮气。一个渴望涌现在我心头——下楼到园子里去，在半湿的泥土里踩出你新的脚迹，即使不是家乡暮春季节的紫云英田，我也并没有光赤着脚板。”（王西彦：《〈王西彦散文选〉自序》，《王西彦研究资料》）这个时候，我的目光也会越过梧桐树浓密的叶子，寻找，寻找天空中是否有“一群欢欣的白鸽”。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