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译书院自1898年秋成立，至1903年因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隶属关系的变更而停办，期间仅四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译书院著译书籍几十种，并发行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当时著译编辑出版十分有限的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业绩，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在南洋公学、后来的交通大学乃至近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后，晚清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尤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力主向西方学习，变革图强，以抵御外侮。在教育上，他们主张废除科举、追求实学、师夷制夷。继之，洋务派兴办西式学堂、设立译书馆、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激进的教育措施付诸实践，大开近代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先河。
一、时代呼唤，筹备缘起
19世纪下半期，中国近代实业之父盛宣怀在其兴办实业过程中，痛感人才匮乏，“朝廷侧席之求必先取资于成名之人，成材之彦”。为此他多次上奏朝廷，请求办学，培养人才，富国强兵。1896年，盛宜怀在其上呈的《请设学堂片》中写道：“本年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在盛宜怀的领导下，在其同乡何嗣焜、美籍传教士福开森等人的操办下，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终于在1896年应运而生。
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成立之初即将“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作为教学的目标与方向。当时国内有关中国经史大义的课本，汗牛充栋，唾手可得；然而相关西方科学技艺的课本却无处寻觅，十分匮乏。以当时南洋公学的主体——中院的教学为例，所授课程主要有英文、法文、日文、地理、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等，而这些有关“西学”“西艺”的课程均无现成的中文教科书可用，因此只能采用进口英文原版教科书用来教学。然而作为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中文教材是不可或缺的，于是盛宣怀与何嗣焜等人积极商量对策。1898年制订的《南洋公学章程》中写道：“师范院及中上两院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设译书院一所，选诸生之有学识而能文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应教学课本之急需成为译书院得以创办的最直接的客观原因。
南洋公学译书院初译的《日本法规大全》
译书院的成立，还有着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编辑出版事业从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历来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数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编辑出版事业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学创始人盛宣怀深知这一点，他在《奏为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治法律诸书敬陈纲要》一文中，再三强调“变法之端在兴学，兴学之要在译书”。在《奏陈南洋公学推广翻辑事宜一折》中，仍反复论述“盖近日东西人士观光中夏者，靡不以兴学为自强之急图，而译书尤为兴学之基础”。他的思想不仅鲜明反映了晚清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也充分表达了南洋公学译书院创办的宗旨，即“兴学之要在译书”。
二、广揽人才，开启民智
1898年6月12日，盛宣怀附奏《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陈述拟设立译书院，“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优长者笔述之。他日中上两院俊才，亦可日分晷刻轮递，犹可以当学堂翻译之课，获益尤多。译成之书，次第付刻，倘出书日多，即送苏浙各书局分任刊印，以广流传。”并对译书院的经费进行了规定：“所需译书院经费即在公学捐款内通融拨用，并归总理公学之员一手经理，以专责成。”7月7日，光绪皇帝朱批：“着照所拟办理，钦此。”1898年8月，南洋公学设译书院于上海虹口区谦吉里（今四川北路），1899年秋迁到提篮桥。
教学的迫切需要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是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的重要条件。但当时社会非常缺乏熟悉西文、精通译印事宜的新型人才，这就严重束缚了译书院工作的开展。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推荐下，聘请张元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这对张来说无疑是一个可以施展教育救国和文化启蒙抱负的良机。根据现存史料分析，在张元济走马上任院长之前，南洋公学译书院就已经存在了，并展开了一些工作。
南洋公学译书院首任院长张元济
清末洋务派受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富兵强的影响，认为日本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穿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因而大量翻译日文著作，或由日文转译西欧各国的书籍。为此，1898年6月22日和11月5日，盛宣怀通过日本驻沪总领事官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推荐，先后聘请日本陆军太尉细田谦藏与稻村新六为译书院翻译兵书顾问，并与他们签订了一年的聘用合同，月薪洋150元。
盛宣怀聘任南洋公学译书院翻译兵书顾问合同（上海图书馆藏）
译书院还聘请了一些中国学者加入翻译队伍。1898年，译书院聘任郑孝胥之弟郑孝桎及师范生孟森、杨志洵为校订。译书院业务扩大以后，又陆续调去英文教习李维格、伍光建及教员陈诸藻、师范生黄国英等参加翻译工作。1902年，南洋公学历史上第一批被选送赴日留学的原师范院及外院学生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从日本学成回国，也被介绍到译书院当译员。先后参加南洋公学译书院工作的约有十余人，其中张元济作为译书院院长，主持译书事务长达四年之久。
此外，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工作以后，充分利用他本人的人际关系，多次向院外通晓西学的有名的翻译界人士约稿，如严复、吴文聪、王鸿年、日本人山根虎之助等。他们的翻译稿件，不仅和教学有关，还与西学东渐有紧密联系，使翻译题材得到了挖掘与拓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书院的著译水平，开阔了广大民众的视野。特别是在出版了严复所译《原富》一书后，译书院的声誉日益扩大。盛宣怀在向清廷呈文中极力赞扬译书院的工作，称其翻译才能是“译才如严复、伍光建者实罕其匹”。
南洋公学译书院于1901年出版的《原富》
三、锐意进取，制度创新
南洋公学译书院为做好翻译工作采取了不少措施，有效推动了我国翻译出版事业的发展。
由于张元济对西学了解有限，所以经常请曾留学英国，对西学广为熟悉的严复指点翻译之事。1899年3月29日，他写信给严复，并提出五个问题：1.拟延上等英文译员一人，专译书，不理他事，每日6小时能译几何，月薪须若干两？2.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3.拟先译专门字典。4.选定书籍，发人包译，以严复为总校。5.包译如何办法，如何给费？张元济还请严复举荐他所深知的翻译人才，严复不久复函。此后，张元济不断有信请教。
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期间，推进了翻译的规范化与有效化。1902年，译书院在以盛宣怀的名义所写的《奏为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治法律诸书敬陈纲要》一文中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专门之书与普通之书异，小学校中学校之书与大学校之书异，私家著述、教门传习之书与文部所定学校所用之书又异。”他们认为，“著译乃人生之大事，万万不可草率鲁莽。如果译介不当，以讹传讹，轻则误人子弟，重则贻害国家”，造成“择焉不察，流弊滋多”。因此就译书问题向清政府提出了四条建议：“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正文字以一耳目”“选课本以便教育”。这四条建议，为我国翻译出版事业制订了基本原则。为了使读者“视而可见，开卷了然”，译书院还就翻译中的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如各国的历史、地理、官职、度量衡等应有固定译名，以免各译其意，使读者读后如坠云山雾海，不知所云。译书院还强调版权所有，不得随意翻印。这一措施，既保护翻译者成果不受侵犯，又保证了译书质量。在翻译国外的中小学教材时，南洋公学译书院所选的版本十分严格，既要符合“文部所定教员所授之本”，又要符合“经文证之正本”；还建议“速立课本章程，早日通行，俾海内有所准则，以免纷纭驳杂之病”。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这些主张及措施，既是对翻译工作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我国出版事业的一份贡献。
四、励精图治，硕果累累
南洋公学译书院创办之初，盛宣怀称：为“变更政要，酌采西法者，无不屏除成见，择善而从，西洋各国变通政治，互相效法，日新月异，为成书传播五洲”，要求“凡有关政治、学校、理财、练兵、商务、教案、公艺各书广为搜罗，随时齐送本处，以备甄采，俾收广益集思之效等”。
1899年6月，张元济上任仅三个月，译书院就已翻译出8种书，为《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作战粮食给与法》《军队与法》《陆军学校章程汇编》《宪兵条例汇编》《军队教育方针》等。这些书大都是军事书籍，因为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故而兴起向日本学习军事科学的热潮，当时还拟定再译23种军事书籍。1901年，张元济在给盛宣怀的报告中称：“本公学译书院历年译书共成十有四种，有关兵政者十二种，教育商务一种；尚有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两种，国政两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均经译成，现已陆续付印。”可见，当时译书院的编辑方针完全是按照“以练兵为急务”“理财、商务、学校次之”的顺序来办事的。译书院在短时间内译成并印行众多书籍，既说明了翻译出版事业是紧紧围绕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服务的，又充分反映了晚清统治阶级为挽救腐朽没落的统治而作的种种努力。
译书院翻译出版的图书，当以《原富》《英国文明史》（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著）、《计学评议》（美国兰德克略著，今译为《近代经济学大旨》）等影响最大。当时张元济得知严复在翻译《国富论》（即《原富》）这本书后，马上写信给他，要求将该书交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并以银2 000两购买了严复的译稿，由南洋公学译书院于1901—1902年分册（共22册）出版。该书初版印了2 000部，很快销售一空，以后又陆续再印。
译书院自成立至结束，共翻译出版书13种40余部。很多书风行一时，销路很广，各省市学校，以致兵馆纷纷前来预购和抢购，大大促进了我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五、意义非凡，关系变更
译书院业务范围日益扩大，需要大量的译书人才。1901年秋，译书院附设一所东文学堂，招收40名学生专门学习日语，由张元济兼任主任，聘译书院翻译细田谦藏、稻村新六为教员，拟以两年为一期，培养留日学生和日文翻译。
南洋公学译书院自1898年秋成立，至1903年因南洋公学转隶北洋，经费紧缩，故而停办。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仅四年有余，但在交通大学的历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对中国近代高校出版社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首先，南洋公学译书院翻译的西欧各国及日本的各类教材，不仅解决了当时公学教学中教材缺乏的问题，而且有力支持了当时刚起步的新式教育，为南洋公学日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译书院翻译了当时西方最新的社会思潮的书籍，其主办者张元济始终专注于开启民智、扶助教育和“谋国家文化上之建设”，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第三，南洋公学译书院是近代中国高校出版社的先驱，它带动了近代中国高校出版业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翻译出版业的发展。
南洋公学译书院停办后，张元济将其并入沈瑞芳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并应邀加盟其队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巨擘，成就了一代文人的宏图大业。
参考文献：
1.《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3.汪家熔：《近代岀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4.《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
5.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95年。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