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苦孩子 “读社”练习生
刘大明（1921—2016）原名赵留根，又名赵子诚，从小是个苦孩子。父亲赵琴舟（1876—1959),住上海徐家汇赵巷7号，先是做泥瓦匠，后是丝缫厂工人，还在法租界公董局医院厨房做过采购。母亲冯小妹，也是丝缫厂工人，之后先后在书籍装订作坊、纺袜作坊、大中华橡胶厂做工人。刘大明本有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叫赵子競，姐姐叫赵金秀，还有一个妹妹因实在困难养不起送人了。赵子競小学未毕业就到米行当学徒，累到吐血。赵金秀聪明伶俐，靠家属和邻居的帮助，自学到初中文化程度，她7岁就上灶台烧饭，空余时间做花边活，以补贴家用。
刘大明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家庭里。尽管如此，他的父亲还是千方百计地想让这个“奶末头”（沪语：最小的孩子）上学堂。他先后上过陈泾小学、明德小学，都是父亲向校长求情才免去学费就读的。但校方要求，刘大明每天要为校方干打钟、课间休息出售糖果糕点等活。
刘大明初中就读的中国中学，也是由父亲向校方多次申请，获得了免费入学的名额。他自知机会得来不易，所以学习更加刻苦，成绩优异，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课余，他还与徐鸿、赵金秀等参加堂兄赵子云组织的蚁社歌咏活动。
三年初中很快读完，家里已无力让他继续读高中。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坚持要去做工，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当他十分无奈地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徐鸿这位比他年长5岁的近邻，及时伸出了援手。那是在1936年徐鸿和地下党员柳湜热恋的时候，柳湜经常到赵巷来。徐鸿对柳湜说：“这个中学生正好没事，你有办法吗？”正好那时李公朴、柳湜、艾思奇三个人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于是柳湜就介绍刘大明到那里做练习生。
读书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社”）是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由李公朴主持，柳湜、艾思奇、黄洛峰等地下党员支持，以出版进步刊物为主的出版机构。社址设在静安寺路斜桥弄（今吴江路71号），是一座三层楼住宅，不远处就是李公朴为校长的量才女子补习学校，徐鸿由柳湜介绍曾在这里短暂学习过。住宅除三楼正间由二房东住外，整幢楼均为出版社用：一楼为营业部，没有门市部，在一楼门厅仅有两只玻璃柜子，放着本社出版的书刊，供就近读者购买；二楼为编辑、出版部和经理室；三楼亭子间为库房。社里共有十多张办公桌，可坐18个人；墙上贴有“不要清谈”“埋头苦干”等标语；有一部自动电话机，号码是30325；电话旁有一块黑板，便于定货登记；还备有两辆脚踏车。住在社里的员工，晚上可用行军床休息。那时编辑部除柳湜、艾思奇外，还有胡绳、高士其、廖庶谦、桂涛声等，出版部门由周巍峙负责，丁里、徐逸等参与；发行部门由万国钧负责，张季良等参与。
1936年11月，刘大明到“读社”上班，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密斯脱赵”（当时刘大明用名赵子诚），将他引到一张办公桌旁，说就在这里办公，让刘大明受宠若惊。刘大明在这里被安排为邮购部练习生，学习开采购单、发票和打邮包等工作，后又改任出纳，管保险柜钥匙，经常跑银行。这里只有职务高低，没有等级歧视。大家对他十分关心，希望他学好本领，胜任工作。刘大明到此不久，11月22日，就发生了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钩儒、邹韬奋、李公朴等的“七君子”事件，让“读社”同仁非常气愤。在这个充满激情与友爱的环境里，刘大明不仅业务上长进很快，在思想上也深受影响，觉悟在逐步提升。
运书到武汉 出版《资本论》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全民族抗战爆发。经宋庆龄等人的营救和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将爱国“七君子”释放。7月31日，当“读社”同志得知这一天“七君子”将出狱从苏州到上海后，就一起去迎接。迎接现场人山人海，刘大明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李公朴。
不久，“八一三”淞护抗战爆发，“读社”决定让艾思奇、高士其等人秘密去延安，胡绳等人去汉口，李公朴和柳湜去华北慰问后也去汉口。那时上海的工作一直由黄洛峰负责，他当机立断派万国钧去汉口筹备设社。至10月，国民党准备西撤汉口意图明显，而汉口的分社也基本就绪。黄洛峰决定留一部分人在上海坚持工作，由郑易里等人负责，他自己则带刘大明和徐逸将书籍和纸型运往汉口。11月12日，上海陷落，租界沦为“孤岛”。
当时的交通十分糟糕，苏州河、长江航运中断，京沪线阻断，黄洛峰等三人只得在龙华附近雇了一艘大民船，装满书籍和纸型。一叶扁舟，在湖光月色中缓缓驶离上海。船上除了船老大和船工等几个人外就他们三位。为了解闷，黄洛峰与刘大明、徐逸谈了许多有关革命的往事，让两位青年深受教育。一路晓行夜宿，终于到了镇江。黄洛峰因有要事在身，等不及大轮船的航班，先坐便船只身去汉口。于是半个“读社”的家当就此全压在刘、徐两名青年肩上。两人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地守候。几天后，他俩终于等来了大轮船，把“货”装上船后安全抵达汉口，新社址在交通路文堂书局二楼。
1938年，刘大明等人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
前排左起：刘大明、陆家瑞、范用、刘耀星、汪晓光
后排左起：孙家林、黄洛峰、欧阳章、刘田坤、郑树惠
当时，武汉的群众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在汉口的生活书店、“读社”等宣传抗日的书刊供不应求，故这次由刘大明等从上海带来的一船书籍正好满足群众的需求。这时“读社”的业务仍是以批发为主，业务量大增，人员不够，便又招了范用等新同志。刘大明白天投入书店工作，业余时间则参加汉口的各类救亡和学习活动，进步很快。1938年10月由吕德基和应文彦两位党员介绍，刘大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他是工人子弟，本人又是店员，所以没有候补期。入党后的刘大明干劲更足了，写壁报、贴大标语、组织歌咏队、演剧、游行，到处都活跃着他的身影。那时同事桂涛声擅写歌词，如《募寒衣》《八百壮士》等，每写一首就由洗星海、夏之秋谱曲，拿回社里让刘大明他们唱，然后在群众中传唱。那首经久不衰的《在太行山上》，就是由桂涛声作词、洗星海谱曲的。
当时，“读社”除了出版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书外，还花大力气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译者每每译出一部分，就把译稿送来，社里优先支付稿费，以体现对译者的关心。尽管那时“读社”资金周转困难，但黄洛峰等领导有气魄和眼光，在环境险恶的战乱情况下，与留守上海的郑易里等通力合作，才使这部几百万字的巨著与中国读者见面。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沦陷，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火海救图书 成都当经理
抗战“相持阶段”，“读社”在重庆先成立了总社，并定名为读书出版社，又在贵阳、昆明、香港、成都等地设立分社。
在重庆的工作困难重重。那时敌机经常空袭、夜袭，对重庆狂轰滥炸，敌机轰鸣声、炮弹爆炸声，不绝于耳，给整个城市广大和市民带来极大灾难。在武库街南街十字路口，尚未开业的“读社”门市部刚装修一新，在一次敌机突袭中被一枚炸弹击中，门市部中间炸出了一个大坑，现场一片火海，瞬间化为灰烬。还有一次，敌机将燃烧弹扔在离“读社”库房和宿舍不远处。重庆的房子都是木结构，一烧连片，浓烟滚滚，险象环生，民众们拼命拆“火巷”。眼看就要烧到库房了，刘大明他们在拖着病体的黄洛峰指挥下，将二楼的存书、家具、行李等都抛到街上，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后来为避免因敌机轰炸而造成损失，就在乡下的治平小学借了几间平房，作为存放书籍之用。那时刘大明他们就在江两边奔走，往往上午去治平小学库房学习工作，晚上举着火把过江到城里办理邮购。
总社常收到从延安天主堂以李六如之名发来的购书单，后来知道这是毛泽东需要的书，就千方百计配全后发往延安，从未失误过。
那时重庆的中苏友好协会、生活书店等经常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刘大明他们曾聆听过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徐特立等同志热情洋溢的演讲，深受教育。
1939年5月，“读社”准备在成都设立分社，组织上根据刘大明这几年的实际表现和工作能力，决定让年仅18岁的他出任成都分社经理。年轻的刘大明面临着新的考验。
1939年6月上旬，一辆破旧的木炭汽车，经过整整两天的奔波，终于将刘大明送到了成都。他是去接替正在那里筹备分社的刘少卿等同志的工作。
分社社址在祠堂街72号，刚到这里的刘大明，在政治环境险恶、无上级直接领导的情况下，紧紧地依靠地方党组织担起了经理的重任。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7月1日，成都分社如期开业了。由于各地送来的新书很有特色，开张以来，每天顾客盈门。
可国民党顽固势力的魔爪还是伸向了成都分社。那是1940年春季的一个凌晨，店内的员工正在睡梦之中，突然听到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只见宪兵、便衣荷枪实弹，破门而入，封住了前后门，不让店内员工走动。他们在店内到处乱翻，把书堆得如小山般高，命令员工将书捆起来，硬说这些都是禁书。刘大明他们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打开被没收的《大众哲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籍封底，将印有“业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的字样给他们看。对方虽理屈词穷，但还是把书籍强行没收。之后刘大明从中吸取教训，把“显眼”的书籍作了转移，暗地里通过各种形式送到读者手中。
1940年3月，成都的政治形势血腥又恐怖。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被国民党特务查抄。罗世文（中共四川工委书记）、车耀先（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杨道生（战时文化出版社社长）先后被捕。党组织指示刘大明等隐蔽起来积蓄力量，刘大明遵照党的要求谨慎地维持着分社门市部。不久，重庆总社调回刘大明。刘大明在成都分社任经理虽仅一年，已初步显示了他独当一面、临危不惧的才干。同年7月，黄洛峰代表组织通知刘大明，由他代表“读社”，同生活书店代表李文及新知书店代表王华（陈在德）共三人，去八路军野战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创建华北书店。
奔赴太行山 创办新书店
李文、刘大明、王华三人去八路军总部创办华北书店，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对进步书店的迫害加剧，遵循周恩来的指示，保存进步书店力量，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工作，由邹韬奋、徐伯昕、徐雪寒和黄洛峰共同商量决定的。刘大明等三人深感责任重大，三家书店即迅速筹集资金五万元，并通过八路军办事处转太行山根据地。
8月初的一个夜晚，他们三人悄悄到达红岩，坐上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卡车。同行的有十多人，刘大明是“押运员”，大家就坐在汽油桶盖上面。为防备国民党沿途捣乱，他们一律换上八路军战士的服装，佩上第八集团军的臂章、胸章，轻装上阵。为了安全，大家把原名改掉，刘大明这个姓名就是在此时用上的，并一直沿用终身。
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刘大明等人受到林伯渠的接见。10月中旬，得知运输队已到黄河北岸，于是三人由“八办”安排，徒步向黄河南岸走去，整整走了一天，第二天坐着渡船，过了黄河，到达运输队的驻地——济源境内的灵山。刘大明知道“读社”同仁桂涛声（阿桂）受党的委派正在济源境内的国民革命军第47师政治部工作，他看望战友心切，于是李文带着刘大明，带上《阵中日报》工作证，以记者采访的名义，找到了“阿桂”。
故人战地重逢，分外亲切。刘大明和阿桂还回忆起歌曲《在太行山上》诞生的那段经历。1938年，阿桂从前线一回到武汉，立刻去找正在武昌的洗星海，请他为自己创作的《在太行山上》诗歌谱曲。星海接过阿桂写在香烟壳上的歌词，仿佛看到了太行军民与敌浴血奋战的英勇场景，激动不已，当晚经反复构思推敲，连夜谱成曲谱。阿桂一拿到此谱就跑到“读社”门市部，高兴地对刘大明说：“洗星海给我的诗谱曲啦！”喜爱歌曲的刘大明接过曲谱，吟唱了起来。后来刘大明常自豪地说：“我是第一个唱响歌曲《在太行山上》的人！”
几天后，他们越过了封锁线，终于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杨秀峰及夫人接见了他们三人。后来又受到了八路军野战总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接见并共进晚餐，罗主任对他们三人的业务、财务、生活等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刘大明三人根据罗主任的指示，经与“青记”（“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太行分会”的简称）等有关方面商量研究，认为可以先在根据地中心桐峪镇开设门市部，销售边区出版的书刊文具；同时也可以用油印方式刻印一些文艺小册子，以图发展；并决定门市部在1941年元旦开张。于是三人作了分工：李文负责采购文具用品，王华负责筹建门市部，刘大明负责选编刻印。
1941年元旦，门市部正式开张。第一个三联书店（即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办的书店）——华北书店在敌后诞生了。店里的职工一起把亲自缝制的鲜红的布织招牌——“华北书店”，高高挂在桐峪镇的大街上，又贴了许多鲜艳夺目的宣传广告，给古镇增添了喜气的色彩和节日气氛。慕名而来的机关干部及当地民众踊跃购买书刊、文具纸张，一时宾客云集。顾客们对高尔基的《鹰之歌》盛赞不已，当天的营业额竟达到120元之多。不几天，500份月历已销出大半，《鹰之歌》全部售完。
王华、刘大明（右）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华北书店（1941年）
第一炮打响使刘大明他们尝到了甜头，华北书店头几个月全把精力集中在出版油印书籍上，于是相继印出了《阿Q正传》《狂人日记》《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死敌》等书；在封面设计上也作了改进，印数为蜡纸的极限数——500份。
那时，为落实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重庆又派柳湜、赵冬垠、徐津去延安，在那里也成立华北书店，并调李文同志速去延安。这样总部的华北书店就由刘大明和王华负责了。1942年春，由于总部迁到麻田，华北书店在麻田又开了一个分店。王华常驻麻田负责进货、送货等，刘大明常驻桐峪镇，负责油印出版。这时他又油印出版了《朝花夕拾》《第四十一个》《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等书，每种都印500册，合计二十多种。那时，每当决定印一本书，刘大明就夜以继日地刻蜡纸。而一旦刻完蜡纸，全店就总动员，油印、折页、针线缝钉、糊贴封面、裁剪毛边等，一道工序都不能少。
华北书店的工作，一直得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首长的关怀。1942年元旦，彭老总给刘大明和王华发来了参加新年团拜的请柬，并在团拜前亲切接见了他俩，勉励他俩继续搞好边区出版发行工作，使他俩深受鼓励并深感责任之重大。罗瑞卿更是自始至终给以多方面的关心，他给书店调来了干部和勤杂人员，还调拨了枪支和牲口等。1942年秋，《新华日报》主动帮助书店“在铅板上用手工印刷”，以替代铅印机短缺。
坚守太行山 难忘彭老总
1943年春，罗瑞卿亲切地对刘大明和王华说：“延安来了指示，征求你们意见，是在这里坚持下去，还是回延安去？”刘大明、王华两人得知组织如此关心他们，心中无比感激。能在延安工作，是多么地幸福，但在太行山两年来，已对这里深有感情，他们已离不开这里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于是他们商量后表态，愿意在敌后坚持下去。
不久，组织上又划拨一个中型铅印厂给华北书店。铅印厂有四十多人，设备有四开机一台、十六开圆盘机一台，排字、纸型浇铸、装订工艺都是全套，全由华北书店领导。为了安全和保密，铅印厂公开代号为“干部学校”，印刷车间放在外人进不去的院子内。工厂办了半年多，出了二十多种书，有《农村调查》《经济常识》《党证》等等，还为北方局印了许多内部文件。在发行方面，在河南店又增设了一个门市部。
1943年10月，上级要求华北书店与新华书店合署办公，一个行政单位，挂两块牌子。刘大明在这里任出版科长，后又任业务科长。不久，王华去党校学习，他们当年来的“三驾马车”只剩刘大明一人了。两店合作出版的书有六十多种，计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评中国之命运》及苏联小说《毁灭》等，还应北方局要求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三本著作。
根据地生活十分艰苦。老百姓洗脸就是在铁盆盛的混烛水里用手朝脸上撸几下，机关团体伙食一律一日两餐，开饭时间是早9点、下午3点。主食是小米干饭，有时加山药蛋、绿豆；麦收后吃面条、馒头多一些。平时的菜是土豆和胡萝卡，夏天吃黄瓜、茄子。进山以来，除罗主任招待刘大明吃过一顿战利品大米饭外，整整五年，他没有再品尝过，五年里也从未见过鱼。
但是，彭老总举办的春节团拜会气氛却非常热烈。刘大明曾多次受彭老总、罗主任邀请参加。团拜会有聚餐，有时在室内，有时在室外，有时有桌无凳，只能蹲在地上。一般是七八人一桌，有四个菜：红烧肉、烧鸡块、炸豆腐、炒土豆，当时这是很丰盛的了。
就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合并后的新华书店成立了编辑部，总编辑是林火，编辑有王春、赵树理等，非常有活力，成绩显著。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都是在这时出版发行的，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当时在香港的郭沫若也著文加以赞扬。关于《小二黑结婚》，还有一段小插曲。开始编辑部对这个作品的出版举棋不定，原因是反封建婚姻、反封建迷信“尺度”大，怕地方上受不了。是彭老总一锤定音，为之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书店才决定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朱穆之（他是直接领导新华书店的负责同志）突然来到清泉村，告诉刘大明日本投降的特大喜讯。抗战胜利了，村里和八路军总部驻地一片欢腾，到处是祝捷的声音。
1945年9月中旬，刘大明接到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的电报，令他到冀鲁豫边区新华书店工作。于是刘大明结束了在太行山华北书店的工作，踏上了新的征程。
转战冀鲁豫 迎来新申国
刘大明到冀鲁豫新华书店工作，正是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冀鲁豫新华书店成立于1944年，设有编辑部、营业部，还有两个印刷厂——一个印《冀鲁豫日报》，一个印书刊，另有一个装订厂，共有300多名职工，经理是张鲁泉，刘大明到任之后担任副经理。当时书店的主要业务是为区党委印刷各种内部文件，翻印延安、太行山出版的马列著作及理论读物，印刷《冀鲁豫日报》。1945年底，报社、书店随边区党政机关迁往荷泽城，新华书店在荷泽设了第一个门市部。不久，济宁解放后，总店迁到济宁，也在这里开了门市部。
刘大明（左）、张鲁泉在济宁市冀鲁豫新华书店（1946年7月31日）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的升级，为避免因战火受到更大的损失，同时配合刘邓大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战略，冀鲁豫新华书店与各机关一样，也不得不频繁转移。边区党委还认为如做到“转移不停报”，这对鼓舞全区军民斗志意义深远。刘大明等决定完成领导对书店的要求，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办法，做到全体人员人人动员，个个有责，环环相扣，不留死角，保证天天出报，期号相连。
冀鲁豫新华书店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累计转移十多次，其中，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就频繁地转移了5次。最艰苦的一次是1946年9月，刘邓大军攻打定陶，转移中须拆卸器材、捆绑物资、装箱装车、押车上路。刘大明背着一支小马枪，在队伍中走前跑后照应。但是走着走着，车队的速度越来越慢甚至停了下来。前面来人报告说：因为连着几天下雨，道路经不起大车轮子的反复碾压，地面松软冒水，车轮都陷在泥里了。民工们无论怎样鞭打自己的牲口，大车还是出不来。刘大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与大家一起商量决定：拉不出的车子，把东西搬下来，把空车先拉到好道上，再由人力把东西搬上空车再走。各小组分头行动，自己找好道走，到指定地点集合。就这样在民工老乡们的全力支持下，昼行夜宿，艰难前进，拼了几天命才到达目的地。
1947年3月，当新华书店转移到朝城孔庄时，我军在冀鲁豫战场已经取得了主动权，频繁转移的日子已成过去，书店先后在朝城、大名、桐城、聊城开了四个分店。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1949年春天，书店再一次进入离开两年多的荷泽市，在市中心先办起了门市部。1949年秋天，安阳和新乡相继解放，守敌被我军全歼，自此，华北大地全部解放。中央决定以冀鲁豫边区为基础，建立平原省，省会在新乡，原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改为平原省省委和平原省人民政府，改《冀鲁豫日报》为《平原日报》，改冀鲁豫新华书店为平原省新华书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平原日报》在新乡市问世，平原省新华书店也在新乡市开业。
刘大明在平原省新华书店工作不久，组织上就调他到平原省财经委任副秘书长。他就此离别从事了14年的书店和出版印刷工作，奔赴新的岗位。
1952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平原省，刘大明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行政司副司长等职。之后，又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十四研究院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他在每个岗位上都“体现了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好一行的务实精神”（张挺部长语）。
晚年刘大明
2012年，刘大明被光荣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出席了表彰会，还受到习近乎总书记的接见。2016年，这位从上海徐家汇赵巷走出来的苦孩子，有着78年党龄的革命老战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的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在临终前的那段时间里，经常要求亲人为他播放《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每当歌的旋律响起时，他的脸上便呈现出坚毅的目光和宽慰的神色。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