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流浪记》获得成功的原因
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是三毛艺术形象发展成熟的标志。它获得成功,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画家经过抗日战争,在对现实生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了生活,如深入贫民窟和街头,与贫苦流浪儿童交朋友;第二,画家在当时已和文化界的中共地下党员夏衍等进步人士有较多接触,不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第三,通过《三毛从军记》和《三毛外传》的创作,对三毛形象的塑造已有反复的磨练。这其中第一原因是主要的,正如画家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创作《三毛流浪记》的缘由时说:
记得有一次,正是寒流初过的冬天,偶尔清晨外出,曾看到一辆辆车子,满装着晚上被冻死的死尸,伸出车外已经僵硬了的手脚,随着车轮的震动而抖动着,仿佛正在向人们做最后的乞援……又一个晚上,我回寓所较迟,冰天雪地,夜深人静,在一个弄堂口,远远看到三个小小的通红的面孔,围在一起。走近一看,原来是三个难童正围着一个小铁罐,吹火取暖。北风吹得刺骨的冷,大雪不断地在纷飞,我爱莫能助,呆呆地在他们面前站了很久,真不敢想象他们能否熬过这个夜晚。但是我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平安地度过这冷酷的夜晚。这时,附近的跳舞场里的音乐却在演奏。在我的心中,是无限的爱和极端的恨。风吹灯动,在一暗一亮的灯光下,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寓所,躺在床上不得安睡,回忆着所看到的一切,久久想到那三个流浪儿童,也想到自己三个孩子将来的命运。第二天早上,我又经过那个弄堂口,果然昨晚所看到的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已冻死了。这种情景刺激了我,我虽然自己没有能力来直接救济他们,我想到像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通过我的笔杆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重的控诉,那时便开始酝酿创作《三毛流浪记》。
画家又说:
为了更深入了解流浪儿童的苦难情景,我曾特地去向那些儿童采访。可是一贯受人奚落的流浪儿童,看到比他们穿得好的人们,一方面有自卑感,一方面又有对抗情绪,很不容易和他们倾谈。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穿上自己战时在后方穿的破衣裳,去到旧爱多亚路安乐宫舞厅门口。这个地方,谈起来“老上海”可能还记得,就是当年美国水兵一拳打死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的地方。那里是所谓“小瘪三”最集中的地方。开始我就蹲在距他们不远的石阶上,并没招呼,正巧有个卖大饼油条的走过,我便买了两副,这引来了他们羡慕的视线。我就分给他们一起吃,因此便接近起来,东拉西扯,慢慢说到了他们本身的身世,得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具体资料。我和一个姓王的后来搞得非常熟,通过他,我了解了很多难童的故事。
画家正是在这样深入观察、了解、体验生活的基础上,不只是出于对苦难儿童的怜悯和同情,而且是出于思想感情上与苦难儿童息息相通,达到与苦难儿童同命运、共呼吸的境地,觉得只有把苦难儿童在黑暗统治下的悲惨遭遇描绘出来,“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重的控诉”,为葬送黑暗统治大声疾呼制造舆论,才算尽到画家应有的责任,便创作了《三毛流浪记》。
也正因为《三毛流浪记》所表现的生活内容触到了统治当局的痛处,所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在他们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上著文,指责《三毛流浪记》所表现的内容“太残酷了”,说什么“社会的一面是无情,另一面也有良知”,应该多表现“社会”的“良知”才好,妄图粉饰他们反动统治的罪恶。
三毛的新生
张乐平在《三毛流浪记》中所表现的三毛盼望解放的日子终于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战斗,解放了全中国,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制度,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毛和伙伴及亿万劳苦大众成了国家的主人。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是生活的镜子(当然是经过艺术典型化的镜子)。既然三毛所生活的旧中国已经改变了,那么就应该在艺术作品中对三毛新的生活有所反映,但是如何用连环漫画的形式对三毛新的生活加以描绘,对画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其一,画家对于新中国的新生活一下子还不熟悉,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其二,画家对三毛这一旧中国穷苦儿童的特定艺术形象,在新中国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把握不定,需要再三思考。这时,画家也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对他提出两个方面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三毛之所以瘦骨伶仃,只长三根头发,是旧中国穷苦儿童生活得不到温饱,营养严重缺乏的标志;新中国诞生了,三毛的生活条件好了,可以吃饱穿暖,营养增加了,头发应该长多了,身体应该长胖了,人也应该长大了,可以读中学,甚至读大学,或者堂堂正正参加某项工作,甚至成家。所以,原先那样的三毛形象,已没有存在的生活基础。这样,也就只得创造新的漫画艺术形象。另一种意见认为,三毛作为一个特定艺术形象,已为人们所熟悉,不应改变他的形象特征,也不应按自然规律让三毛长大;当然,让他生活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环境中,在形象塑造上适当胖一点是可以的。
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部门,正在发动上海的文学家、艺术家从不同角度反映新中国的新生活,也了解到张乐平遇到了如何继续创造三毛形象的难题,便督促“上海市漫画工作者联谊会”在1950年5月23日召开了“三毛创作座谈会”,帮助画家明确方向,鼓足勇气,继续创造三毛形象。座谈会上,张乐平谈了拟以《三毛迎解放》为题的创作设想,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经过座谈讨论,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三毛作为已经深入广大读者心灵的艺术形象,不应改变其形象特征,年龄也应该保持在原先的十岁左右的样子,让他生活在新中国的环境里,作为新中国的典型儿童形象来塑造,藉以反映新中国的儿童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
座谈会之后,张乐平信心百倍地进入了新的三毛艺术形象的创造。
首先,1950年,他用热烈的色彩,创作了一对新年门对画《三毛解放了》(由上海《大公报》印刷发行),借助三毛欢腾打腰鼓和扭秧歌来欢庆新中国的诞生。随后,1951年1月1日起,张乐平创作的新的连环漫画《三毛的控诉》,在上海《大公报》上连载,共18幅。画家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用笔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整部作品把三毛作为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见证人”,借助三毛的生活经历,揭露美帝侵略者在上海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其中有一些是真实事件,例如《残害儿童》一画,描写的是美国士兵将燃着的烟头塞进女孩的衣领口,烫得女孩狂呼哭叫,标题下面注明“1946年7月9日,在上海西侨青年会门口,受害者:12岁苏州女孩王贞宝(背景是实地写生)”。
张乐平作新年门画《三毛解放了》(1950年)
1951年5月5日起,上海《解放日报》连载另一部新的连环漫画《三毛翻身记》,共45幅。这部作品是由原先设想的《三毛解放记》演变而来,故事情节与原先设想已有很大不同。作品从三毛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控诉大会”上进行控诉开始,用倒叙的方法描绘了三毛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获得解放的故事。画家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配合反对美帝武装日本、侵略朝鲜的宣传。创作这部作品有点“赶任务”的性质,构思和酝酿较为匆忙,显得有些粗糙,因而艺术感染力不大理想。
第三部新的连环漫画《三毛日记》,1956年8月19日起在《人民日报》上陆续刊出,共15幅。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是把三毛完全置于新社会的生活环境中加以描绘,反映了新中国政府处处关怀培育儿童的新气象,也赞颂了新中国儿童优秀品质的养成。让人感到不足的是,这部作品的故事连续性不强;同时,有几幅作品又对儿童的缺点进行讽刺,显得有些不协调。可以看出,画家对这部作品在构思上还欠周密性。
第四部新的连环漫画《三毛》,先是于1956年10月起在上海《文汇报》陆续刊出7幅,从1958年10月起转而在天津出版的《少年儿童画报》上连载。这部作品,也把三毛置于新社会的幸福生活环境中描写,虽然表现的是儿童日常生活,但也能使人从平凡幸福的生活中感受到新中国的温暖。
第五部新的连环漫画《三毛今昔》,从1959年5月30日起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刊载,共22组(44幅),后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部作品在新创作的三毛形象的连环漫画中是较为成功的。它以三毛在解放前后新旧生活的鲜明对照(每组画分上下两幅,上面一幅“今”,下面一幅“昔”,关于“昔”的画作都选自旧作《三毛流浪记》),富于说服力地表现了旧中国黑暗统治可恶可恨,新中国让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获得幸福。作品特别着重描写了三毛在新社会中有了温暖的家庭,进了学校,还参加了诸如养猪、除四害、田间劳动、搜集废钢铁等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在性格上得到了完美的发展,成为好孩子、好学生、少先队好队员,成为新中国优秀儿童的一个典型。在《三毛今昔》中,画家新创作的有关“今”的22幅作品,用伸曲自如、流畅爽达、刚柔兼施、精炼到几乎没有一笔多余的线条,又带着火一样的热情,夸张有度且传神地塑造了三毛,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也都同样活龙活现,朝气勃勃而可爱。画面的情节,又都经过“近看远看均相宜”的章法处理,使人实无可挑剔。整部作品可说是达到了娴熟而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画家创造三毛艺术形象更加成熟的标志。
这之后,画家创作了多幅以三毛形象出现,反映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年画作品加以出版,广为发行。同时,自1962年6月1日起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了新创作的第六部连环漫画《三毛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共100幅。后在1979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题目稍有变动,改为《三毛迎解放》,选定96幅,并由林放先生写了《代序》。为什么这个时候张乐平要创作这部关于三毛迎解放的连环漫画呢?“是因为三毛这个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孩子,还没有完整地画完他的身世,心里总觉得言犹未尽,一直放不下。”画家的这一自述,确是道出了艺术创作规律的真谛。艺术家一旦从生活中孕育成熟某一艺术形象后,不把艺术形象的全部身世表现出来,心里是不安的。正是在这样的感情下,画家创作了这部《三毛迎解放》的作品。这部作品描写了三毛在解放前与劳苦大众一起经历着上海黄浦江畔的反饥饿反迫害的怒潮,后来结识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少年报》社的编辑叔叔,三毛在编辑叔叔的关怀引导下,参加了力所能及的革命活动,诸如送情报、贴标语、侦察敌情、担任《少年报》的发行员;后来三毛又担任《少年报》的通讯员,还把自己一家亲人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和帝国主义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的身世,发表在《少年报》上,呼吁更多的穷苦人觉醒起来进行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直至最后终于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人们看了这部作品之后,确是对三毛形象的理解更为完整了。
张乐平作《三毛与小伙伴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
1962年之后,我们国家因克服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前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协定停止供应设备、支援建设,面临着极度困难的状况,经过调整各项政策和措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较快地恢复正常,出现可喜的新气象。画家正准备酝酿创作关于三毛形象的新长篇连环漫画的时候,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情形下,画家孕育在心中的三毛形象当然只能停滞在心中而无法行诸笔端,这是画家在漫画艺术生涯中最苦恼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党,有了错误,敢于承认、正视、纠正,于是当机立断地揭露和粉碎了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使国家重又回到社会主义的正常轨道,并且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调整政策、解放思想,把国家引向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新历史时期。画家张乐平面对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真是犹如“忽然发现天气晴朗,阳光灿烂,那是多么愉快”!画家以激动不已的心情重又投入到创造三毛形象的新漫画创作中。但是,因为“搁笔十年”,画技生疏了,尤其“自己感到老之已至,要画画,手就不听使唤,颤颤抖抖,不便下笔”,于是,他“每天坚持锻炼,练习腕力、指力,以期恢复原有功能”,保持“一双青春手,永做画坛孺子牛”。
第七部新的连环漫画也以《三毛》为题,从1978年1月1日起在复刊的《小朋友》月刊(由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上陆续刊出。这部作品,自1980年起又改以《三毛日记》为题,继续在《小朋友》月刊上刊载。与此同时,从1978年4月起,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刊出第八部新的连环漫画《三毛学雷锋》。这些新的连环漫画《三毛》《三毛日记》和《三毛学雷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表现共产主义思想火花在孩子们中间闪光萌发的新气象。例如,三毛和伙伴们在寒、暑假里,组织了流动图书车,在孩子们中流动借阅图书,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三毛每天坚持护送邻家低年级孩子上学;三毛常常帮助同学复习功课;三毛也常常帮助小同学剪指甲,养成爱清洁的卫生习惯;在假日里,三毛组织小朋友到军属老妈妈家的院子里除草打扫......
《欢庆》《欢送哥哥姐姐上大学》(选自1977—1992年《三毛日记》)
第九部新的连环漫画《三毛爱科学》,自1978年刊载于《儿童时代》半月刊,由中国福利会(即原中国福利基金会)编辑出版,复刊起陆续刊出,后来又改名为《三毛新事》继续在《儿童时代》上刊载,其中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选出部分作品出版了《三毛爱科学》单行本。这套作品,内容有鲜明的新颖感,借助三毛形象反映的都是少年儿童在伟大祖国实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的新的生活面貌。例如三毛和伙伴们,用木屑30%、硝酸钾25%、煤屑20%、硫磺25%配置成烟熏药,到田间的鼠洞口进行烟熏,捕获杀灭了许多危害庄稼的老鼠;三毛在家里制作了太阳能发电器,解决了家里的一切日常用电需求;三毛及其伙伴还制作了遥控飞机模型,到农村帮助农民驱赶在稻田里啄食农作物的飞鸟,等等。
画家张乐平在反党集团被粉碎之后创作的这几套连环漫画,透过对孩子的生活的描绘,一方面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国家前进的时代脉搏,在十年动乱中被破坏的雷锋共产主义精神也正恢复和发扬;另一方面,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和运用科学,正在全民中蔚然成风。我们由此感触到国家、民族的复兴强盛是大有希望的。
张乐平晚年留影
忠于生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艺术家,在作品中描写的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却也能联系到生活的“大时代”,揭示着生活的本质,反映着时代的波澜,显露着历史前进的痕迹,这正如革命文豪高尔基所说,文学到底是人类的“时代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漫画家张乐平创作《三毛》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正明晰地说明着,与中华民族共患难、同斗争的张乐平,他笔下的三毛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和时代紧密地相联系,有着鲜明的时代个性,这就是三毛在广大读者中有着深刻影响的根本原因。所以,连台湾的报纸也不得不对张乐平所创作的三毛艺术形象作出尚属公正的评价。例如,1984年12月台湾《中国晚报》刊载的一篇题为《张乐平与“三毛”》的文章中说:“一个漫画形象能为大众所欢迎,且能够持续数十年,着实不简单。”“张乐平笔下的漫画人物三毛,是个七八岁上下的小孩子,自30年代中始,至今整50年,当中经历了整个大时代转变,始终为中国无数的小朋友及成人爱戴,这与画家能以一颗童心来和千万小读者同呼吸共喜乐是不无关系的。可以说,三毛的成长也象征着中国儿童的成长。”
三毛的历史地位
检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张乐平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诞生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漫画手法集中塑造一个儿童艺术形象,前后创作有数十套连环漫画,这可谓首创。
笔者以为,张乐平的《三毛》创作,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有这样几方面的意义:第一,它以独特的思想光彩和艺术风姿,丰富了中国现代美术,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儿童美术的宝库;第二,它为漫画家如何自编自绘运用漫画手法,集中塑造一个儿童艺术形象,并从生活的侧面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揭示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提供了具体的创作经验;第三,张乐平创作的数十套关于三毛的漫画作品中,除了一个小标题外,不再用文字说明,为如何创作出适合低幼儿童阅读的无文字连环漫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张乐平的这些宝贵经验,可喜的是得到了年轻一代漫画家的运用和发扬。例如第三代漫画家之一的杜建国,就是借鉴这些经验,坚持30年持续不断自编自绘无文字儿童连环漫画《小兔菲菲》,使之也成为有影响的优秀作品。鉴此,张乐平的《三毛》,在美术史上有着应予以重视的地位。
张乐平是艺术多面手
其实,张乐平是艺术修养深广的多面手。除了倾注毕生精力,在数十部连环漫画中探索塑造三毛艺术形象外,他另有多部连环漫画,如《二娃子》《我们的故事》《小萝卜头》等,创造了多种类型、各有性格智慧的儿童主角形象。同时,他能作美轮美奂的时装设计。例如1934年设计的六款女式大衣时装,是何等新潮时髦,使人见了爱不释手。而童年时从母亲那里学得的表现旧时吉庆题材的剪纸技艺,到他手里也能创新,构图灵活多样,表现出新的现实生活的社会风情。例如1935年作的剪纸《大除夕的城隍庙九曲桥》,1936年作的剪纸《卖长锭》等,洋溢着现实生活的风俗人情趣味。他还为许多描写古今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书籍插图。例如,为施蛰存的小说《特吕姑娘》所配的插图,把在一家百货公司任职的女店员机灵应对八方来客的神态表现得毕肖有余。又如,为周乐山的小说《细纱间》所作的插图,将纺纱厂细纱车间的女工杏子姑娘早晨提着饭盒到工厂上工的神情也描绘得生动入微。再如为古典题材故事《东郭先生》所配的插图,将东郭先生受骗上当后终于认清伪装者原来是一只恶狼的惊愕描写得入木三分。张乐平借助三毛形象创作的彩绘宣传画、刊物封面画等也颇具特色。例如1959年创作的彩绘宣传画《祖国万岁》,描绘三毛手捧鲜花搭乘彩色气球吊着的花篮腾空翱翔,欢庆新中国诞生十周年,作品构思独特,予人印象深刻。又如1959年为《小朋友》创作的彩绘封面画《友谊》,是与当年访问上海的苏联著名漫画家叶菲莫夫合作,描绘苏联少先队员阿留沙与中国少先队员三毛,以崇敬快乐之情互换红领巾,也予人印象深刻。又如1983年为《小朋友》作的彩绘封面画《三毛献寿桃》,描绘三毛倾情双手托着大寿桃,献给关心《小朋友》刊物的老爷爷老奶奶们,表示祝寿的愿景,也让人欣喜万分。
张乐平设计的六款女式大衣时装(1934年)
张乐平创作的剪纸《大除夕的城隍庙九曲桥》《卖长锭》
张乐平为文学作品《特吕姑娘》《细纱间》所做插图
张乐平为古典题材故事《东郭先生》所作插图
张乐平作彩绘宣传画《祖国万岁》(1959年)
张乐平作《小朋友》封面画《友谊》(1959年第4期)和《三毛献寿桃》(1983年第10期)
张乐平日常随身携带速写本,用手中的笔勤奋所作的大量描绘社会生活场景和大自然风景、各种人物的速写画,都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也是不可多得之作。张乐平的不凡艺术智慧所留下的上千万幅各显风采的美术作品,构成美术史上令人留恋的一座艺术宝库。
(作者系美术学科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技术支持:上海江帆网络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