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是通过剪或刻，在纸上形成花纹的一种民间艺术，在我国有着非常广泛的民众基础，是人们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赓续的视觉形象和造型格式，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历史信息，表达了广大民众的社会认识、道德观念、实践经验、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认知、教化、表意、抒情、娱乐、交往等多重社会价值。”
我国剪纸的起源应该追溯到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之前，目前最古老的出土剪纸作品可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地区的三座南北朝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五幅剪纸作品，因当地气候干燥，一千五百年前的剪纸较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剪纸作品都是采用折纸方法剪成的，《对马》《团花》《对猴》所呈现的剪纸技术成熟度令人惊讶。
到了唐代，剪纸已经有了大发展，那时候的人将剪纸图案应用于其他工艺方面，并且还有利用剪纸招魂的风俗流行。宋代，造纸业成熟，使得剪纸艺术越发普及，在南宋时期还出现了以此为职业的艺人。当时皮影戏盛行，皮影造型也常用厚纸制作。宋代剪纸最大的创新便是瓷器剪纸印花图案，即在为瓷器施釉之时，贴上剪纸，入窑烧制而成装饰图案。到了明清时期，剪纸艺术的运用范围就更加广阔了。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剪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剪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幅员辽阔，民间文艺形式多样，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民间剪纸文化也具有多元共生之特点：截至2020年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一项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3个子项目。其中，“上海剪纸”出现于20世纪初，当时多用作门笺、鞋花和绣花样。上海地区五方杂处的社会生态，使本土剪纸也广泛吸收了其他剪纸流派和艺术门类的营养，在过去百年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海派”风格。
林曦明是上海剪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由于精于中国书画又擅长原创剪纸，被誉为刀笔传神的“双料大师”。
林曦明剪纸作品《万象更新》
1926年，林曦明生于浙江永嘉乌牛镇，幼读私塾，少年时随父从事民间艺术活动。1942年拜苏昧朔为师学习中国画，兼习诗文书法。1949年在乐清参加土地革命，开始创作反映新生活的剪纸作品。1956年，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美术编辑，师从王个簃，研习书画诗词。此后广泛学习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名家的艺术，同时研究现代绘画，并与林风眠、关良相识，结为好友。1971年调入上海中国画院，任创研室主任、上海美协理事。1994年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授予其1993—1994年度“世界杰出贡献奖”“20世纪成就奖”。2009年6月，林曦明艺术馆在雁荡山建成开馆(公立)。是年，林曦明被认定为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0年2月，林曦明现代剪纸艺术馆在上海建成开馆(公立)。作品《红梅时节》《水满鱼肥》《太湖之歌》《漓江雨后》《晚泊》《牦牛图》等入选全国美展，出版有《林曦明剪纸选集》《林曦明画集》等。现为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剪纸艺术委员会名誉会长、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剪纸学会会长、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水墨画院院长。
“现代意识、民族精神”是林曦明对自己艺术创作的要求，其高超精妙的剪纸和中国画作品中又无处不透露着“生活气息”。通过了解林曦明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理念，我们不但可以领略上海（海派）剪纸的艺术魅力，更能看清剪纸艺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世家渊源 时代召唤
林曦明的剪纸生涯，源于中国古老而丰富的纸文化。他生于手艺世家，从小就参与绘画和纸类手工艺制作，少年时跟从温州名师苏昧朔习国画，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基础，使他后来参加土改宣传工作更加得心应手，获奖颇丰。来到上海后，与师友王个簃、关良、林风眠等人的交流，更鼓励了林曦明继续创作剪纸作品。
林老师您好，请您给我们讲讲年少时在故乡温州度过的时光吧。
林曦明：我的家乡是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的乌牛镇，我对剪纸、国画和其他工艺美术的兴趣都来源于我家人和家乡的影响。我童年随父亲走乡串村，食宿在庙祠农家，协助父亲作壁画、漆画、祖先挂像和戏台装饰画。我的祖父和父亲、叔伯都是当地的民间美术工艺艺人，祖父是蓝印花布染布工人，父亲和叔伯主要是给当时人家的婚丧嫁娶或者节日喜庆做一些美术装饰。所以我从小跟着父亲帮人家做活，雕塑、绘画、龙灯、剪纸、油漆等等，都做过，尤其是做龙灯。
龙灯是每年都要做的，在我青少年时期，温州一带，每个村子在春节期间都要做龙灯。有几种喜事，比如结婚、生孩子等，也都要请人给做龙灯，还要敲锣鼓。龙灯上有亭台楼阁，还有许多戏曲人物、一个一个戏曲故事中的场面。我小的时候，就帮父亲做这些戏曲人物，做好了，他放在龙灯上。有的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就帮好几家做龙灯。那时乐清的地方大，龙灯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就去学习。我们家族里的人包括我父亲、叔伯都是做这种工艺的，在当地这种民间艺人称为“老师头”，有的是在名字后面加上个“仙”字，称“某某仙”，意思是有仙气，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大师”。
我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童年接触的各种民间绘画艺术，都算是我的艺术启蒙。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过中秋节，那时候有一种很大的月饼，最大的直径有一尺二三寸，上面包着一张彩色的纸头，我们当地人叫它“月光饼纸”，那上面大都画着戏曲人物。最初是木刻套印或者手工笔彩，后来印得很精致，大红大绿的，男女老少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这种画。以至于我父亲带我到南货店里买月饼，挑来挑去，从来不看月饼的质量如何，只是看哪一张画好，回想起来实在有意思。
我从小就对画画有强烈的愿望，4岁的时候，还不会画画，就拿个木炭，在墙上乱涂，父亲觉得我有点画画的样子，就有意识地培养我。在农村的私塾读书读了几年，父亲就开始教我画画，也不是正规地画那些国画，就是民间艺术，所以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老师。那时候当地在田里干活的人，还有放牛的小孩，经常围着我，我在墙上画画，旁边有好多人来看，渐渐地就有点名气了。我们那个村子叫西山，后来附近的人都知道，西山有个孩子画画很不错。
后来，我读了初中以后就不读书了。当时温州有个很有名的画家，叫苏昧朔。我父亲就托朋友介绍，让我跟他学画。我就从基础开始跟他学，他画一张，我临摹一张，基本就是这样，晚上他有时也会教我念书。我在温州跟他学了四年的画，我父亲开始时还常常送去钱和煤作为我的生活费，后来我帮助老师一起作画，已经有一定水平了，就能养活自己了，就不需要父亲再送生活费来了。四年里我积累了一百多幅画，后来在温州五马街开了一次个人的画展，当时叫“成绩汇报”，很多人都来参观，画展一开幕画就被预定了，都卖掉了，现在有的画廊还藏有我当时的画。
您在向绘画方向发展的同时，又是如何开始创作剪纸作品的呢？
林曦明：（从）1949年开始，我在乐清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之前（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各种美术工作者都要很好地学习和实践这个讲话的精神。当时有一批搞版画的老干部，在毛主席领导下，向农村剪纸学习相关的版画技巧。那时候其实国外的版画比较发达，比如苏联的，所以中国的版画家一开始都是向国外学习的，但是毛主席要求版画家做出中国的艺术特色，向农民学习。我当时就偶然看到了延安的木刻剪纸，觉得很好，后来就把剪纸作为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艺术创作手段，决定好好地搞剪纸这项艺术，用剪纸展现农村生活。正好又在农村帮他们做板报，上面有图画、剪纸等等，就这样就开始了剪纸的工作，实在也是机缘巧合。那时的剪纸都是依靠自己慢慢摸索，没有老师教的。我那时候主要受到的触动是由于新农村新气象，农民翻身了，劳动热情更高了，精神面貌更好了。《劳军》《市上归来》《不误农时忙春耕》和《丰收时节》等表现农村新生活的剪纸，是我剪纸艺术生涯的起点。
林曦明表现农村新生活的剪纸作品《劳军》《丰收时节》
1950年，土改工作结束，公派回乡办学，我先后在故乡的仁溪小学、乐清柳市小学当美术老师。我把剪纸作为一种教学资料和形式，那里的学生也很喜欢摆弄剪纸，我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剪纸，又创作了一些作品。有报社向我约稿，“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时，（我）都会在报上登些作品。50年代的时候，杂志很少，只有《人民文学》《人民画报》等不多的几家，我投稿给这两个杂志，但是他们一般都用照片比较多，很少用剪纸，所以我就寄到《新观察》。1952年，《市上归来》被《新观察》杂志选为封面刊登，1953年，《我拿到了选民证》等四幅作品又发表在《新观察》上，这样全国都知道了我的剪纸，名气就变大了。
其实，当时为什么在农村搞宣传工作的时候选择剪纸，主要也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当时农村的客观条件，用国画这种形式反映现实不是很切实际。国画一次只能画一张，对宣传工作来说是不够的；农民其实也看不太懂国画。但是剪纸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而且有了一个题材之后可以反复剪、多次剪，限制比较少。
您是在什么契机下来到上海的？做了哪些与剪纸相关的工作？
林曦明：1954年，浙江省第一届文代会召开，我作为乐清的代表应邀出席。我那时的作品《纺纱》《送饭到田头》《放鸡》等参加了浙江省的第一届美术作品展览。第二年我就被调到杭州，到浙江省文教厅创办的《新儿童报》去做美术编辑。那时的《新儿童报》只有我一个美编，而上海也有一个《新少年报》，他们有四个美术编辑，上海那个报社的领导发现我一个人做的比他们四个人都好，觉得我在剪纸、插图、中国画这些方面有些本领，就把我调到上海来了。工作了一年左右，报社要搬去北京，那时我每年过年都要回家，我觉得上海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父母和小孩，就没有去北京。那个时候《少年报》刚成立不久，人员和配置还不齐全，我就留在少儿出版社工作。
我们出版社很喜欢我的剪纸，认为用剪纸作为插图比较有底蕴。少儿出版社曾经出版了四本剪纸插图书：《打虎的故事》，是把一个个小故事汇编成书，作者是四川的一名作家，每个故事都有两三幅剪纸插图，都出自我手；《革命红旗满山岗》，里面都是收集自革命老区的民歌，插图也是我的剪纸作品；还有一本动画故事《聪明的兔子》，也是剪纸插图；另外，还有一本现代儿歌集《浪花》，是中央美术学院一位教授（司徒乔）的女儿写的，这本书（被）送到北京的时候深受欢迎，他们都说林曦明的剪纸中表现了白话诗歌未表现出来的内容。这四本书一出，颇受好评，《四川儿歌》插图还获得了华东地区书籍装帧插图奖。
此外，50年代的时候，上海剪纸协会成立了，我们组织起一批上海剪纸的文艺家，发扬上海剪纸的长处。上级领导发现我们工作做得不错，就非常支持剪纸协会。我们的办公室在淮海路附近，协会后来又办了一份报纸——《上海剪纸报》，一年出一份，其中刊登的作品都是从展览的作品中选出，其中不仅有剪纸协会学员的创作，还有社会上剪纸比较好的人的作品。美术电影制片厂也搞过剪纸，上海还有一些油画家也喜欢剪纸，上海的现代剪纸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我也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为剪纸工作的发展做了一些自己的贡献。
扎根生活 师法儿童
林曦明被师友评价为文人画和民间画高度结合的典型，生活给予了他最多的养分。青少年时期最早从事剪纸时，是跟随父辈制作龙灯装饰和婚事中的礼花。后来在工作中，为了用民众看得懂的艺术形式反映当时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生活场景，开始专门从事剪纸、美术工作。同时，林曦明也高度重视孩子对他的影响。他曾在1962年写过一篇短文，题名《从孩子中来 到孩子中去》，主张艺术家们吸收儿童画靠直觉做造型的路径，以达到无意识中取得较高艺术表现力的目的。
您在介绍自己早期成长经历和艺术风格的时候，多次谈到在不同时期参与民众生活时的收获，可以展开说说吗？
林曦明：搞好剪纸、画好中国画的主要基石，一是生活，一定要充分了解民众的生活；二是传统，包括书法、诗词等。生活最为重要，有生活的作品才有生命力，有生活才能出真意，有感而作，不是玩弄笔墨。传统是指笔墨继承，传统是为生活服务的，以传统的笔墨去表现生活。当然传统笔墨还有待不断丰富创造，到生活中去补充。中国剪纸很普及，但是原创不多，这是一个问题。农村百姓没有文化，没有很高境界，是代代相传的，发展有限。其实剪纸本身很有生活意识，因此最重要的是到生活中去了解剪纸创作的背景，又要学习文化，有文化的人想法会不一样。
林曦明剪纸作品中透露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左起：《采春茶》《除草》《渔归》《田间读报》）
对我自己而言，首先就是在乐清参与土改工作时受当地农民生活的影响走上剪纸之路，这个我之前提过。那个时候的注意点就在于哪一种生活可以制作到剪纸的画面中去，我的剪纸又要如何继承这种生活的意志，体现生活气息。先画速写、画写生，作为剪纸的题材，再从中筛选。
我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了15年，其间也几次到农场劳动。60年代，几次到奉贤东门港文化农场劳动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工余在海滩写生，晚上学习文艺理论，还学了陕北民间剪纸。那个时候因为组稿的需要，我常常需要下工厂农村参观。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我到大凉山采风的时候发生的。
1963年秋天，我途经金沙江，觉得风景很好，一定要把这个风景画下来，但是因为时间不够，第二天早上要赶路，于是我就早上五点起来写生，特别专注。结果我的行动引起了铁锁桥上执勤的解放军的注意，要我把写生簿放下，问我问题，问我是干什么的，写生为什么白天不来什么的。我还被带到了哨所，写生簿也被要求上交检查。我把我的出差介绍信都拿出来了，一定要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之类的。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查明了我是个画画的，虚惊一场。为了展现金沙江在秋天的美景，我创作了一批和金沙江相关的山水和写生作品。
后来我在中国画院工作后，每年都要外出体验生活。我非常看重外出体验生活，作为一个艺术家，作品来源于生活。所以，每年都由我自己决定去哪里采风。四川大凉山我去过好多次，最艰苦的地方我也不怕。市区的青年团团委书记对我很好，派人陪我去大凉山彝族。那时候彝族很穷，一天吃两顿饭，生活习惯都不同。因此那位干部陪我在那里待了两个礼拜。我体验生活，很多地方都很好，也没留下照片记录。有一个彝族干部很神气，穿了件白色披风，骑了匹白马。我跟去他家，烧饭的灶也没有，地上挖了一个坑，边上搭了两块大石头，中间架了一个锅烧饭。家里也没有小菜，吃饱就算了。我为了画这个人，跟去他家，但是吃不惯，喝酒也（是）倒在一个碗里，大家轮着喝，都是非常豪迈的。这些体验也很独特，对我的创作也有一定影响。
70年代，上海戏剧学院办了一个美术系。因为文化大革命后，上海没有正规培养美术干部的专业，而各个单位又需要美术人才，那么上海政府就借戏剧学院的地方，开办了美术系，上海戏剧学院借调我去当美术老师。因为要带学生实践写生，因此我又有了一些外出的机会，去了许多地方。
我存了几千幅写生稿，我想我作品中的生活气息大概就是这样而来。要画出真意，主要是生活基础要深，剪纸也是一样的道理，要关注生活。我二十几岁参加工作，每个历史时期都按照国家要求，看了很多书，经历了很多工作和运动，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农民，体验生活，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机遇，因为熟悉了百姓的生活有助于搞创作。
您的创作生涯也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缩影，我们很感兴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化艺术工作很难开展的时期，对您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林曦明：1966年文革开始，我停止作画，同时被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不过那时候我还是用剪纸创作了“革命样板戏”主题画八幅和“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组图多幅。但是我比较幸运，1971年的时候，受到周总理指示，回到上海为锦江饭店涉外接待做装饰画工作。不过，那个时候开始了“批黑画”运动，这股风气从上海传到北京，看起来风刮得很大，但实际上很不得民心。那时候批判的画作都是名家名作，美术爱好者们都非常乐于一睹真容。我的一幅画也被污为画“黑山黑水”，不过我那时候只是画家们的助手，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而且我那时候就想，大不了就是回出版社做编辑，没什么。不过这场闹剧非常不得民心，被迫中断的宾馆画创作后来还是恢复了，我也因祸得福，随同调进了上海中国画院，从业余创作者变成了职业画家。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怎样剪纸》作为工农兵辅导书。
您非常喜欢小朋友，很多获奖的剪纸作品也是为了儿童读物创作的，更提倡艺术家们学习小朋友的创作，是为什么呢？
林曦明：我不但做过小学老师，还做过儿童美术编辑，所以确实是一直在为孩子们创作艺术，也不断地在向孩子们学习。儿童在艺术上对我的影响很深，儿童的生活很自然，很有一种天趣，所以是很值得学习的。比如孩子画的树木、房屋、桥梁、动物等，都有他的特点，都是比较概括、大意的，很直觉地画他的记忆、印象，看来很像，但又不同于真的。画柳树是柳树的姿态，画松树有松树的精神，这是在无意中达到的艺术上高级的表现方法。儿童画，新鲜、有生气、天真、稚拙，富于幻想，很有感染力，用色大胆，构图没有任何局限，这些优点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应孩吸收的。不仅吸收，还要加以提高，丰富儿童美术的创作，从孩子中来，再到孩子中去。画家也应该通过儿童画来了解儿童的喜爱、特性。孩子是不是只喜欢那种老老实实的、说明性的画呢？不是的。从他们的画中可以了解（到），孩子是喜欢那些夸张的、很概括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主题鲜明形象生动的作品的。
林曦明富有童趣的剪纸作品《牧笛声声》
同时呢，我们画家也有培养孩子爱好艺术、提高审美能力的任务。画家既要考虑孩子的爱好，但又不能唯孩子之命是从，要有意识地多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营养，把我们国家各个民族和世界上一切的优秀文化多多介绍给他们，引导他们进入艺术之宫。
从前剪纸的方式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您能跟我们讲讲什么是“油盘”吗？过去剪纸一般使用哪些工具？流程是怎样的？
林曦明：从根源上讲，我的剪纸的渊源是温州乐清的，那里的细纹刻纸很出名。所以我在剪纸过程中，大图案用剪，小图案用刻。剪刀只能剪大致的图案，像人物创作，比如脸的轮廓线等不能剪断，剪刀不能透过去剪。因此形式是剪纸的形式，但是工具是多样的。从前用的传统的操作工具，有剪刀、刻刀、油盘、磨石、粉袋，还有就是纸。
通常先把大的轮廓剪好了，然后用钉子固定在油盘里。什么是“油盘”呢？从前没有现在的这种高硬度的塑料垫板，所以都是把画稿放在油盘里来刻。油盘就是一个木头托盘，都是自制的，一般会用木头做一个外框，小的镜框或者那种写蜡纸的盘子也可以用。
把牛油或羊油放在锅子里煮开，再加入经过研磨过滤的细腻洁净的锯木灰，或者庙里的香灰，跟油拌在一起。把拌好的油倒进油盘，刮平，等油冷却以后变成软硬适中的油板，就可以在上面刻画了。刻之前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扑粉，这就要用到粉袋了。通常用一块小布头，当中放点菱粉或山芋粉，用线扎牢，就是粉袋。刻纸之前，拿它在油盘上扑上薄薄一层粉，可以防止画稿粘在油盘上。每次刻好以后，要看一下有没有纸屑掉进油盘，有的话要立即挑出来，否则下次再刻会碰坏刻刀的刀头。过二三年，就把油盘里的油挖出来，放在锅里再煮一次，等到煮开的时候，油里的纸屑、杂质就会沉淀下去，把这些杂质去掉，把干净的油倒出来，就可以继续用了。我还试过用白蜡混合橡皮泥，在锅里烧开调好，倒在木盘里，代替牛油，效果也不错。现在条件好了，剪纸刻纸再也不用在工具上费这么多功夫了。
那您对剪纸使用的纸张有什么偏好吗？
林曦明：剪纸用的纸，我偏爱用宣纸染的，有红色、黑色、紫色、深蓝色等等，或者是一些地方生产的毛边纸染的大红、大绿的土产纸。这些纸没有光亮，非常朴素、厚重，有民间特色，而且质地又薄又松，但却很结实，刻的时候，可以多刻好几层，一次刻下来，就是十几幅剪纸。
您的剪纸作品通常会运用哪些表现形式？
林曦明：我自己的剪纸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比如一种叫做阳刻，一种叫阴刻，这种叫法是来源于刻图章。阳刻就是刻去空白，留住线条或色块，用白纸衬托出物象。这种剪纸又叫单色剪纸，色彩单纯，显得格外集中，朴素大方，刻的时候也比较方便，是最有剪纸特色的一种形式，也最普遍。阴刻剪纸正好同阳刻相反，就是把画稿里的墨线刻掉，留下来的都是块面。但最好的表现方法是把阴刻和阳刻合起来用。比如刻一个人物，他的面孔和手用阳刻，衣服用阴刻，这样就不会显得单调，变化多了，看上去就会很丰富。另外还有套色剪纸、笔彩剪纸、点色剪纸、分色剪纸、衬色剪纸，基本都是在阳刻和阴刻的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多种多样，也很不错的。
林曦明的剪纸作品表现形式多样
（左起：《斗霸上会》《和平之春》《牧归》）
现代意识 民族精神
林曦明从温州古老深厚的地方文化中成长起来，创作初期就接受了新的文艺创作理念的洗礼，开始关注时代的需求，使他的创作有了明确的目的性，并很快迎来了剪纸创作的旺盛期。移居上海以后，海纳百川的文化生态环境又为他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逐渐沉淀出“现代意识、民族精神”的自我要求。他的剪纸和国画创作，与“现代意识、民族精神”这个座右铭，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又互相成就，林曦明通过简洁、舒朗又不失细腻、委婉的线条实践着他的艺术追求。
从苏昧朔老师，到后来亦师亦友的王个簃、关良、林风眠等画家，他们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林曦明：记得当时我在苏老师家学画，还有个亦师亦友的同住人，我们吃住在苏老师家都是不交钱的，就是这样互相依靠，苏老师就当我们是自己家的子女一样的。苏老师对我艺术的影响也很大，他教我读诗，认为画画要懂些诗词，我学到了很多。但是苏先生比较清高，他很懂得文学，看民间的东西和一些民俗，一般都是看看就算了。我不是那样的，我对那些好的活动、场景，都喜欢记下来形成一幅画面，这样搞得多了之后还出了一本书。我的创作要基于生活，没有生活你不能搞创作，一定要了解熟悉农民的生活。
后来到了上海后，王个簃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我受他的影响开始比较系统地研习书画诗词，学习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的艺术，同时研究现代绘画，也是那时候结识了关良、林风眠等好友，很大地提升了我的眼界。我们关于艺术上的事情经常会聊聊天，互相借鉴观点。有时候农村寄来好吃的，我也会分点给他们，我们关系非常融洽。我对艺术的最高要求就是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对我的影响是比较潜移默化的。他们当时发现我的剪纸工作搞得好，觉得很高兴，对民间艺术还是很欣赏的。
如何理解您说的“现代意识、民族精神”？
林曦明：我对自己画画的要求，有八个很重要的字：现代意识、民族精神。“现代意识”，就是画是给今天的人看的，传统是进入这门艺术的基础，但不能拘泥于传统，所以创作要中西结合；所谓“民族精神”，就是不能丢掉传统，传统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和深挖。所以中国剪纸应当以民族文化为基础，也要吸收外来文化。今天的时代、今天的人看今天的画，作品中的思想，要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样作品才能包容中国的、国际的文化，这也是我对自己创作剪纸的要求。
同时，中国人学西洋东西，总应该跟自己民族的东西慢慢结合起来。可能西方艺术作品里比较简约、现代的风格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剪纸的内容里有些是毕加索、马蒂斯的一些作品，但是用我们自己剪纸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剪纸具有民族的东西，能发展得比别人好，也是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们首先要对剪纸、国画的理解深入。
另外要指出的是，人们以为学国画就是把宋元明清各家吃透就是了，我看还得包括民间美术，如永乐宫、敦煌壁画、汉画、石刻、木雕、漆画、剪纸都可以吸收，使作品富有人民性。民间美术的造型能力，远远超过文人画，健康，质朴，无拘无束，富有生气。要让文人画与民间画沟通，还要向西画学习，学习他们的长处，如用色、用光、大块面的用笔等等，艺术上的路子越宽，天地越大。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您之前提过，您认为剪纸的“海派风格”最大的特点就是“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什么？和传统剪纸有什么不同？
林曦明：我个人认为，“海派”就是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风格。我自己很喜欢北方粗犷的风格，但是我又乐于用这种方式展现南方比较温婉的文化。所以，“海派”，主要就是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南北方、东西方都取其所长，剪纸也是不例外的。我们传统的剪纸主要是为了装点、活跃气氛做的，实用性、功能性比较强一些，高雅性和艺术性稍微没有那么强一些。这也是我后来在国画上也有发力的原因，国画和剪纸有些联系。
您的中国画创作强调“现代水墨”，以简笔凸显结构。您的剪纸作品是否也遵循着同样的创作理念？
林曦明：人家认为我画得很简练，而剪纸里的人物等一些意象也很简练，都没有背景。中国历代画家中，我学习古老的东西比较少，只是稍微看了一些。我的作品和古代画家中的八大山人、虚谷等人风格比较相似，他们的画作比较简练，我临摹过一些。人家认为剪纸和国画是两码事，但是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表现。
在我看来，剪纸就是诗歌，一幅剪纸就像一首民歌一样，很简单，太复杂就不合适了，要层次简单，背景要恰到好处。关良先生以前提过，“多用剪子代替笔，厚重拙辣，不搞小巧玲珑，旨在传神二字”，我的良师益友林风眠先生也提过，剪纸“一定要保持简的特色，一朝走进繁琐，靠拢绘画，就没有意思，千万莫忘记”。作为一门意象造型艺术，剪纸强调的是主观的想象力和幻想，强调的是风格上的简约，不是繁琐；是传神，不是细节的真实。剪纸材料简单，只需一张纸一把剪刀，我们需要个性化艺术，而不是标准化的兴趣。所以我想，剪纸艺术原本的艺术特征就是如此，简单、传神、有个性就是我们的追求。而且，剪纸作品最为重要的还是要让百姓看得懂，只有看懂了才会喜欢，才能接受作品所表达的内涵。
所以，剪纸的东西必须搞现代的，古典的搞得太多，是重复作业，浪费时间。比如《红楼梦》作为剪纸，就是吃力不讨好。雕刻成形的剪纸还能制作成动画片，但是做这类动画片苦不堪言，一个动作有时需要雕剪20张，这样的艺术家我不要做，我的创作都不崇尚重复作业。同时，剪纸也不一定是越精细越好，因为那样会让人把注意力都放到图案上面，忽略剪纸的造型。
我的艺术提高和画国画有关。长期以来，我画国画没有断，人物造型、写生都反映在剪纸中。国画基础用于剪纸更好，一个是艺术技巧，一个是意象方面，比别人的创作多了一些东西。
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艺术成就？我们应当如何欣赏您的作品？
林曦明：国家现在一共为我办了四个艺术馆，上海的剪纸艺术馆是国家办的第一个个人剪纸艺术馆，现在叫做“林曦明现代剪纸艺术馆”，参观的人数很多，领导也很重视。这个艺术馆的成立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雁荡山旅游局把山脚下一块地划拨出来，我提供了自己的四百多幅作品，现在已经建成了“林曦明艺术馆”。另外我家乡也有三个剪纸艺术馆，把我家那里大概有三亩地大的老房子翻新、装修完以后用于收藏和展出剪纸作品。剪纸艺术馆里的那些作品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像《渔歌》《麦收季节》这类的作品最喜欢，可能是因为这些作品有国画的构思，报纸上也登得多的缘故。
林曦明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剪纸作品《渔歌》
怎么欣赏我的作品，有些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就像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的作品蕴含着乡土气，天真自然的物体，这就是艺术的最高点。作为艺术家要谦虚，学大师的精炼，也要学小朋友的天真，死板艺术不成艺术。绘画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到理性，从不会画到会画再到不会画的渐进过程；再从美术学角度讲，从“无法”到“有法”，再从“有法”到“无法”，达到高境界。画画是件苦事，不吃得苦中苦，是尝不到甜滋味的，第三阶段的“无法”少有人能达到。我自觉是第三阶段了，我的“无法”没有几幅作品，大部分是“有法”阶段，所以要向小朋友学习，天真就是自然美。剪纸也是一样的道理。
您都收过哪些徒弟？今后的上海剪纸应当如何发展？这门艺术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林曦明：至于带徒弟方面，一些是在上海，一些是在家乡。上海这边主要是八九十年代原来剪纸学会的会员，跟我学艺的，原来学会也有老师指导的。上海的学生主要有李守白、周南、赵子平和孙继海。李守白的父亲原来就是上海剪纸学会的秘书长；还有周南，他的祖父是著名的文化人周瘦鹃，家里也很有文化底蕴的。剪纸、刻章、国画这些艺术很需要有老师提提意见，所以他们就跟我学习了，我说大家做朋友，不要做学生，所以当时教他们的时候，都没有拜师仪式的，因为是新时代了，我身体还不错，有精力就给他们指导指导。后来又收孙继海做徒弟，是有拜师仪式的，当时还特地在东湖宾馆搞了隆重的拜师会，（孙继海）要跪下给我磕头，我说现在新派了，不要那么客套，就免了。我每年都回家乡，我们乌牛镇镇长夸赞我艺术搞得好，希望我在家乡培养学生，我就去镇上做了一个关于美术方面的报告，很多学生听了这个报告后，都想要报名跟我学美术，因为这些学生太多，就收了十多个学生，都是乐清、永嘉当地人。
剪纸创作在形式上还是要简，不要繁。认为剪得越精细越好的，其实只看到了图案的层面，是不够的。剪纸还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作品的内容要关注生活，要反映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