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安电影《色｜戒》里的镜头：面对着鸽子蛋似的戒指，王佳芝心有所动，放走了老易，接着她匆匆叫了辆黄包车，“到福开森路去！”——电影里，导演把两个人的爱巢设在武康路99号这座花园洋房中，于是，它又火热地进入人们的视界。
武康路99号花园洋房南立面
电影是致幻剂，经常地让现实漂浮起来。张爱玲的小说里，写的明明是去“愚园路”：
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她正踌躇间，脚步慢了下来，一回头却见对街冉冉来了一辆，老远的就看见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青人，在这当口简直是个白马骑士，见她挥手叫，踏快了大转弯过街，一加速，那小风车便团团飞转起来。
“愚园路。”她上了车说。
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
三轮车还没到静安寺，她听见吹哨子。
“封锁了。”车夫说。（《色，戒》，《张爱玲集•郁金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13—414页）
是李安太喜欢武康路99号，还是有别的原因？
仅仅从建筑设计而言，这座房子就令人难忘，它是沪上英国乡村别墅式设计风格的代表性住宅之一。这类住宅的特点是：山墙和外墙上有半露木构架，红砖勒脚，屋顶高大而且坡度比较陡，用红瓦铺屋顶，黄色或白色粉刷墙面，墙角有的用红砖镶嵌。这类房子通常占地面积较大，庭院开阔，花园草木丰富。（参见沙永杰等：《上海武康路》，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武康路99号这座房子建于1928年，历经风雨，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风貌，它的设计者思久生洋行也值得记上一笔。这是上海较为著名的外籍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外滩的怡和洋行新楼（1920年）、四川路桥头上的上海邮局（1924年）都出自它的设计。
武康路99号建筑西立面
无论从武康路，还是复兴西路走过来，远远地都能看到这座房子的尖顶、红砖，夏天是枝繁叶茂的树木，秋天落叶飘转，与山墙上红红的木头相映成趣，给整条街道增添了很多遐想和惬意。想到九十年来，在时代大潮里，住在这里的主人命运浮沉，更是让人有一言难尽的感慨。
武康路99号建筑局部
二
只有永久的住宅，没有永久的主人。
在这座宅子外面所附的铭牌介绍上说，这里是正广和大班、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的住宅，其实，在这里住过的人和机构，扳着指头算，真不算少。
宅子是英商正广和汽水公司大班麦格雷戈最初建的，那正是正广和汽水风靡上海滩的时候，这座房子也显示了主人的经济实力。据说，抗战期间他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而“落水”的汉奸，原上海江海关监督唐海安趁机拿到了房子。唐海安本是宋子文“生钞票的机器”，两人关系密切，坊间有本《汉奸丑史》，他是册上有名的人物。其中说他是纨绔子弟，时常混迹交际场所，常常围着交际花、红舞女、电影明星转。据说曾追求过胡蝶，一时间各种消息沸沸扬扬，怕宋子文得知，后来有所收敛。不知是贪图享受还是什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竟然没有随宋子文西撤。利欲薰心，遂附逆，宋子文函电劝止，唐海安以“此一时，彼一时”来搪塞，没有办法，虽说造化弄人，其实人的命运也是自己选择的。抗战胜利后，唐海安自然难逃牢狱之灾，后来经疏通去了香港，死在那里。
此时，这座宅子又易手另一个大户人家。宋路霞在《上海洋房》一书中写道：
1947年，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这处花园洋房（当时买价20万美金），女主人是“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的女儿荣卓如，男主人是著名犹太富商哈同的儿子乔奇•哈同。荣卓如天生丽质，中西女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大学，读商科，1942年大学毕业，1947年结婚。他们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所有的地板和护墙板均换成柚木的，还在三楼布置了一个台球房，因为乔奇•哈同喜欢打台球。那个球台是从法国定制的，非常考究，有“上海第一台”之美誉。他们夫妇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就出生在这栋洋房里。（《上海洋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
据宋著说，荣氏夫妇在1949年去香港，此房后来归为房管所管辖，成为市委招待所，一些外地来沪的领导都曾住过。我在网上看到过一帧照片，是1951年，张云逸在此休养，当年11月，刘少奇前来探望，两人立在楼前所摄。此后，潘汉年、魏文伯也曾在这里住过。1957年，它又被拨给文化局，此后直至1965年，上海声乐研究所在这里办公。20世纪70年代，这里又成为空军体检机构。“文革”后，刘靖基原宅被占，这里成为他的新宅。
三
彭小莲在《忆父亲彭柏山》一文中曾写道：
我生下来的时候，住在武康路100里弄。那时候，潘汉年住在我们家马路的对面。爸爸妈妈一直对潘汉年充满了敬重。（《湖南文史》2001年第1期）
潘汉年住在这里的几年，正是他为这个城市辛苦奔波、满腔热忱建设“新中国”之时。打击投机，稳定市场；领导人民反封锁，反轰炸；调整上海工商业，开展“五反”运动；推动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还有为改善人民生活的城市各项措施的改造，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建设……“1953年，中苏两国政府协议要在上海哈同花园的旧址建造一所大型展览馆。……1954年由潘汉年主持成立了建馆委员会，并亲自兼任主任。……1955年3月15日，大厦落成，潘汉年亲自主持了这一伟大工程的落成仪式。……”（吴祥华、黄金平《艳阳初照浦江时——解放初期潘汉年在上海片断》，《上海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潘汉年曾是一个文人，是郭沫若看重的创造社“小伙计”之一，杂文写得尖锐、犀利，所办的杂志也风格鲜明，在那些被莫须有罪名压着的日子里，他也曾写诗述怀。一个除夕之夜，想念妻子，曾写下《岁暮念妻》：
纵然废弃在人间，塑料原材岂等闲。
十里相思知何处，几年隔绝梦巫山。
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
也有像长嚎般的诗句：“倘有罪千般，当有风先闻；堪以莫须有，一脉贯古今。”
关于他的为人，老友夏衍曾经写过：
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在最前沿的阵地上，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现在，真相大白，本来面目得以恢复，我们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负责地说，他是一个对党忠诚，勇于负责，平易近人，而且是严守纪律、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曾问过他，他要我和杨度联系那一次，为什么连姓名也不告诉我？他说：“这是纪律。”我说他见过大场面，如参加过长征，遵义会议后去过莫斯科，1936年到南京谈判住在宋子文公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找他谈话……这一类“可资谈助”的事，连对我这样的“老搭档”（这是“文革”中一份杂志给我加上的罪名）也是严守秘密的。我知道这些事，还是在1951年陈毅同志和汉年同志约宋之的和我谈文艺工作那一次，经过宋之的的“穷追”才透露一点的。我记得清楚，当我们要他多讲一点的时候，他用上海话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着底”是上海话下流的意思）（《纪念潘汉年同志》，《夏衍全集》文学卷下第531—53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多少次，迎着风走过这个路口，一切仿佛都被吹得烟消云散，而我望着这栋洋房，这句话却沉甸甸地砸在心上。
四
这是巧合吗？当年潘汉年在为工商业改造费尽心血的时候，这座宅子后来的主人刘靖基，正是积极地响应这一改造的代表人物。
刘靖基是一位实业家。青年时代，办纱厂、办水泥厂，和同时代人一样，都有一个实业救国的梦想。在历史转换的年份里，他凭着一个商人的本能，去了香港，看看是否有设厂的可能，准备将工厂迁移到那里。在香港，他遇到了黄炎培等人，通过他们之口，了解到中共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不能没有疑虑，然而多年的心血和事业的基础，不想轻易放弃，就这样，刘靖基踏上泛美航空从香港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上海，刘靖基就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并送来飞往台湾的机票。然而，此时刘靖基留在大陆的决心已定，为预防不测，他按着要求只身来到机场，佯装离沪，等飞机起飞后再悄然折回，躲进医院，留下来迎接上海解放。（参见王文佳：《刘靖基：“回上海迎接解放，平生最大的选择”》，《联合时报》2014年9月30日第2版）1952年，他趁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之机，又把新中国成立前留在香港和海外的全部机器、原料和资金调运回沪，扩建了上海的安达纺织新厂和化纤厂，并于1953年率先申请公私合营。可以说，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有他前半生的全部心血和后半生的不懈努力。
多少年过去，对自己的选择，他始终无悔。
然而，历史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一个人既然躲避不了它的惊涛巨浪，那么，只有该如何面对它们的问题了——这或许就是个人的选择。“文革”来了，抄家发展到打砸抢的时候，他最为焦虑不安的是他多年来精心收藏的书画。这里面有很多稀世珍宝，如果就这样被无知撕毁，那是对民族文化的犯罪。情急之下，他想到了“捐献”，把它们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虽然，从个人而言，他失去了它们；然而，从国家而言，它们毕竟有了自己的归宿。试想，哪一位藏家对自己的每一件藏品，不都抱着亲生儿女般的感情？虽然有了托付，可是，想像一下，当工作人员清点完毕，用卡车将数千件书画拉走时，刘靖基是什么心情？
风暴过去后，一切都在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刘靖基一家搬到了武康路99号，在这里，他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上海博物馆并不乘人之危，而是要发还当年拉走的这批书画，这对刘靖基简直是天大的惊喜。自己的书画，不仅回来了，而且有的还被重新装裱，面对着这样的精心保护，老人异常感动，他要为国家捐书画，这次没有人逼迫，是他自愿的。
经过慎重考虑，他将四十件宋、元、明的重要书画作品捐献出来。其中有宋代张即之的《行书待漏院记卷》、元代赵孟頫的《行书十札卷》、元代倪瓒的《六君子图轴》，还有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图册》、陈洪绶的《西园雅集图卷》等，有人曾评价这批书画，件件都是精品。
在捐献仪式上，刘靖基有一个发言：
过去收藏家常常打了一个“子孙永保”的图章，其实历代没有一家的子孙能永远保存，否则这些书画也不会到我手里，通过“文革”浩劫，使我认识到所有文物，只有国家才能“真正永保”。
现在国家留下的件数不多，而把大部分退还给我，今天还举行授奖会，使我惭愧万分。如果国家对我的收藏还有需要的话，可再向我提出来。历代先人的艺术结晶，终究还是应该属于人民的。（郑重：《书画相伴度终生——上海书画收藏家刘靖基》，《上海文博论丛》2003年第1期）
也许，“子孙永保”之物是不存在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会有化作云烟随风而逝的一天。然而，子孙永保的精神，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这样的襟怀，这样的历史眼光，也让武康路的旧事在岁月的漂洗中永不褪色。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