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一生曾多次遭人暗杀，均化险为夷，相关记载在海峡两岸的历史资料和各类著述中多有详细描述，但亦有例外。1929年8月，发生在上海法租界贾尔业爱路（今东平路）9号蒋介石、宋美龄公馆的一桩“刺蒋案”，就长期鲜为人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案的“杀手”居然是蒋介石的几名贴身卫士。又由于，在案发期间发生了宋美龄流产事件，使得原本就十分蹊跷的案件更加扑朔迷离。近年来，此桩“刺蒋案”虽然陆续有所披露，但大多语焉不详。
蒋宋公馆由一幢法式的假三层主楼和两侧副楼组成，主卧室就在主楼二层的东侧，副楼由侍从及警卫人员居住。这座占地约30亩的花园别墅，始建于1916年，原为上海义记洋行大班英国人E.J康福特所有。1928年，宋子文将其买下，经装修和扩建后，作为新婚贺礼送给了蒋宋夫妇（亦有一说是政府置产），蒋介石亲自将其命名为“爱庐”。“爱庐”与杭州西湖的“澄庐”、庐山牯岭的“美庐”鼎足成三，均为蒋宋夫妇时常下榻之所。此楼现位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内。
东平路9号“爱庐”
“爱庐”平时由蒋介石的族侄、侍从副官蒋富寿负责管理。蒋副官不仅精明能干，还因曾经在蒋介石遇险之时，不止一次地挺身为其挡子弹，故而深受蒋宋夫妇的信任。每当蒋宋夫妇入住“爱庐”时，安全保卫工作立即上升到最高等级，除了加强门岗警卫外，在院内四周和主楼内外都布置有明岗暗哨。不仅如此，蒋副官还与卫队长轮流值班，以确保万无一失。然而，百密也有一疏，1929年8月27日“爱庐”门前的午夜枪声，着实让这位“大内总管”惊出了一身冷汗。
2015年10月31日出版的《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台湾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解密的馆藏《日记》（手稿本）予以摘抄、誊印编辑而成。其中，在1929年8月至9月的时间段内，对此案有过如下记载：
8月
22日 今晚由京起程赴沪，医治目疾。
23日 到沪后，陪夫人出院回家。
24日 今晚午夜，夫人梦觉楼下有盗，心甚不安。余起而巡查，卫兵二人答应，心安乃睡。而孰知此卫兵引刺客入室，以余醒故未动手也。
25日 在家陪妻养病。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
26日 今日妻病，痛苦最甚。
27日 今夜半，卫兵陈鹏飞与庞永成预备刺余夫妻，其供称已入余卧室，手指已扳枪机，因以余反身咳嗽，彼乃心惊中止，是诚有命欤！
28日 今晨起床，蒋副官报称，昨夜卫兵闻枪声外出，以致门卫无人，后得警察报告，方知有刺客乘汽车入我家中谋刺，后因汽车夫逃脱而刺客乃逸。其实叫汽车者，即卫兵庞永成，而同谋者即当时守卫之陈鹏飞也。余得报，甚疑，乃即将陈鹏飞押至警备部审供，方得其实，而陈之主谋者为吴楚诚，系南京三民公司之襄理。
9月
5日 在沪陪妻养病，研究陈鹏飞，即陈风飞案，乃知此案为排长詹子文所主使，而詹又为黄埔失业学生何崑宁波人所逼也。何为曹亚伯所煽惑也。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书影
根据《日记》中所勾勒出的情景，可将这桩在1929年8月24日、27日午夜连续两次实施的“刺杀蒋介石”的过程还原为：
1929年8月22日，蒋介石因患眼病从南京去上海医治。此时，宋美龄正“患病”住院。次日，蒋抵沪后，即去医院，接夫人出院，回到东平路9号的“爱庐”疗养。就在宋美龄出院后的第二天晚午夜时分，宋在睡梦中惊醒，似乎察觉到卧室楼下有盗贼。蒋闻讯后，立即起身巡视并呼唤卫兵。当听到两名卫兵的应答，蒋宋二人认为没事，便放心继续入睡。事后得知，楼下的响动乃是值班卫士领引刺客进入室内所致，后刺客见蒋宋夫妇已被惊醒，担心事败而中止行刺。
三天后的8月27日午夜时分，刺蒋行动再一次进行。蒋宋公馆值班卫士陈鹏飞（又名陈风飞）悄声进入蒋宋卧室，当他持枪瞄准，即将击发之际，正巧蒋介石翻身咳嗽，陈稍有犹豫，未及开枪。就在此时，公馆大门外坐在出租车内望风接应的刺客同伙，见有巡逻警察前来盘查，慌忙驱车逃遁。警察见状，立即鸣枪示警。枪声惊动了公馆内的其他人，陈鹏飞不得不又一次中止刺杀行动。当陈鹏飞正欲从蒋宋卧室外离去时，被蒋副官发现。蒋副官见陈鹏飞深夜脱离值班岗位，却在蒋宋卧室附近出现，顿生疑窦，即将其拘押。
28日晨，蒋介石听取蒋副官报告后，立即命将陈鹏飞押送淞沪警备司令部。经审讯后，方才得知“爱庐”门前的出租车是蒋的另一名卫士庞永成约唤来的，两人均是“刺蒋案”的同谋。陈鹏飞还供认，刺杀案的主谋是南京三民公司襄理吴楚诚。
9月5日，“刺蒋案”又有新的进展。此案据称是曹亚伯“煽惑”黄埔军校失业学生、宁波人何崑所为，由何崑“逼”蒋介石卫队的排长詹子文主持刺杀行动，再由詹排长“主使”蒋的贴身卫士庞永成、陈鹏飞具体实施。但由于事出意外，庞、陈的两次刺杀行动，均以失败而告终。
二
查阅当时《申报》等沪上报刊，对此案件均未见报道，案情如仅见于《日记》记载，似乎缺乏旁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笔者却在1930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十六号上由周恩来化名“冠生”所撰写的《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亦发现了对此案的描述，从而使发生于一年前的“刺蒋案”获得了实证。
周恩来在其文章中，讲述了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叛徒之一、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叛变革命、出卖同志，致使著名共产党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被捕、审讯和牺牲的详细经过，并号召革命者坚定与敌斗争的信心，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该文中有两段涉及到蒋介石遇刺案，分别如下：
……（1929年8月，笔者注，下同）至二十八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指被捕的彭湃等人）。适当晚（指27日夜）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
……
当着彭、杨五同志（另有一人是张际春，后被保释）初被捕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夸功报告。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狗们寝食不安，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
周恩来在文中提及“刺蒋案”嫌疑卫兵被拘押后的受审情况。然而，对于发生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内部消息”，周恩来又是如何知晓的呢？说来也并不奇怪，这就涉及到著名的“双面间谍”杨登瀛。
杨登瀛（1893—1969），别名鲍君甫，广东香山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28年就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沪特派员。由于其精通日语，加上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当年在上海滩是一个在帮会、英法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等处均“兜得转”的人物。当其结识了陈赓、陈养山等共产党朋友后，出于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考虑，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使得中共中央每每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多次避免了更大损失。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彭湃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015号（今12号）开会，突遭巡捕、包探逮捕，周恩来因病未能到会，才幸免于难。事后经杨登瀛“打探”，得知是由于叛徒白鑫告密。中共特科根据杨登瀛提供的情报，准备在8月28日清晨，乘彭湃等人将从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被转送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之际，中途在枫林桥畔武装劫车。最后，这一计划虽然因故功败垂成，但杨登瀛提供的情报事后证明是准确可靠的。同年11月11日子夜，中共特科再次根据杨登瀛的情报，将叛徒白鑫击毙在其藏匿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43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家的门口。
由于有杨登瀛的“线人”关系，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为准备实施营救，时刻掌握彭湃等人在狱中的动向，顺带了解到“刺蒋案”的一些内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根据《日记》记载，此案最终认定主谋是曹亚伯、何崑等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曹亚伯（1875—1937），字庆云，湖北阳新人，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政治家，老同盟会员，积极支持孙中山等人推翻满清帝制，孙中山曾高度评价之“于党国革命，曾尽大力”。北伐时期，其已隐居于江苏昆山，仍起而相应，却遭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无端拘押。心灰意冷的他，从此告别政坛，闭门著书撰成《武昌革命真史》，192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被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取此不真”而遭查禁。因屡遭打击，其最终皈依三宝，潜心学佛。尽管如此，“九一八”事变后，曹亚伯仍振臂疾呼：“不自御侮，国亡无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淞沪会战”间，其筹借军饷，支援抗战，甚至亲临前线，救助伤员，不幸染疫，于1937年10月27日病逝。1947年，国民政府曾专门发布褒奖令，纪念这位辛亥革命元勋。
何昆（1898—1930），原名何德晟，字克信，湖南永兴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从黄埔军校南宁分校逃脱，潜往农村，组织农民武装。其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前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继续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1929年冬，受周恩来委派，从上海前往苏北如皋，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并担任红十四军军长。1930年4月16日，在与敌作战中，中弹牺牲，年仅32岁。
从以上两人的简历看，曹亚伯早年曾信奉基督教，后遁入空门，虽与蒋介石不睦，但从事后当局并未追究，甚至予以褒奖的结局上看，如若说其是“刺蒋案”的主谋，似乎难以令人置信；至于何昆，经查台北“国史馆”已解密的档案中，有一封1929年7月31日蒋中正写给陈立夫的亲笔书信，信中主要内容是责令首都警察局抓捕共产党员何崑事宜，现将其摘录如下：“将黄埔第三期学生、前原卫队连长何崑侦获。”由于何崑与何昆（“崑”是“昆”的古写，两者可能混用）有着籍贯、学历和职位上的差异，因此无法断定，此“何崑”与彼“何昆”是否就是同一人？从现有资料中，既寻觅不到何崑的其他信息，也未曾发现何昆参与过此桩“刺蒋案”的记载。
如此，能否将曹亚伯、何崑等人视作“刺蒋案”的主谋，均因缺少史料佐证，故而也无从定论。
另据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介石日记•省克记》（由蒋介石秘书、浙江奉化人王宇高、王宇正合编的“日记仿类抄本”）记载，蒋介石在此案发生后不久，对案件的处理曾做出过这样一个批示：“公曰：‘此事几危，然今即得实，令弗必穷究，以免株连群疑，乃息。’”
此案最终以“被押卫兵统统枪毙，其他查无实据而不再追究”结案，其原因倒是与周恩来文章中所述“（被押卫兵）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有着某种契合。
发生于1929年8月的此桩“刺蒋案”，至今已过去了九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案情的真相恐将“永沉大海”，成为历史谜案。
也就在“刺蒋案”后不久，蒋介石卫队几乎都换成了浙江奉化籍，而贴身卫士则全由溪口老家的蒋氏族亲子弟担任，这或许是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所谓的“亡羊补牢”吧。
四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之后，蒋宋夫妇常住南京，偶然赴沪，也另觅他处。据《申报》及《日记》记载，蒋宋夫妇最早入住“爱庐”的时间是1929年8月23日。然而，就在蒋宋夫妇入住“爱庐”的次日晚，即发生了刺蒋案。厄运并未就此了结，8月25日，又发生宋美龄流产事件，令蒋宋夫妇为此心痛不已。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照
根据《日记》记载，宋美龄在1929年的7月底，就曾因“患病”住院，其经过如下：
7月
29日 与大姊电话，知三妹有肝病，不胜忧虑。
30日 闻妻病肝胆，不胜忧惶。上午批阅会客后，问妻病状。……晚会客，时念妻病不置。
8月
6日 下午假眠后会客，至晚十时毕，上车往沪。
7日 上午到上海，即往疗养院访岳母及妻病。下午会客，陪妻谈天。
8日 上午在西摩路会客，下午陪妻往吴淞。
12日 上午往西摩路会客，后即回病院。下午陪妻养病。晚乘车回京。
在1929年8月8日的《申报》上，亦有蒋介石此次抵沪后行踪的报道：
（昨晨七时许抵北站）蒋氏出站后，即乘七三九二号汽车，驶赴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笔者注，下同）三八三号孔祥熙公馆少憩，旋赴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宋公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宋太夫人及宋美龄女士，均在虹桥罗别根路（今哈密路）一百五十号上海卫生疗养医院养病，即往视疾。其时谭院长适在洗浴，致未相遇。遂与宋太夫人及宋美龄女士稍谈契阔，即离院他去。十二时许，复赴医院，当与谭院长会谈，当晚即下榻该医院。
据《上海卫生志》载，宋美龄此次“患病”所住的上海卫生疗养医院（其旧址，系今哈密路171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455医院分院），由美国基督教会始建于1927年，1929年初正式开业。其主体建筑是座三层欧式医疗大楼，是一家以疗养为主、治疗为辅的综合性教会医院。因其设施齐全、医技先进，故收费昂贵，在当年以“贵族”医院而名闻上海滩。
至1928年底为止，历经了三年的北伐战争，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而宣告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中国，踌躇满志的蒋介石立即举起“削藩”大旗。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正式拉开“裁军缩编”的序幕，并借此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派系的实力。继而于同年的8月1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实施”会议，进一步具体落实裁军计划。然而，各派系均不肯就范，为此争执不休，弄得蒋介石焦头烂额。
就在“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召开前三天，7月29日蒋介石接到宋蔼龄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告之宋美龄患上了“肝胆”病。八天后的8月6日夜，“百忙”之中的蒋介石丢下手头工作，匆忙赶赴上海。根据《日记》和《申报》的记载，蒋介石的此次上海之行，并非是“公干”所使，而是去探望宋美龄的“病”。
宋美龄真的是患上肝胆病了吗？蒋介石在其8月25日的日记中给出答案，应该是“早孕反应”，而非其他疾病。从《日记》中还得知，宋美龄在“患病”后的第10天（8月8日），即“往吴淞外游”，可见其身体并无大恙，如若真的患上肝胆病，不大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痊愈。恶心、呕吐、厌食、乏力等症状，是早孕反应与肝胆病均可有的相类似临床表现，必须借助医学检测加以区分。
由于蒋宋夫妇此时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时年蒋42岁、宋31岁），蒋介石除了与原配夫人毛福梅生过一子蒋经国外，与其后的两房妻妾姚冶诚、陈洁如均未曾生育。因此，宋美龄在“患病”的初始，很可能也未意识到自己是早孕反应，也就有了“肝胆病”之说。直到一周左右时间后，当生物学妊娠试验结果出来，方知是夫人“有喜”，这或许才是蒋介石匆忙赶去上海探视宋美龄的真正原因。
在上海，蒋介石陪“养病”之中的宋美龄度过了六天，见其已无大碍，便于8月12日晚，乘车回返南京处理国府要事。
在南京，蒋介石于“百忙”之中，时刻惦念着怀孕中的夫人身体。稍有空暇，便借“患眼疾”，向国府请假一周，于8月22日夜，再次去上海。8月24日的《申报》上，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昨晨七时许，蒋主席抵上海卫生疗养院，即晤其夫人宋美龄女士，并候宋老太太疾，蒋以宋女士精神已极健旺，无需再在医院休养，遂于上午十时半偕宋出院，乘车直返贾尔业爱路九号私宅。蒋夫妇即在本宅午膳，往访者概未接见。……（午后）六时半，蒋氏夫妇偕同宋子文部长乘车出游……
就在一切皆大欢喜之时，8月24日午夜，蒋介石贴身卫士密谋刺蒋，却因宋美龄的一个梦，最终导致刺杀未遂。紧接着，次日便发生了宋美龄流产事件。从表面上看，“刺蒋”与“宋的流产”似乎是有着某种关联，然而细加分析却并非如此。
当8月24日发生第一次行刺之时，蒋宋夫妇仅仅是因梦而起，误以为“楼下有盗”。直到三天后的8月27日，发生了第二次“刺蒋”后，从捕获的刺客口供中才得知前面24日还有一次，但那时已是8月28日了，而宋美龄流产发生在8月25日。所以，直到第二次“刺蒋”败露之前，蒋宋夫妇对于第一次“刺蒋”是浑然不知的（倘若24日的行刺在当天已被知晓，就不会再有27日的“刺蒋”发生）。由此可以推定，蒋介石在其24、27两天的日记中，相关“刺蒋案”的描述均非当日所记，而是事后添写的。如此说来，将宋美龄的流产归结于“受暗杀惊吓所致”，显然是难以成立的。笔者推断，发生在两次“刺蒋”期间的宋美龄流产，也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并不具有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半数以上的早产是由胚胎染色体异常导致，且多发生在怀孕第12周以内。造成流产的原因很多，如遗传基因、血型不合、孕妇生殖器官畸形、免疫性疾病，以及细菌、病毒感染、环境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及辐射等等。
蒋宋夫妇除了年龄因素外，蒋介石年轻时还因生活不检点，罹患过淋病，除此之外，鞍马劳顿、精神紧张都可能导致生殖功能下降；宋美龄患有慢性荨麻疹，其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如加上不适当的用药，都是有可能造成流产的。由于造成流产的原因繁多，即便在医学发展到今天，临床上要想确认某孕妇个体流产的原因，也非易事。
宋美龄曾经怀孕并流产的事实，还可以在陈诚夫人谭祥（谭延闿的三女、宋美龄是其干妈和媒人，笔者注，下同）于1932年6月18日写给陈诚的家书中得以证实：“昨午后蒋夫人（指宋美龄）到省，……她说她虽然没有生小孩，但是病小孩（指流产）她受过，很难受。”[见《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第228页]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感情深笃。蒋在日记中曾企盼与宋美龄能有自己的孩子。对此，宋美龄亦是心有戚戚焉，由于没能为“达令”生上个一儿半女，她又何尝不是抱憾终身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原江苏省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医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