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1日，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一栋英国花园式洋房门厅挂着中式白灯笼。从黑色小轿车上下来了一位消瘦男子，他裹紧中山装外的大衣，握着扶手缓步迈上台阶，步履不似平时有力。灵堂里摆放着逝者的大幅照片，那位昔日旅日期间结识的好友、一生革命事业的同仁、始终无条件支持他起义的湖南人走了。在孙中山那几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为国为友，悼伤百端”。文中的“友”，就是10月31日在此病逝的黄兴。
黄兴（1874—1916）
（图片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
在苍松绿柏掩映的灵堂上，一众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大员的挽联中，有一对挽联特别瞩目：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这是章士钊对好友黄兴的评价。对，就是在上一篇《“革命军中马前卒”缘何魂归华泾》一文中《苏报》的主编章士钊，当时上海滩上的知名律师。
今人也许不明白为何黄兴的历史地位如此之高，可是在一百多年前，孙中山、黄兴二人常被人并称为“孙黄”，坊间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伟大的思想家需要务实的实干家帮衬，以筹款、革命等实际行动来将三民主义口号实质化；旅居海外的革命家更需要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国内，确保胜利的果实不旁落他人之手。
一、作为革命者的黄兴
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就是章士钊口中的那个万分之一。
1.革命需要各类资源，黄兴是无私的奉献者
1904年的甲辰长沙起义是黄兴亲自拟定计划的一次革命活动，也是华兴会革命党人在内地的首次军事尝试。为筹措军费，黄兴变卖了祖遗田产2000亩，并与柳大任、彭渊恂等人共筹得二万三千余元，作为购买饷械的专款。
二万三千余元的购买力在当时如何？我们用黄兴的湖南后辈毛泽东14年后在北大图书馆的薪资做比照，从《西行漫记》中毛泽东的陈述可知一二：“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资金的奉献比较容易做到，但让自己的儿子也一起提起脑袋干革命，恐怕世间的父亲都会有所犹豫。在1911年4月27日黄花冈起义前，起义所需的枪支弹药因原负责人临阵畏缩没有到位，黄兴急招自己的长子黄一欧运输起义所需的枪支弹药到广州，再令其以缺额补员的合法身份进入广州巡警教练所，伺机在内部进行策反，同时秘密为各个联络点运送武器。起义之日，黄兴留下绝笔：“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在战斗中，他亲赴前线，右手受伤，断去两指。
2.革命需要浴血奋斗，黄兴是勇敢的急先锋
某一年自主招生有一题：打响黄花岗起义第一枪的是黄兴，第二枪、第三枪分别是谁打响的？答案是黄兴。
从在日本筹建华兴会开始，黄兴就身先士卒，和义士们一起，始终走在反抗清廷封建统治的第一线。在武昌首义前，革命党人所经历的10次革命，大都由黄兴主持。1911年10月10日，中部革命武昌起义打响时，黄兴亲赴前线指挥阳夏保卫战，将士们见到“黄兴到”的大旗，为之振奋。
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居正这样感慨：“从克强（黄兴字克强）坚守汉阳开始，各个省份顺应形势，趁机起义，使得革命队伍壮大，基础日趋稳固，克强居首功。使当日无克强，则汉阳留守与否，尚属一问题。”
3.革命需要团结一致，黄兴是坚定的追随者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在日期间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询问有无有志于革命的同道中人，黄兴便在此机缘下初次与孙中山会面。“金风玉露一相逢”尚不足以形容这半日见面的志趣相投，就像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一般，孙中山将黄兴引以为知己，黄兴也被孙的见识与风度折服。没过多久，黄兴又带着宋教仁、陈天华等数人在东京凤乐园与孙中山再度相见，表示愿意率领华兴会全体成员与孙中山组合新革命团体。
孙中山（1866—1925）
（图片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则被孙中山指定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在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主要从事策反、组织武装起义等活动，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华兴会作为一个独立革命团体的历史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与光复会后来脱离同盟会不同，原华兴会成员后来虽也一度与孙中山发生过分歧，但始终没有换掉尊孙的旗帜，更不会另起炉灶分庭抗礼。
二、作为孙中山好友的黄兴
革命时期为了共同的理想，兄弟齐心、风雨同舟比较容易，但胜利后如何论功行赏、共享成果更考验人心和人品。“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黄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什么是虚怀若谷的大格局。
1.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最要紧的就是团结”
武昌首义引发了全国各省的连锁反应。革命军攻下南京后，在与袁世凯周旋的同时开选临时大总统，黄兴位列三个备选人之一。武昌起义成功时，孙中山尚在国外。在1911年12月24日，正值黄兴准备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得知孙中山马上要回国了，他表示现在不能组阁，如果在孙中山还没有回国之前抢先来组织南京临时政府，这样对孙先生不好，我们还是要等孙先生回来以后再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革命最要紧的是团结，要团结就不要争名夺利。12月25日，在武昌起义爆发两个半月后，孙中山终于到达上海，黄兴亲往吴淞口迎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日后，各省都督府联合会代表通过了各部总长名单，黄兴任陆军总长，王宠惠（曾寓居徐汇安福路284号）任外交总长，伍廷芳任司法总长。
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
（左三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右三为陆军总长黄兴，右二为外交总长王宠惠）
（图片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
2.“二次革命”失败后：“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只有孙中山”
1913年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案将内阁政治梦击得粉碎，也再度将孙中山与黄兴逼向武装起义之路。同年7月，孙、黄举起“二次革命”之旗反袁，但因双方实力悬殊太大，起义很快被袁世凯镇压，孙、黄再次逃亡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认为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涣散、意志不能集中等都是重要原因，遂决定另组建中华革命党（即前一篇《“革命军中马前卒”缘何魂归华泾》所言，受邹容《革命军》启发而得名），要求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这一次，黄兴不再像从前那样与孙先生并肩作战，而是明确拒绝加入这样的组织，这是孙中山与黄兴自结识以来最大的一次分歧。
孙黄二人分手后，黄兴作为欧事研究会的精神领袖，开始在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开展反袁宣传。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一方面坚持在海外华侨中进行反袁宣传，为护国战争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自己身处海外的优势，大力开展反袁外交。黄兴长期坚持的反袁宣传，使海外华侨较为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到袁世凯妄图称帝的野心，为赢取华侨对国内讨伐袁世凯斗争的援助打下了基础。
有一次，他在旧金山演讲揭露袁世凯破坏革命的种种罪恶。演讲后有人递给他一封信，挑拨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组党。黄兴愤怒了，他对同志说：“太平天国的衰败，你们不是不知。我最痛恨的，就是权利的争夺。”他随即复信给这位同志，对他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3.护国战争胜利后：“吾死后国家苟日臻富强，则吾虽死犹生也”
1915年12月25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的烽火由蔡锷、李烈钧首先在云南燃起。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手下，有一名思想进步的队长——第六支队队长朱德，若干年后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成功会师。
因为护国战争之故，孙、黄两派由分到合，又重新走到同一阵线。1916年4月22日，黄兴不顾病体未愈，从美国启程，中转日本回国。1916年6月22日，黄兴由日本返抵上海，直到病逝前都住在法租界福开森路393号。福开森路393号时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的“驻沪交涉使司”之衙署，从1912年开始建造，至1915年完工建成。黄兴回沪后，福开森路393号遂暂由黄兴寓居。在这段最后的时日里，黄兴与孙中山时相过从。黄兴的女婿薛君度认为，他们意识到，“前此的分歧，多起因于气质性格和处事方法的不同，大目标则是一致的”。
1916年10月10日，在武昌首义五周年这一天，积劳成疾的黄兴因胃出血而入院治疗，病情不但未见转好反而迅速恶化，开始大量吐血。在福开森路最后的日子里，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对前来看望的孙中山留下遗言：“吾死后国家苟日臻富强，则吾虽死犹生也。”10月31日，黄兴因抢救无效逝世，孙中山亲为发丧，领衔主持丧葬。
三、结语
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顽强战斗后的失败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以孙中山和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屡战屡败而又坚持屡败屡战，锲而不舍，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君主制。但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有着血脉联系，而且与广大的底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以至于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曾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急需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
（作者系徐汇区委组织部二级主任科员、党史研究室资料征集科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