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上海童工“阿妹头”徐鸿的故事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上海徐家汇赵巷的情况。据说北宋被金灭后，赵氏宗室的一部分家属南迁。明朝年间，有一支赵氏族人迁到了上海浦东三林塘。到了1644年前后，浦东三林塘又有一个叫祖荣的带家族迁到肇嘉浜浜南（今辛耕路与天钥桥路）这块地方定居。祖荣就是我们始迁祖，定居地后来叫赵巷。先是单传，后来有了三个儿子，形成了大房、二房、三房这样一个格局（大房住赵巷5号、7号，二房住赵巷10号，三房住赵巷18号、19号乙），聚集起来大概有八九十号人。虽然分成了三房，但是我们赵家人每逢婚丧嫁娶、大事难事时，彼此都有来往，都能伸出援手帮一把。据长辈回忆，太平军进军上海时，赵巷就接待过他们，赵氏老宅特别是7号后面一长排房子里住满了太平军将士。我的高祖二房赵芷塘因初通文字，还被太平军请去做军中管理记录粮草军饷的工作，后随太平军北征，病死于潼关，年仅25岁。
位于天钥桥路的上海第四中学，对面辛耕路一带就是原赵巷所在地
天钥桥路辛耕路转弯处，就是当年赵巷赵族老宅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徐家汇赵巷也有不少子孙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去，赵族及客居于此的他姓先后涌现出十多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中间大多是赵姓子弟，也有与赵氏女性结为夫妇的革命者，以及长期租住在赵巷的特殊“房客”。其中，有“两航”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査阜西、抗日救亡运动负责人柳湜、革命女作家关露、上海地下党市文委委员艾寒松等。梅益、陈其襄、郑振铎、丁之翔、胡愈之、周建人、王蕴如等文化名人也曾在这里秘密活动。今天，我要讲述的是从赵巷奔向延安的一位传奇女战士——徐鸿。
青年时期的徐鸿（1936年）
生在柴屋里 五岁做童工
徐鸿(1916-1995),原名徐红贞，又名徐培影，小名“阿妹头”（上海地区长辈对幼女的昵称），1916年生于上海。徐鸿祖上世居徐家汇地区，但从其祖父开始，家庭开始败落，后由其住在徐家汇殷家角的姑母收留。她们一家住在一间狭长的柴间里，徐鸿就出生在这里。在她之前，已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徐鸿的父亲徐凤岐是明代徐光启的第十四代孙，原本是书香门第出身，虽然穷苦但还是要穿长衫、订报纸。他用从报贩子那里转让过来的半价订报券订报，报看完后再当废品卖掉，不亏本，保留着一点书香门第的情调。徐鸿的父亲瘦弱、多病，无固定职业，邻居劝他可摆摊头以贴补家用，他认为有辱门庭不愿干！家里主要靠徐鸿的母亲帮人家洗衣裳打短工为生，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徐鸿的母亲生下她才三天就又出去打工，哥哥在外当学徒，姐姐做童工，故只能把她放在床上。而所住的柴屋又长又矮，没有窗户，十分潮湿，老鼠、蜈蚣、蛇虫经常出没肆虐。才几个月的小徐鸿常常被这些害虫咬得脸鼻红肿、血迹斑斑。
徐鸿家因为生计曾多次搬家，不过搬来搬去，总是在徐家汇天钥桥路方圆一里的范围内，直到1925年借住进赵巷10号我家老宅的房子，才算安定下来。
徐鸿从小就经历着人生的磨难，那时徐家汇地区流行做“家庭女工”，即从工厂领来原料在家里加工制作，按件领取工资。徐鸿从五岁半起，就跟着比她大七岁已在五洲固本皂药厂做童工的姐姐学做花边，主要是为外国女人穿的丝绸衬裙、睡衣等手工制作花边，如拉丝卷、卷边、包花、扣眼等。每逢姐姐没有夜班，她俩便一起做花边。徐鸿本来体质很差．时有咳嗽、发烧，但为了贴补家用，天天与昏暗的油灯为伴，实在太困了，小脑袋就不受控制地撞到桌子上。妈妈看着实在心疼，常常含泪说道：“阿妹头啊，自小吃苦，都是大人作的孽呀！”
徐鸿著《“阿妹头”自述》封面
徐鸿的苦难童年还在继续。十岁那年，姐姐徐问铮通过向工头送礼，将徐鸿领进了五洲固本皂药厂当包装女童工。账房间给了她一块铜牌，这块紫铜色的牌子有二寸长、一寸半宽，亮光光的，上面有阿拉伯字“239”。铜牌是工人的身份证，工人领工资凭铜牌，工人上工要到厂门口取下铜牌，如汽笛响了，铜牌还未取下，厂里便把铜牌拿去，记为旷工。工人如被开除或辞退，必须把铜牌交还厂里。因此这块铜牌十分重要。姐姐和妈妈怕她太小不懂事，不慎会把铜牌丢失，就在徐鸿的每件衣服上都做了一个放铜牌的小口袋。自有了铜牌后，厂里人都不叫她名字了，而是用“239”来代替。
徐鸿包装过的产品有“人造自来血”“十滴水”“赖沙尔”等，日工资一角八分，加上夜班收入，每月可领5至7元。尽管厂里做的蚊香等产品气味很重，常常呛得她咳嗽不断，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还是坚持着。然而最难忍受的是厂方苛刻的“厂规”及工作环境，人身安全没有丝毫保障。“厂规”极严：上班汽笛声响起时，工人必须赶到厂里；工作时间不准说话；100多个女工只有三块“上厕所”的牌子，拿到上厕所的牌子才能去厕所，弄得徐鸿和不少女童工有时只得把尿屎拉在裤子里。更可恨的是下班还要搜身，说是防止“偷东西”，实质是人格侮辱。炎热的夏天，车间里没有－点降温措施，工人中暑是常有的事。冬天上夜班，工人自带饭菜无处热饭，全厂只有一只煮开水的桶，大家只能争先恐后地把饭菜放在开水桶里过一下。烧得滚烫的皂池，没有护栏，地上又湿淋淋的，工人走过这里都提心吊胆，犹如走鬼门关。肥皂胚子压“固本肥皂”四个字的机器上也无防护措施，经常发生工人被压断手指造成终身残疾，而厂方仅简单包扎一下，发一个月工资打发了事……全年除了农历新年放三四天假外，其他时间都得上班。夏、冬两季都有夜工，工人每天工作达13个小时。
如此艰苦的工作，徐鸿一干就是8年。然而，令她感到幸运的是，在这8年里，她结识了一批意气相投、富有正义感的女工，如沈小妹、包应秀等。她们互相帮助，互诉衷肠，成了肝胆相照的小姐妹。
四周邻里对她也非常好。我的姑母赵金宝现年94岁，当我把徐鸿年轻时的照片给她看时，她一眼就看出说：“噢！熟悉的。她当时叫徐红贞，比我大十岁，我叫她红贞孃孃的，她很喜欢我。”徐鸿与赵巷7号的赵金秀、赵子诚（即刘大明）姐弟俩经常在一起，情同手足。刘大明手巧，不仅替他姐姐装了矿石机，而且还替徐鸿装了一台。这样徐鸿在家做花边时，可以一边做一边听广播，有时还可以听到进步电台播放的革命歌曲，这让她痛苦的心灵得到了抚慰。
1934年，徐鸿因不再给工头送礼而被五洲固本皂药厂变相开除。离厂后徐鸿试图努力寻找新的工作，但都不如意。在土山湾一家花边公司仅做了一个月，公司就倒闭了。赵巷5号的青年革命者赵子云热情介绍她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学打字，结业后又帮助她联系了几个单位也都未成功。工友沈小妹介绍她去东南医院学护士知识，又因院方只叫她做搞卫生、打开水等杂务，不兑现学习护士知识而离开。之后她又短暂进了量才妇女补习学校。
五洲固本皂药厂八年，失业三年，这段历练在徐鸿的人生道路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正当她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时，她遇到了两位足以影响她人生轨迹的引路人。
关露到赵巷 采访“阿妹头”
那时，正好有一位名叫关露的酷爱革命文学的年青女作家，遵照党的指示，欲深入调查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创作革命文学作品。于是，她请同事查阜西帮助介绍一位工厂女工作为采访对象。查阜西听后说：“好啊！我爱人的妹妹徐鸿就在五洲固本皂药厂，是童工出身，你去找她吧。”
关露(1907-1982)
几天后，关露就到徐家汇赵巷找到了徐鸿。
关露与徐鸿认识后，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有劲。有相当一段时间，关露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徐鸿，就住在徐鸿家里，她们同睡一张床，同盖－条被,常常彻夜谈心到天明。当徐鸿讲到工人受欺负、受压榨的凄惨情景时，关露还为之落泪。其间，关露也给徐鸿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压迫工人，只有团结工人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工人才能得到解放的革命道理。她还介绍徐鸿阅读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等革命小说，邀请徐鸿参加妇女问题座谈会，听沈兹九（中共地下党员）作关于妇女问题的长篇报告，大大提高了徐鸿的革命觉悟。所以，关露成了徐鸿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嫁与革命家 看望“七君子”
后来，关露又给徐鸿介绍了柳湜（1903—1968）。柳湜原名克立，又名辰夫，湖南长沙人。他三岁丧父，母亲和他只能在报节堂过穷苦生活。受到本家兄弟柳直荀的进步思想影响，后进了徐特立首创的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又在湖南自修大学里认识了中共早期活动家李维汉。1924年又在北京大学以半工半读方式读了两年多。由于生病咯血，1926年秋回长沙，在王季范任校长的长沙第一中学任教。“马日事变”后，他的许多亲近的同学、朋友被杀害，激起了他无比愤怒，于1928年2月毅然加入共产党。就在这一年，他被党安排到安徽省委任秘书，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判了九年徒刑。在狱中他得到任弼时的指示，要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有理有节地斗争。他担任监狱党支部书记，精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等马列著作，并组织狱友一起学习。1933年4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在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做地下工作，努力写作，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抗日救亡运动负责人之一。后来与李公朴、艾思奇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
柳湜（1903—1968）
柳湜对徐鸿苦难的童年非常同情，对她刻苦学习、追求进步的精神十分认同，而徐鸿也对柳湜的革命斗争精神和丰富的理论修养心生仰慕。徐鸿的父母对柳湜也有好感，因为在他俩认识之前，父亲就喜欢读柳湜的文章。当时“阿妹头”徐鸿在医院学习护理，就这样两人热恋了。柳湜一有空，就教徐鸿识字读文章；柳湜向徐鸿介绍他写的《街头讲话》和《社会相》等书的内容及社会意义。那时在白色恐怖下，柳湜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但他照样写文章，与战友议论国事，积极投入救亡运动。徐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有些内容虽然似懂非懂，但总是兴致勃勃。她与柳湜的感情在斗争中增长，她对革命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就这样，柳湜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又一个引路人。
柳湜著《街头讲话》
1937年1月3日，徐鸿与柳湜在赵巷结婚。当时“爱国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被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已有四五个月了，柳湜深深地想念着他们。当他得知当局允许亲友探望的消息后，便于4月下旬带着徐鸿去苏州看望他们。到了看守所，沿着昏暗的长廊进去，里面阴气沉沉。徐鸿心想关在监房里的人，一定都是垂头丧气萎靡不振的。可是，走到转角处，却听到朗朗笑声。当时正好是“休息”时间，“七君子”都在锻炼身体，一见到他俩，异常兴奋，纷纷握手道好，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溢四周。他们向柳湜夫妇介绍在牢内如何看书写字、抓紧学习，如何与狱中国民党当局作斗争，柳湜也向他们概要叙述了大墙外抗日爱国运动高潮的新形势。这次探监让徐鸿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更坚定了她走向革命的意志。
徐鸿与柳湜结婚时于徐家汇赵巷10号留影(1937年初）
战火纷飞日 携儿上征途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撤离上海。不久，柳湜赴汉口和邹韬奋一起主编《全民周刊》杂志。而此时徐鸿已怀有身孕，柳湜在信中对徐鸿说，孩子生下后妥善安置，若实在没有办法，送育婴堂也行。柳湜要她产后立即去汉口参加革命工作，并说：“这里有许多革命工作要人做，这里有许多适合你做的革命工作。”徐鸿看了既高兴又痛苦，高兴的是自己能直接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痛苦的是她可能要舍弃自己的孩子。
1937年12月8日早上，徐鸿在沪一所教会医院产下一子。把孩子送人，犹如割她心肝。于是徐鸿再与柳湜反复商量，决定把男婴送到长沙乡下，寄养在柳湜姐姐克勤家里。可是问题又来了，她一个人需带未满月的婴儿，还有大人小孩的行李日用品及柳湜的许多书籍，如何到达长沙？更何况身处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兄姐和邻居们都劝她过段时间再走，现在走大人小孩都不安全！但徐鸿革命心切，毅然决然立即动身，先乘轮船到香港，再转长沙。经过两天航程，船靠香港码头，只见码头上一片混乱，小贩叫卖声和搬运工、旅馆雇员的拉客声此起彼伏……忙乱中孩子和行李都不见了，徐鸿顿觉五雷轰顶，脑中一片空白。顺着潮水般的旅客涌上岸，她终于找到了行李，但孩子呢？正在焦急万分之际，一名旅馆雇员轻轻拍着徐鸿肩胛说，孩子已经抱到他们旅馆了，叫她上他的搬运车去旅馆。等到了旅馆，徐鸿循着小孩的哭声终于找到了“失联”的孩子。过去，人们只知道旅馆可以“拎包入住”，却没想到这里还有“抢孩入住”的套路。小孩受了惊吓，发烧了，又吵又闹，徐鸿一夜未睡好，还好孩子没有大碍。第二天一早，徐鸿又拖着疲劳的身躯赶到航空公司售票处，总算买到了半价飞往长沙的飞机票，旋即又急匆匆地回到旅馆带着小孩和行李再赶到机场。三个小时的旅程后，她安全到达长沙柳湜的叔曾祖父家。柳湜接到徐鸿到长沙的信息后，也从武汉赶到长沙。在叔曾祖父家过了1938年元旦，随后一家三口来到克勤姐姐家。安置好儿子后，夫妇俩即告别姐姐与儿子，坐船沿湘江直驶武汉。徐鸿就此真正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胡绳做介绍 加入共严党
《全民周刊》社就设在江汉路口的联保里，是一幢老式三层楼房，有一大间客厅和几个小间，柳湜、徐鸿住在饭厅后面的小间里。7月该刊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合刊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柳湜是主编。但邹韬奋太忙，实际主编是柳湜。编辑有胡绳、林默涵、廖庶谦，后来艾寒松也参加进来了。经常为杂志撰稿的有史枚、石西民、徐步等。徐鸿主要承担行政事务工作，如计算和发放稿费，找预约作者催稿及购买纸张、文具用品等。编辑部里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写作高手，徐鸿在这里工作感到既高兴又荣幸。她自知文化根底浅，水平低，便学着做个有心人，趁空隙时间向这些有才气的革命知识分子讨教学习方法。同时，徐鸿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和文学经典，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哲学入门》《烈士传》等等，并多次向党组织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好愿望。
邹韬奋、柳湜主编的《全民抗战》
一次，沈钧儒的女儿沈谱来找徐鸿，徐鸿得知她还在汉口中山大道第64后方医院做伤兵服务工作，因伤兵太多，轻伤者睡地铺，重伤者生活不能自理，故而思想很复杂，有坚决抗日的，也有厌战的，还有思念家乡的……沈谱对徐鸿说，那里很需要人照顾伤兵，只要不怕脏不怕累就可以。徐鸿听了心动，就征求柳湜的意见，柳湜当即表示“同意”。第二天徐鸿就去伤兵医院报到，与沈谱等人一起为伤兵服务，不取一分报酬。至于《全民抗战》社的工作，徐鸿则合理安排，有的放在晚上去做。徐鸿自知文化低，就为伤兵们多干些打开水、倒便盆等脏活、累活。她中午自费在医院旁的小摊买几分钱一碗的咸菜稀饭充饥，晚上待伤兵就寝后熄灯才回家，开水泡饭吃下后继续干《全民抗战》社的工作。
因为天天要为伤兵读报，徐鸿养成了每天阅读《新华日报》的习惯。在为伤兵写家信时，徐鸿便向他们的亲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伤兵们奋勇杀敌的事迹，而信封和邮资，都是由徐鸿自己负担的。因此伤兵伤好离开时总依依不舍，还与徐鸿交换地址，以便互通音讯，后来徐鸿还真收到不少重返前线的战士写来的充满感激的信件呢！
1938年6月中旬的一天，柳湜高兴地对徐鸿说：“王先生知道你想入党，他要找你谈谈。”隔了三天王先生来了，原来“王先生”就是经常来杂志社的何伟同志（解放后曾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还出任过我国驻越南大使），可徐鸿等他却像等了三年。何伟与徐鸿作了长谈，特别提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冒风险的，别看现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蒋介石骨子里还是反共的，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牺牲！”何伟还提示徐鸿，以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多问问柳湜。
1938年7月中旬的一天，天气炎热。柳湜严肃地对徐鸿说吃了晚饭不要走开，徐鸿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晚饭吃好后，她就坐在床沿上，听着柳湜说：“组织上已经同意接收你为党员。但要两个介绍人，我可以是一个，你再找一个。”徐鸿听了激动不已。第二天，她便请胡绳做她的入党介绍人，胡绳欣然同意。又过了几天，柳湜通知徐鸿：你是正式党员了，因你是工人出身，不要候补期，因为是在白区入党，不举行仪式了。徐鸿听到这个喜讯，激动得彻夜未眠。之后，经组织安排，项泰同志（胡绳的姐姐）代表上级组织与徐鸿保持联系。
潜入“妇指会” 见到宋氏三姐妹
武汉会战失败后，徐鸿急匆匆带上行李和两大箱书籍，与艾寒松乘同一条轮船到了重庆。柳湜在生活书店编辑室工作，生活书店的总管理处、编辑出版发行处及职工宿舍都在冉家巷，柳、徐就在冉家巷18号租了间东厢房落脚。重庆“八办”负责人熊瑾玎安排徐鸿到妇女慰劳会工作，这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的组织。当时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妇慰会重庆分会中有国民党员，但大部分工作人员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着这个分会。
妇慰会分会主要工作之一是开展群众性支前募捐，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等口号，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两种方法募捐：对有名望的上了年纪的人物，约好主动上门；对中等人士和广大群众，采用街头宣传的办法。如上门去李宗仁家募捐，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热情接待，不但自己捐了巨款而且还表示要说服其他人士一起捐，以支持抗日。此外，“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大姐，还有刘清扬、沈兹九大姐等，也带头捐了款。而针对中等人士和广大群众，不管烈日当空，还是刮风下雨，徐鸿她们都会去街头巷尾宣传募捐的意义，尽管每个人捐的数目不多，但群众面广，意义深远。
那时，还有个由宋美龄为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下面有许多机构，其中由沈兹九负责文化事业组，史良负责联络组，刘清扬负责农村服务组，她们都是地下党员或有名望的人士。1939年春，沈兹九大姐给徐鸿来信，希望她能到文化事业组工作。徐鸿有些顾虑，不敢回信，问柳湜，他也拿不定主意，徐鸿只得向邓颖超大姐请示。邓大姐听后，当即表示应该去，并说：“那里党员少，你去正好。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不要暴露你党员的身份。”这样，徐鸿就高高兴兴地来到“妇指会”文化事业组上班。
“妇指会”设在城外上清寺和曾家岩之间的求精中学内。徐鸿的工作是编写三天一期的《壁报资料》，每期两千字。《壁报资料》的宗旨是宣传抗日，争取抗日胜利，资料来源主要是《新华日报》。《壁报资料》发行范围广，工作量大，从编写排版、刻蜡纸、印刷到封卷，全由徐鸿一人负责。起先编好后，徐鸿让组内同志审阅，总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稿子被改掉。经过两三个月的实践，徐鸿编写出来的稿子基本不用改了。由于壁报挂的是“妇指会”的刊物，所以“妇指会”下属的众多组织和国民党、三青团等机关都来函索取，反而扩大了抗日的影响。
1940年春夏之际，“妇指会”曾邀请全体工作人员去蒋公馆接受蒋介石的接见。在蒋公馆，蒋装着笑脸讲了一些类似“你们工作有成绩，希望继续努力”等官话。
还有一次宋美龄设家宴，招待二姐宋庆龄，大姐宋霭龄作陪，“妇指会”的全体人员也应邀参加，蒋介石后来也来了。徐鸿记得在吃西餐时，宋美龄对大家说：“你们今后都有可能做大使夫人，所以你们都要学会吃西餐……”宋庆龄马上接着宋美龄的广东话说，“我们许多人不会吃西餐，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可能吃西餐”，把宋美龄的话直接顶了回去。
请示邓大姐 奔赴延安上大学
1940年10月后，形势更加恶化，《壁报资料》也受到了上面的特别“关注”，迫于种种限制，难以发挥作用，加之主编者徐鸿是左翼文人柳湜的妻子，恐有不测发生……徐鸿正在困惑之时，忽然传来延安“女子大学”广招各地女青年学习的消息。这对一直坚持自强自立、酷爱学习的徐鸿来说，是个大好信息。但令她意外的是，柳湜却不同意她去延安，原因是延安生活太苦。徐鸿是个独立意识很强的女战士，认定了正确方向就一定要走下去的。于是，她先后三次请示邓大姐，邓大姐和周恩来商量之后，终于同意了她的要求。那天，在曾家岩50号，邓大姐微笑着对她说：“我和恩来同志谈了，他说你既然那么坚决，可以不等柳湜同志，你先去吧。”邓大姐又说：“你去延安要改下名字。”于是她便将当时用的姓名徐培影，改成了“徐鸿”。
徐鸿又一次得到邓大姐的关心和支持，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只想尽快飞到延安。
（作者系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