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华夏大地上传唱广泛、妇孺皆知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至今已逾八十载；作为国歌响彻在无数个重要场合的时间，转眼间也七十年有余。
从21世纪初开始，尤其是近七八年间，随着沪上红色历史文化宣传力度的加大，红色历史遗迹旅游和走读活动的增多，围绕国歌这一重要国家象征，在上海范围内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现象：究竟哪里是“国歌诞生地”？杨浦区荆州路电通影业公司旧址和徐汇区衡山路“小红楼”，分别位于市中心区东北一隅和西南一角，各自多次被各种权威媒体、门户网站冠以“国歌诞生地”头衔。相比那些争夺子虚乌有神话形象或半真半假传说人物“故里”的无趣行为，竞争具有光荣红色传统、爱国教育意义的某项“冠军”头衔，从出发点上来说倒不是什么坏事；不过既然要认真地纪念和致敬，接受似是而非的说法也显得过于草率，对国歌从最初显露雏形直到确立现今身份这段较为复杂的历史，一旦予以清晰了解，我们就会发现，与其像描述一个人物那样简单地定义“诞生”之地，不如放眼国歌成长史上不同阶段对应的不同地点——如此更为科学、合理些。兴许可以说，荆州路和衡山路，被并列赋予重要地位，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位于不同的重要发展点上。
田汉开启创作
国歌由20世纪30年代进步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发展而来，这一点是每个同胞头脑中所具备的基本常识。这部影片的拍摄机构“电通影业公司”，1934年成立于徐家汇肇嘉浜南岸的斜土路，与联华、明星、新华等各大公司的办事处或片场相隔不远——这一区域是老上海电影事业发展的沃土之一。电通公司规模始终不算太庞大，但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下属“电影小组”所建立的左翼影片拍摄机构，一经成立就汇聚了一大批思想开明、激进的编、导、演人员，如袁牧之、应云卫、许幸之、孙师毅、王人美、聂耳、贺绿汀等人，创作队伍堪称精干。尽管荣列沪上“影业三巨头”的联华公司也聘请蔡楚生、费穆等著名编导人员，贡献了众多倡导进步、平等理念的佳作，被舆论奉为“新派”的代表，不过终究还是偏向电影艺术范畴的组织；电通公司则完全从党中央的直属组织发展而来，凸显了直观的政治性、革命性目的，是在特殊的战场上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重要机构。
孙师毅、司徒慧敏、许幸之、袁牧之合影
在深受观众喜爱的《桃李劫》上映后不久，电通公司从斜土路搬迁到沪东荆州路，那里离沪上电影的另一重镇——虹口地区近在咫尺。在新址甫一安定下来，电通的同仁们马不停蹄地着手筹备一部新的影片，左翼剧作大师田汉进行了剧本创作，一开始取名《凤凰的再生》（也作《凤凰涅槃》），描写长城抗战背景下一些青年的彷徨和成长，借此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号召全民奋起抗日救国。田汉只写了剧本梗概，便被当局以“宣传赤化”为名抓入监狱；万幸的是，田的手稿在被捕当日碰巧并没有放在自己住处，而是被好友、同为影片编剧的孙师毅带回了家里研究。为了不让新片胎死腹中，另一位进步文艺界骨干夏衍接手了创作，彻底扩写内容，形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在经过多方联络征得狱中的田汉同意后，改剧名为《风云儿女》，最终由许幸之导演，袁牧之和王人美分别出演男女一号，影片顺利开机并完成了拍摄。
20世纪30年代初田汉在上海留影
田汉原剧本梗概最后一页，写有一段歌词，预备作为电影的主题歌。因为种种原因，想写得长一点的田汉，在被捕前只写了一小段。夏衍从孙师毅处拿到手稿后，发现歌词这页被茶水浸润严重，破坏了字迹，只能找机会和孙一起设法辨认、填补。在电通公司办公地，两人经过几番讨论，保留了田汉所写大部分文字，只是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一改，竟然有无心插柳之功效，使得这一句比原稿更加琅琅上口，更易于作为歌词使用。
可以说，国歌成长史的第一个阶段，也即最初酝酿时期，基本对应的空间就是田汉私人住处。那几年，田汉究竟是住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南国社”附近（今徐汇区永嘉路371号），还是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安顺里（今静安区山海关路274弄11号），田汉的相关亲友和后来的学者们各执一词，难有定论（如今倾向后一种说法的多些）。而紧接着的一个时间点：国歌（严格说是歌词）的首次修正，地点则是在荆州路。
聂耳接手谱曲
词曲结合，才能称为完整的歌。那时，来自西南边陲的音乐才子聂耳，在地下党安排下先后进入联华影业和百代唱片公司工作。田汉曾给予这位初闯上海滩的年轻人很多帮助和指引，听说了老大哥身陷囹圄的消息，也得知电通公司同仁们坚持完成佳作的事迹后，深受感动的聂耳很想为大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毛遂自荐，主动找夏衍“抢任务”，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谱曲。
拿到夏衍和孙师毅修改的歌词后，聂耳将自己关在霞飞路租借的房间内（在今淮海中路1258号三楼），激情澎湃地酝酿了两天两夜，因为过于投入还吵扰了白俄房东太太休息，曲谱的初稿总算在聂耳差点被下逐客令之前得以问世。之后，聂耳找到许幸之，从音乐专业角度探讨对歌曲进行增饰，敲定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加上叠句，又加上“前进！前进！进！”作为收尾的新想法，让风格显得更为强劲有力。据很多文章的叙述，在那期间，许幸之带着聂耳来到新片女主角王人美的住处“诺曼底公寓”（即今武康大楼），请这位极富音乐天才的演员用钢琴试弹刚谱写的曲子。如果这一信息属实，无疑让国歌的成长征途上又增添了一处耀眼的坐标；不过经多位学者考证后得知，王人美等影视界名人基本都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入住武康大楼的，《风云儿女》拍摄的那个年代楼内住户清一色是外籍侨民……王人美是否是第一位用钢琴演奏国歌的人物，我们不能武断否定，只是这一幕的发生地点，注定与“网红地标”无缘了。
在“白色恐怖”日复一日的大环境下，为躲避当局对左翼文化人的进一步追捕和迫害，聂耳计划于1935年4月15日离开上海，途经日本赴欧洲和苏联考察学习。即便在出国前一天，忙碌中的他还是放不下《风云儿女》主题曲，想把曲谱改得更精益求精一些。他抽空亲自到荆州路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主题曲，之后认真倾听公司高层司徒慧敏等人的意见。接着，聂耳干脆把曲稿带到日本，随时抽时间作进一步修改。到了4月末，又一版曲谱寄回到了上海电通公司孙师毅和司徒慧敏手中，众人唱过之后无不拍案叫绝——直到这时，这首歌的词、曲样貌，和我们今天听到的国歌才完全吻合。
不论是田汉、夏衍，或者孙师毅、许幸之、聂耳，他们都并未给歌曲直接定名，大家只用“进行曲”这一笼统名字来称呼。此处不得不提《风云儿女》的制片人，也是电通公司的资助人朱庆澜将军，这位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晚年一直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在“雷米坊”（位于今永康路）寓所内，朱老将军手拿电通公司友人寄来的完整歌曲手稿，哼唱了几遍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突然想到了几年前自己倾大力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于是送给歌曲一个简洁而响亮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的《进行曲》手稿
可见，国歌在谱曲历程中，划出了一条包括霞飞路聂耳住处、可能的王人美住处、荆州路电通公司、聂耳在日本停留处、雷米坊朱庆澜住处等横跨两国多个地点的漫长曲折轨迹。
百代录制推广
1915年建立于徐家汇肇嘉浜北岸的“东方百代公司”（今衡山路811号），是中国最早的唱片生产机构，中国流行音乐的起源、中国电影音乐的崛起……都与这里息息相关。当时如果能录制一张印有高卢雄鸡商标的百代唱片，对任何音乐作品的推广和普及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沪上影视界人士尤其喜爱“百代制造”，来此灌制电影主题曲的名人络绎不绝。
位于今衡山路811号的百代公司旧址
20世纪30年代初，旅欧的左翼音乐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任光回国，出任百代公司音乐部主任。之后几年，“百代小红楼”不仅仅再是爱情、文艺歌曲的大本营，也成为一处传播爱国进步音乐的根据地。聂耳、冼星海等左翼音乐家创作的一些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是在这里酝酿或首次唱响的。任光早就从聂耳处得知了《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曲的事情，他与希望来“百代”灌制《义勇军进行曲》的司徒慧敏等人一拍即合，着手将这首倾注了多人心血的激昂歌曲与即将登上大银幕的爱国新片完美糅合起来。1935年5月9日，青年歌唱家盛家伦，携手电通公司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顾梦鹤等人组成合唱队，齐齐出现在“小红楼”东侧的大录音棚。在任光的现场指导下，《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被灌制成唱片，唱片编号34848b。之后，大家加紧把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胶片上，青年音乐家贺绿汀和俄籍犹太人阿甫夏洛穆夫完成了配乐方面的技术加工。
百代公司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今北京东路780号黄浦剧场）举行首映，取得轰动效应。不仅影片本身深深打动了处在国难危机中的广大观众，《义勇军进行曲》也一举走红。许多人为了学会这首歌曲反复多次观看电影，甚至后几场出现了影院内银幕上下一起高声歌唱的震撼场面。同时，相关的百代雄鸡唱片开始单独销售，第一批唱片很快宣告售罄，任光再接再厉，又连续灌制了两批，又迎来热销，造就了百代公司发展史上一次让人难忘的盛况。“起来……”的高亢歌声也第一次唱遍了大上海的各个角落，融入了千家万户之中。
《风云儿女》剧照
故而现在来看“国歌诞生于百代小红楼”这一说法，理由也不失充分：从流通性、社会功能的角度定义，歌曲是给“大家”听的，绝非小范围内部的自哼自唱；一首歌曲具备了正式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条件，才算是真正的“诞生”，而这种特殊的“诞生”必然要经历专业技术人士的加工和编辑，以及之后的适当包装，方可成为有正规身份的音乐产品；在唱片灌制、音乐推广方面整个上海滩还无人能出其右的百代公司，在国歌成长史这一关键阶段的核心作用，也确实是无他人可以取代的。至于今天的黄浦剧场，媒体倒是不太用“诞生”之类字眼来介绍，较多的标签是“第一次唱响之地”——这一地点同样不可忽视，毕竟《义勇军进行曲》最原始的身份就是与电影绑定的主题曲，是《风云儿女》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依托于电影这一载体进行首次呈现，符合田汉和电通同仁们的创作初衷。
后来的事
在《风云儿女》上映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的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启，让朗朗上口又极富战斗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取得了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成功。任光指挥爱国华侨在巴黎第一次将歌曲唱出国门后，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又用努力学习的汉语演唱并灌制了专辑，发行后在欧美反法西斯人士中引发轰动……一首电影主题歌，在诞生不到十年内，竟然成为了响彻全球的战歌，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史上肯定是空前的奇景，不啻为与国歌有关的又一个“第一”。
罗伯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与各界探讨确定国歌的问题。参与讨论的画家徐悲鸿提议使用已然传唱许久的《义勇军进行曲》时，引发过一些“歌词过时”的质疑；而周恩来力排众议，对之大力支持，认为和平时期同样需要居安思危，警惕“敌人进攻”。会后的决议赋予了这首歌“代国歌”的地位，歌曲由此完成了又一次蜕变和升华——成为了第一首（可能也是迄今唯一一首）脱胎于旧政权时期电影作品的新政权国歌。当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终于去掉“代”字成为正式国歌时，这个在北京起步也在北京收官的漫长“二次诞生”过程，彻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回首从1935年到2004年整整七十年间国歌一路走来的风雨征程，从国内到境外，从上海到北京……它已经是属于全中国乃至全球华人的一笔至关重要的文化财富。上海自然是国歌早期历史中当仁不让的第一“主场”，除了笔者所在的徐汇区外，静安、杨浦、黄浦等区各自珍藏着其中一部分宝贵记忆，任何一段记忆被忽略或者淡化都是不可取的，环环相扣的完整图景，才具有最深远的纪念价值。不妨大家放下偏要“争第一”的固执，将“国歌文化”捏合在一起，共同开发，共同探索宣传办法，共同规划走访路线，共同将这一开篇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的宏大史诗传唱给全国、全球的同胞聆听。相比其他各种“第一”，《义勇军进行曲》荣膺当今世界上演奏次数第一、歌唱人次第一的歌曲，光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亿万华夏儿女骄傲、自豪了吧！
位于杨浦区荆州路的国歌展示馆
参考资料：
1.萧一华主编：《徐汇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2.上海市杨浦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杨浦区志：1991-2003》，上海高教电子音像出版社，2009年。
3.黄天著：《“起来！”我们的国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4.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编：《百年影像历史回眸•中西交融的徐家汇》，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
5.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编著：《记忆肇嘉浜》，学林出版社，2018年。
6.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编：《暗夜里的星星之火》，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7.徐汇区政协编印、出版：《徐汇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1989年。
8.徐汇区政协编印、出版：《徐汇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91年。
9.沈萍：《用脚步探访国歌在徐汇的印记》，“上海徐汇”微信公众号，2020年12月24日。
（作者系徐汇区图书馆-徐汇历史风貌主题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