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蹉跎

　　天色阴晦，细雨飘漓，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弄堂都肮脏得令人不可容忍。成堆成堆散发出恶臭的垃圾，遍布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

　　几天来吴国桢在市民政处（1947年10月改制设局）处长张晓崧的陪同下，顶着濛濛秋雨，相继巡视了新成、老闸、江湾等几个区和浦东的高桥、洋泾等保甲区。在大通路一带，他访问了沿途商店和里弄居民；在贵州路、汉口路上，他了解了取缔摊贩的情况；在江湾的沈家行镇和杨家浜镇，他又详细询问了那里的户籍情况、居民生活和商业布局。

　　“问民疾苦”，倘若仅止于“问”，对吴国桢来说，并不需要勉强，他自信在自己的血液中尚不乏这点民主精神。然而“问”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改变它。大通路斯文里居民住房的拥挤状况和环境的肮脏程度，使他过目难忘，引以为耻。那些蓬头垢面、满脸菜色的母亲们，那些腰背伛偻、苟且在低矮潮湿的棚户中的耄耋老人们，和吴国桢所处的那个达官阶层的生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相对于眼前，那种荒淫奢侈、纸醉金迷的生存方式，岂非愈益显示出它的不合理性。

　　以草民百姓的命运相衡之，素有“东方巴黎”之美誉的大上海顿显其轻。

　　触及所有制形态的思考是难以深入的。人各有志，无法勉强。事实上吴国桢一生也未曾转变为公有制的拥戴者。他同台湾当局的分歧，始终停留在技术手段和具体制度的层面上。因此，他的“问民疾苦”的最终解决方式，也只能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竭力敷衍，留下鲜明的吴氏戳记。

　　对于卫生防疫，吴国桢号召市民“慎饮食，节起居，实行预防注射，不但为一人一家保健免疫，实际也就无异为全体上海人积德”。然而此类积德之举实行起来殊觉不易，盖因战后的上海，“多数人生活的不安定和一般生活水准的低落，人口过形集中，营养大抵不良，更加卫生上种种的不够，时疫的因素者还存在着，一有发生，极易传染，这情形实在是很可怕的”。为了防止这种“很可怕的”局面发生，吴国桢几乎是在哀求：“（政府）目前虽不能为市民增加许多福利，但在消极的保健上，必然愿尽全力去做，不过单靠政府的力量，还恐怕不够，所以更诚恳地希望全体市民予以合作。”

　　政府的力量，岂止“恐怕不够”。吴国桢清楚地知道，战后，偌大一个上海仅存垃圾车20辆，还经常爱闹点情绪，搞搞“抛锚”之类的小动作。此后难民救济总署增拨15辆车给市政部门，那也不过才35辆。这点运能，相对于垃圾成山的大上海，不过杯水车薪。吴国桢的拳拳之情固然感人，然而严酷的现实并不归顺于他的感化。就在吴国桢初掌上海的1946年5月至11月，上海滩霍乱大流行，各种行政的、技术的手段均于事无补，吴国桢终于亲历了他所最最忌讳的“此兴而彼仆，朝笑而夕僵”的凄惨的一幕。

　　对于住房，吴国桢不仅缺乏解决的手段，而且缺乏解决的自信，尽管在表面上他从不愿公开承认。他曾经向报界宣扬过蒋介石为解决南京的房荒而手订的原则：“5人以上限住2间，6人以上可住3间，最多不得超过4间。”对于或露宿街头，或蜷伏于“滚地龙”中的芸芸苍生来说，这条原则就如同“何不食肉糜”一样荒谬不经。糠稗尚不足以果腹，肉糜岂非画饼？“最多不得超过4间”的限制，对于赤贫者是荒诞的，对于权贵们又何尝不是空洞的！

　　愚忠常使人变得愚不可及，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笑话多得简直不胜枚举。堂堂哲学博士吴国桢亦未能免俗。

　　对于市政建设，吴国桢似乎很有点远大抱负。1946年8月，由吴国桢出任主任委员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上海当代俊杰皆网罗于麾下：工务局长赵祖康，立法委员李庆麟，天厨味精厂总经理吴蕴初，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总经理黄伯樵，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中央行政院主任工程师汪禧成，中央大学建筑科主任教授卢树森，建筑师关颂声、范文照、陆谦受，上海医学院主任医师梅贻琳，还有圣约翰大学教授鲍立克……不下30位专家学者和政界、实业界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共谋上海市政建设之宏图。

　　结果如何？该委员会委员兼执行秘书赵祖康的一番话足资见证：“本市都市计划，我人从事愈久，而愈觉其艰难。国家大局未定，地方财政竭蹶，虽有计划，不易即付实施，其难一也；市民谋生未遑，不愿侈言建设，一谈计划，即以为不急之务，其难二也；近代前进的都市计划，常具有崭新的社会政策、土地政策、交通政策等意义在内，值此干戈遍地，市井萧条之际，本市能否推行，要在视各方之决心与毅力而定，其难三也。”

　　“大上海都市计划”前后三易其稿，费时2年以上，内容广涉人口问题、土地区划、道路、港埠，及内河、铁路、空中运输等诸多方面，甚至对黄浦江越江工程中的一系列技术细节，计划中均有详尽的涉猎。即使以今天的眼光衡量，“大上海都市计划”依然是高品质的一纸蓝图。奈何岁月蹉跎，高品质的一纸蓝图在已然流逝的民国年代始终都是蓝图一纸。

进退失据

　　从1946年春到1947年夏，吴国桢初掌上海已逾一年。这一年从表面来看，似乎与他同蒋家王朝的分道扬镳构不成因果，实质至为关键。这一年是吴国桢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懒，从跃跃欲试到焦头烂额，最终实现“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政治觉醒的起点。

　　这一年多时间里还有两桩史实值得追述：一是发生在1946年秋冬之时的“摊贩事件”，一是1947年夏天震惊朝野的“金都血案”。

　　“抑米价、平工（学）潮、修市容”，是吴国桢到沪后公开亮出的三大行政目标。撇开“抑米价”已成黄梁不谈，且看另外两项。

　　“修市容”是激发“摊贩事件”的直接诱因。

　　1946年上海摊贩业空前鼎兴。工厂倒闭、商业破产、农村凋敝的直接后果，是把大批失业人员逼向市井街沿。据统计，其时上海靠设摊为生的市民近40万。他们朝夕流动，不受控制，拒绝缴纳税收及其他捐派，且对市容交通构成不良影响。在吴国桢“整理市政、改进市容”的基本思路框定下，是年7月，市警当局以“有碍市容”“整顿交通”为由，宣布取缔设摊最盛的黄浦、老闸两区内的所有摊贩，以抽签方式，分期淘汰。

　　8月28日，摊贩5千麇集市政府请愿，要求收回成命。吴国桢坚不改口。

　　9月1日，溪口路一带专贩美军剩余物资的摊档，先行遭劫。

　　10月中旬，取缔之举蚕食般漫延。摊贩们要求划几个固定地段给予谋生，仍遭拒绝。

　　11月，警察带着“取缔不力，渎职论罪”的命令逡巡街头，凡遇抗命者，连货带人，一并掳掠。

　　生路决绝，众摊贩忍无可忍，群起反抗。11月30日，3千摊贩赴市参议会请愿，随后包围黄浦分局，要求释放被捕同人。大批警察前往镇压，开枪打死7人，伤多人。

　　是日，吴国桢亲往黄浦分局，下令释放被拘摊贩，以图事态缓和。然而，局面已成不控。

　　12月1日，全市汽车、电车被迫停驶，大部分商店以罢市声援摊贩。冲突中，又有10人被杀，百余人受伤，321人被捕。吴国桢邀集各方举行紧急会议，并于当晚发表广播讲话，劝告市民安份守己，商店照常营业。同时，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全市：实施紧急措置，对暴动者，格杀勿论。

　　卑微如摊贩之辈，敢以自身的鲜血，教吴国桢懂得了“高压”的可悲、专制的愚昧。警方操作失当，或为激发民变的导索，然而，堵而不疏的根本决策出自新官上任的吴国桢，却为不容遮掩的事实。

　　“金都血案”发生于1947年7月27日午夜。是夜，警察与宪兵在金都戏院（今瑞金剧场）门口发生冲突，随即双方搬兵，真枪实弹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出鲜血淋漓的“全武行”。据事后统计，是夜警察死7人，伤4人；市民死4人，伤2人；宪兵仅1人轻伤。

　　次日，全市巡警、交通警在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的策动下罢岗，上海滩交通秩序顿时大乱，肇祸频频。

　　8月2日、3日，警察们又借公祭为名，出动大小车10余辆，取道南京路游行示威。

　　“平工（学）潮”乃吴国桢行政方略之要旨，可叹而今不仅工（学）潮抑平无术，就连摊贩和身负专制使命的警察，也加入了“风潮”之列。

　　如果把“抑粮价、平工潮、修市容”作为吴国桢试欲点燃的三把火，那么时至1947年夏天，这三把火均已烧到了尽头；如果说此前的吴国桢还富于“拨乱世，反诸正”的进取精神，那么此后的吴国桢则开始以迹近于怠工的消级无为来应付门面，直到下海南遁，再无大的动作出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身居各项矛盾焦点的吴国桢，能不对败象环生的国民党政权敏于感觉吗？笔者之所以敢作此推论，俱由于吴国桢拍发给蒋介石的第一封辞职电，便出自那个血腥味弥漫的夏末之夜。激流勇退，不为乌纱所诱，是吴国桢人格框架中特显风采的一面。“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一切身外之物，概不足惜。

　　无从得知蒋介石收到吴国桢的请辞电后心态如何，我们只能从这位大独裁者回电的语气中揣摩一二：

　　上海市政府吴市长：真机电悉。一年以来兄主持沪市，肆应冲繁，备历艰困，辛劳况瘁，时深驰念。然成绩建昭，舆情翕服，则又深以得人为慰。盘根错节，正赖长才，务望勉为其难，勿再言辞，以副厚望为幸。 中正

　　回电日期是：1947年9月22日。

别无选择

　　紧接着就是民国走向全面崩溃的1948年，吴国桢陷入了痛苦的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形同尸位素餐的无所作为令其惶恐乃至厌恶；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谨守作为人臣的本份，勉为其难地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然而只要他以市长的身份在位一天，他就必须为濒临绝境、困兽犹斗的统治者承担一份共同的责任。这将使他20多年来苦心恪守、戮力保持的民主精神溃于一旦，成为暴君屠夫族中的一员。

　　偏偏1948年的上海滩又是“好戏”连台。

　　仅仅1、2月份，可以在现代史上载上一笔的事件就有：申九惨案（1948年2月2日申新九厂工人罢工，吴下令开枪镇压，造成3人死亡、42人重伤、数百人受伤）、舞女怒捣社会局（1948年1月28日上海数千舞女集会抗议禁舞令，与当局对话无果遂怒砸社会局）、复旦等27所高校联合支援同济学运……

　　就是在应付同济学潮时，吴国桢以对学生运动的理解为标榜，出于对自己一贯的民主形象的自信，出现在军警与学生相对峙的中间地带，大声疾呼。然而，他却忽略了吴国桢这个姓氏符号在这一场合、这一瞬间出现，绝不单纯是个体生命的象征。所以，他被愤怒的学生打趴在地，眼镜被打飞，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也是势所难免。学生打的是专制加权贵，双重意义上的吴国桢。

　　内心意志与肉体表征的不同负载，几乎使吴国桢病变为人格分裂症患者。白天，他依然是勤勉有加、兢兢业业的好市长；然而入夜，当他回到安福路201号小院，陪伴在妻儿父母身边独处静思时，灵魂的搏杀有始无终。于是，持之以恒地向总统府、向行政院拍发请辞电，便成为这一时期吴国桢公务之余的一项重要内容。

　　仅据现存的档案资料统计，从1948年6月到1949年4月吴国桢自说自话卸任而去为止，请辞电就达8份之多，尚不知是否有遗漏。

　　1948年6月8日，吴国桢向南京行政院发电：

南京行政院翁（文灏）院长钧鉴：

　　钧座出膺艰巨，职本应竭尽绵薄，以供驱策。惟两载主持沪市，自问心力交亏，而瞻望前途，物价波腾，靡有底止，目前米价飞扬，公用事业又将有非本市一般民力所能负担之调整，职绠短汲深，无法制止，实恐贻误国家，用敢电请辞职，伏乞照准为祷。（作者注：文中所称的“公用事业调整”，系指2个月后即将实施的币制改革）

　　同月29日，第二封急电，又经吴国桢炮制后飞向云空：

总统府转呈总统蒋

行政院院长翁　钧鉴

　　职承乏沪市已逾二载，自问才辁，难胜重任，迭次请辞，均蒙慰留，本应鞠躬尽瘁，以报知遇。帷是默察前途，困难过多。物价波动，靡有底止，虽焦心困思而抑平无术，此非职之庸材所能解决者一。难民麇集，抚恤维艰，虽极力安插而来者更众，此非职之庸材所能解决者二。工潮学潮澎湃不已，虽尽心应付而内部派系纠纷时生，步调不能一致，此非职之庸材所能解决者三。当此艰危之际，复杂问题层出不穷，而职才力有限，沪市接近京畿，不能使其有任何事故发生，拟恳钧座准予辞，另委贤能，则职有生之年均当尽力图报也。

职吴国桢

　　两封电文，自然又没能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吴国桢并非不懂阴阳之道精微深奥的迂腐之辈，在迭次请辞遭驳的情况不，开始学乖。在以后一个时期中，他的请辞电将困难与要求提得十分具体，阳求罢免，阴以要挟，权术之味颇浓。

　　1948年8月19日，他在给翁文灏的电文中写道：

　　……参议会建议市府向中央银行贷款约八万亿至十万亿元，以弥补各公司之损失。职明知中央对此亦有困难，但在此情形下务恳钧座转中央银行于月底前照借，俾以济急，否则事态演变，有非职所能逆者。

　　谈完借款再谈补贴：

　　……上月因通货膨胀率过高，不能维持，呈奉钧座准拨一万四千亿补助，始克渡过……本月份最少即需中央补助三万亿，下月更不堪设想……

最后是：

　　职自省才力实有不逮，若勉强承乏，终必贻误国家，务恳钧座早日遴员接替……

　　翁文灏和行政院只能向吴国桢低头：

吴市长国桢兄：

　　电悉。（一）关于公用事业向中央银行贷款事，希迳向中央银行俞（鸿钧）总裁接洽。

　　（二）补助费上次本院院会通过一万四千亿，曾决定以此为限，勿再为增加。目前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办法正待加紧实行，务盼吾兄积极任事，共济时艰，无任企荷。

翁文灏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就在翁文灏回电前的8月19日，金融闹剧——币制改革办法已由行政院公告全国，此即电函中所称“财政经济紧急处分办法”。太子蒋经国携“上方宝剑”亲临上海，效李斯严刑峻法，强行推行“币改”。吴国桢对蒋太子“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强硬措置虽十分反感，却也奈何不得，顾自编织理由，继续请辞。

　　8月25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这样描述自己：

　　才力不逮，休养不足，近日更感思想迟钝，性情激变，冲动时发，言语失中，若再因循敷衍，不独深恐偾事，且恐无以对钧座……

　　果真如此吗？

　　据吴国桢晚年陈述，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失败，以他的立场分析，首要症结在于领导和管理的腐败，并举例道：1949年1月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向他索要士兵的薪饷、伙食等补贴。吴国祯从上海商界募得一笔“令汤司令满意的款项”，但坚持不发现金给汤部，只发给粮食与燃料配给证，另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对士兵进行点名发放。表面看，事情果然取得了如吴国桢设想的效果，克扣军饷等舞弊行为被显著扼制，“一切进行顺利”。然而几天后，吴去一个庙宇参加一场追悼会，那位他所熟悉的方丈偷偷告诉他，当检查组来清点士兵人头时，他的300多和尚都被穿上了军装……（见《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然而这样的事吴国桢跟老蒋不会说、没法说，一说便成“小人”。

　　8月28日，蒋介石回电，言含愠责：

　　在此币制改革之际，正应负责主持，为国为民，竭诚尽职，何可言辞。希勉为其难，切勿稍萌消级，以免动摇人心……

　　看来，蒋介石的态度对吴国桢还是有震慑力的，此后的9、10、11三个月，再没见吴国桢有“稍萌消极”的请辞电。也可能他以其他方式请辞，笔者未见，不敢枉言。

　　1948年底，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乘新旧交接之隙再度发起请辞攻势，然而未果。1949年3日，行政院为何应钦主持，吴国桢故伎重演，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摆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上来便声称：

　　职以庸才承乏沪市，已届三载……自四月一日起再难负责，敬请鉴原为祷……

　　8天后的3月30日，在未见何应钦回电的情况下，吴国桢擅自发出《哀的美敦书》：

　　职前电陈自四月一日起再难负责，谅蒙钧察。现定自四月一日起即将所有公务交自秘书长陈良代拆代行，所有人事经费及各项行政亦由其全权代理……

　　3月31日，南京方面仍未及作出反应，吴国桢一反以往“忠臣”面目，径自决断向市府各职能部门下达训令：

秘书长陈令：

各局处

　　查本市长因病请辞，自本年四月一日起，所有本府公务交由陈秘书长良代拆代行，关于人事、经费及各项行政，亦由陈秘书长良全权处理，除电呈行政院并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

　　此令

市长 吴国桢

　　之后，4月1日至5月23日，陈良成为非经中央行政院批准的“代理市长”。5月24日凌晨，公务局长赵祖康又被陈良“非法”指定为“代理市长”，成为任期最短的“七天市长”，直到5月30日向军管会移交。

　　期间，何应钦卡在吴国桢给出的4月1日这个节点发来特急电：“……准给假一月休养……”4月8日，何应钦再回急电：“深冀善自调摄，早日康复，并如期销假……”

　　直到5月2日，行政院才正式致电上海市府：“五月一日本院第（57）次会议决议，上海市长吴国桢呈请辞职，情词恳切，应予照准……”

　　而这时，吴国桢携全家离开安福路201号已逾半月，上海解放的炮声，即将隆隆入耳……

（注：本文凡涉及吴国桢政务活动及讲话的描述，均采自与之同时期的《申报》《大公报》等媒体的报道，而非作者的“艺术想象”，特此说明。）

（作者系《档案春秋》杂志原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