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萦滨浦
确切地说，他是新中国诞生前的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
从1946年5月20日接过市长权柄，携父母妻儿一家8口落户上海安福路201号，到1949年4月14日抛开对上海的全部牵绊落荒而去，三载浮沉，乾坤一掷。如果不是在此后至上海解放的1个月零13天的短暂光阴中，还曾出现过陈良、赵祖康两位昙花一现的“代理市长”，他几乎就要“和大上海共命运”。
上海市长任内的吴国桢
1949年12月，当他怀着“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的履职勇气，从陈诚手里接过台湾省主席的权杖时，小小台岛方处风雨飘摇、前途未卜之际，他为自己留下的唯一退路是一包藏于寓所、随时可取而啖之的砒霜。
这就是吴国桢。“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传统，困扰吴国桢达22年之久，伴随其从政之路相始终。
康德曾经为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精神下过一个界说：“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吴国桢亦深受这一精神熏陶。
1903年10月21日，吴国桢出生于湖北建始县凉水埠，幼时随父旅居北京，191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结谊深厚。1917年吴转入北京清华学校辛酉级留美预备班，直至1921年毕业留美。期间与同学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一起参加五四运动。从少年时代接受民主与科学的启蒙，18岁赴美国格林内尔大学和普林斯敦大学留学，到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从政，两种文化在吴国桢内心深处的激烈交锋有始无终，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他陷入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泥淖，苦苦扑腾，以求自拔。
1953年5月24日，吴国桢挂冠而去，黯然赴美。公开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深层次的隐衷，则是他终于完成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理性选择。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隔海发难，公开与诬其贪污的台湾当局展开论战，直至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开除国民党党籍。
吴国桢终于走完了他充满困惑、矛盾、痛苦与负疚的从政之路，以旁观者清的生命形态，对中国的一切公共事务，运用理性审视并思考之。
这一去便是30年。
中美建交后，这位“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的美国乔治亚州阿姆斯壮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悉心研读了邓小平先生的文选后写给大陆朋友的信中说：“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乾转坤之事。就历史言，能成此种大事者，须具两条件：一要先见得到，二要后做得到。弟读文选完，已知其真先能见得到；再由其个人向来做事精神推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则何事难成之有!弟不禁为国家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也。”
1984年春天，邓颖超、杨静仁出面邀请吴国桢归国观光暨参加新中国35周年庆典。然而，天不假尔时。是年6月6日，81岁的吴国桢旧疾突发，几小时内竟赍志以殁，归国之愿终成未竞之遗绪，抱恨终天。
生前，对往事的反省与检讨，成为吴国桢难以释怀的生命情结。关于故国，关于旧好，关于他曾经行政其事的汉口、重庆、上海……经久不息的眷念激情涤荡在他的内心深处，搅得他灵魂不安。尤其对上海，他曾受命于乱世之末，时势艰危，万象芜杂，虽揪心悬胆，却不可爬梳。
吴国桢扪心啸叹：“上海人怎样看我？！”
出任市长
“8.15”这三个简简单单的阿拉伯数字，是和一场刚刚散尽硝烟的世界大战紧密相联的。当上海掀开“8.15”这一页日历时，想象当中，就犹如掀动一轮金光灿灿的太阳一样，和平之神的熠熠之辉将从此普照大地，施惠于上海滩的每一处犄角旮旯，离乱、贫困、萧条将从此不再，安宁、富足、美满则指日可待。
“8.15”是抗战胜利的日子；“8.15”在考验上海人的想象力。
一切合乎逻辑的想象都已展开过了，一切足以安魂的摇篮曲都已歌吟过了，上海人唯独没有想到，民国的急剧衰败，恰恰从“8.15”开始。仅仅大半年之后，尚未从诗意的想象与期待中苏醒的上海人，就被狂潮般上涨的物价惊得目瞪口呆。至1946年上半年，上海的米价已涨至每百斤6.4万元，21支棉纱每包150万元，黄金每10两190万元，美钞每元3300元（均为法币，以下同）。
这些枯燥的数字能说明什么？且举一例。当时上海市市长的官俸底薪是每月24万元（不包括各类补贴），也就是说，堂常一市之长的月薪尚不足购米400斤。而且米价涨势日甚一日，月甚一月。
市长尚且如此，遑论升斗小民。更何况还有日益庞大的失业大军，他们靠什么勉为炊事？
就在市民的失望、抱怨与牢骚如浦江的雾岚般逐潮弥散之时，吴国桢粉墨登场了。1946年5月18日下午5时25分，吴国桢乘坐的111号中航班机在龙华机场安然降落。
此行顺利，吴国桢兴致勃勃。从南京到上海，不到一小时的航程何足遮掩他的奕奕风采。虽然已届43岁，可是同历任上海市市长相比，吴国桢依旧是年轻的。称誉一时的年轻市长身着一套锡青色嵌条西装，足登黄色皮鞋，手里挟着一件藏青色呢大衣，在夫人黄卓群的陪伴下步下舷梯。
对于任何一位军政要员来说，美丽娴良、彬彬得体的夫人都是未可小觑的重要砝码。黄卓群之于吴国桢，便是这样一颗不可须臾或缺的重要砝码。
黄卓群出身并不显赫，其父黄金涛只是汉阳铁工厂的一介技师长，却极具眼光地为她提供了一份良好的教育，不远千里将女儿送往上海教会名校晏摩氏女校（沪江大学附中，现为北郊中学）就读，为女儿从“校花”形塑为“名媛”铺平了道路。黄卓群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能绘善文，精于书画。其书宗褚遂良，婀娜挺秀；其画师从红薇老人，工于花卉，清丽脱俗。当然，如果黄夫人仅限于此，充其量也就停留在审美的层面，除了为吴国桢安排一个惬意绝俗的安乐窝，哺育好两双儿女外，难有更大作为。有传言称，黄夫人的超卓不仅在于才情，还在于她是民国重要人物宋子文的寄女儿。吴国桢留学归国后，从汉口一家税局的小科员干起，也曾一度怀才不遇，抑郁寡欢。直到受到时任汉口市长刘文岛的赏识，当上汉口市社会局长，且经刘文岛牵线，于1931年春同黄卓群结为伉俪，才真正腾龙有术，飞黄腾达起来。究其原因，吴国桢自身的才干当毋庸置疑，然而，彼时中国的官场之奥，向来就是公开的秘密，谁又会真正相信它所谓的人尽其才、不拘一格呢？起码有一点可以认定，如果不是黄卓群，宋子文就不会出现在吴黄伉俪的证婚席上；没有同宋子文的宦海际会，吴国桢就不会有那样多同中枢接近并显露才干的机会；没有这些机会，此后的吴国桢便不可能由外交部秘书而湖北省财政厅长，而蒋介石私人秘书，而汉口市长，而重庆市长，而外交部次长，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而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前任钱大钧直到几十年后还在抱怨，他之所以被迫交卸上海市长，就是宋子文等亲美派使的坏。
黄卓群展示其绘画
吴国桢1932年担任汉口市长时，年仅29岁。这般年纪的大都市市长，不说空前，恐怕也将是绝后的。在一个缺乏有效行政的国度内，我们与其相信这是出于执政者的雍容大度、求贤若渴，毋宁把他看作一件俯顺舆情、富丽高贵的点缀品。一向有“民主先生”“市长专才”雅号的吴国桢，事实上一生也没能超越专制政权点缀品的窠臼，直到他把全部的政治热情消耗殆尽。
然而此刻的吴国桢，却不能在春意盎然的龙华机场，对未来的归宿未卜先知。
前任市长钱大钧、副市长何德奎、秘书长沈士华、工务局长赵祖康、地政局长祝平等一行已在机场恭候多时，此刻均迎向前来。
新闻记者们较之众官僚出脚更快，早已将吴、黄夫妇团团围拢，10数只“卡麦拉”的快门声响成一片。
“吴先生，请您谈谈出任上海市长的感想。”
“黄金突破190万，米价突破6万4，您不觉得恐怖吗？”
“清道夫罢工，您听说了吗？有什么良策对付？”
“物价暴涨，如何抑平？”
“上海工业危机，生产萎缩，工人失业，您将如何解决？”
“人事方面，有何安排？”
各种提问，如连珠炮般向吴国桢砸来。
吴国桢面含微笑，从容不迫，如此场面，原在意中，他并不急于做出任何回答，而是将话锋陡转，挑出了一个谁也没能料到的话题：“先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黄卓群，她不叫‘黄玛丽’。”吴国桢的口气十分郑重，脸上却依旧笑嘻嘻的。黄夫人身着玫瑰红色旗袍，外罩一件绛色薄呢大衣，在睽睽众目下，不失楚楚动人、端庄大方的名媛气派。“也不知是哪位记者先生，把她的名字弄错了，来了个张冠李戴，真乃冤哉。”
话题一开，记者群中顿时活跃。谈笑间，吴国桢已踱出记者的包围圈，和恭候多时的众官僚一一握手寒喧。
当晚，前任市长钱大钧设宴百老汇，为吴国桢夫妇接风洗尘。餐毕，吴国桢偕夫人在钱大钧的陪伴下，一同登临他们的临时住所——百老汇大厦17楼。
在百老汇大厦，吴国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毕竟，他的任职太过突然。谁都不可能想到，钱大钧坐上市长宝座才刚8个月，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被突然卸任赋闲，市府总管理处无法立时三刻为新市长提供合适的住宅也在情理之中。
朝野风传，钱大钧贪财，南京有关部门“奉主席令，彻查上海市钱大钧任内账目收支实况，限半月呈报”。而钱大钧自己的判断是：“此次调动完全系宋子文作祟。”（见《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
据档案记载，直到1946年6月17日，民国上海市政府才将安福路201号花园住宅从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上海分会手中收回，遴选为市长官邸，“内部家具什物亦于同月27日点交完毕”。
此楼建于1922年，抗战期间落入自号“小杜月笙”的经济汉奸潘三省之手，抗战胜利后被收归国民政府所有。官邸占地约2 447平方米，建筑面积1 177平方米。主楼为西式假三层，典型的英式乡间别墅，四坡顶屋面，红瓦盖顶，中间一扇老虎天窗，立面为拉毛水泥墙，木质门窗。楼前有长廊、花园、雕塑，主楼东侧还建有音乐台与舞池，堪称豪华。
安福路201号花园住宅，2005年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经吴国桢检视首肯，市府管理处按其要求对官邸进行了改建。因吴母吃斋念佛，主要的改建都是为了迎合她的起居。其中，底层东大间被改建为吴母的经堂，从此香烟缭绕。整幢建筑经此一变而为中西合璧，面目全非。可以说，如果不是那份孝心使然，按吴国桢的本意或许当不至此，为自己的一夕安枕而大兴土木，跟他一向标榜的廉洁相拮抗。
经过好一番折腾，直到入夏以后，吴国桢一家才得以迁入新居。据1948年11月上海市人口普查档案记载，居住在安福路201号的“市长一家二十一口，除市长、夫人及四位男女公子，及市长的老太爷、老太太，还有十三个仆人”。
吴国桢夫妇与子女摄于安福路住宅（1947年）
吴国桢莅临上海两天后，即5月20日上午9时整，新旧市长的权力交接仪式在江西中路市府大楼内举行。是日上午，一向清静的市府门外，仪仗煊赫，鼓乐喧嚣，市警察局长宣铁吾亲自督视，警局仪仗队、管乐队于是益发精神抖擞。恭迎吴国桢的顺风牌轿车驶抵市府时，沿途市民夹道争睹，场面煞是闹猛。
汉口路江西路交界处的国民政府上海市府大厦（原工部局）会议室，1949年5月以陈毅市长为首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在这里就职上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间秩序，需要靠隆重其事的礼仪来加以强调和巩固，千年一贯的繁文缛节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其原因就在于它并非是空洞的。无论你对它厌恶、反感或漠视，你都得在这强悍有力的组织结构中生存，反抗是无效的。
吴国桢无意于反抗，但他是谨慎的，这一点从他的就职演说中可以窥见一斑，他说：
本人虽曾任汉、渝两地市长，然此次来沪，非常胆怯，盖沪市情形之复杂困难，达于极点……
盖以行政人员，必须将实际问题考察其症结所在，研究成方案后，再切切实实去做，不可谈空洞政策，故本人对施政方案，须待接事研究后才能说……
只有关诸自身的两点，本人可以保证做到：一、决不贪图个人私利，做官决不为要钱；二、每天24小时，即使工作20小时，本人也愿意。除此而外，本人毫无把握，请各位同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小职员，如有意见，尽可呈诉，除非真不得已，一定接受……
如此低调的演说，却在上海新闻界引发一片激赏：
“吴市长虚怀若谷，希望贡献意见。”
“新市长揭橥两点：一决不贪污，二努力工作。”
“在无官不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时代里，吴氏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谓‘父母官’者，吴氏可以当之无愧。”
从一篇低调的演说中，敏感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一个迥异于以住的新官僚的形象，传递给市民。
食米之惑
民以食为天。600万张嗷嗷待食的嘴，足以啃坍民国的一角青天。大上海的柏油路面上寸草不生，大上海的黎民百姓却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吴国桢的“须待接事研究后才能说”的英美派绅士风度，在“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俚俗精萃面前，溃不成军。
接过市长权柄的当天下午，吴国桢就在市府礼堂主持召开了以制止投机、平抑粮价为中心议题的粮食会议。秘书长何德奎（由副市长改任）、社会局长吴开先、地方自治协会会长杜月笙、市商会主席王晓籁、敌伪产业处理局长刘攻芸、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代表沈德仁、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银行公会理事长李铭、市临时参议会冯有真、豆米业公会常务理事瞿振华、米号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与粮食问题相关的各路“诸候”不下二三十人，云集一堂，等待着新市长拿出高招，点燃就任后的第一把火。
虽然到沪仅仅三天，吴国桢却并无仓促之感，在蜂涌而来的大量问题中，他几乎凭直觉就把握了症结之所在，那就是粮食。偌大一个上海，只要解决了粮食问题，便足以稳住阵脚。凭手中掌握的材料，吴国桢不乏自信。
与会”诸候”各怀各的鬼胎，虽然碍于面子不得不敷衍几句，但大多隔靴搔痒之辞，并不触及实质，尤其在座米商，囤积居奇、火中取栗本为看家特长，眼下米价暴涨，数月之内，成倍上升，正是敛财良机，岂有贡献对策、釜底抽薪之理？
冷场虽不至于，但虚与委蛇的空头讲章同样令人厌恶，吴国桢终于按捺不住：“吴某接任视事刚刚几个时辰，本不急于推行任何方案。但是，民以食为天。百事可待，独此刻不容缓。本市米价，在短短数月之内，由4万突破7万，缘由何在？刚才在座有人以为，6、7、8三月乃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波动亦属正常。果然如此吗？”
吴国桢目光炯炯，环视周遭：“此话差矣！据吴某掌握的情况来看，本市粮商现有存米50余万担，市民存米30余万担，总计可达90万担左右。而本市月消费量为30万担。也就是说，现在存米可供全市三月之需，足以满足供应，米价决无激涨之理。所以，依吴某之见，此次米价暴涨，纯属人为因素。盖因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操纵，人为制造粮荒所致。”
吴国桢顿了一顿，目光扫向有“米蛀虫”雅号的万昌米号老板万墨林（杜月笙的大管家），继续往下说：“吴某抵沪以来，耳闻目睹，深感非取缔投机断难抑平米价，故偕同何秘书长、社会局吴局长诸同人，拟就紧急处置办法四项，假在座诸位，公布于众。”
言毕，吴国桢示意吴开先宣读这四项措施。
——限豆米业公会即日起通告全市米号凡1870家之所有粮商，三日内将各自存粮向社会局登记备案，逾期不报者，由政府没收。并鼓励市民告发，奖金为罚没额的50%。以后采购之米粮，随到随报，不得隐匿。
——非米商，不许经营米业，违者重罚。
——今后米商每行交易，均由公会登记在案，登记内容包括交易人真实姓名、住址、交易数量及价格。
——限豆米业公会于三日内将本月10日至20日全部交易情况，呈报社会局备案。
公告既毕，吴国桢面露欣悦之色，再度启齿：“为解本市粮荒，南京粮食部已向巴西购买洋米9万吨，即将到埠；四川历年余粮约200万担，粮食部亦应允调运一部分来沪。为保证这批粮食顺利抵沪，日前本人离京（南京）之时，已奉行政院之命，所有川江下驶运粮船只，一律免除检查，不得贻误。另外，本人近日得悉，本市粮商向巴西购米也有2万5千吨之谱，还有7万吨尚在续议之中。是不是这样，万理事长？”吴国桢把脸转向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万墨林诺诺。
一切均在运筹帷幄之中，似乎没有理由不充满自信。吴国桢决非浅薄之辈，但对就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倚托南京方面的慷慨驰援，辅以凌厉的行政手段——他的自我感觉颇为良好。会散了，从离席官僚零散的脚步中，吴国桢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淋漓之感。
第二天，上海各米号每百斤米的售价普遍下跌4千至5千元不等，囤米纷纷出笼。第三天，米价继续回落。第四天，全市米价基本恢复到每担5万元左右。第五天，米市开盘价为籼米每担48500元，不料维持未几，突然有人将价格上飏到每担5.5万元，米市顿时骚乱。吴国桢接报后，即令社会局前往干预。查明抬价系五昌米号老板荣永明所为，不容分说，将其押解到局，追究查办，以儆效尤。
6月4日，社会局长吴开先对新闻界称：已经抄获长江公司逃避登记之食米5千包，将先行配售于市府公务人员及警察局公役……
6月12日，监察院江苏区监察使署对4月份以来在政府向粮商发放低息贷款时营私舞弊、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的不法粮商，发出纠举公函。函涉大名鼎鼎的“米蛀虫”万墨林，以及成丰米行经理邢志刚、万昌新米号经理杨润畬、三泰杂粮行经理吴蓉生、厚生公司经理王巽之、长江公司业务主任庄汉章等。
11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在“粮贷案”侦察终结后，对上述6名粮商及涉嫌此案的2名行政官员上海粮政处代理处务汪达人、调节科长任星崖等，一并提起公诉。
起诉书称：万墨林等藉政府发放低息粮食贷款之机，或冒领或转让贷款，囤积垄断，操纵米市；而身为粮官的汪达人等，竟消极不加防止，坐令商侩垄断市场之非法行为发生，使民食飞涨……
刚刚由警察局长晋升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公开发表谈话：“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矛头直指万墨林的后台杜月笙。
以军法治商侩——手段的错位本身就足以反映统治者思维方式的混乱和随心所欲的权力意志。杜月笙当然不会甘于寂寞。只要是国民党执掌朝纲，就不可能有他疏不通的关节。只是，疏通关节需要时间。
强硬的制裁措施如同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在众粮商头顶炫耀着凛凛寒光。吴国桢更是逢会必讲对于违反紧急处置办法的粮商定予严惩云云。然而，行政的、乃至司法的干预均非万能，押宝似的孤注一掷可以奏效于一时，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通货膨胀对于热衷于把钱财投入内战这个无底洞的蒋家王朝来说，已成狂飚突进之势，非个别人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可以疗治。除粮食外，棉纱、食油、菜蔬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全面暴涨。至1947年6月，法币的发行量，以每月递增1万多亿元的速度流通于市。现实如此，吴国桢纵有三头六臂，又能如何？
1946年仲秋时节的萧萧落叶，对于雄心勃勃的吴国桢来说决非仅仅是物候意义上的萎缩之兆。工潮迭起，市场萧条，物价激涨，失业剧增……
这一年的秋天，正是新米登场之时，上海滩的众多米号偏偏出现了有价无市的反常现象。粮食哪去了？吴国桢的解释是：其一，奸商作祟；其二，原先来自苏北、山东、安徽北部的粮食和猪肉，均告断绝。
1947年春，上海滩抢风盛行。3月份，连续有12家米店遭抢。饥馑足以使顺民沦为“盗匪”。4月份，社会局召开物价评议会拟定食米新价为每担14万元。
未及一年，吴国桢就职后点燃的“第一把火”，已告薪尽灰灭。对食米新价，吴国桢的态度是“并不承认，但亦不干涉”。无奈，啃噬着一颗倨傲的心。
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大总统”。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乃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必行之“善举”，蒋大总统焉能居善不行？
“大赦令”下达，6月18日，被“粮贷案”搅得头昏脑胀、久迤不决的上海地方法院趁机下达判决：被告万墨林等8人，依法均在大赦之列，决予免诉……
吴国桢恼羞而不能成怒，悲乎哀哉!
此后，米价脱缰，放浪如一峰发情期的疯驼。据载，至1948年3月，法币彻底崩溃前夕，由社会局配售给市民的限量米的价格，已达每担240万元，遑论黑市。
注：本文凡涉及吴国桢政务活动及讲话的描述，均采自与之同时期的《申报》《大公报》等媒体的报道，而非作者的“艺术想象”，特此说明。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