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蚁社 宣传革命思想
赵子云(1909—1988），又名苏民，出生在徐家汇赵巷。其父赵莲舟原是一介平民，民国初在法租界公董局医院食堂当厨师。因他办事干练，能讲一口较为流利的“洋泾浜”法语，加上厨艺好，能烧地道的中法式菜，故受法国人重用，不久就被提升为医院总务兼膳食主管，家里的经济条件由此有了明显改善。
晚年赵子云
赵子云是家中老大，下有弟妹5人。他思维敏捷，学习成绩好，常受到校方表彰。赵子云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军阀混战，他是赵巷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在震旦大学学习期间，经常与进步同学参加学生运动，后被校方开除，转到中国公学学习药学，其间认识了中共党员李剑华，后成为莫逆之交。毕业后，赵子云在法租界公董局医院药局担任药剂师。
1927年“四一二”事件爆发，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人许德良在上海办起了英文补习学校，组织“青年之友社”，与沙千里等出版《青年之友》刊物，团结进步青年，赵子云就是“青年之友社”的一员。“青年之友社”后因言论激进被反动当局强行取缔。许德良等商量后，于1930年12月决定改名成立“蚂蚁社”（简称“蚁社”），核心人员有许德良、沙千里、杨修范、李伯龙、潘明新、章乃器、赵子云等。
蚁社创始人之一许德良
蚁社在徐家汇地区的活动，多半由赵子云负责。刘大明、赵金秀、徐鸿受到赵子云的影响，三人都参加过蚁社的联谊活动。徐鸿在她的著作《“阿妹头”自述》中说：“赵子云给我办了蚁社图书馆的借书证，还给我看蚁社出版的报刊。我借过一本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读了很受感动。”
《蚂蚁》月刊第二十期封面
“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同意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地方上奋起反抗，自发组织起民间武装。赵子云参加了以青年为主的地方武装保卫团，担任排长职务，协助维持地方治安，必要时可作为抗击日寇后备力量。
那时，青年女作家关露受党组织指示，正在徐家汇肇嘉浜附近工厂发动群众工作。关露在亚美织绸厂上文化课，想寻找一位生活在底层的女工作为调查对象，请同事查阜西帮助介绍，查阜西就向她介绍了租住在徐家汇赵巷10号的徐鸿。关露与徐鸿谈得十分投机，甚至吃住都在徐鸿家，因此也在赵巷认识了赵子云。赵子云又与关露妹夫李剑华是好友，于是两人合作在赵子云家的客堂间里办起了识字班。参加学习的都是五洲厂的青年女工，赵子云和关露轮流教授，一面教识字，一面宣传革命思想。赵子云妻子山凤梅到晚年对此事还记忆犹新，讲到年轻时学文化总自豪地说，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关露。
巧用救护车转运进步书籍
学生时期，赵子云就经常阅读《生活》周刊，对刊物颇有好感。进入蚁社后，好友沙千里、章乃器、徐步等都是生活书店的主要撰稿人。柳湜、艾寒松是生活书店编审会成员，好友陈其襄也在生活书店做事。
陈其襄夫妇
1937年12月上海华界沦陷，生活书店总部搬到武汉，后又迁往重庆。但上海仍是出版重镇，不但印刷设备精良，而且出版的书籍质量高成本低，运输也较方便。1939年后，国民党当局加剧了对共产党及进步文化的迫害，法租界当局也严查红色书刊的出版发行。生活书店上海分店被列入重点对象，书店多年积累的进步书籍大都存放在库房里，必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生活书店门市部
当时负责上海分店的陈其襄与张锡荣、王泰雷商量如何转移这些书籍。陈其襄想到了赵子云在法租界公董局医院药剂科工作，手里握有医疗器材和使用救护车的权力。于是，陈其襄马上请赵子云前来密商转移书籍。商议后，他们决定利用医院的救护车转移。赵子云探查线路发现，医院救护车大部分在法租界内行驶，安全性较高，即使遇到困难，他可以用法文与安南（越南）籍巡捕周旋，以便争取时间。转移当天，陈其襄准备好需要转移的书籍，等救护车一到迅速装运，一部分进步书籍存放在法公董局医院器材仓库外，另一部分转移到辣菲德路（今复兴中路）永裕里的“济公佛坛”座下。
当年法租界公董局医院地形图
今中科院上海分院所处太原路（近肇家浜路）位置即当年法租界公董局医院
为苏北地区筹措医药物资
20世纪30年代初，陈其襄就进入生活书店工作。抗战初期，陈先后任生活书店南昌支店经理和生活书店金华办事处经理。1940年夏，周恩来指示三家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一部分在国统区坚持战斗，一部分转移到根据地工作，还有一部分可经营工商业，支持书店发展。陈其襄在书店经营上经验丰富，1941年初被上级组织委派到上海，负责管理上海分店和经营工商业的任务，以弥补书店资金不足。
陈其裹到上海后，通过地下渠道为苏北革命根据地筹措资金，运送物资。1941年12月日军进驻租界，生活、读书、新知等书店被迫停止营业，转入地下。党组织让陈其襄成立利华公司，利华公司提出“斗米千字”征稿活动，即每月按米价预支稿酬，作者可以自选题目撰文，待文稿刊出后再结稿费。这为一些贫困文人解决了“燃眉之急”，当时罗稷南、董秋斯、李平心等人生活清贫，由此拿到了用米价作计算的稿酬。利华公司初战告捷，“斗米千字”征稿活动在文化圈内反响较大，在团结进步文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陈其襄等领导的工商业作为党的经济机关，为党积累财富，同时暗中又与苏北等革命根据地往来密切。利华公司不但存活了下来，还积极拓展业务。除经理王丰年外，聘请赵子云为副经理，把经营范围拓展到房地产、汽车、保险等业务。利华公司的领导层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土。
在利华公司，赵子云发挥他熟悉药品药材的特长，依靠医务界朋友，为苏北地区筹措药品物资。那时，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药品等紧缺物资封锁甚严。赵子云先让需要药品的单位上报实际需要药品的品种及数量，然后利用关系多报，待药品到手后，名义上按多报那张单据收款和发货，实际上却将多报部分扣下，扣下部分的费用又以其他名目返回。这样账面均轧平，有效地躲过了国民党有关部门的侦查。
组织罢工 怒斥法商公司
抗战胜利后，法租界公董局医院被撤销，赵子云全家搬回赵巷5号。在市社会局任劳工处处长的地下党员李剑华的推荐下，赵子云进社会局调查科任科员。李剑华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是著名社会学家、劳工问题专家。赵子云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李剑华担任校社会学系主任。由于李剑华和赵子云、柳湜、沙千里、徐鸿等人关系密切，李将赵子云调进社会局，不仅赵子云有了稳定的工作，而且自己在社会局也多了一个助手，便于开展地下斗争。
李剑华与夫人胡绣枫（关露妹妹）
1946年1月，赵子云在社会局工作期间，发生了法商电车公司罢工事件。当时物价飞涨，法商电车公司工人拿着微薄的工资难以养家糊口，但法商公司置之不理。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举行了大罢工。
1946年1月18日《申报》刊登的法商公司工人罢工报道
经过策划，罢工采取了“开慢车”“大请客”两种手段。电车从徐家汇开往十六铺全程约需要40分钟，罢工期间司机有意放慢速度，让路程时间延长到两三个小时；罢工期间坐法商公司的电车，一律免票。通过这两招，让法商公司蒙受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法商公司只能求助法院。
在法庭上，罢工工人代表、社会局代表、法商电车公司代表进行了激烈辩论。而代表社会局出席的正是赵子云，他对法商公司不顾工人死活、资助日本的罪行，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控诉。赵子云密友沙千里当时以律师身份受聘法商电车公司顾问，故这场罢工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在李剑华与沙千里的暗中运作下，最终取得了胜利。法庭上赵子云和沙千里握手相贺，引起潜伏在法庭上的便衣特务的怀疑，李剑华只能忍痛将赵子云“裁职”。
竞选副区长 暗中支援革命
1946年1月初，艾寒松经上级党组织安排，从苏北革命根据地到上海，续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并经组织同意，住在赵巷7号岳父赵琴舟家的“密室”里。艾寒松到赵巷后，赵子云则义不容辞地配合艾寒松工作。
为了地下工作需要，艾寒松化名“何仁甫”，和赵子云一起研究在赵巷5号旁开了一家汇丰木行以作掩护。木行由赵莲舟与蚁社社员孙兆庆负责经营，赵子云的身份为木行经理，艾寒松对外是木材推销。汇丰木行位置佳，它正对着启明女中（现上海第四中学），那时天钥桥路商店稀少，北起天钥桥，南至路东王家堂、路西马家宅，视野开阔，如有异常，便可立即从木行后门进入赵巷5号，再从后门躲进7号“密室”，或从“密室”转移。
那时，蒋介石在上海各区搞“民选”。徐汇区情况复杂，一是天主教宗教势力扩张渗透得厉害；二是国民党与租界殖民统治相互勾结，摧残革命力量；三是地痞流氓恶霸猖獗，鱼肉百姓。当时的工商界、知识界和进步人士准备推举包大用和赵子云参与区长竞选。赵子云找艾寒松商量，艾寒松支持赵子云参与竞选。
通过“民选”，包大用和赵子云成为正副区长，他们都不是国民党人，这在当时的上海是个特例。赵子云上任的“就职演说”也是艾寒松协助起草的。赵子云当选副区长，使艾寒松的地下活动又多了一层保护伞。赵子云还可以将国民党区党部的情报及时反映给艾寒松。利用职务便利，赵子云为中共地下党活动提供支援，地下党所需要的出国护照，便是赵子云和包大用帮助签发的。
艾寒松在赵巷为《民主》周刊写的文章《悼念李公朴先生》
艾寒松等在赵巷7号的地下党活动持续了近三年，赵子云、赵琴舟、赵子競在掩护和配合艾寒松的地下党文委工作中均作出了积极贡献。
孤身一人智斗“江北大亨”
赵子云以民主人士身份当选为副区长后，国民党徐汇区党部大为震惊。国民党先采用“软功”，区党部负责人出面宴请赵子云，希望他加入国民党，赵子云婉言推辞。此计不成，区党部又施出刁难之计。他们以财政困难为由，经常克扣经费，并且要求赵子云完成额外任务。
赵子云任副区长期间，与大流氓顾竹轩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顾竹轩是上海滩四大流氓之一（另三个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是沪上黄包车帮会的总后台，有“江北大亨”之称。当时在徐家汇肇嘉浜一带的黄包车夫并未加入帮会，他们与加入帮会的黄包车夫矛盾尖锐。加入帮会的黄包车夫以为有顾老头子作后台，常常欺负、殴打那些帮会外的黄包车夫。
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
时间久了，没有加入帮会的黄包车夫忍无可忍，积压在心中的怨气终于爆发出来。他们集体向区公所请愿，强烈要求伸张正义。区公所正要进一步调查此事时，风声已经传到顾竹轩那里。顾竹轩傲慢地下“战书”：“叫区公所派人来谈！”面对顾竹轩的挑衅，区公所紧急磋商，最后赵子云挺身赴险，上门谈判。
顾竹轩知道区公所要派赵子云来，先来个下马威：一连几天，顾手下的小喽啰一到晚上，就来到赵子云住宅赵巷5号大肆骚扰，将前门屋后团团围住，一面狂呼威胁性口号，一面拿起石块、砖头砸向赵宅，吓得家中的女眷大声喊叫。面对群魔乱舞，赵子云不仅未被吓退，反而更坚定了要与之斗争到底的决心。
约定的日期到了，赵子云孤身一人提着公文包来到顾指定据点。只见厅堂两旁都是穿着中式短打黑衣、手提盒子枪、怒目而视的壮汉；中间太师椅上，顾竹轩似躺似坐在上面，满脸横肉，一副傲慢的样子。顾竹轩用苏北腔问赵子云：“肇嘉浜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赵子云不急不躁地将帮会黄包车夫欺压非帮会黄包车夫事件原原本本悉数抖出。说罢，赵子云忽地打开公文包，抽出一叠调查表在顾竹轩面前一扬，指着末页上众多红色的图章、画押，语气平和地反问：“顾先生，请看，这些难道都是编造的吗？”在赵子云的据理力争之下，顾竹轩担心事情闹大对自己不利，便软了下来。自此，在徐家汇肇嘉浜一带，再无这类纠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赵子云受老领导陈其襄邀请，担任华东牲畜物资公司副经理。20世纪80年代初，蚁社老友许德良、李伯龙、潘明新、杨修范、顾也鲁等二十来人，每周日上午到赵巷5号赵子云家“茶叙”。我曾有幸旁听过他们的一次“茶叙”，这些20世纪30年代的英姿青年，如今鬓发已白，但都精神矍铄。赵子云一如当年，敬茶递烟，忙前忙后。那时，我准备写篇《蚂蚁月刊和蚂蚁图书馆》的论文，赵子云得知后热情地为我讲述了当年蚁社的活动情况，提供了许多生动素材，并主动介绍我去拜访李伯龙先生。同时，他再三叮咛我：文章里不要写上他的名字，更不要写他的事迹。
赵子云（前排左二）与李伯龙（前排左一）等蚁社老同志合影
赵子云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城朋友，一位助力上海解放的爱国进步民主志士。解放后他一直住在赵巷5号老宅，直至1988年病逝。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赵子云之子赵光明、赵光复的帮助，特此感谢。）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