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开森(John. Ferguson)这个名字，现在的上海人知道的恐怕不多，但当初此人的名气，却大到足以被用来命名马路——晚清，上海法租界曾将福开森辟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福开森路，即今天的武康路。一个加拿大裔美国人，能在一向以高贵自矜的法国人的地盘上踩出脚印，留下戳记，可见不是一般的牛。
福开森
北起华山路，南至淮海中路的武康路，是一条外表看来并不堂皇惹眼的小马路，它所呈现的，是摒弃了商贾气的另一种审美，静穆而不躁切，雍容而不浮夸。武康路全长不足1 200米，即使加上人行道，路的最宽处也只有15.5米，窄处才仅12米。然而2011年6月，这条路却经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批准，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武康路上的文物建筑分布示意图
不仅有历史，而且有文化，端赖于曾经生活在道路两侧的众多文化名人所赋予的格局，而提供原生道路以展现其历史文化格局的，则非福开森莫属。
一
1897年，福开森在盛宣怀的邀请下，移居上海参与创办西学新校——南洋公学，即今日上海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交通大学。福开森声称，基于经济因素，他不得不离开神职（传教士）；他有五个小孩，为了养家以及事业，他已经负债累累。不过，他仍然渴望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工作上开启更大的格局，而不为经济因素所迫（累）。
南洋公学大门
所谓“更大的格局”，是相比较之前他已经在南京创办了被今天的我们称为南京大学的西式学堂，那时叫汇文书院，时间是1888年，并于1897年1月培养出首届7名男学生。福开森因此而债台高筑。此行东去，他预设的格局，想必不再仅仅是一所学校吧？
两所大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基督教来华传教差会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后者是以中国政府为背景的文化输入。一个被动，一个主动。
当然，此时的福开森还不可能预见到，由于主体的不同，从他参与创办的南洋公学中，后来会走出那么多影响整个中国格局的学生：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杨荫杭、雷奋、蔡锷、章宗元、王宠惠等等。
尽管福开森否认，但人们有理由相信，盛宣怀给出的报酬一定具有足够的诱惑力。因为在盛宣怀背后，还有慈禧太后的肱股干臣李鸿章的庞大身影。
盛宣怀
1866年，福开森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邻近多伦多的地区，其父是卫理公会牧师，家境清贫。多年之后，福开森在北京度过他的首个海外圣诞节时，向每个仆役的儿女赠送了“一个装有水果糖和坚果的袋子，以及红纸包装的礼物，还有一些蛋糕与糖葫芦”。随后，这位传教士感慨道：“这些远丰富于我孩提时父母所能给予的。”（转引自聂婷：《中国艺术如何形塑一个人：福开森的一生》，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主办“博雅好书”微信号）。
福开森18岁离开加拿大，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出于对美国文化的强烈认同，1892年归化为美国公民。贫寒的童年阴影，使他对成功充满渴望。他在波士顿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哲学博士两个学位，并且以一年时间完成神学院学业。当时的波士顿大学并没有提供艺术史课程，福开森后来在中国艺术史领域所展现出的卓越才能，全凭自修所获。
福开森在“监院”南洋公学期间，从校舍建设、设备选定，直至课程设置、教师聘用等等，事必躬亲，全程参与，并亲手设计了该校最早的两幢建筑物——中院和上院。其间，他的个人财务的自由度显然宽松了很多，一个直接的例证是，为方便师生出行，他竟然用自己的薪水，在学校与城中寓舍之间修建了一条路。最初只是一条简易的乡间土路，取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直线穿越稻田、菜畴和错落的房舍、沟浜。每逢雨天，道路翻浆，泥泞不堪，唯因其大大缩短了师生们每天的行程，大家还是宁抄近路，不走远道，并顺嘴把这条捷径昵称为福开森路。
据《徐汇区志》记载，成形之初的福开森路，是跟南洋公学相连的，但今天的武康路，却与交通大学相距至少千米开外，一条淮海中路斜插而过，将两处横断为翘首相望的牛郎织女。这其中的地域变迁是如何发生的，今天实是难以说清，区志亦语焉不详。
自“五口通商”条约落地上海以后，不论英美租界还是法租界，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扩界，不断满足自己对上海这块飞地的占有欲。其基本手段，就是越界筑路。以道路为箭镞，开弓远射，先楔入你的腹地，待形成事实后，再迫使中国政府逐步放开对道路两侧的地域管辖权。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南京西路、江宁路等等，是这样来的；洋泾浜以南，淮海中路、淮海西路，直至虹桥路、哈密路等等，也是这么来的。
洋人的依据是，上海开埠之初，双方在签订《土地章程》时，中国政府曾许诺，“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
而上海地方政府的怨怼在于，“随至随议”，庶几变味成“先斩后奏”。
1907年，法租界公董局故伎重演，对原本属于华界的某些西南地块进行渗透式越界筑路，这条简陋的福开森泥路也被囊括其中。说是筑路，其实是在原生道路的基础上翻建。将表面的熟土层铲除，清障，拓宽，换上占比不低于70%的粗砂碎石或煤渣，掺入18～27%的粘土，然后洒水，夯紧压实。这比新建一条道路可能更麻烦，必须去旧填新，多了一道工序。至少在1920年代柏油马路登陆之前，上海还是砂石路的一统天下，除了南京东路的铁篱木铺道和南市老城厢的台格路。
法国人蛮横地认为，如果指望晚清政府，西南片华界的交通改善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至于因此造成的利益减损，日积月累，足以让人骇脱下巴。
公董局董事会议定，他们无意否定福开森对这块土地的贡献，尽管他是美国人。一条经官方钤章敲定的福开森路，就此落地上海滩。
1914年，福开森路被正式划入法租界，形成所谓的法国新租界。在强力的外资和科技、文化的推动下，围绕福开森路，很快汇集起一个新的法兰西聚落，入住其中的多为西方派驻上海的官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有人认为，这一老谋深算的出自法国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的擘画手笔，按最能体现西方现代特色的城市建设理念，规划了福开森路沿线的整体布局。然而事实上，早在1862年，也就是40多年前，敏体尼即已离开上海，退休回到了法兰西。
二
监院南洋公学的同时，福开森并不安于现状，还一直在寻找放大工作格局的机会。用一句当下中国的流行语，或可叫不忘初心吧。
1899年11月4日，福开森在路过外滩英国领事公堂时，偶然瞥见英商《新闻报》推盘拍卖的广告。仿佛灵光乍现，福开森蓦然产生了强烈的介入冲动。
19世纪后半叶，正是西式传媒登陆上海滩的肇创期，除《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西文报纸相继出笼外，1861年10月，《上海新报》首开记录，成为中文日报的NO.1。11年后，由英国人安纳斯托•美查创办的《申江新报》（即《申报》），亦成功崛起在英美租界。《新闻报》稍显落伍，尾随二者之后，于1893年2月17日，在与《申报》毗邻的山东路156号D幢石库门房内宣告创刊。然而这个时间点的上海滩，经过30多年熏陶锤冶，办报已不再新鲜，连《点石斋画报》这样的新媒体，都已在1884年问世，《苏报》等一批中文媒体更是在此前后争相破茧，报刊的竞争格局已然变得严峻起来。在一个文盲半文盲的中国，即便上海，也不过刚刚开蒙，能有多少人不仅有闲，而且有钱，来读你的报纸呢？
以华盛纺织厂老板、英国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的《新闻报》，在惨淡经营了6年之后，终于支撑不下去，虽张叔和（主要出资人）、蔡尔康（主笔）等勠力挽回，仍然回天乏术。加之丹福士在经营其他生意上失败，为还债，不得不出售报馆。
福开森趁隙下手，用很低的价格取得了全部产权。
其时的《新闻报》，出版单面油光纸一张，售制钱10文，每日发行数不足300份。
《新闻报》本系独资经营，到了福开森手中，很快便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招徕当时上海商界“闻人”朱葆三、何丹书、顾詠荃等，组成以福开森为总董的董事会。由此，原本归其独立承担的经济风险得以分摊，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闻人大亨乐于掌控社会舆论的癖好，调动起他们的控制欲，使之为报馆服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几位商界大佬在《新闻报》的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作用。
接办后，福开森自任报馆监督，而以南洋公学庶务、安徽婺源人（今属江西）汪汉溪为经理兼董事。汪是清末光绪年间的秀才，曾经做过松江塔山司巡检，家住老西门一所旧房子，每天清晨即起，步行到位于徐家汇的学校办公，晚间步行而归，一年三百六十日，从不迟到早退，因此受到福开森的赏识。福开森本人忙于南洋公学校务，并无太多余暇关顾报馆。其间，他还充当过盛宣怀的外国人顾问，校内校外，庶务繁忙。1903年，福开森离开南洋公学，受聘担任中国铁路局首席秘书，而局长仍是盛宣怀。他和盛的这种形影相随的紧密关系，一直延续到1912年。此外，他还兼任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参与过修订中国对日对美条约，充当过晚清政府邮传部顾问，由于为中原大旱募得赈款100万元美金，朝廷封赐其二品顶戴花翎，叙录为大清国的在册高级干部。
左起：盛宣怀、蔡乃煌（上海道台）、福开森
正是在中国铁路局首席秘书的任上，福开森结识了他的美国同胞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摩根是建造中国粤汉铁路的主要放贷人，实业家，同时也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这个家族创建的摩根财团的全球影响力，至今仍举足轻重。福开森在中美文博领域建立起的上流菁英人士关系网，便从摩根开始。
福开森不熟习也不喜欢上海的生意经，盘下《新闻报》后，除办报总方针外，他乐于效法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赋畀汪汉溪处理报馆一切事务的全权。
他的办报方针，可以用“不偏不党”四个字来概括。所谓“不偏不党”，就是在言论上保持中立，力求不痛不痒，无棱无角，既要迎合读者心理，又不开罪有权有势的各个方面。福开森经常自诩:“我们美国人是中国人的好朋友，美国人是最公正的。”这个办报方针后来成为《新闻报》长期坚持的编辑宗旨。
然而，中美之间真实的境况却并不那么乐观。来华传教士明恩溥在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打压后，非常情绪化地写下《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在书中，他以绝对自然主义的笔调，用照相般精准的细节还原，把中国描绘成“愚昧无知、不能同化的道德荒漠”。而美国当地的一本地理教科书，甚至将中国人指为“世界上最不诚实的、卑劣的、偷窃成性的民族”。
1870年代，美国加州率先通过一系列针对华人的“外国矿工法案”，华人矿工被课以重税。美国西部各州相继出现了许多以驱逐华人为目标的劳工组织，大批华工遭到孽杀和驱赶。1882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第一部《排华法案》，并在此后的10多年间，连续通过15部同类法案。1894年2月11日，中美政府签订为期10年的《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又称“华工禁约”）。到1904年，条约期满，国内外华界舆论强烈要求废止，美国政府不但不予理睬，相反要求续约。1905年5月，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商讨抵制办法。闽商、上海贫儿院创办人曾铸（字少卿）提出，发动全国抵制美货，通电全国21个重要商埠的商会，通力襄助。一场抵制美货的民众运动由此兴起，席卷全国，声势浩大。迫于民众压力，清政府最终拒绝与美国政府续签“华工禁约”。
因为福开森，《新闻报》的美国身份原本理所当然，他也是这样注册的，在其打理下，每日销量已经跃升至1万份左右，成为除《申报》以外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殊料风云突变，人人闻美色变，拒掏腰包，销售顿时一落千丈，搞得福开森猝不及防，狼狈不堪。蹉跎经年，福开森见风转舵，于1906年6月1日，将《新闻报》转往香港注册，改称英国公司，躲过了国人仇美的锋芒，得以继续维持营业。
三
汪汉溪不愧为福开森的得力助手，肯动脑筋，善用手腕，不失为“十里洋场”的一把经营好手。如果说，“不偏不党”是福开森的办报宗旨，“经济独立”便是他的奋斗目标。随着《新闻报》的羽翼日趋丰满，他的头角得以展露，声誉鹊起，被上海报界赞为“四大金刚”之一。
张謇作汪汉溪画像
这位《新闻报》的华人买办生得个子高大，面孔圆圆，被众人尊称为“汉老”，已故《新闻报》元老陶菊隐形容他：看上去活像一个候补知县。
在汪汉溪看来，在商言商，哪怕办报这种所谓的文化事业，也还是商。他拿报馆当企业来办。一个商字，立诚为本；一家企业，品牌为上。讲信用，就是立诚建品的头等大事。《新闻报》向银行、钱庄借款，历来言出规行，凡经他之手，从不拖欠推搪，到期必偿。万一临时不凑手，他也会事前精心测算，与别家银行接洽协商，哪怕拆了东墙补西墙，也要补上窟窿，避免措手不及。因此，《新闻报》在上海金融界的口碑极佳，遇事有求必应。而那几位“闻人”董事，要紧关头也给了汪汉溪不少帮衬。
汪汉溪深谙上海滩生意经。所谓生意经，貌似秘籍，说穿了却也简单：一是派头要大，腔势扎足；二是一头牛要剥出两层皮来。在一般人眼里，报馆的厂房设备，都是开展业务的必备件，满足于办报出报就OK。但在汪汉溪看来，它们还有另一层油水可刮，那就是以房屋、机器、存纸作为抵押，向银行、钱庄借款，所借款项一则用来扩大再生产，再则为报馆的脸面买单。1908年，《新闻报》搬迁至汉口路19号，那是一幢三开间的四层楼房，其样貌一改原先的狭窄拮据，变得轩敞高大，完全是一副大报馆的派头，腔势十足，让外界无不认为《新闻报》实力雄厚。如此这般，汪汉溪既不影响办报，又不耽误发展，用一份本钱，干成两桩大事，从一头牛身上，生生剥下两层皮。
1914年，《新闻报》日发行量达到2万份，之所以能到这个量，归功于报馆事先购进一架新式二层轮转印报机，这种新机器每小时印报7000份，不消3个时辰，2万份报纸全部印完。当年报纸的销量，跟每天出报快慢关系密切。20世纪初叶，上海有条望平街，在今山东中路从福州路至南京东路一段，时称“报馆街”，集中了上海当时大多数报刊，竹枝词唱云：“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三大报馆（申报馆、新闻报馆、时报馆）亦分布左右。近代上海的邮政，最初只有邮递而无发行，报刊发行依赖于个体推销。所以，每天一大早，报贩子们会从全市各处直奔望平街而来，谁家报馆先开门，他们就领谁家的报，领完跑路，并无固定次序。出报慢的自然吃亏，到末了报贩子所剩无几，晚到的报纸就会砸在手里。
以《新闻报》为开端，上海各报的印刷设备自此陆续升级，普遍以轮转机迭代平版机。
纸媒纸媒，以纸为媒，白报纸是报馆的主要资源，就像人一天都不能断顿一样，纸张就是报馆的每日食粮。汪汉溪对此高度警醒，《新闻报》储备的白报纸用量，经常保持在一年以上，每当报馆经济情况较好或者白报纸市价较低的时候，他就大量买进，满仓囤积。这种做法后来一直是《新闻报》的传统惯例，不管汪在不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海运受到严重影响，纸价因来源减少而飞涨，《新闻报》却因“有备无患”占了大便宜。
以上种种经营举措，福开森一律放手，从不干预，包括向银行借款这种重大事项。受此鼓励，汪汉溪在编辑方针和人事制度等方面也放开手脚，干得如鱼得水。
适销对路，是汪汉溪一直坚持的商业法则。体现在办报上，就是经常调研读者心理，什么新闻读者喜看，就多登，反之则不登。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重镇，敏于科技，精于计算，讲求效率，金钱为王，《新闻报》因之特别重视经济新闻，这一倾向后来成为报纸的定位，大有为工商业界代言之风采，对于扩大发行和吸收广告都起了很大作用。
《新闻报》设有专人，每天负责对比本市各报的内容，挑长剔短，评头论足，如果有特别消息遗漏，就会随时敲打负责本市各条线或外埠的记者（时称“访员”）；有时为了补缺，还会挖人墙角，想方设法将别家报馆的优秀记者弄过来。而在本市各行业中，又都雇有通讯员（时称“报告员”），随时用电话或口头传递资讯、通报行情。发展到后期，更是别出心裁，报馆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这使他们的新闻时效每每迅于外界，尤其是商界动态、经济行情、科技时讯，其反应之快、信息获取之准确，更非一般报馆可比。各报虽纷纷仿行，均瞠乎其后。
所谓“报屁股”(文艺性副刊)，历来都是各报竞争的焦点。重要新闻各报都不会放过，每每撞车，毫无个性。于是，为了迎合上海市民的阅读趣味，各报最具特点、最见水准的版块，就都集中在了副刊上。《申报》有“自由谈”，《时报》有“余兴”，等等，各显所能；《新闻报》则以“快活林”“新园林”另辟蹊径，福开森任用严独鹤，把这两个专栏操持得风生水起，以后又增辟“茶话”“艺海”“电影周刊”，闲适生动，同样出彩。
在福开森的支持下，汪汉溪还效仿海关、邮局的“铁饭碗”，制定了逐年加薪、年终分红和退职人员领取养老金的人事工资制度，使从业人员把办报当作自己的终身职业，轻易不愿中途退场。报馆按年资深浅，对服务多年的熟练人员区别对待，深得人心。对于馆外兼职人员，如各类特邀记者、商情通讯员，以及专栏作家等，也在精神上、物质上保持联谊，普施恩惠，尽力避免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势利陷阱，务使各方乐为其用。
1916年3月29日，抵制美货的浪潮已告消退，《新闻报》恢复美商身份，仍在福开森的第二故乡特拉华州（或译德拉维尔州）注册。这一年《新闻报》的发行量增至3万份，汪汉溪再次贷款买入最新波特式三层轮转机1部、四层轮转机2部。
四
斯时中国，虽然政治中心在北京，文化与新闻中心却在上海。上海办报，言论当然也受限制，但拜租界所赐，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及其治下的政治生态倒还舆论自由，没有太多禁忌，时常可见口诛笔伐、恣意纵横的纸上妙境。北方诸省的读者乐于购阅上海报纸，往往最中意的就是这一口，可以尝到他们在当地报纸上尝不到的鲜辣味。这也是上海地方报纸能够办成全国性报纸的最重要原因。
上海的报纸大多设在租界内，且多由外商经营，中国政府触碰不得，虽以袁世凯的赫赫皇威，对于上海报纸抨击封建军事强权的任性姿态同样“鞭长莫及”，竞至无可奈何。上海报纸在全国各地的销量于是持续扩大。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新闻报》一改以往重视本地推销而不在乎外地发行的老套套，胃口越来越大。总编辑张继斋奉福开森之命，亲自前往北京行政中枢组建采访部，选题采编，由上海总部直接掌控。同时，报馆还广泛招聘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消息灵通人士为编外通信员，特别重视从天津、汉口、重庆、广州等重点口岸招贤纳士，而湖南当时正是直皖奉各路军阀混战正酣的南北战争主战场，也得到报馆的重点关切。
同一时期，上海报业竞争亦进入白热化阶段。《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也在销量达500份以上的城市相继设立分馆，还与各地邮局分支机构建立分销关系，给以优厚回扣，报馆只要求收回纸张成本费即可。在竞争特别激烈的时候，有些报纸的售价甚至低于纸张成本，不惜赔本赚吆喝。结果肥了那些代销报纸的邮局职员和各省代销分店，每月所得佣金甚至在其本职工资以上。
经过不懈努力，《新闻报》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0多个分销处，外埠发行量大涨，不久便超过各报，跃居上海老二，唯落败于劲敌《申报》。人家毕竟是老牌子，名声更大，资源更广，实力更厚。
然而，如果细分，《申报》的优势在于华北、华南和长江上游一带，离上海越远，它的销量占比越大，而在靠近上海的江浙地区及上海本埠，《新闻报》则超过《申报》，销量稳居头牌。
和内地相比，江浙沪当然更重要。因为此厢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对于报馆来说，是广告收入的主要来源，内地城市无可比拟。
民营报纸，收入来源唯靠广告。一战后，华商崛起，争取华商广告，成为各报一致的目标。《新闻报》利用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行占优的号召力，一马当先，斩获颇丰。1920年，《新闻报》开始发放股息，福开森在总计2000股的总股份中，独占1300股，以他主要持股人的地位，股息所获尽得大头，可谓肥到流油。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手攥大把钞票的福开森开启了他的又一重工作格局，进入古董市场，大做古代书画金石买卖。那段时间，他住在北京的时间远比上海多。
1921年，《新闻报》的销量超过5万份，成为上海的“柜台报”（作者注：指各商铺普遍以免费阅读该报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不仅本埠工商界，大到公司、洋行，小到浑堂、剃头店，都必订一份《新闻报》；远到江浙各县镇，凡需从上海进货的商号，为随时了解行情，也离不开《新闻报》。
日销5万，在今天纸媒即便全面衰退，也还是个不起眼的数目，但在当初，全国范围内日销超过1万份的报纸寥寥可数。那一年，《新闻报》终于把《申报》比了下去，一跃而为全国销量最大、且经济上保持盈利的报纸。
1923年，《新闻报》销量持续增至8万份，同时该报的最后一笔贷款——中国通商银行的5000元大洋全部还清，财务报表上外债一栏从此一清二爽。
从银行一路走回报馆，汪汉溪步履轻松，满面春风，大有扬眉吐气之慨，他把收回来的抵押品放在台子上，向出纳员王修予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总算有了今天，报馆是我们自己的了!”
多少年来，《新闻报》始终没能摆脱贷款经营的重负，这在今天的工商界，或许是再高明不过的举措，财从险中来，今人没有故人的价值观包袱，但在上一个世纪的老派中国人心目中，却是倍感煎熬的折磨。“揭债还债，窟窿常在”“牛怕掉膘，人怕驭债”，诸如此类的俚语警诫，让人“压力山大”，挺不直腰板。20多年来，汪汉溪一直徘徊在借款—还款—再借—再还的循环路上，越借越多。欠款的金额越大，他的责任越重，精神也越是紧张。他经常愁眉苦脸地与人说:“怎么得了，我们的债越借越多了!”同事们自是爱莫能助，一脸茫然。苦熬至今，所有债务一朝解除，“经济独立”的夙愿得以实现，作为股东之一的他，能不倍感振奋？
1924年11月，由于精神过劳、体能透支而缺少调节，汪汉溪甫过50之年，即因病身逝。最后几年，他在老西门静修里为自家建筑了一所三楼三底的中式住宅，跟他的洋老板固不好比，但比起25年前租居别人的破屋子，总算不可同日而语。
五
汪汉溪未死之前，早已正名为总经理，时称“总理”，并且引进他的长子汪伯奇为协理。这是预先编定的“父死子承”的世袭套路。福开森乐成其缘，并无异议；而全报馆人员对“汪老”也都很有感情，老汪死后小汪接班，从协理坐升“总理”，顺理成章，无人反对。汪伯奇又委任乃弟汪仲韦继任协理，续编了一个“兄终弟及”的既定程序。
汪伯奇精明强干虽不及乃父，谦虚朴素却有过之。他对待下属员工，从无疾言厉色。他的父亲备有破旧汽车一部，但他非公不坐，上下班经常坐的是电车三等座。他虽毕业于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圣约翰大学，但对瓜皮小帽、马褂长袍情有独钟，满身国粹轻易不换，由顶及踵寻不到半丝洋气。早起，他随身带一个食盒子上班；中午，老虎灶泡一壶开水淘淘，唏哩呼噜就是一顿。衣领膝盖袖口破了，缀上补钉照穿不误。由于他接班时《新闻报》已颇具规模，接班后牛市依然，业务趁势而进，发展的速度甚至比之前更快。
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上海的独裁气息骤然浓重。蒋介石另立约法，以党代政，借孙中山的“训政”之钥，开启“一党专政”魔盒，“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甚嚣尘上。1929年1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出台，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国民党CC系构建秘密警察网，开始强力介入上海新闻界，《申报》《新闻报》首当其冲。市党部从控制言论入手，先按自己的口味编写新闻，然后指定报馆刊登，同时封锁一切不符合他们口味的新闻。上海新闻界面临着一个自北洋军阀袁世凯、卢永祥、孙传芳以来都未曾有过的禁言时期，报纸一面倒地成为政府的喉舌和工具，就连所谓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言论，也都趋于绝迹。
汪汉溪生前，对于政府通过控制“邮电两项，摧残舆论”的行径，就已深恶痛绝。在其故后，政府不仅更张无意，相反变本加厉，单刀直入。
市党部宣传部长兼上海市教育局长陈德征派人向《新闻报》打招呼，报馆应当组建一个编辑委员会。未待报馆应允，他指派的市党部编辑委员徐天放已走马上任。对于挂有洋商招牌的报馆，他们虽然一时还投鼠忌器，但用军事思维加暴力手段整饬文化的形势已趋明朗，并且建章立制，越来越“法治化”。这对福开森无疑是一个警告，让他产生了另作打算的念头。
偏在此时，《新闻报》却步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一个人的势与运，往往并不同步，得势而不走运，或走运而不得势的事常有。一家报馆也是同样。
1926年，报馆推出新制定的职工福利制度，人心大悦，个个铆足了劲头。是年4月1日，新创刊的《新闻报•本埠附刊》正式发行，风头健旺。报纸每日销量超过10万份。
1927年，购进新型高速轮转机2台，每台每小时可印四大张报纸3.6万份。
1928年，新建的五层大楼馆址落成，位于老馆东侧，系两年前从一薛姓邻居手中买下的地皮。
1929年，《新闻报》日发行量达15万份。
然而，越是巅峰时刻，福开森的异念似乎越发执着，“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据他分析，中国未来的命运，不外乎两种：人民革命成功或国民党一党专权。人民革命成功会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国民党独裁也会限制私营新闻业发展。任何一种情况下，《新闻报》的黄金时代都已经过去，不复再现。
前面说到，《新闻报》的股本总计2000份，福开森自己占1300股，其余700股属于华籍董事，其中汪氏父子占有不足五分之一的股权。福开森考虑，如果出售股权，汪氏家人没有足够的财力承受，在股价上他也不好意思与之讨价还价，而朱、何几位“闻人”股东，并无投资新闻业的主动意愿，很可能阻止他出售股权，而使计划泡汤。权衡再三，苦苦思索近两年之久，福开森“独寐寤言，永矢弗谖”，终于咬紧牙关，破釜沉舟。
1929年1月，福开森瞒着汪氏兄弟和其他华籍股东，悄悄将他的1300份股权全部售出。事毕，他的身影从《新闻报》大楼彻底消失。
某日，一个自称为新股东的全权代表、名叫董显光的男人，气宇轩昂地走进报馆大楼，一屁股坐进三楼福开森原先办公的监督室，开始发号施令。他的第一道命令是针对财务的：凡百元以上支票，从今天开始，均须呈送他本人核准签字后方能生效。
不消几个时辰，报馆上下都已传遍，新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一贯与《新闻报》争锋夺芒的《申报》老板史量才。
福开森此一去，凭借丰厚的资金，杀入文博鉴藏领域，开启又一重宏大的工作格局，成为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委员会中惟一一位外籍委员，并最终以对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无偿捐赠自己的全部珍藏而步上人生巅峰。
而史量才，从接手《新闻报》的那一天起，就卷入了该报全体人员发起的反对报界托拉司的风潮，麻烦迭起。
以上皆为后话，暂且按下。
《新闻报》的福开森时代至此终结。
（作者系《档案春秋》原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