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逞强凶 《新生》起风波
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发表了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这是一篇泛说中外君主制度的短文，其中提到日本天皇是个生物学家，没有实权。日本见如此“议论”天皇，窃喜有机可乘，上海出版的日文报纸在新闻头条叫嚣，借机“兴师问罪”。在沪虹口一带的日本浪人、日侨等也集结起来，游行示威，寻衅闹事，砸碎了四川北路上多家中国商店的玻璃橱窗。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猪太郎更是向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表示强烈抗议，认为此系“妨碍邦交，侮辱元首”之举，中国政府必须向日本天皇“谢罪”。他提出“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惩办《新生》负责人及文章作者”等六点要求。于此同时，日本军舰不断驶进吴淞口，以武力威胁施压。
《新生》杂志第二卷第十五期封面及正文《闲话皇帝》
面对日本的无理挑衅，上海市政府担惊受怕，便顺从日方的无理要求，赔礼道歉，并立刻查禁《新生》周刊。上海市长吴铁城紧急与南京方面密商，欲将事情推在《新生》周刊社长杜重远身上，以推卸责任。尔后，国民政府逮捕杜重远，令他交出文章作者。杜一口拒绝，推说此稿系自发来稿，作者只署名“易水”，真实姓名和地址未留下，无法找到；而且文章是经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政府也应担起责任。吴铁城觉得此事不能外泄，便要杜体谅政府的苦衷，并与其私下达成协议，仅罚款了之。本想此事就此结束，岂料日方认为惩罚太轻，国民政府为讨好日方，判决囚禁杜重远14个月，关押在上海西南漕河泾模范监狱。
得知事件真相后，广大民众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在日本面前的丑恶行为。上海民众成立了“新生事件后援会”，实业家穆藕初在《申报》上呼吁为杜重远案更正。鲁迅在文中对反动政府进行了无情鞭挞：“如此普政（指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判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中共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怒斥“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的降日卖国行为，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新生》案引起了世界舆论关注，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巴黎时报》等也指责日本是“小题大做，别有用心”。
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由《闲话皇帝》引起的“新生事件”。那么，这个署名“易水”的作者，到底是谁呢？他就是生活书店编辑、邹韬奋的助手、《新生》周刊主编艾寒松，后为徐家汇赵巷7号的赵家女婿。
复旦高材生 韬奋好助手
艾寒松(1905—1975），原名艾涤生，江西高安人。少年离家，1930年复旦大学政治系毕业，同年他署名“何敬之”写了一封长信给邹韬奋，讨论有关青年与国事的问题。邹韬奋看了此信，被这位青年的才气和文笔所吸引，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写了复信。但是艾寒松署的不是真名，所以此信被退了回来。邹韬奋将信略加删改刊登在《生活》周刊上，并写了“附言”寻找“何敬之”。一天，艾寒松走过路旁的书刊摊，见有新一期的《生活》周刊，便拿来翻看，看到“附言”得知邹韬奋正在找“何敬之”，非常兴奋，便直接来到《生活》周刊编辑部，与邹韬奋握手长谈，原来他就是“何敬之”。邹韬奋准备聘用这位年轻人，问他有什么要求，艾寒松说我只要每月生活费30元即可。
1931年l月，艾寒松开始在邹韬奋麾下做编辑。艾寒松第一次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青年烦闷之由来》时，邹韬奋给他起了笔名“寒松”。艾寒松很快适应工作，成为邹韬奋的得力助手。1933年生活书店改制为合作股份制，艾寒松被选为书店监事。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在旦夕，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此时的邹韬奋已是文化新闻战线抗日救亡的领军人物，被列入“黑名单”，被迫于1933年7月流亡国外。生活书店由徐伯昕负责，《生活》周刊则由胡愈之、艾寒松负责。由于《生活》周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维护人民民主，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12月国民政府就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等罪名将其查封。
《生活》被迫停刊，于是就想用新刊名继续办刊。此时杜重远在上海，决定由杜出面，通过他与国民党的关系，申请新刊号，刊名叫《新生》周刊。1934年2月，《新生》周刊创刊，杜重远任社长、总编，艾寒松任编辑。《新生》周刊沿用《生活》周刊原班人马，坚持《生活》办刊宗旨，邀请邹韬奋、胡愈之、章乃器、曹聚仁、陶行知、萧乾、周建人等撰稿。由于杜重远要做实业，所以艾寒松是实际的负责人。
在艾寒松的带领下，《新生》周刊创办不久即声誉日隆，印数节节攀升，达16万份。从1934年5月起，连载邹韬奋的《旅欧通讯》《萍踪寄语》，将邹在国外考察的情况及时介绍给读者，深受欢迎。1934年10月出版的《新生》特刊，刊出章乃器、胡愈之、陶行知、茅盾、傅东华、陈望道等十二位社会名流的专文，这期特刊一出版，读者竞相争购，很快售罄。《新生》周刊的创办成功，除了杜重远的号召力外，艾寒松功不可没。正当《新生》周刊办得风生水起时，1935年5月爆发了本文开头所说的“新生事件”。
辗转汉渝沪 再到根据地
艾寒松有惊无险，1935年9月，经党组织安排，他先到巴黎，后转莫斯科，加入由吴玉章主编的《救国日报》。他虽然身在异国，但仍心系原《生活》《新生》的读者们，主动要求在上海的编辑部同仁将读者的姓名、地址寄给他，以便他为这些老读者赠阅《救国日报》，弥补因刊物被查禁所受到的损失。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再度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还在莫斯科任《救国日报》编辑的艾寒松，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经组织同意，于1938年2月回国，直奔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见到了邹韬奋、胡愈之等许多生活书店的老朋友。那时，生活书店经过几年发展，先后在武汉、重庆、广州、昆明、金华、南昌等城市设有几十家分店，组织上便决定由艾寒松出任总务主任，兼任编校主任和编委秘书。同时，艾寒松又加入邹韬奋、柳湜任主编的《全民抗战》。
1938年3月，艾寒松由吴克坚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入党时，周恩来、王明安排博古与他作了长谈。1938年七八月间，广州、武汉战事吃紧，8月上旬武汉告急，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遵照党的指示，生活书店等一批文化单位也都迁往山城重庆。在武汉撤往重庆的途中，艾寒松遇到同乘一条船的柳湜的夫人徐鸿。艾寒松在《全民抗战》任编辑，与主编柳湜十分熟悉，但与徐鸿接触不多。言谈中，徐鸿了解到艾寒松是《闲话皇帝》的作者，她还提到赵巷7号的赵金秀、赵子诚（刘大明）姐弟的革命活动。徐鸿建议艾寒松到了上海，去见见赵金秀。之后，徐鸿还给赵金秀写信，向她介绍了艾寒松。
重庆生活书店管理处设在冉家巷16号，在同一巷内还有读书生店出版社等兄弟单位。这时艾寒松改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审委员会主席是胡愈之，副主席是沈志远、金仲华，委员有柳湜、沈兹九、戈宝权、张仲实、茅盾、史枚、胡绳等。因大部分委员都是兼职，故日常具体的工作都由艾寒松负责。
在重庆，在敌机狂轰滥炸、印刷出版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任务十分艰巨。艾寒松以生活书店总务主任的身份，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向周恩来汇报生活书店的工作，并从上级党组织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1939年9月，组织上派艾寒松到上海主持生活书店的编辑出版工作，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文委委员，秘密开展地下活动。艾寒松在工作安排定当后，便带着徐鸿的嘱托去找赵金秀，没想到两人一见倾心。很快，他们于1940年在上海结婚。
艾寒松与赵金秀结婚照
婚后，艾寒松和赵金秀在赵巷7号住了一段时间。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上海租界。不久，艾寒松奉上级党组织指示到苏北根据地工作。1942年2月，赵金秀的哥哥赵子競护送他们到黄浦江边，交由地下交通员李成浩。为了保密，艾寒松夫妇假扮成李成浩的姐姐、姐夫，乔装回老家过年。在李成浩的精心安排下，他们平安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盐城。
艾寒松此去是奉命加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他先是任盐阜行政公署文教科科长，又任苏北盐阜区阜东县委宣传部长兼《盐阜报》总编辑，赵金秀则担任报社的译电员。当时，敌伪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在苏北区党委领导下，艾寒松和《盐阜报》全体人员一起，保证报纸按期出版，极大地鼓舞了苏北广大抗日军民。
《盐阜报》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集团挑起内战。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艾寒松被组织再次安排到上海工作，续任地下党市文委委员，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
战斗黎明前 铁肩担道义
艾寒松夫妇到上海已是1946年初了，来沪后就住在赵金秀家所在的徐家汇赵巷7号。赵金秀的父亲赵琴舟将最隐蔽的密室让给女婿艾寒松居住，以便他开展地下活动。
赵巷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赵族宗亲，赵琴舟当时是赵巷保长，住在赵巷5号的赵金秀的堂兄赵子云是徐汇区的副区长，在政治上可起到保护作用。为掩护地下党活动，在赵巷5号靠西的地方开了家汇丰木行，艾寒松化名“何仁甫”，以木材商人的名义在这里活动，晚上就住在赵巷7号密室里。汇丰木行不仅使艾寒松有了“合法”身份，它还是个“瞭望哨”。木行正面对着启明女中（今上海市第四中学），当时商店少，视野开阔，一旦在木行发现异常情况可以由木行后门经5号传递消息到7号密室，以便紧急撤退转移。
在赵巷7号，艾寒松编辑《民主》《群众》《新文化》等杂志，与梅益、陈其襄、丁之翔、郑振铎、唐守愚、周建人、王蕴如等人来往密切，秘密开展活动。
艾寒松经常发表文章，他白天在木行工作，夜里常在油灯下奋笔疾书，一篇篇由他撰写和编审的文稿从7号密室送出。1946年至1948年，他在《民主》《新文化》上发表有《关于目前时局的意见》《纪念民主战士高尔基》《悼念公朴先生》《韬奋先生的时代并没有过去》《真假分明》《关于青年修养问题》《谈人的思想意识修养》《谈人的认识和怎样做人》《谈人的理想和实践》等文。据《生活书店图书目录》记载，艾寒松还编有《生活周刊读者信箱外集》《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等书籍。他同时担任《新生》周刊负责人、《太白》半月刊编委，与李平心创办《读书与出版》月刊，和史枚一起创办《读书月报》，和蒋天佐主持《民主》周刊。他的更多文章散见在各个进步刊物上。
在赵巷，赵子競负责与周建人、马叙伦、许广平等联络。堂兄赵子云除了以汇丰木行经理身份照应艾寒松外，还利用徐汇区副区长的公开职务在审批报关通关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凡地下党人员因工作需要出国出关的，都会将相关材料交给赵子云，由他上报上级部门签发。
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对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民主人士的迫害更加疯狂，特务、便衣布满街头巷尾。那时《民主》周刊已于1946年10月被迫停刊，《新文化》半月刊也在1947年4月被迫停刊。1947年7月反动政府取缔了进步刊物《文萃》，《文萃》主编陈子涛等三人被逮捕后惨遭杀害，史称“文萃三烈士”。之后敌人又发现了还在上海活动的艾寒松，便加紧追捕。一天傍晚，艾寒松走在路上，遇到特务跟踪，马上向组织汇报。这时，又发生了地下党文委姚臻突然被捕的事件。为防万一，上级组织当机立断，指示艾寒松马上撤离北上。艾寒松和周建人两家人由赵子競护送到码头，通过地下联络点，先坐轮船到天津，尔后又到达河北平山县党中央所在地，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中共地下党文委在赵巷7号的活动据点就此终止。
艾寒松在赵巷7号的密室，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使这里成为地下党文委的一个活动据点和进步刊物的地下编辑部，为党的文化和统战事业书写了浓重的一笔，也为赵巷这方热土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艾寒松到达华北后，先后在华北大学、人民大学担任教务工作，1949年随军挥师南下，回到故乡江西参加接管南昌的工作。
理论出光彩 遭诬终平反
解放初，艾寒松先后任江西省教育厅长、《跃进》杂志主编、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教育长、南昌大学改革委员会主任、江西省委党校教育长等职。1951年2月4日至6月22日曾任中南地区代表团副团长，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在工作之余，他还编著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艾寒松编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艾寒松作为江西省赴京国庆观礼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典。当周总理来到江西省代表团祝酒时，一眼看到了艾寒松，便径直向他走来。艾寒松马上迎了上去，听到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寒兄”，激动不已。
20世纪50年代艾寒松全家福
1963年，艾寒松的著作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大毒草”。“文革”中，艾寒松再遭厄运。1975年春，艾寒松在妻子的陪同下，回到赵巷7号养病，还住在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密室里。当时我三十多岁，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对艾寒松十分敬仰。经赵子競介绍，我从赵巷10号来到一篱之隔的7号，走进密室见到了艾寒松。艾老正襟危坐着，赵金秀为我沏了茶。我赠了艾老一本《马恩列斯语录选编》作为见面礼，面对我这个后生，艾老有问必答。记得那时虽已是早春，他还穿着厚厚的深黑色的毛呢长大衣，戴着呢帽子。他说话节奏不快，思维清晰，带有理论色彩。谈起当年的革命经历时，他颇为兴奋。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谈话内容，是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可爱的中国》手稿，是由艾老通过地下通道转交给鲁迅的；还有最令艾老兴奋的经历——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参加了高尔基的葬礼。
1975年7月2日，艾寒松在江西医院抢救无效去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在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推动下，1979年9月19日，江西省委宣传部在《江西日报》为艾寒松及其著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平反。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艾寒松儿子艾抗美、侄子赵毅明的帮助，特此致谢！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