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3月，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冰灾，冰冻近百海里，140余艘中外大小船只先后被重冰围困，整个天津港完全陷入瘫痪状态，造成经济损失达500余万元之巨。在此危难关头，时任天津航业公司船务部主任、天津市轮船业同业公会常务执委的董浩云不仅乘坐“天行”号亲自参与营救各船舶，而且多次向政府当局发出倡议利用飞机空投救灾物资，他本人还乘坐救援飞机亲自察看大沽口冰情，便于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救援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热心公益的高尚品格、临危不惧的担当勇气、指挥若定的组织才能，特别是他在与政府当局据理力争中所体现出来的殷殷爱国之心，不仅令中外各船舶公司刮目相看，而且为打破外商垄断中国航权，助力中国民族航运业发展开辟了道路。由此，也奠定了他在全国航运业中的知名地位，更为其未来船王事业的启航打下了根基。
一、董浩云与航运的结缘
董浩云，原籍浙江定海，1912年出生于上海。在兄弟姐妹5人中，他排行第三，原名董兆荣，意思是“荣华的征兆”。进入自主意识强烈和浪漫诗情的青年时期之后，兆荣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浩云”，意思是“浩浩的云涛”。此后，董浩云的名字流传至今。
青年时期的董浩云
由于家境一般，1928年，16岁的董浩云即踏入社会，最初考入上海一家日本人创办的国际运输公司当练习生，这是一家船务公司，主要经营航运和贸易方面的业务。虽然董浩云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时间很短，但是他却从此竖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与航运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次年，董浩云无意之中在报纸上看到金城银行在上海招聘航运训练班的消息，善于抓住机会的董浩云立刻决定报名参加。于是，这个或许非常偶然的机会，却从此改变了董浩云的人生轨迹。
董浩云自航业训练班结业后便被派到上海通成公司任职，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聪明过人，深受上司的器重。此时，新成立的天津航业公司（金城银行的子公司）正在上海的大中华船厂订制几艘船只，公司经理叶绪耕经常往返于津沪两地，而他恰巧也是浙江慈溪人，正想寻找一些有志能干的年轻人进入天津的公司工作。经通成公司史霭士先生的介绍和引荐，董浩云和他的好友顾联青一起前往上海三马路的惠中饭店拜访了叶绪耕，相互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董浩云既年轻又好学，而且还是宁波老乡，叶绪耕对他十分满意，当即拍板决定招他们入职，并希望董浩云和顾联青尽快北上履新。
董浩云作为当时天津航业公司的新秀，最初其职务是担任公司副经理王更三的秘书，负责公司内部事务，并与外界同行业间建立广泛的联系。当副经理外出不在公司时，其事务便由董浩云代行。后来他则负责公司船务并兼文书的工作。董浩云本人十分勤奋，进步神速。一段时间后，他就很快熟悉了自己经管的业务，并与公司内部的同事以及天津同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年曾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都清晰地记得，虽然由于年轻，他不免有些腼腆和拘谨，但他的卓越智慧和充沛精力，值得敬重。而且他的见识不同于常人，曾公开反对由不平等的治外法权所赋予外国船务公司的各种特权。22岁时，他在日记中记叙中国运输业的落后状况，决心要为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而努力，他认为，这是他一生要为之奋斗的使命。
董浩云在天津航业公司时即显露出优秀的外交才干。当时外国驳轮船员与中国拖船船员时常发生纠纷，相持不下，多由他主持调解，并且达成了一份友好的协议，最终解决了此问题。他还倡导我国采购材料，应以自船、自货、自运为原则，通过多次谈判，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使得天津航业公司得以进入长期由英国航商垄断的航道营业，打破了外商把控我国华北咽喉交道的局面，为日后我国发展远洋航业之基础。
董浩云出众的才干以及认真的工作态度为他在公司赢得了各方信任，他的职务也不断升迁。期间他又先后出色完成了多项工作，锻炼了多方面的能力。其中1935年末1936年春的突发事件——天津大沽口的冰灾应对就是董浩云在天津航业公司经历的重大危急事件之一。
二、大沽口冰灾突发且愈发严重
1935年的冬天寒风格外凛冽，12月的华北大地连降多日大雪，到1936年1月中旬，气温骤降，渤海湾最低温接近零下20度，海河至大沽口航线及大沽口内外海域结冰严重。数十艘各国客货轮船遭到大风雪的袭击，不能进港。而海河沿岸各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无法及时装船运出。
到2月1日，强烈寒流再次光顾华北地区，原先被破冰船击破的浮冰在大沽口外的近海再度冻结，40余艘津港进出口大小商船及驳船完全被冰海封锁。装有无线电装置的各国轮船无奈纷纷向海河工程局、津海关税公司及其代理公司发出紧急求救信号，没有无线电设备的船舶则不断向周围的船只打着求救旗语。2月3日，津海关港务长向国内外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天津港为冰险口岸，有碍航行，告诫各国船只近期不要来津港。然人们抱着“春打六九头，马上就会日暖春和”的想法，在大部分船只尚在冰灾中挣扎的情况下，又有大批货船冒险来津，更有一些之前暂避他港的船只在补足烧煤、食品等物资后再度来津。
2月20日，华北大地再次突降大雪，气温骤降，形势急转直下，自沙垒田岛至大沽口海面，新旧冰块结成一体，冰厚达到六七尺，塘沽至大沽口水路完全断绝。这次冰灾比之前两次降温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被困坚冰之中的船舶数量有所增加，且这些船只的烧煤、食物、饮水先后告罄，情况十分紧急。“三兴”“丰利”“甘州”等船只，在巨冰的撞击下先后出现了舵伤、翼伤及漏水的险情。“昌安”轮的经历更是一波三折，先是被困于沙垒田岛，后与“永亨”相伴转驶烟台暂避冰灾。补充煤和粮之后，“昌安”轮再度来沽，重困灯船东10里处，先后飘至大沽口灯船外东南、大三河口、大沽口内黑沽等地。无线电失灵后，该船孤立无援地在渤海海域漂泊了五个日夜，最终通过信鸽与外界取得了联系。日籍邮轮“南岭丸”，肩负着运输国际邮件的重任，其中不乏十万紧急的邮件，但面对一望无垠的冰雪的重重阻碍，也只能无可奈何了。在这个过程中，呼啸的西北风吹动浮冰甚至推动了8艘船只飘入大海深处，不知去向。更不幸的是，2月28日，大沽口的“海明号”海关灯船，竟也因海底铁缆被重冰撞断而飘入渤海湾，不知所踪。每至夜幕降临之后，面对没有灯船照亮和指引的黑漆漆的茫茫大海，饥寒交迫的受困旅客、船员们的恐惧和绝望情绪顿时倍增，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奈和无助状态。直到3月5日风力渐弱后，“海明号”才艰辛驶回原地。
冰灾发生的日子里，面对140余艘中外大小船只绝粮、断水、停煤数十日的危难时刻，诸如船舶受损，或不知所踪，或旅客闹事等事件每天都在上演。时任天津航业公司船务部主任、天津市轮船业同业公会常务执委的董浩云，组织以天津航运界为主的同仁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救援。
三、紧急组织救援
由于董浩云所在的天津航业公司代理的“中和”“昌安”“瑞康”“永亨”“永生”“天进”等多艘轮船处于被困之列，一方面公司为尽可能减少经济损失起见，另一方面眼见冰灾日趋严重，受困船只越来越多，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董浩云与天津航运界采取了以下营救措施：
1.立即致电各航业代理公司，通告即将来津的各埠船只“应缓行来津或改驶大连、烟台、青岛”等地。如董浩云为“瑞康”轮被冰阻无法进港装货事致华北煤业公司驻津办事处函称：“拟嘱该轮改驶大连云云，冰情特重，船方损失至巨，事不可抗力，徒唤奈何而已。尊处明达，谅表同慨。除电话先洽外，相应函达。”在致常安公司函中，董浩云亦写道：“按敝代理轮‘永亨’系承装贵公司木材来津，在如此状态下，势须改卸他处，事出不可抗力，船方损失确巨，亦徒唤奈何而已。”
2.跟政府当局据理力争，并积极组织“天行”“马拉”两艘破冰船予以救助。冰灾发生之后，鉴于情况的严重性，董浩云先生动用各种关系，及时联络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同仁，召集华洋同业大会，共商解救之途，并联合向海河工程局求救。但当局以“职责未定”为由，施救不力。华北煤业公司的“瑞康”号轮船困在冰冻之中，原本寄希望于海河工程局派来的破冰船，但是该局派出的破冰船设备陈旧，毫无效率，被称为“老爷船”，这些“老爷船”自沽口出发，仅仅前进不到50尺即被冰阻，无法活动。由“清凌”号和由挖泥船改装成破冰船的“快利”号，刚一进入冰区，就被重冰所困，束手就擒加入了被困船只行列。跟随其后的破冰船见此情景，只能鸣金收兵，打道回府。得知此消息，为了尽快解除险境，“瑞康”号只能自行从海参崴雇用英籍航海破冰船“克雷司丁•马拉”号破冰助航。该轮雷霆万钧，效率显著，仅用5天时间，即率领“瑞康”摆脱冰困，托返大连。
当局的施救不力令董浩云气愤不已，他亲自执笔，代表天津同业公会致函海关税务司，对海河工程局破冰船“救助不力，形同虚设”表示强烈愤慨，并提出了质疑：“平时津港各船所纳河工捐，年计不下150万元，且缺少设备临时敷衍工作，船家负担巨量捐款，徒供其消耗，少裨实益。”因此，天津同业公会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致函津关税务司及关系各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请海河工程局立刻租用强大破冰船（如大连“奉天丸”轮船）来沽援助，以维生命。二是为解燃眉之急，请津关港务长向大连海事局电请派撞冰船来沽救助。三是在海河冰障淤浅未能实施完善工作期间，所有河工捐暂行停缴。在天津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王更三、董浩云等委员的强烈要求以及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海河工程局最终决定雇用“马拉”号3天，以解燃眉之急。然令人失望的是，受雇后的“马拉”号却以救助日本公司的轮船为主，无视中国轮船的求救，当时困在沽口10海里外的“昌安”轮多次向“马拉”号发射无线电乞求帮助，且代理该轮的天津航业公司也屡次呼吁海河工程局电嘱该轮前往救助，但“马拉”号置若罔闻，最终没有施救。
无奈之下，董浩云所在的天津航运公司立刻着手安排“天行”“马拉”二轮进行破冰救助各船只。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天行”号表现神勇，“为最有力之拖轮，船新且具撞冰能力，其效用远在海河工程局所有撞冰船之上”。它救助了“三兴”“安利”“增利”“营口丸”等15艘轮船。但“天行”轮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船肚、轮翼、舱底等11处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用伤痕累累来形容亦不为过。“该部分伤势，恐累及总龙筋有相当损伤，非经进坞详细检验修理，不足以安航行。”
在此期间，董浩云还在天津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塘沽分处主任叶文耕的带领下，一起乘坐“天行”轮，携带救助物资赶往冰灾现场，给浅水区被困轮船送去了大量的烧煤、食物和水等生活必需品，稍微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日籍客船“长城丸”和“芦山丸”受灾严重，“天行”号也给予无偿人道主义援助，冒险连续破冰14个小时，共救助旅客70多人。
3.两度空投施救
冰灾发生后，从2月初开始，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商报》等报刊每日连续报道冰情实况，引起全国航业界的广泛关注，国民政府交通部遂指示以天津市为主，着力解决此问题。2月26日，天津市长萧振瀛紧急召见了航政局长潘耀襄，决定特拨1000元，令航政局和社会局召集人员组成救援组，租用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立即装运食品分送各轮，以挽救全体受灾人员的性命。因王更三、董浩云在此之前曾多次乘坐“天行”号施救，熟悉各轮位置，救援组于是请他们一同前往。27日上午9点，王更三、董浩云以及救援组相关人员一起乘坐“欧亚六号”飞机，视察沽口被冰围住的各轮，并空投救助物品。飞机从马场道附近的万国飞机场起飞，循海河而下，十多分钟便抵达大沽口上空。当天，天气晴好，惟见白雪茫茫一片，海面上碎冰绵延堆积，在董浩云的引导下，飞机陆续发现了若干只被困的船只静静地分布在不同区域，船上的人员、船名等隐约可见。被困轮船中人员听到飞机轰鸣声，纷纷从船舱中跑出来向飞机挥手呐喊，宛如嗷嗷待哺的孩子。飞机每至一轮便投送一些面包、饼干、面粉等食物，船员、旅客在冰面上跌跌撞撞、来来回回地搜寻食物，不时有人跌倒再艰难爬起来，其情状甚为狼狈。热爱摄影的董浩云在飞机上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这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场景。如此往返三次，空投至下午2点宣告结束。此次共发现63艘受困轮船，但因食物有限，没能做到逐轮救济。董浩云为此深以为憾，忧虑不已，建议政府尽快考虑再次空投食物。
董浩云乘飞机巡视天津大沽口冰情并摄影记录
当天晚上，董浩云凭借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执委资格面见津海关税务司，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鉴于天气严寒，一时不能解冻，为海上人命安全计，“马拉”船虽已满租，亦应向船东与现在租船人力商，将该船暂留此间一二日，俾将护送在冻各轮工作完竣。二是责成海河工程局工程处督促破冰船日夜倾力工作，俾可在最近期内恢复沽口航运，使已到港口各轮进口。三是对“马拉”船在租用期内而未往助“昌安”轮，予以查究。
经过董浩云等人的艰苦努力和据理力争，3月2日早晨，王更三、董浩云等人再次乘上“沧州”号飞机空投救助物资，并视察沽口内外冰灾情况。此次空投往返三次，共计投放100包大约2000余斤食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船被困人员的燃眉之急。但从整体上来说，从飞机上观察到的冰灾局势仍然严峻：沽口外约3海里处新旧结冰最为坚固，沽口外至沙垒田岛，冰雹现出水纹。沽口外南北冰面，一望无际，呈泥土色。而当时仍然被困大沽口的船只有“三兴”“昌利”“益进丸”“永亨”“丰利”“甘州”“阜生”及英国太古集团两艘船，共计9艘；另外被西北风吹动浮冰推出大沽口的有“长城”“中和”“昌安”“日升”“增利”“惠州“海明”“颖州”，共计8艘。为了确定被困轮船数量，飞机还特意在大沽口岸前20海里、南北各5海里的周围地带进行了广泛搜寻，只见冰面平整，并未发现轮船踪影。
飞机空投施救完成后的当天傍晚，“天行”轮又接到“昌安”“中和”二轮电报，它们正在距离沽口约40海里的出口处，情况危急，请求速速设法营救。上海泰昌祥经理顾宗瑞为此连续致电当时已是其女婿的董浩云，请求尽快派“天行”轮解救“昌安”“中和”两轮，并承诺不论成效如何，均付救助费7000元。后因二轮被困超过10日仍无获救迹象，心急如焚的顾宗瑞遂亲自飞抵天津，乘坐“天行”轮赶往冰灾现场察看，面对浩瀚的银色世界，他亦无可奈何，徒留叹息。
在此次冰灾的救助过程中，董浩云及其所在的天津航业公司、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义不容辞，奔走呼号，为抢救各轮船公司生命财产安全不遗余力，尤其是董浩云表现出的顾全大局、镇定自若、据理力争的气概，赢得了相关当局及人员的尊敬。
四、力争善后赔偿与权益
1936年3月10日之后，天气转暖，气温回升至零上度数。大沽口冰面逐渐开始融化，加上数艘破冰船一齐上阵，终于攻克了冰难，3月21日最后一艘日籍商船“益进丸”获救，宣告此次冰灾救助工作正式结束。
在这次冰灾中，共计有140艘船只受困其中。就船只本身来说，其由船身受创、货物残损、船期延误等导致的经济损失巨大，再加上救助费用、单独或共同海损、国际贸易市价损失、铁路运费损失等，波及范围从航运业扩展到铁路业以及整个商品流通市场。
据天津航业公司大略统计各项损失，“为数当500万元左右云”。具体来说，直接损失为：（1）船期损失（中外大小平均每船每天以500元计），约150万元；（2）烧煤损失约72万元；（3）粮食损失约9万元；（4）吃水损失约2万元；（5）船舶损伤修理费约10万元；（6）公私救助费损失约15万元；（7）电报费约6万元；（8）杂损约9万元；（10）津港所有驳船公司全部损失约计20万元。至于间接损失则包括无法调查的旅客损失、进出口各种货商的损失，另外还有其他生产、金融、保险等各种损失，难以详细统计，只能以概数统计。如此多的费用，如果全部由船舶及其所在公司承担，势必因为数量大难以承受，如何处理这些费用问题，尽量使受灾船舶减免损失呢？董浩云积极奔走于各部门，为受灾船舶争取正当权益。在大沽口冰灾之后，董浩云为航运事业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协调并帮助公司理清救助费用纠纷。例如华北煤业公司的“瑞康”号被困冰灾后，自雇“马拉”号得救。但其救助费是自付还是由海河工程局担负？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作为天津市轮船业同业公会常务执委的董浩云等人考虑再三，最终决定为船东或保险公司利益考虑，同时也为沽口全部遭遇冰灾的各船考虑，召开同业公会紧急大会，并由公会主持公道，向海河局交涉，要求工程局酌量分担此次遇难船舶的救助费，还请求海河局“对于沽口遭难的各船，均应同等待遇”。同时，董浩云所在的天津航业公司还“特向天津同业公会去函建议，电恳政府对于遭受冰难各轮一律免收船钞两个月，以示政府体恤中国航商之至意。当经津公会表决，即行电呈交通部，咨商财政部转饬全国海关，一面复由津公会分别函呈航政局、社会局、萧市长、宋委员长，并电申公会再予电部协助”。后来这些要求均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而且，在冰灾善后工作中，董浩云不但免除了部分“天行”救助船只的救助费，还多方奔走，积极联系，为各轮船争取到了共同海损、单独海损的保险赔偿，减轻了部分经济损失。
二是质询海关港务行政官署，为天津航运业争取利权。董浩云在处理冰灾善后事件，和与海河工程局等官方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称：冰灾发生之后，海河工程局对被困各轮船之救助请求，以及大沽口外发生冰难的船只，均置若罔闻，根本“不顾吞吐要道之港口，而仅负河内水利义务之舍本求末立场”，致使“外人操纵港权，无异扼我咽喉，门户洞开，主权丧尽”。而且，当时海河工程局经费充裕，数十年来已累计1000余万元，而外国人却认为这是洋商缴纳了大部分海关附征货物河工捐所致，但事实上，洋商所纳海河捐仍为我国消费者所承担。为此，董浩云义愤填膺地指出：“我国人既然为纳税人，自有其应享权利，故不仅以主权完整国家立场言，即就义务权利而言，对此事关改善华北经济命脉之唯一港口，自不容任人代庖。”董浩云，作为初涉航运业不久的年轻人，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以及遇事不怕苦不退缩的精神，最终打破了外商垄断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局面，也为天津航运业赢得了应有的权益。
三是呼吁国民政府重视航运。此次冰灾发生后，董浩云作为亲身经历者，面对营救时各类设备缺乏所导致的种种艰难，自然有切身的感受，他认为政府应注重对破冰船制造经费的投入。天津作为国际贸易商港，扼华北之咽喉，却在冰灾来临之际，没有任何事实上的准备，当局负责各方除祈祷天气转暖与多刮西北风将冰吹出大沽口之外，几乎束手无策，这不是当局应该有的做法。他谈到1924年在所谓的大天津港计划中虚掷国币数百余万元，却未能在大沽口开辟新天津港道，而且原计划添置的天津港冬季航运所必要之破冰设备，也因1930年该工程中断而彻底放弃。为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他建议政府投入费用建造破冰船，此事事关华北经济命脉，港务当局应吸取教训，尽快会同各方设法措筹，毅然添置。
五、结语
天津大沽口冰灾的整个救援以及善后过程，体现了董浩云先生对航运业的热爱。他的敬业乐业，使得他在工作中各项成绩显著，由此他在全国航运业中的知名地位得以逐渐确立。1936年，天津轮船业同业公会改选，董浩云崭露头角，脱颖而出，高票当选为副会长，这一年他才24岁。这一光荣的职务是对他精神品质和工作能力的肯定，更为他日后成为世界船王迈出了坚定有力的一步。
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馆名为中国近代杰出文理大师顾毓琇所题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执行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