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国剧的京剧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基本上属于古典艺术一类。京剧的大部分剧目反映的是古代人民的生活，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不满足于此，所以从20世纪初起，就有一些京剧艺术家对京剧表现近现代生活作过不懈的探索和尝试，京剧大师周信芳就是其中的一位。
周信芳并非是最早吃螃蟹的人，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京剧时装戏的熏染，受到先驱们编演近现代戏的影响。20世纪初，以上海为中心，兴起了一场京剧改良运动。1904年汪笑侬编写了新戏《瓜种兰因》在春仙茶园首演，这是一出时装戏，写波兰与土耳其交战，兵败而乞和，以此史事影射清廷腐败无能。1904年10月，上海创刊我国第一本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1908年10月，夏月珊、夏月润兄弟、潘月樵等又联合商界人士集资在上海建造了新式剧场——新舞台。新舞台创建后，编演了许多具有进步思想、宣传革命的改良新戏，总计在五十出以上。比如《新茶花》，由冯子和根据王钟声的同名文明戏，并参考小仲马原作《茶花女》改编，1909年6月在新舞台首演。《新茶花》写少女辛瑶华母亡，与弟失散，被掠卖入妓院，易名新茶花，少年军官陈少美与其相恋并结缡。陈父反对儿子娶取妓女，乃逼瑶华与之断绝。瑶华假意伴俄国元帅出游，少美闻悉大怒，当众羞辱瑶华并与之绝交。中俄交战，新茶花智盗俄帅地图，送予少美。少美大败俄军，至瑶华处请罪，夫妻重圆，瑶华并与其弟相逢。剧中冯子和扮演新茶花，同台演出的有王惠芳、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黑籍冤魂》也是新舞台的著名剧目，由夏月珊兄弟与潘月樵等编演，写某一富豪，家财万贯，为保全财产，任其儿子吸食鸦片，欲以烟枪将其拴住，免得在外胡作非为，结果儿子从一翩翩少年变成鸠形鹄面的烟鬼。剧中潘月樵饰老太爷，夏月珊饰大少爷，夏月润、毛韵珂、冯子和、孙菊仙等参加演出。夏月珊在戏里现身说法，大少爷一路堕落下去，最后到新北门去拉黄包车，拉到一个少女，竟是沦落为妓女的亲生女儿，乃当众宣传吸鸦片之害。这出戏演出后反响十分强烈，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冯子和《新茶花》剧照
黑籍冤魂剧照
这段时间，正是周信芳刚刚到上海，在上海剧坛崭露头角的时候。他于1906年11岁时，随父抵达上海。参加王鸿寿筹组的满春班，在汉口、芜湖等地演出后，到上海露演于玉仙茶园。1907年，12岁的周信芳始用艺名“麒麟童”，在上海演出。虽然随后他去过北方演出，并在喜连成科班搭班学艺，但他在1912年6月间就回到上海演出。周信芳有没有到新舞台看过戏，看过什么戏，目前没有资料佐证。但他极有可能去看过时装戏，从而受到编演时装戏氛围的熏染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后来周信芳曾受教于汪笑侬、潘月樵、冯子和等前辈，有的还同台演出，所以在这方面受到先贤们的许多教诲和影响。周信芳正是在这些京剧界前贤们的影响和熏陶下，逐步尝试编演反映近现代生活的京剧剧目。
周信芳去北方演出时，1909年在天津曾与以编演时事戏著称的坤伶金月梅一起演出了《好心感动天和地》《巧奇冤》等新戏，这是已知周信芳最早演出的时装戏。
1912年9月周信芳在上海学演了时装京戏《民国花》,这是一出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新剧。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但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丧权辱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不满。《民国花》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编演的。这出戏由周永荣、赵嵩绶编剧，参加演出的有周信芳、林颦卿、一盏灯（张云青）、四盏灯（周詠棠）、赵君玉等。京剧原以演古代题材为擅长，其程式动作也是从古代人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演时装戏时必须加以改革，诸如水袖、撩袍、耍髯等都用不上了，无论服饰、化妆、动作都力求接近现代生活，更加生活化，而且念白多，唱工少，说白又不用中州韵，而以京白和苏白为多。有时戏中还加进如话剧的大段说白、对白，甚至演讲。周信芳演起来既感到不适应，又感到新奇有趣。有一点对他倒是有利的，那就是他倒嗓后，嗓子有些沙哑，唱少念多，正好避开了短处，有利于发挥念白方面的功夫。
同年11月，周信芳又演出了讽刺袁世凯的寓言剧《新三国》，与一盏灯、林颦卿、赵君玉、孟鸿群等合演，也很成功。
第二年3月，上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宋教仁遇刺案。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变本加厉迫害革命志士。宋教仁是湖南桃源人，早年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后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上海《民立报》主笔，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宋教仁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他醉心议会政治，在各地发表竞选演说，致使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多数票，拟组织政党内阁来制约袁世凯的势力。为此，袁世凯大为恐慌，决定暗杀宋教仁。他手下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把这事交给狗腿子洪述祖，洪述祖又在上海收买了帮会共进会的应桂馨实施行刺。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两天后不治身亡。这是民国初年震惊全国的一大血案。宋教仁逝世后，上海各界举行追悼会，据说国民党领袖黄兴送了一副挽联，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残害革命志士，镇压民主运动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全国民众的公愤，讨袁之声响遍全国，后来引发出“二次革命”。
这一血案也震惊了年轻的周信芳，当时他才18岁，他感到必须拿起戏剧的武器来，于是迅速筹划将这一事件编成时事新戏搬上京剧舞台。在事件发生仅仅一周以后的3月28日，新新舞台推出了新戏《宋教仁遇害》，这出戏由孙玉声编剧。这是一次戏剧演出，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行动，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编演这样的戏，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是来看戏的人，也得有很大的勇气。但海报一贴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广大观众冒着风险，踊跃前来购票观剧。周信芳在戏中扮演宋教仁，合作者有赵君玉、孟鸿群、盖俊卿、赵月来、赵小廉等。当演到宋教仁被歹徒刺伤，在医院里生命垂危时，他的长篇念白，完全被剧场里观众激情鼎沸的人声所淹没了。
关于这次演出的情况，1913年3月30日《申报》发表的玄郎的文章《记廿八夜之新新舞台》曾有记述：
前晚初开锣，座客即争先恐后肩摩毂击，途为之塞。七时余已人满为患，后至者络绎不绝，以座无隙地，环立而观。甬道之上，亦拥挤不堪，竟至不便行走，卖座之如此发达，实为开幕后破题儿第一遭。
麒麟童饰宋先生，语言稳重，体态静穆，尚称职。永诀一场，做工既妙肖，发言又呜咽，座客多叹息伤悲，甚至有泣下沾襟者。
由此可见演出十分精彩，剧场气氛热烈，盛况空前。这次演出也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目，派军警前往侦视，演了8场即被勒令停演,但已鲜明显现出青年周信芳的爱国革命热情和勇气胆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仅十几天以后，5月21日，周信芳即在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了现代戏《学拳打金刚》。剧本由话剧家任天知编写，这出戏有点像活报剧，舞台上出现一群青年学生，对于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他们义愤填膺，热血沸腾，聚集起来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强烈抗议。赶到的市民立即给予响应，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示威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打倒卖国贼的怒吼此起彼伏。学生和群众冲进卖国贼的住宅，痛打卖国贼，并火烧了赵家楼。舞台上运用南派京剧的机关布景渲染了火景，戏就在一片火光中闭幕。这是一出群戏，丹桂的全体演员悉数上台，有周信芳、王灵珠、王金元、苗胜春、李庆棠、王兰芳、宋志普、陈嘉祥、元元旦等。
解放后，周信芳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非常重视现代戏的编演。1958年，全国的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创演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在周信芳的领导下，上海京剧院编演了《红色风暴》《智取威虎山》《赵一曼》等京剧现代戏。
《红色风暴》根据同名话剧改编，反映“二七”大罢工史实。1923年铁路警务处长魏学清之父乘压道车，被火车撞死。魏反诬工人曾玉良肇祸，欲加死罪。工人领袖林祥谦当众揭露真相，并有律师施洋代为辩冤。为保护工人利益，林祥谦号召成立工会，并领导全线罢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残酷镇压，林祥谦壮烈牺牲。剧本由集体改编，陈西汀执笔，由马科导演。主要演员有霍鑫涛、王宝山、张信忠、童祥苓、沈露萍等。戏中林祥谦、施洋、曾玉良三人夜行那场戏，借鉴了传统的走边的程式，创造了新的“三人走边”。1958年7月1日在上海中国大戏院首演，周恩来总理曾观看此剧，称赞它是“解放后京剧现代戏第一炮”。
《红色风暴》剧照，霍鑫涛（前）饰林祥谦，张信忠（左）饰施洋，李松达饰曾玉良
《智取威虎山》根据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改编，主要采用了书中“智擒惯匪座山雕”的一段情节，写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团参谋长少剑波率小分队进剿盘踞在威虎山的座山雕匪帮，侦察排长杨子荣乔装成土匪胡彪，深入虎穴，窃取情报，最后与小分队里应外合，全歼匪众。编剧小组由京剧院副院长陶雄负责，成员有申阳生、李桐森、黄正勤、曹寿春，由申阳生执笔；导演以陶雄为主，李仲林、李桐森协助；乐队有王燮元、赵济羹、邵正泉、黎秋觉；舞台美术设计有幸熙、周汛等。由著名武生李仲林饰演杨子荣，著名老生纪玉良饰演少剑波，著名净角王正屏饰演李勇奇，著名净角贺永华饰演座山雕，李桐森饰定河老道，曹寿春饰一撮毛，赵晓岚饰栾平妻，许美玲饰蝴蝶迷，李秋森饰孙达得等。1958年8月，《智取威虎山》在南京中华剧场首演，其后又在苏州开明大戏院演出，9月17日首次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公演。这出戏情节曲折生动，其传奇色彩与京剧的表演手段结合较好，有较强的可看性和艺术吸引力，演出后颇受欢迎。观众反映：“这个戏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斗争，看后很感新鲜，通俗易懂。”
《智取威虎山》剧照，纪玉良（左）饰少剑波，李仲林饰杨子荣
《赵一曼》根据传记《赵一曼》的故事集体改编，丁国岑、刘梦德执笔。该剧写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赵一曼，在掩护部队突围时被俘，在日本警察厅的严刑审问下，坚贞不屈。因受刑过重，被送到医院养伤。在赵一曼的激发下，女护士韩勇义和看守董宪勋设法偕赵逃出虎口，后被追捕的日寇包围，赵再度被捕，英勇就义。该剧由集体导演，赵一曼由童芷苓饰演，其他主演有童祥苓、王熙春、张南云等。童芷苓在表演、演唱、念白方面，对传统的手法有所突破，并借鉴吸收了话剧、电影的某些艺术成分，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忠贞无畏的抗日英雄形象。此剧1958年7月1日在齐齐哈尔首演，1928年12月在上海共舞台上演。该剧在东北演出时反响尤为强烈。
《赵一曼》剧照，童芷苓饰赵一曼
周信芳曾在文章中说：“我所领导的上海京剧院的三个团，两个月内快速排出了《红色风暴》《智取威虎山》《赵一曼》三个现代戏。通过这几个现代戏的排演，演员们对塑造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京剧这个剧种的生命力也显得格外活跃起来。”（《跃进，跃进，永远地跃进》，《文汇报》，1959年9月22日）
1963年9月，中央文化部向各地文化部门发出通知，准备于1964年春在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要求各地准备剧目。上海为了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立即响应，积极筹备，作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也非常热情地带领京剧院的同志投入到紧张的创排工作。当时市文化局和上海京剧院决定重新修改、加工《智取威虎山》，并创排一台小戏（包括《送肥记》《审椅子》《战海浪》《柜台》）。周信芳还以年近古稀的高龄，亲自创排新戏《杨立贝》。
《送肥记》剧照，沈金波饰钱二哥，童芷苓饰钱二嫂
1964年年初，江青来上海养病，提出要帮上海抓现代戏，提议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成京剧。后来，《智取威虎山》《海港》的修改加工，跳开了京剧院，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局直接组织实施，基本上撇开了周信芳。这样，周信芳就专心致志地搞《杨立贝》。
《杨立贝》这出戏是从越剧移植过来的，由许思言执笔改编，通过杨立贝被地主逼迫家破人亡的故事，反映了农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角色分配为：周信芳饰演杨立贝，赵晓岚饰杨妻，刘斌昆饰狗腿子，李桐森饰地主，小三王桂卿饰杨立贝之子，小毛剑秋饰杨立贝之女。周信芳曾三次带领演员去观摩越剧《杨立贝》。
周信芳《杨立贝》剧照
经过紧张的排练，1964年春进行彩排，周信芳把杨立贝这个人物塑造得非常成功。“诉榜”一场是全剧的高潮，地主命狗腿子打死杨妻和她未满周岁的幼子，逼走她的大儿子，并放火烧了杨家的房子。家破人亡的杨立贝带着女儿到处告状，都碰了壁。最后，父女俩一路讨饭，来到南京最高法院告“御状”，不料又被轰了出来。于是杨立贝便在法院附近，向过路行人诉冤，公开揭露地主的罪行和衙门的黑暗。杨立贝站在台上，背上挂了一张状纸，背向观众；小毛剑秋演的女儿，跪在他身旁，声调悲凉地唱着大段的〔二黄〕，诉说她家的不幸遭遇。周信芳很长时间背向观众站着，观众通过他背上挂着的状纸，以及他那微微颤动的背影，深深感受到此刻杨立贝悲愤的心情，以及黑暗凄惨的环境气氛，演出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还有一场“打庙”，杨立贝在离开家乡前，曾到一座破庙里祈求神灵保佑他能打赢官司。可是结果非但没告成，又死了女儿，如今只剩下他孤身一人，绝望地回到家乡。当他再次来到这座破庙时，把一腔的怨愤全在这里发泄出来了。他举起棍儿，打碎了菩萨的头颅，砸破了“有求必应”的匾额。这场戏他又唱又舞，把麒派的倒步、磋步都用上了，极其传神地刻画出了这个几乎被逼疯了的农民形象。大家看了赞叹不已：“老院长的现代戏演得这样的出色，真不愧为艺术大师啊！”经过三次彩排后，上海京剧院决定同时派出《杨立贝》和《智取威虎山》去北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
这一时期周信芳不仅投入到紧张的编创现代戏的工作，而且还执笔撰写了多篇文章，力推现代戏的创作。他不是一般地提倡现代戏，还对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诸多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认为编演现代戏是时代的需要、现实的需要。他在《为现实服务，京剧当仁不让》一文中说：“目前京剧上演的很多剧目，却严重脱离现实，脱离工农兵需要，有的剧目在某种程度上还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果长此下去，再不积极革新，京剧的前途是十分令人忧虑的。”他说，京剧太程式化了，一定程度上“阻碍表现现代生活，阻碍表现工农兵形象。但这又不等于说京剧绝对不能演现代戏”。“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已经进行过一些尝试，获得不小的成绩。在上海就有《红色风暴》《赵一曼》《智取威虎山》《千层浪》《黎明的河边》等许多现代剧目。在这些比较成功的剧目中，有的地方运用了旧程式，有的地方改革了旧程式，它生动地说明只要从人物出发，从生活出发，不死扣程式，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传统，大胆革新，就能演出好的现代戏，就能逐步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新京剧。”（《解放日报》，1963年11月17日）他在《投身现实斗争，反映现实生活》一文中说：“我们掌握了文艺这个战斗的武器，就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斗争，反映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投身到斗争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从而获得创作源泉。”（《解放日报》，1964年1月1日）在《从生活出发，向传统借鉴》一文中，他认为：“戏曲艺术历来就是在不断的继承和革新过程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它必须不断和时代的脉搏相适应，不断从现实斗争生活中汲取新的养料，获得新的生命力，才能根深叶茂，花繁香远。”
关于如何演好现代戏，周信芳说：“我觉得京剧要演好现代戏，首先就是要解决生活问题，要向工农兵学习。”“演员如果不熟悉人物的生活，不理解人物的感情，不懂得人物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方法，就一定演不像，观众面前也通不过。”他又说：“在下决心解决生活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向传统借鉴。”要掌握旧的程式，“从生活出发，根据戏的内容需要，来选择、改造旧程式，并进而创造新程式”（《上海戏剧》，1964年第4期）。
但是在临近会演时，京剧院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杨立贝是富农，《杨立贝》不准上演了。就这样，周信芳一生中排演的最后一出戏，被扼杀在摇篮里了，他所塑造的最后一个角色终于没能和广大观众见面。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经周恩来总理提议，周信芳担任大会顾问，并在开幕式上代表京剧界人士讲话，强调“要使京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次会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现代戏，如《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黛诺》等，上海参演的剧目是《智取威虎山》和一台小戏。会演期间，周信芳又写了好几篇文章，在６月６日发表于《北京日报》上的文章中，他把这次会演称为“空前大捷”，“是京剧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他还提出了京剧演现代戏，“又要像生活，又要是京剧”的要求。在《京剧艺术的伟大革命》一文中，他谈到：“我们上海演出团这次参加演出的《智取威虎山》和四个小戏，排演过程中，在唱腔、念白、咬字、身段、台步、舞蹈、开打、服装、化妆、布景……各方面都遇到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矛盾，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批判地继承传统，革新创造，使京剧现代戏演得更完美，既加强思想性、战斗性，又丰富艺术感染力和艺术魅力，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任务。”（《光明日报》，1964年6月8日）他还在《戏剧报》（1964年第6期）上发表《京剧一定能演好革命的现代戏》一文，文中他非常坚定地说：“京剧一定要演好现代戏，京剧一定能演好现代戏。”
这次会演也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战斗，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文艺界的领导和京剧老艺术家，周信芳就在其内。山雨欲来风满楼，厄运已经降临到周信芳的头上了。
果不其然，“文革”开始后，周信芳就被定位为上海京剧界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兼反党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批判和迫害。在列举的周信芳的罪状中，竟然有“反对现代戏，破坏样板戏”这一条。周信芳是对远离舞台的做法有过质疑：劳民伤财，耽误演员青春。但这也扯不上破坏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初稿还是在周信芳领导下搞出来的。至于反对现代戏，周信芳从时装戏开始，一生致力于现代戏的探索和创作实践，而且发表了许多思想深刻、观点辩证的有关现代戏的文章。这一切表明，周信芳是京剧现代戏的积极推行者和倾力践行者！那些诬陷、不实之词当然不值一驳，不攻自破了。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