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油画传入中国，土山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名；说起土山湾画馆，范廷佐同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这个西班牙人只活到39岁，但是对于土山湾画馆以及海派美术来说，却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
范廷佐对镜自画像（刊1928年《图画时报》第490期）
一、胡安修士
范廷佐，原名胡安•费勒（Juan FERRER），1817年3月8日出生于今天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的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家庭。加泰罗尼亚人的艺术创作出类拔萃，他们居住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至今仍被称为“艺术的王国”。胡安出生在一个手艺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雕刻家，在今天马德里附近的世界文化遗产——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王宫里，陈列有范廷佐父亲的雕刻艺术作品。
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人占多数的地区，这个异族平民的家境不可能大富大贵，但是在那个大兴土木的时代，这个靠双手吃饭的家庭也绝不可能是赤贫。
胡安是家中的长子，也是父亲最大的希望。和那个时代很多工匠家庭的长子一样，胡安从小跟着父亲学习雕刻，他最擅长的便是木雕。长大后，他决定去罗马拜师学艺，继续进行深造，却在罗马受到影响决定修道，但是由于其加泰罗尼亚人的身份，被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耶稣会拒绝。在说服家人辗转多地之后，1842年25岁那年，他终于被意大利那不勒斯省的耶稣会初学院接受。在初学院的两年时间里，虽然胡安是一名技艺精湛的雕塑家，但在初学院中却主动承担了所有的木匠活。有一年圣诞节，胡安用自己雕刻的木雕人物像装点了教堂里的马槽，受到会长神父以及众多教友大加赞许，之后他得以受命制作索伦托教堂中的讲道台。
1844年，初学期满之后，那不勒斯耶稣会留下胡安在公学中工作。这所公学是马氏（Massa）五兄弟以及薛孔昭神父的母校，1846年，马氏五兄弟以及薛孔昭神父先后来华。在公学中，胡安读到了他们作为优秀校友的宣传事迹，大受感动，顿时也萌生了对那片遥远的东方大地的无限向往。于是他也打报告要求去中国传教，并获得批准。1847年10月24日，30岁的胡安终于踏上了神秘的中华大地，和他一起来华的有法籍传教士年文思、倪怀纶神父和荷兰籍方百胜修士等。
二、范廷佐的艺术
来华之后，他给自己起中文名“范廷佐”，字尽臣，取辅理修士之意，圣名若望。在他来中国的近十年里，他的工作职责几乎从来没有变过：绘画、雕塑。
他刚到中国时，曾和几位神父修士一起住在今四川南路天主堂地块上，当时那里是一座名叫“张家祠”的中式房子，包括几间平行的小屋。不久，罗主教就召见这位新来的范修士，一番询问之后，罗主教便拿出董家渡教堂设计的图样，告诉范廷佐：对于他的美术才能，自己早有耳闻，现在请他帮忙看一下即将开工的董家渡教堂的设计图样，最主要的是想请他帮忙制作教堂内的雕刻和浮雕。范廷佐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在董家渡的主祭台上雕刻了一个耶稣入殓像，另外董家渡教堂台阶上的十个烛台也是他的作品。
范廷佐还是徐家汇老堂（始胎堂）的设计者。1851年，随着耶稣会在徐家汇的扩张，之前由教友们所建筑的小堂已远不够用，对于大瞻礼日的要求也无法满足。于是，由范廷佐绘制了详细的设计图，由罗礼思神父监工，建造了徐家汇第一座天主教堂，该堂为住院与徐汇公学公用，为希腊式教堂，堂内装饰中国宫灯，一度被认为是上海的一个景观。在徐家汇的老堂中，也有许多他制作的雕塑和浮雕。
在徐家汇老堂的主祭台下面，就是范廷佐设计的雕塑作品。中间放置圣马克西姆的圣髑，两面装饰象征圣马克西姆胜利的标志，以及雕刻的中文铭文。祭台的神龛上则是象牙制作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1847年耶稣会士们在葡萄牙里斯本附近的Lumiar城堡中收到的。范廷佐还在教堂的每一根柱子上刻上美丽的浮雕，浮雕的内容代表耶稣会的所有圣人，从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到在美洲为黑人服务近四十年的真福高华；另外，他还雕刻了副祭台上的耶稣与圣母像。他根据这些人所公认的画像把这些人全部雕刻出来，浮雕上每个人物的表情最能表现他们的事迹。1851年7月全部工程完成，建筑费共计8 000元。当年7月31日举行隆重的祝圣典礼，当天有四名主教同时前来参加典礼。连当时上海的英美报纸都对这个教堂的艺术性赞叹不已，誉其为“江南地区第一座西式教堂建筑”。范廷佐还曾于圣诞节期间，在徐家汇的老堂里用木头雕刻过摇篮里的圣婴像，引得众人驻足，甚至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觉得这个“小弟弟”实在可爱，还给他带了糖果吃。可惜徐家汇老堂在1994年底主教府改建动工时被彻底拆除。
除了两座教堂之外，徐家汇藏书楼内还有两幅范廷佐的作品：一幅是木雕《耶稣会士在首任会长前发愿图》，另一幅是石膏泥雕《圣依纳爵善终像》。这两幅作品分别作于1852年和1850年，历经逾一个半世纪，依然栩栩如生。
范廷佐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的两幅木雕，现藏徐家汇藏书楼
木雕《耶稣会士在首任会长前发愿图》由两块桂木板拼成，中间为怀抱圣母的耶稣，围绕着圣母子的是天主教内的会长们和圣人们，目前已知的有耶稣会第三任会长方济各•波基亚（Francis Borgia），耶稣会三大青年圣人圣若望•伯尔各满、圣达尼老谷斯佳和圣类思•公撒格，圣方济各•沙勿略、首任会长圣依纳爵•罗耀拉等耶稣会内的圣人也悉数登场。天主教内的圣人没有固定的面相，往往以一个与圣人事迹相关的工具、姿势作为标志。这块木雕中的人物表情各异，与其事迹相称。
石膏泥雕《圣依纳爵善终像》由石膏浇筑而成，描述了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在青年时梦中遇到圣母子以及拿着天堂钥匙的圣伯多禄。天空中，两个天使一起带来了耶稣会的铭言“AMDG”（拉丁语：愈显主荣）。青年的依纳爵面色慈祥，身边的魔鬼烟消云散。
这两尊雕像为迄今还幸存于世的范廷佐在上海的仅有作品，躲过了多次风雨，每次都侥幸幸存。
太平天国占领徐家汇之后，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驻军于老堂。太平军成员大肆捣毁圣像，将画室和雕塑室中的石膏半身像砸毁，木雕则用来当柴烧饭吃。所幸住院“修士室”内的作品由于不受太平天国重视，被认为没有价值而幸免于难。
“文革”中，当时住院楼已作为徐家汇藏书楼的一部分隶属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天主堂被视为“四旧”遭严重损坏，连已拆下十字架的2个尖顶和大管风琴也不能幸免。隔壁的藏书楼职工看着天主堂被破坏心急如焚，眼见灾难即将波及，藏书楼也难以幸免，此时一位老教友出身的图书馆职工急中生智，用泥巴把两尊雕塑全部封好，上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的标语。红卫兵来之后，没有见到“四旧”的东西，再加上贴有毛主席语录，就没有动手翻动。这两尊雕像再次逃过一劫。
20世纪90年代，在建造今天的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府与“圣爱广场”时，原计划将雕塑所在的住院楼、徐家汇藏书楼等一并拆除，后经过陈从周、王元化、巴金等文化名人的呼吁，有关方面从善如流，对“圣爱广场”的规划图纸进行了修改，住院和藏书楼的建筑得到了保留，雕塑也随着住院楼的保留再次得以幸存。
值得一提的是，1847年，马氏兄弟中的老二马义谷（当时他与范廷佐同样是辅理修士）奉命来到徐家汇参与督造耶稣会住院，恰巧遇到刚来中国不久的范廷佐。长期以来马氏五兄弟一直是范廷佐心目中的偶像，于是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马义谷恰巧之前在那不勒斯有过专业学习油画的经历，他与范廷佐一拍即合，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江南地区所有教堂的雕塑和圣像几乎都出自二人之手。他们的作品引来越来越多人的称赞，范廷佐心中也萌生了一个梦想……
三、徐家汇的艺术事业
1848年，经过罗马方面批准，马义谷得到破格圣为神父的许可。但是按照耶稣会神父的相关规定，即使圣为神父，他还需要有两年的“出试”环节以及完成第四年的神学课程。所以马义谷并没有很快离开徐家汇，继续在范廷佐的“艺术工作室”（画室和雕塑室）中工作。两人的“艺术工作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观，越来越多的教堂，甚至其他在上海的西方人都提出向他们订画，甚至还有人提出想跟他们学习。
当时，范廷佐和马义谷只是勤勉地继续做着上面安排下的任务：一个继续拿着刻刀，一个依然拿着油画棒。但是教会上层看到他们的“艺术工作室”受到如此欢迎，觉得应该有更大的发展……
1851年，法籍耶稣会士郎怀仁神父担任徐家汇的耶稣会会长，他也十分欣赏范廷佐的作品，交给范一个任务：在教区里培养一批和他一样的艺术家。之后，主教还亲自选派了一批学生到范廷佐的“艺术工作室”学习：由范廷佐教他们学雕塑，由马义谷教他们学油画。范廷佐和马义谷的教学方式十分简单，就是老师在前面画，学生在后面学。在这一批最早的学生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土山湾画馆主任的陆伯都。虽然这样的教学方法十分简单，后来土山湾画馆的教学课程在当时还尚未成型，但是范廷佐在对中国学徒们的教育上，用耐心和严谨来形容是绝不为过的：总是重复一遍又一遍，看到学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就严格要求从头再来。
1852年，学校正式开张了，在最初的那几年中，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范廷佐的杰作，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吸引了大批人士前来参观。很快，徐家汇的各个工场成为了在上海的欧洲人最喜爱的远足目的地之一。
学校开始运作不久之后，马义谷完成第四年的神学学业，之后就被分到常熟传教去了。这样，学校只剩下了范廷佐一个人，忙里忙外十分辛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个特殊的编外学生，那就是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繁忙的领事工作之余，阿礼国先生喜欢跟范廷佐学习雕塑，尤其是1853年3月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更加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寄情于雕塑中，直到1855年4月离开上海去广州任职。有一天，领事先生亲自动手塑一尊半身像，范廷佐就站在他身后打量着他，之后就用一块黄杨木为他雕刻了一尊半身像，雕成之后，租界里的人见了无不赞赏称奇。
虽然在艺术上的成就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赏，范廷佐的为人却始终低调谦逊，当时与他有过往来的人，无不称赞他谦逊的德行。1855年，范廷佐终于在自己设计的徐家汇圣堂里发了大愿，同时他的职位也有了微调—— “艺术教师”的地位被正式承认，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褒奖。
1854—1856这三年对于江南传教区来说是一段悲伤的时光。短短三年时间，仅在徐家汇耶稣会的会院中，就有十位年轻的神父、修士辞世，而勤勉努力的范廷佐也没能逃过这个劫难。
范廷佐本来就患有肺结核，这年年底又罹患了致命的痢疾，最终于1856年12月31日离开人世。
范廷佐虽然故去了，但是他留下了徐家汇住院内的“艺术工作室”，里面还有他亲手制作的许多欧洲王室的半身像以及木雕作品，可惜大都毁于“太平天国”战役之中。1864年，范廷佐的继任者陆伯都将范廷佐“艺术工作室”中存留的作品和工具搬到土山湾孤儿院，成为土山湾孤儿工艺院图画间的珍贵遗产，图画间并以土山湾画馆的名称正式对外亮相。与范廷佐同样谦逊的陆伯都将恩师范廷佐称为土山湾画馆的创始人，因为范廷佐用他的画笔开启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陆伯都的继任者刘德斋也非常敬仰范廷佐和自己的老师陆伯都，每逢两位画馆前辈忌日，他都要举行纪念仪式。
20世纪20年代安放在土山湾画馆的范廷佐雕塑作品
范廷佐的作品曾长期保存在土山湾画馆，20世纪20年代末，土山湾画馆的再传子弟张充仁正担任《时报•图画周刊》的编辑工作，他曾听自己的老师，也是画馆毕业的安敬斋修士和田中德修士不止一次地说起过范修士雕塑的伟大，而张充仁自己也对雕塑十分感兴趣，于是便专门去了一次土山湾画馆，瞻仰了保存在那里的范廷佐的雕塑作品，并履行自己作为报馆记者的职责，进行了拍摄，回去马上在报上发表。他写道：“天主教修士范兰（即范廷佐）为雕塑大师范雷（范雷为十八世纪班国皇家雕刻师）之子，自幼随父学习雕塑，弱冠名闻西欧。旋来华，任上海土山湾雕刻部主任……范氏长于衣褶，柔薄轻逸，令人忘却作品为坚硬物质；而其温沉超越之态，尤为难得。其作品大半藏于土山湾美术馆，不轻示人。”张充仁并在报上分十余次将范廷佐的雕塑作品刊登了出来，这也是大众第一次得以观赏这位雕塑大师的作品之美。可惜，这批作品由于种种原因都湮没不存，现在，只有徐家汇藏书楼里的那两尊雕塑作品，在跨过一个半世纪之后仍保留至今。
（张伟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晓依系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