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老公寓中，我比较喜欢坐落在复兴中路1363号的克莱门公寓（Clements Apartments）的外貌。远远看去，它有点像小时候搭的积木，色彩丰富，造型跌宕多姿，还带点梦幻色彩，令人遐想。克莱门公寓不是一幢公寓，而是法国公寓式里弄，大门朝北。公寓沿街设有简洁大方又别致的一层门楼，有三个拱门：中间一个最大，有两扇大铁门，可以将汽车开进去；旁边两个拱门是封闭的。这个门楼将公寓立面的基调悉数包括在内，底色为水泥拉毛粉刷，周边镶砌棕色面砖，两侧辅屋盖红瓦屋面，色彩对比强烈，在低调宁静的复兴中路上非常抢眼，颇具视觉冲击力。它的对面就是新建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克莱门公寓（贺平摄）
克莱门公寓建成于1929年。“克莱门”的名字源自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大班、比利时人克莱门。据说此人当年因受公司排挤而成为独立商人后，嗅到20世纪20年代外国人来沪住房难的商机，做起了建出租房的生意。于是，便与教会共同投资建造了克莱门公寓和陕南邨。克莱门公寓是融合装饰艺术风格、具有欧洲传统手法的红砖墙公寓。在立面处理上可以看出欧洲古典建筑常用的三段式痕迹：一层基座用清水砖墙饰面，显得较为厚重；二层以上的中段部分用手工痕迹较强的弧形拉毛水泥粉刷；屋顶以双坡顶为主，结合其他屋顶形式形成较丰富的屋顶形态，窗套、墙转角处及窗间墙等部分镶嵌棕色面砖。整个外观呈现英国亚当时期建筑风格。用院内住宅与绿化组成不规则的形态来界定庭院的空间，呈现出一种比较自由放松的空间感。这个公寓弄堂由5幢3—4层的楼房组成，呈梅花瓣形排列，房屋编排为A（1号）、B（3号）、C（20号）、D（24号）、E（正中）5幢，另有附屋（汽车间）平房。楼房屋顶均有老虎窗，坡屋面为红色机制瓦，造型丰富，个性鲜明。南立面山墙为跌檐式山墙。一部分盔甲式屋顶以及碉堡式的顶楼阳台，则是德国古典建筑风格的主要标志，在一些细节上，还能隐约看得出德国古堡设计风格。正对小区大门的26号，红色大门上发散式的装饰图案，是典型的现代装饰风格。克莱门公寓将英式、法式、德式和现代装饰派的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显得非常特别。糙面水泥砂浆墙面，饰以清水红砖镶拼的图案、线脚，砖饰图案既有西方传统特点，又有现代装饰意味，是一种法式简洁的古典几何图案，建筑最大特点是精致的砖工，室内部分装修如楼梯栏杆、门扇等处已具有现代装饰艺术派风格的特征。
克莱门公寓屋顶（贺平摄）
克莱门公寓局部（贺平摄）
新中国成立前，克莱门公寓作为设施完善、管理成熟的酒店式公寓，主要是供少数外国人休闲娱乐的场所，里面居住的大都是洋行里的外国人，也有少数中国富商豪绅。住户中不乏上海知名商事机构的公司或洋行里的管理人员，如德商德孚洋行部门负责人W. Balz、德商禅臣洋行部门经理F. Bbargmann、丹麦慎昌洋行部门负责人Charles M. Cole、英商上海电力公司高级工程师S. E. Clark、美商中和灯泡公司总经理B. Engelhardt等。公寓每个楼层设有九套房间，每套房间内卧室、卫生间俱全，但不设厨房。每间房均陈设有法式家具，供租赁人使用。每栋建筑的北侧中部向内凹入，在凹入部分设主出入口和楼梯间。各户通过门厅进出各个房间，进门后便是设有内阳台的客厅，客厅南侧配置主卧室，卧室内附设壁橱和带浴盆的独立主卫生间，北侧配置次卧室和带壁橱的餐厅，次卧室有门可通往阳台。每间房均有良好的通风采光。公寓有当时首屈一指的环境和物业安保服务，也有令人咋舌的租金。据说，公寓的普通间一个月租金在一百至一百五十大洋之间，套间高达二百大洋。须知，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四五个大洋，所以，入住的大多是洋行里的外国人以及极少数买办级的中国人，克莱门夫妇也住在这个公寓里。克莱门1950年去世，其太太便请来一位白俄管理，据说，当年的克莱门公寓共有49名职工，公寓每一栋房子的每一层都有一个服务员。
克莱门公寓在南面两幢楼中间建有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大型餐厅，每日供应住户餐饮，这在20世纪20年代是惊人的先进和奢侈。公寓还设有咖啡厅、跳舞厅、电话间、汽车间、游泳池；在院落中央，有一座造型精致的小喷水池。当时，克莱门公寓一套两室一厅的租金甚至超过一栋上下三层楼的里弄房子。1936年，这里曾开设有上海第一家室内铺设地板的溜冰场——辣斐溜冰场，进门有寄衣帽间和付款租用溜冰鞋的柜台，场地呈椭圆形。抗战爆发后，改为辣斐剧场，1939年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曾驻此演出过《日出》《雷雨》《阿Q正传》《原野》《文天祥》及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剧。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剧场被迫关闭。与此同时，停泊在上海港的意大利油轮“康悌凡尼号”不愿被日军征用，自沉于黄浦江，船员登陆自寻出路。此后不久，克莱门的侄女招募了以船上餐厅和厨房人员为主体的登陆人员，在剧院原址上开设了一家“森内饭店”，供应意大利菜肴及西点。“森内”系英文Sunny的音译，含太阳照耀的、快乐的、快活的意思。森内饭店外观和内部装修全部仿效巴黎高级餐馆。门前有一条拱形屋顶的走廊通向大门，进了大门是一间宽敞的大堂和衣帽间。穿过大堂便是餐厅兼舞厅，面积足有三四百平方米，中间是一个乐台和圆形舞池。由于地段清雅，饭店档次又太高，光顾者不多，生意不温不火。意大利船员在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陆续离开了中国。到20世纪50年代，栖居上海滩的西方人也陆续回国，1954年9月饭店停止营业，改为书场。因马路对面原为东华球场（1964年改建为上海跳水池），所以取名东华书场。东华书场设有400多个座位，常有名家来此献艺，1966年后停演，1969年撤销。曾被徐汇区药材公司作为仓库使用。之后，公寓完全成了居民住宅，外貌依旧，对公寓原有的内部格局，进行了分割与改造，已经完全不是原先模样。客房被改造成居民住房，并在原来的过道走廊上，搭建厨房铺设煤气，不少以“老上海”为背景的电视剧与电影，如由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电视剧《日出》、经典沪语电视剧《孽债》、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半生缘》等都曾在这里取过景。
遇见克莱门公寓最早的老住户
热情豪爽的杨佩芬阿姨是克莱门公寓的一位楼组长，1953年就搬到这里，是克莱门公寓的老住户了，如今住在公寓其中一幢房子的一楼。她说克莱门公寓以前的住户中大多是社会中上层人士，有医生、演员、音乐家、幼儿园园长等，其中不乏名人，如3号里就住过京剧名家言兴朋。每一幢公寓里有三个总门，中间一扇，旁边两扇，每扇门里有三到四户人家。她说，“文革”之前，房管所专门有人上门打蜡，一般提前一天，会有人上门通知。公寓里打蜡是流水作业，一家挨着一家，一幢挨着一幢，所以具体到几点钟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打蜡工来后，先扫地，然后把一只马口铁的蜡桶放在地板中间，再拿一只短拖把沾了蜡在地板上打，床底下也不会漏掉。这其实是打蜡的第一道工序，名为上蜡。上好蜡的地板，要让它干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后，打蜡工又来了，这一次才是打蜡，打蜡工带上一把硬木柄的很重的蜡刷，刷面是一块大约一寸半厚、一本书那么大的铸铁，他们顺着地板的纹路，将打上去的蜡一排一排地拖匀拖平，一直拖到闪闪发亮，光可鉴人为止。打过蜡的地板锃锃亮，但这种打过蜡的地板是不能脱鞋进来的，蜡沾在袜子上很难洗，所以打蜡地板人家是从来没有脱鞋进屋的习惯的。想想也是，西区的一些绅士小姐，鞋子本身就是服饰的最佳搭配，脱了鞋，风度也没有了。“文革”后没有专人上门打蜡，但房管所会通知各家各户自己去领蜡，蜡的多少是根据实际住的面积发的，一季度领一次。没有蜡刷，就用布拖把沾上蜡一遍遍地拖，照样拖到能照出人影子来。
听杨阿姨说，这幢公寓的三楼住着一对九十多岁的老夫妻，他们大概算得上是克莱门公寓最早的住户了。他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打一次麻将，一到约定时间，就有三辆小车开进克莱门公寓，四个年岁相仿的老人在一起聊天，喝咖啡，吃蛋糕，打麻将。我眼前当即浮现出老上海电影里司空见惯的画面，便动了想上去见见这两位老人的念头。在我的执意请求下，杨阿姨带着我们上了楼。楼梯是木头地板，栅栏式栏杆也是棕黑色的木头，至今光洁，保养得很好，每层楼梯中部有长长的装饰艺术风格的穹形窗，两侧各有一扇长方形窗，采光很好，所以这里的楼梯间是很明亮的。三个门洞里标志着门牌号码，每个门洞里有三户人家。老人的家在中间那个门洞，我们轻轻敲开了老人的门，老先生说夫人有事出去了，听我们讲完来意，他客气地把我们引进了屋内。老先生姓张，名叫张令福，他不但一点没有轻慢我们这几位不速之客，还客气地为我们泡了茶，让我们在内阳台的圆桌前坐下，显示出老派的绅士风度以及老上海人家的待客礼仪。他说自己原是一家英商颜料厂的会计，新中国成立后到老闸区做会计。因为父母家里房子小，他原先住在亲戚家，结婚要找房子，在报纸上看到克莱门公寓出租房子的消息，就找来了。一看觉得房子和环境都不错，就是房租贵一点，但可以承受，于是就搬了进来。那是1951年。张先生在这里一住就住到了今天。他回忆说，克莱门公寓的五栋房子格局基本上没有动过。每一层楼面有9户人家，大门进去有三扇门，各自住着3户人家。中间一套，左右两套。不过，他搬进来时，公寓的服务员名存实亡。后来，克莱门太太回到法国去了，公寓被接管。原先克莱门公寓的职工被安排在徐汇区房管部门工作。
张先生的家整齐干净，家具摆设一看就是老上海风格的。布艺沙发、桌子上和茶几上的玻璃下铺着白色镂花桌布。洒满阳光的内阳台东侧有很大的穹形窗户，漆成和墙壁一样的乳白色。东窗前放着一张独脚小圆桌，上面摆放着一盆绽放着艳红花朵的蟹爪兰。一侧通向卧室的大方格子玻璃落地门，有白色透明窗纱，门两侧各置一个方茶几，也铺着白色勾花台布，上面一边放着一盆蟹爪兰，一边放着一盆仙客来，绿油油的叶子、红艳艳的花朵把屋子衬托得生机勃勃。阳台面南有一排长长的玻璃窗，临窗放着一张八仙桌，想来每周的麻将会就是在这张桌子上摆开的，窗外透出克莱门公寓的身影，阳光下四位耄耋老人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地打麻将，这是最上海的风景。临客厅一侧是一排带气窗的落地门，通向客厅。客厅一侧通书房，一侧通卧室。老人家指着窗户外庭院中心一大片黑色油毛毡盖着的屋顶说，那就是昔日餐厅所在地，我们以前就在那里吃饭，现在是一家企业在用。旁边一排平房就是当年的汽车间，现在也做其他用处了。
告别老人后，我们按照老人家的指点很容易地找到了那个昔日的餐厅和舞厅，那正是我始终感到好奇并寻觅已久的所在。从外表看，这是一个有着不规则半圆形顶的房子，奶黄色屋顶上面有红色方块几何图形，和周围镶嵌着的红砖外墙相呼应，两侧设置长方形钢窗，中间是两扇严丝合缝的大铁门，铁门上方有圆弧形镶嵌红砖的装饰，门前有二级台阶。屋子里面早已改了格局，成了一间间员工宿舍。转向屋后，依然是红砖镶嵌几何图形的砌墙，一如克莱门公寓的气派。这个当年做过多种用途的餐厅是圆形的，钢窗保存完好，尤其是墙边的落地钢窗虽已斑驳，却还是傲然屹立，依稀可见昔日风范。屋后是一个不小的院子，中间一棵有年头的香樟树，绿荫如华盖，似乎在竭力遮掩着院子的残破。院子一侧有一扇花瓶门，地上铺着碎石子，面朝房子有几个蘑菇亭，亭子下有可供休息的曲尺形石头长条凳，看起来像是当年旧物。院子里有花草，还有一株棕榈树，伴着香樟树，长得也已很高了。当年住户在这里用完餐还能到院子里散步，在闹市中心有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去处，也真是不错了。院子的后门通往汾阳路，现在用作一家企业的宿舍兼仓库。
克莱门公寓的住户没有产权，现在他们还是租户，不过，房租不高。张先生家那么大的房子，租金才200元出头，张先生说那已经是涨过的了。
法语翻译家周克希先生
其实，当初选择写克莱门公寓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法国文学翻译家周克希先生，我是数年前应徐汇房管局老局长朱志荣先生所约，和周克希先生在衡山路一家咖啡馆见面的。他对法兰西文化的娴熟令我赞叹，得知他住在克莱门公寓，更是激发了我的兴趣。当时就觉得从气质上来说，他是和这幢法国式公寓最匹配的。周克希于2002年搬到克莱门公寓并居住至今，在搬到克莱门公寓之前，他曾住在陕南邨。但是，周克希的岳父母家就在克莱门公寓，他的夫人是在克莱门公寓长大的，所以他对克莱门公寓的熟悉不亚于里面的老住户。
今年年初，我约了周克希先生在克莱门公寓对面的上海交响乐团咖啡厅见面，虽然那里的咖啡一般般，但人少，很安静。许多年没见到周先生了，他依旧那样温润如玉，一派谦谦君子之风。周克希先生20世纪80年代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进修过两年，2003年又得到法国文化部的资助，去巴黎住了三个月。两次去巴黎，他都觉得巴黎虽然有些旧，但那种味道跟老上海的法租界很相像。他说走在巴黎街头，恍惚间会觉得就在自己家门口的复兴中路上漫步。这一带的建筑、氛围的确和巴黎有某些相似之处。后来他的法国朋友来克莱门公寓看望他，感觉克莱门公寓很法国，走在公寓前的街道上竟然有一种在自己家乡的感觉。
周先生告诉我，克莱门公寓的建筑和陕南邨（原名亚尔培公寓）很像，也是清水红砖的饰面，外墙拉毛的风格也都相似。室内钢窗和画镜线的样式、天花板和墙壁衔接的弧线乃至门上的球形玻璃把手，也都在暗示这种同一性。不过，陕南邨的钢窗是往里开的，克莱门公寓内的钢窗是往外开的。确实，如周先生所言，克莱门公寓与陕南邨长得很像，建造年代也相近，陕南邨建于1930年左右，也是天主教普爱堂的产业。陕南邨位于复兴中路北面的今陕西南路151—187号。每幢建筑的平面呈长方形，门头和楼梯的部位外凸，多坡红瓦屋顶，清水红砖与黄色水泥拉毛饰面构成的线条、图案，色彩对比强烈，所以会令周先生有似曾相识之感。周先生现在住的是克莱门一幢公寓三楼的两套，各30平方米，两堵墙中间有一扇门，可以连通。当时，搬过来是因为岳母就住在同一楼层。上得三楼，往左是周克希家，往右边便是他岳母家，彼此照应方便。
周先生的岳父毛楚恩是意大利小提琴家富华的学生，和谭抒真师出同门。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毛先生和钱学森都参加了校乐队，毛先生拉小提琴，钱先生吹圆号。毛先生是工部局乐队的乐手，当年报考工部局乐队时，凭的是学过的长笛。录取后，分在了小提琴声部，乐队整编成上海交响乐团后，仍是小提琴演奏员。香港影片《清宫秘史》后期配音时，制片厂从工部局乐队借调了三位乐队成员：指挥黄贻钧、小提琴谭抒真、长笛毛楚恩。毛先生还是傅雷的好友，“文革”前，傅雷打桥牌总找他做搭子。周克希和毛家大公子是同学，两人很要好，毛公子长得很英俊，小提琴拉得好，周克希跟他学琴，后来成了他的妹夫。婚后一直住在陕南邨。儿子长大后，陕南邨的房子不够住了，周克希辗转搬到克莱门公寓，和丈人丈母比邻而居。傅聪成名回国后，几乎每年都来看望毛楚恩，性格安静的周克希就坐在一旁默默地听他俩叙旧。周先生说自己不止一次想请傅聪先生即兴弹一曲，终因顾虑家里的琴不够好，始终不敢开口。有一次潘寅林来向他岳父借帕格尼尼的《钟声》曲谱时，周先生鼓起勇气请他演奏一曲，他爽气地答应了，当即拉了首曲子，优美的旋律在克莱门公寓里回荡，和整个环境居然如此相得益彰，令周先生觉得美妙无比。
周克希先生是法语翻译家，那天，他带来了两本新作送我，一本是他的随笔集《草色遥看集》，一本是他翻译的《包法利夫人》，这两本书都是周先生在克莱门公寓里写（译）出来的。可以想象他在这所法国公寓里伏案疾书的场景。周克希说福楼拜的文字有音乐性，有评论家甚至夸张地说，他的文字是可以在钢琴上弹奏出来的。他的文体之讲究，用词之妥帖，语句之富有节奏感，在阅读原文时随处可以感觉得到。作为译者，周克希想把福楼拜的这种文字感觉传达出来。《包法利夫人》先前已经出过好几个译本，再重译一遍，看上去似乎是很轻松的事。其实不然，这部篇幅并不算大的小说，周先生译了整整两年。译文一改再改，几易其稿。每天早晨起来后，他就端坐在窗前的书桌前，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他在书后的《译书札记》中写道：“其实，脑子在紧张地转动、思索、搜寻，在等待从茫茫中隐隐显现的感觉、意象、语词或句式，性急慌忙地逮住它们，迫不及待地记录下来。每个词、每个句子、每个段落，都像是一次格斗乃至一场战役。卫生间近在咫尺，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从写字桌前立起身来。我唯恐思绪一旦打断，会难以再续，我担心那些感觉和意象，会倏尔离我而去。”
当年，周克希的父亲从浙江松阳走出来，到杭州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认识了他母亲，之后双双辍学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路颠沛流离，到福建永安生下了周克希。在他三岁时，父母带着他一起来到了上海。父亲在教育局主管中学教材工作，母亲学的是农林，后来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周克希从小喜欢文学，据他长辈说，他五岁就在看《水浒传》了。但中学毕业后，他却依从母亲的心愿去学数学，考入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周克希去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当老师。人在数学系，周克希喜欢文学的心依旧，因为喜欢法国文学，他想阅读法国原版小说，正好周克希岳母的一位朋友认识徐仲年先生，这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法文教授。周克希去看他，说自己想学法语。徐先生就为他介绍了蓝鸿春老师，她是上外的法语教师，周克希告诉蓝老师，自己并不要一本正经地学法文，只是想看看小说。蓝老师说不行，要学就一定要用北外的教材学，而且要从语音学起。周克希说，当时没有学费一说，顶多家里做点心时给蓝老师送点儿去。就这样，他跟着蓝老师学了将近两年。很多年以后，周克希带着自己翻译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二卷的译本去看蓝先生，那时她已患阿尔茨海默病，同去的淳子老师问她：“蓝先生，看看谁来看你了，你认得吗？”她马上说：“周克希，我怎么会不认得！”这让周克希非常感动。蓝先生也许不知道，她在周克希身上埋下的法国文学种子，在悄悄地萌芽生长着。
1980年到1982年期间，周克希作为访问学者被学校委派去法国巴黎高师进修黎曼几何。巴黎高师是法国的贵族学校，是一个很美也很有人文气息的地方，这段经历神奇地触发了周克希内心的本性，让他觉得，一个人真正选择自我，并不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暑假学校出资安排学生到法国南部度假。法兰西的浪漫迷住了年轻的周克希，进一步激活了他那颗热爱法国文学的心，在他心里埋下了改行的勇气。从巴黎回来后，他开始陆陆续续翻译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说来也真有意思，这位口碑很好的大学数学老师，在华东师大数学系执教二十八年之久，却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数学系，心却在文学翻译。1991年，周克希和韩沪麟合译出版了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
第二年，在他五十岁那年，周克希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转行去上海译文出版社当外国文学编辑。译文出版社的总编对周克希表示非常欢迎，但要他慎重考虑。总编说：“第一，你现在是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但来了出版社就是普通编辑。第二，你现在是副教授，但来这儿若干年内不大可能有晋升机会。第三，若干年内也不大可能考虑给你调整房子的问题。”总编说得没错，转行在经济上对周克希来说没什么好处，朋友也劝他说：“你不妨留着大学老师的工作，将翻译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但是此时的周克希已经有了一种紧迫感，他太热爱法国文学了，他必须要立刻全身心地投入。他深知有所失才能有所得的道理。于是，周克希在他知天命之年，义无反顾地辞职转行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全心全意做一名法国文学译者，从此译作不断。周克希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以一己之力翻译了法国文学巨匠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第一、二、五卷。他还翻译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这是他重起炉灶的新译本，还有大仲马的《三剑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小王子》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著和《幽灵的生活》《格勒尼埃中短篇小说集》等当代重要作品。这些翻译作品现在已一并收入《周克希译文集》。一系列高质量的译作让人们眼睛一亮，读者很快记住了周克希的名字。不过，天性淡泊的周克希并不在乎名声，他看重的是自己能否传递出原著的精髓。他的翻译作品读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让人会以为他译得很快，但实际上他的每一部翻译作品都是“七改八改”（他自己的说法）、反复打磨改出来的，起码要经过三四遍修改才能成稿。周克希说：“我是从译文出版社退休的，有固定的退休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需要靠翻译谋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底气，所以翻译于他，有一种近乎纯粹的意味。在他心中，翻译文学作品犹如跑全马，要用狮子搏兔的力气去投入，然后要像熊妈妈舔熊宝宝那样，慢慢地把文字的意思舔出来。为此，他惜时如金，拒绝了很多应酬和交往，给人感觉有点“六亲不认”的味道。记得有一次，我得了两张上海大剧院的芭蕾舞票，想请他去欣赏，电话里一说就被婉拒了，从此便再也不敢打扰。
想起周先生说过的一件事，那就是以前克莱门公寓的楼梯是打蜡的，孩子们常会沿楼梯扶手从二楼滑到一楼，感觉这个画面好美。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