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近现代美术史上，有“书画之家”和“江南艺苑”之誉的上海老字号“朵云轩”，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迄今已有120年历史。朵云轩由笺扇庄起家，发展到收藏、研究、鉴定古今字画、篆刻、笺扇，并举办展览，同时代理买卖乃至拍卖，还用传统木刻雕版彩色水印优良工艺精印出版书画、信笺、画笺，以及经营笔墨纸砚等传统文具，特别是创设了上海书画出版社，如此在上海美术市场的发展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上海美术志》书影

　　朵云轩除了在黄浦区南京东路422号设立门市部（兼有展览厅）外，其收藏、研究、鉴定、编辑、出版部门和木版水印工场则于1958年至1997年设在徐汇区衡山路237号，后又迁入徐汇区钦州南路81号出版大楼，直至2004年又迁入长宁区延安西路593号，成为朵云轩总部。今天在纪念朵云轩创立120周年之际，不禁想及朵云轩与上海美术市场发展的关系，并由此追溯上海美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徐汇区衡山路237号朵云轩1958年至1997年办公地

20世纪60年代的朵云轩门市外景

1988年改建后的朵云轩外景

今日朵云轩（左为南京路店外景，右为龙华寺旁边的朵云轩艺术中心）

　　美术作品的商品化，古代早已有之。东晋时代，一些大户人家不惜重金竞相购买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幅。盛唐时期，文化繁荣，生活富裕者向书画家购买书画者更多。宋代徽宗皇帝赵佶本身是一位艺术造诣甚高的书画家，他提倡书画，大办画院，从而书画交易更为活跃。清代郑板桥晚年为了卖字画而自定润格：“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此外，清代“扬州八怪”的一些书画家亦为售字画而定润格。但是，这种美术作品的商业化，一般都是书画家与收藏者之间直接见面交易，还不能构成美术市场。

　　美术市场的构成有三个因素：生产者（美术家）、消费者（美术作品购藏者）、中介（买卖美术作品的掮客——经纪人，主要指经营美术作品的画店、画廊、笺扇庄等），这三者不可缺一。而“中介”尤为重要，它是沟通生产者（美术家）与消费者（购藏者）之间的渠道，是判断美术作品交易是否具有市场性的标志。所以说，美术市场的构成，表现在以“美术家、美术作品购藏者、中间商”为环节的流通机制。上海形成美术市场的这种机制，始于晚清。

　　上海至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埠设治后，由于交通的方便和周围自然条件的优越，很快就成为江南地区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重要集散地。尤其到清代中叶后，上海被辟为国际商港，外国资本大量输入，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增长，使上海很快成为国际大都市。伴随而来的城市人口（清同治元年人口已达50万）、新的市民阶层数量急剧上升。新的市民阶层，包括从事工商业发家致富的阶层、外国资本家代理人（洋行高级职员、买办），以及留寓上海的一批富裕大户。他们的居室、客厅、办公室等都需要张挂美术作品作装饰，并且需要不断更新，还要经常购买用于新年祝愿亲友，或贺婚贺寿，或贺升官发财，或贺厂商开张之喜的书画礼品。特别是其中的一批收藏家，需要经常选购有收藏价值的高质量的美术作品。于是吸引了上海地区土生土长的和邻近省域的书画金石家，特别是依靠卖书画金石为生的书画金石家，纷纷聚集到上海市区。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市区的上海本地和外地书画金石家达671人，同时出现了沟通美术作品卖方、买方的中间商，这就形成了上海的美术市场。

民国刻本《海上墨林》书影

　　美术市场的形成，中介环节起着关键作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上海美术市场的“中间商”队伍已有相当规模。据葛元熙《沪游杂记》载录，一些专门以兜售书画金石古玩为职业的“掮客”活动十分频繁；并且时有发生美术作品的买主拿到的买品，与原先通过掮客向美术家预订的订件原样要求不符，而引起与掮客之间的纠纷。创立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掮客到馆里兜售美术作品或为买主向书画金石家预订作品。题襟馆本身实际上亦兼有中间商性质，外地来沪卖字、画、印而未定居的书画金石家，一般由题襟馆代订润格和介绍书画销路。创立于同治年间的“飞丹阁”这一书画家俱乐部性质的团体，设有书画买卖部，经售书画家作品，或替书画家代购收藏品。创立于宣统元年（1909）的“豫园书画善会”，在章程中规定经售会员作品的润格是：“书例：四尺内整张直幅壹洋；四尺外，加一尺，加半洋。纸过六尺另议。对开条幅照整张例七折。横幅照直幅条幅例加半。手卷每尺、册页每张，各半洋。纨、折扇同上。镜屏加倍。匾对及碑版、寿屏、书撰不能合作者，归专例论润。画例照书例加倍。点品、工细、长题及金笺、绫绢，均照例加倍。其余书画各件另议。”宣统二年（1910）创立的“上海书画研究会”，亦明文规定：“会员临池染翰合作，交存会中，作为寄售，公定润格若干，售出后，如三人合作，作为四股均分，以此类推，取一股存会中，已备开支不敷之补助。”说明当时的上海书画金石团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兼有中间商性质，经常担负推销会员作品的经营业务。

早期书画家润例文献（左起：吴昌硕、王一亭、齐白石）

　　更为突出的是，大量经营书画笺扇买卖的笺扇庄的建立，正如《沪游杂记》中所记：“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洋场（引者注：指租界）以古香室、缦云阁、丽华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而这些笺扇庄的经营方式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店家主动兜生意，觅揽大小书画家之作，张挂于店堂和橱窗，售后按十分之一收利。20世纪30年代南京路上的王星记扇庄，每天都由店主派专人外出与大小书画家联络，兜揽书画件。另一种是店主雇佣画家为其绘制笺扇作品，以谋取利润。任伯年初来沪时曾一度受雇于古香室，虚谷亦曾专为九华堂画过笺扇。还有一种是书画掮客与笺扇庄之间的倒卖生意。

民国老字号古香室店招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上海书画店、笺扇庄，大都集中在河南中路、福州路、山东路一带，先后出现有数十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朵云轩”，与北京的荣宝斋齐名，有“北荣南朵”之称。朵云轩与书画金石家、收藏家之间有着广泛的联系，经营古今字画金石买卖和鉴定古今字画金石真伪业务，并以传统的木版水印技法印刷笺谱、木版年画、古今字画，行销海内外；还经营湖笔、徽墨、宣纸、名砚、篆刻刀、名石、印泥等文房用品。在广东路，则是鳞次栉比的古董铺，如珊瑚林、金才记、福缘斋、诚昌祥等共百余家，形成犹如北京琉璃厂一样古色斑驳、琳琅满目、引人入胜的古玩市场。

朵云轩木版雕版《共产党宣言》

　　美术作品通过举办展览会做展销，是美术市场的一种重要形式。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上海美术展览，其活跃程度，仅以《申报》所载报道资料统计看，可见其发展概况：1919年4次，1920年3次，1921年8次，1922年13次，1923年15次，1924年24次，1925年16次，1926年30次，1927年25次，1928年35次，1929年35次，1930年32次，1931年49次，1932年45次，1933年59次，1934年76次，1935年54次，1936年62次，1937年41次。从1919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二十八年间的上海美术展览走势看，1928年至1937年是美术展览的高峰期，最高的是1934年美术展览达76次，平均每月6次以上，5天1次。上述美术展览中，多数是美术家的个人作品展览，如1924年5月13日“王一亭画展”；1927年1月22日“王亚尘画展”，6月5日“丁衍镛画展”，12月23日“刘海粟近作展”；1928年3月21日“司徒乔画展”，11月28日“潘玉良画展”，12月22日“唐蕴玉洋画展”；1929年12月21日“马企周国画展”；1930年4月11日“王济远画展”，6月4日“关紫兰画展”；1931年1月16日“邓散木书法篆刻展”，2月22日“刘狮绘画展”，4月2日“岳仑雕塑展览”，6月18日“王师子书画展”；1932年4月2日“贺天健国画展”，7月15日“陈树人画展”，9月6日“陶冷月画展”，9月15日“庞薰琴画展”，11月4日“俞寄凡近作画展”；1933年3月10日“张聿光近作画展”；1935年3月29日“诸闻韵画展”，7月1日“应野平画展”，11月15日“周丽华画展”；1937年1月2日“陈秋草画展”等。亦有不少是美术家们的作品联展，如1922年10月22日“刘海粟、汪亚尘、吴新吾、王济远、李超士、张辰伯作品联展”；1924年1月1日“任堇叔、吴昌硕、王一亭、潘天寿、诸闻韵、刘文渊书画联展”；1929年1月8日“俞寄凡、俞剑华、张善孖、王陶民国画展”，6月19日“关良、朱应鹏、冯钢百、宋志钦现代作家洋画展”；1933年11月24日“许士骐、杨蕴华夫妇画展”；1934年6月日“沈尹默、沈迈士书画联展”；1936年10月31日“张红薇、郑曼青画展”等。这些美术作品展览，多半由书画店、笺扇庄等中间商承办，既有观赏性，又是商品性的展销。

　　由于聚集在上海从事中国书画篆刻和西洋美术的美术家人数众多，需要举办美术作品展览的数量很多，相应出现了专门提供美术展览的场所。例如，坐落在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大楼（今西藏中路480号），设立有画厅（二楼、四楼、五楼均有画厅），自1921年6月8日起举办过各种美术展览266次；坐落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的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二楼和四楼均有画厅，从1936年8月8日起举办过美术展览189次；坐落在成都路470号南京路口的中国画苑，自1943年9月8日举办“现代名人书画展览”起，共办过154次各种美术展览；坐落在西藏路近金陵路的青年会大楼，底层和二楼均设有画厅，自1923年5月4日举办“钱化佛画佛展览”起，共办过57次各种美术展览。还有国货公司画厅、大风画廊、上海画厅、永安公司画厅等，亦办过许多美术展览。

　　美术作品的拍卖，是美术市场的另一种形态。最早登载上海美术品拍卖广告的，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的《申报》，例如1月6日刊载：“启者于初五日即礼拜五，十点半钟，在隆茂栈内拍卖把得酒二十七桶，洋画各式，银器墙纸五箱，一应杂货。倘欲买，请至该处面定可也。代利行启。”美术作品进入拍卖市场，是美术市场竞争机制的一种发展。当时尚未见中国书画金石作品进入拍卖市场的广告，看来是因为中国本土美术作品尚未尝试进入拍卖市场。但西洋画在当时上海公开拍卖，无疑是中国本土美术作品进入拍卖市场是一种促进。

1900年7月11日起，朵云轩连续12天在《申报》上刊登广告

　　在美术市场的“中间商”中，有的中间商业主本身就是艺术修养甚高的书画金石家或艺术品收藏家，如当时著名的笺扇店九华堂主人朱锦堂；古香室主人胡铁梅，或擅长书画，或精于鉴赏；而著名书画家王一亭，是上海工商界巨头之一，曾任多家企业的董事和董事长，被推为沪南商务总会总理、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上海自治公所议事会议事、基本商团团长，又是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买办，还是画坛活跃的活动家，为豫园书画善会的会长之一，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等美术社团的成员。他们的这些特殊身份，对发展上海美术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九华堂业主朱锦堂，就是以其鉴赏家的眼力发现任伯年是造型能力很强的绘画多面手，热情收揽任伯年的作品在九华堂竭力推出，由此使任伯年与朱锦堂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任伯年称朱锦堂为“三哥”，如1884年（清光绪十年）2月3日作的《白战图轴》题款云：“……甲申人日大雪，锦堂三哥顾我乃赠之，颐。”王一亭与吴昌硕的友情甚深，吴昌硕“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作品在上层社会大受追捧，一定程度上借助了王一亭在工商界的影响力，特别是通过王一亭与日本商界的关系，打开了吴昌硕作品在日本的销路，作品买主中有相当数量是日本人，这样就扩大了吴昌硕在日本的影响。

　　在上海美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培植了一大批以鬻书画金石为职业的金石书画家。如《海上墨林》记载：汪洵，工诗文，精篆体，“鬻书沪上，垂二十年，宣统辛亥后四年卒”；蒲华，善画竹，精草书，“住沪数十年，鬻书画以自给”；黄山寿，善写工细人物，青碧山水，“寓沪鬻画，日无暇晷”；倪墨耕，精人物仕女，亦工山水，“居沪鬻画，垂三十年”；胡公寿，华亭（松江）人，“世居上海，鬻画而终”；……特别是任伯年、吴昌硕，在上海鬻书画金石而盛名天下，甚至出现求字画金石者门庭若市的盛况。任伯年作品多产，在沪长年鬻画而积累大量财富，晚年病危中，将其鬻画所积累的二三万金托其表姐去绍兴购置田地。

朵云轩艺术中心常年展出《任伯年群仙祝寿图》全景图

　　上海美术市场买方的主要对象是新兴市民阶层，他们的审美情趣与文人不一样，文人崇尚的是高雅的书卷气，新兴市民阶层崇尚的是雅俗融为一体的雅俗共赏。同时，他们身处国际开放城市上海，在大量西洋文化东渐的影响下，亦追求新时代的多元化的审美。“海上画派”便是在这种美术市场买方特定要求背景下崛起的，从而形成在传统基础上加以创新、雅俗共赏、风格多样化的特色。可以说，“海上画派”的崛起与上海美术市场的形成是同步的，是相辅相成的。

　　“海上画派”的艺术家们，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对于美术作品的需求，在艺术创新上适当汲取西洋画的长处，曾作过许多努力。任伯年曾以3B铅笔在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学习过西洋画素描和速写，适当汲取西洋画造型手法和西洋水彩画技法融会到自己的创作中。吴昌硕的绘画采用了一些西洋画颜料。虚谷的绘画亦借用西洋画水彩画技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制度改变了，一切都在计划经济下运行，特别是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的书画店、笺扇庄、古玩市场，或歇业，或转业，或合并，除了将朵云轩、王星记扇庄保留，继公私合营后改为国营外，又将广东路的古玩市场改造为隶属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国营上海文物商店，并且另设立隶属于上海市对外贸易局，主要面向外国旅游者的国营友谊商店书画文物工艺品经营部。而原来健在的以鬻书画金石为职业的美术家，则大都另谋出路，一部分由新成立的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一部分参加新成立的中国国画合作社，一部分被安排到出版社、学校、报刊、剧团等单位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原来美术市场的运行机制已基本不存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后，才得以改变。

　　20世纪90年代起，逐步恢复了美术市场机制。国营、集体、中外合资、私营、个体等书画店、画廊纷纷创立，由90年代初的5家，到1997年已猛增至240多家。其中上海美术馆画廊、东海堂艺术中心、华萃艺术中心、凡达利画廊、巴比松画廊、九州文化社、角王艺术公司等，因经营有道，已有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在福佑路形成了以私营个体为主的古玩市场，东台路形成了以私营个体为主的工艺品市场。特别是1992年4月，香港华资永成拍卖公司邀请朵云轩提供一批书画举行联合拍卖取得成功。朵云轩赴香港一行人员参与了拍卖操作的全过程，又在香港参观了佳士得、苏富比两家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国际拍卖公司艺术品拍卖专场的全过程。取得了经验之后，便在1992年下半年创办了朵云轩拍卖公司。接着在1993年6月20日，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二楼敲响了内地艺术品拍卖的第一槌，现场座无虚席，连地上都坐满了人，80元一张的门票在酒店外被黄牛炒到过百。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是第一件拍品，从1.8万港元（那场拍卖会使用的计价单位是港币）开始起拍，在来回经过几十回的竞拍中，一路走高到12.8万港元落槌。紧接着，张大千的《晚山看云图》再掀高潮，飙至143万港元成交。此后，又有任伯年之画作突破百万港元大关。整场拍卖最终获得830万港元总成交金额的佳绩，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令人瞩目。在此影响下，相继出现了上海徳康艺术品拍卖公司、上海工美拍卖行、上海黄浦拍卖行等48家以拍卖古今美术作品为主的拍卖行。据统计，1995年拍卖场次206次，拍卖成交达7亿元；1996年拍卖场次466次，拍卖成交达11亿元，可见发展之迅速。单就朵云轩一家，1996年的秋季拍卖会，总成交额为3 100万元，成交拍品584件，总成交率达68%，其中近现代书画成交额为1784万元，成交率达70%。由此将美术市场引向公开、公平、公正的机制，美术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并且带动了北京和杭州的艺术品拍卖行业的兴起。而朵云轩于1960年扩展业务延伸创设的上海书画出版社，迄今亦有60年历史，发展成为重要的书画艺术出版基地，出版了《历代书法论文选》《现代书法论文选》《历代书法萃英》《中国碑帖经典》《中国碑帖名品》《中国书画全书》《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以及有史以来第一部记录上海地区古今六千年美术史的《上海美术志》，木版水印复制明代徐渭的《杂花图卷》、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胡正言的《十竹斋书画谱》均获得上海市优秀图书奖，其中《十竹斋书画谱》于1989年荣获了国际最高奖——德国莱比锡书籍艺术博览会国际大奖。还创刊了《书法》《书法研究》《朵云》《书与画》等专业杂志，其学术影响全国书画界乃至国际中国书画学研究。

朵云轩、永成首次联合协办近代中国书画拍卖图录（1992年）

1992年朵云轩首届书画拍卖会

朵云轩木版水印徐渭《杂花图卷》于1983年12月出版，荣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

朵云轩木版水印《萝轩变古笺谱》第一版（1981年9月）

　　1997年，上海举办了大型艺术品展示交易活动——’97上海艺术博览会，由此体现了国际化、规范化、精品化、多元化的特色，即：一、通过艺术博览会，将国内艺术品打进国际市场，又将国外优秀艺术品引入国内市场。二、通过艺术博览会，建立正常的艺术品交易渠道，扶持倡导并确立画廊、艺术公司及艺术院校等中介、流通环节在博览会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美术评论家在艺术品的客观价值趋向及质量定位中的权威作用，使艺术品市场真正确立其公正性和统一性；强化艺术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将艺术品交易的全过程纳入现行法律所体现的正常轨道，并加强艺术家和艺术品消费者在艺术品交易过程中的法律保护意识。三、通过艺术博览会，组织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艺术委员会对展品进行评审、筛选，使入选参展作品有较高的艺术质量，有一个客观的较高的市场定位，从而塑造良好的艺术市场形象。四、入选参展的艺术品必须风格多样化。

　　文化艺术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总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发展。近几年，随着上海出色完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预定项目，特别是张江科技园、临港高科技城的发展及持续开发，连续三年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以及在高科技经济蓬勃发展的驱动下，上海的美术馆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已有国立美术馆26座，民营美术馆63座，仅2019年举办各种国内外美术展览960场，围绕美术展览举办相关活动3828场，累计观众841万人次。特别是在徐汇区建立了“西岸艺岛”国际美术展览交易集群场馆，形成国际艺术展览和交易兴旺的景象。2019年和2020年，相继举办了两届“上海国际艺术交易月”，其中仅2020年，就吸引17个国家、36个城市的近百家顶级画廊参加交易，其艺术品货值突破百亿元。这是上海艺术市场趋向成熟和国际化的标志。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