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位于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及其出版物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大的贡献。其中，以科学研究内容为主的西文出版物更是在近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长期以来，土山湾印书馆西文出版物的细分类约定俗成根据梵蒂冈图书分类法分类，然而在细分类之上的大类分类却都是根据作者个人意志进行分类。由于梵蒂冈图书分类法并非今天国内图书馆使用的常见分类法，因此尽管每位学者在其上进行大类分类的根据都是出版物内容，但是由于每位学者对于内容的理解角度不同，同一本书经常被分在不同分类中。例如《江南传教史》一书，有分为历史类的，有分为宗教类的，有分为地理类的，这样混乱的分类也导致基于其上的出版物整体研究发生一定的争议。
本文拟尝试根据法语期刊《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对土山湾印书馆所出的西文出版物进行分类规范，并分析该分类法承前启后的关系。
一、“江南科学计划”——土山湾印书馆西文出版物肇始
1841年新耶稣会士来华时，他们首先发展的是与传教直接相关的中文出版物。当时他们的想法是仿照老耶稣会士，通过与本地学者的交流打开中国宗教的大门，同时利用本地学者的关系，通过南京再到北京面圣。以至于当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艾方济（François ESTEVE）、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来华之后都仿照老耶稣会士们起了中文名。因此，在当时条件下，他们与母国的交流仅限于书信。
然而在1872年之前，耶稣会这一计划却因为南京多次发生教案屡遭挫败。在此条件下，新耶稣会士逐渐把目光转向上海徐家汇。
1.“江南科学计划”的推动
耶稣会本因交通方便而将其各种设施迁到徐家汇，然而徐家汇的设施不仅没有在屡次“教案”和风波中遭到破坏，反而逐步发展。这一切让新耶稣会意识到：一方面，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仿造老耶稣会士，用中文出版物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老路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必须需要仰仗法国国内的力量继续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而从那些身处欧洲的人们那里获得经费的一大方式便是：让欧洲的人们知道他们在中国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这也成了徐家汇新耶稣会士发展其西文出版物的原动力。
1872年8月，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主教和谷振声（Agnello della CORTE）会长主持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该会议上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徐家汇组建“江南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和西文出版有关，分别是：（一）成立气象台和出版科学杂志。（二）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并形成博物院，并将结果编辑成册出版。（三）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工作，编辑与欧洲及各堂口的通讯。以上三项工作的目标均为欧洲，因此只能用西文来完成。
2．土山湾印书馆的西文印刷设备
除了“江南科学计划”的推动之外，土山湾印书馆新添的西文印刷设备和西文印刷人才也成为其开展西文出版事业的外在条件。
其实早在正式开展西文出版之前，土山湾印书馆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871年土山湾印书馆并入了一家欧洲人开的印刷厂，同时并入的有中文和西文字模，成为日后土山湾印书馆西文印刷的基础。同时，几年前比利时籍娄良材（Leopaoldus DELEUZE）修士留下的石印架子也被搬入土山湾用于几名法国神父的石印小抄，内容为江南传教事务等。翁寿祺（Casimir HERSANT）修士接手印书馆主任职位之后，吩咐属下检视印书馆所缺印用设备，开列清单至法国添办，印书馆的印务，尤其是西文印刷的设备因此渐臻完善。
民国初年土山湾印刷所内景
除了硬件设备上的储备之外，土山湾印书馆还在人才储备上为西文出版做了准备。一方面印书馆邀请一些文化程度较高、会西文的工人，如徐汇公学肄业生顾朗如、钱斐利、陈鹿门、陆重生等来印书馆负责排字；另一方面当时修道院生离校后，也大都进入土山湾印书馆供职，一边学习西文，一边排印西书。
在内部动力和外在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土山湾印书馆的西文出版活动逐渐兴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西文出版物是《1874年日历》。
二、《中国通讯》中的土山湾西文出版物大类分类
《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是20世纪上半叶总部位于徐家汇的耶稣会江南代牧区对外出版的西文期刊。该刊物自1903年起，以季刊形式，从徐家汇邮寄稿件，在巴黎进行编辑整合之后印刷出版，并在欧洲和中国同时发行，直至1940年“二战”欧洲战场开始后休刊，历时37年，共出版134期，积累了大量徐家汇乃至江南地区的原始史料。《中国通讯》在时间上恰好与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衔接，涵盖了目前资料缺乏的20世纪上半叶。
《中国通讯》（Relations de Chine）书影
《中国通讯》中经常刊登对徐家汇各项事业的阶段性总结，其中包括对土山湾印书馆西文出版物的总结。在《中国通讯》1931年刊登的阶段性总结中，曾将其西文出版物共分为以下几类：
1.汉学典籍
该类主要指《汉学丛书》以及其他汉学研究为内容的出版物，在徐家汇的西文出版物中，该类占比最高，代表作品即为《汉学丛书》。
说起徐家汇耶稣会士的西文出版事业，那《汉学丛书》不得不提。《汉学丛书》由夏鸣雷神父创办，自1892年起，至1938年陆续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一共出了66号（书目见《〈汉学丛书〉列表》）。纵观该套丛书，就作者而言，有耶稣会士，也有兄弟修会会士或是教区神父，其中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就题材而言，既涉及耶稣会所在江南地区文化，也涉及中国边陲少数民族文化；就内容而言，既有与宗教有关的内容，也有纯粹汉学研究的内容；就篇幅而言，既有仅一页的“地图”，也有多达十八卷的《中国迷信研究》。如果说《中国文学教程》和《中华帝国自然史》代表的是徐家汇的中外传教士们在19世纪的汉学研究成果，那么这套《汉学丛书》代表的就是他们在20世纪的汉学成果。
该类汉学典籍的内容特点为以涉中国研究为题材，包含大量调查和研究数据。其读者群体为欧洲主流汉学界，因此全部使用专业学术语言。值得一提的是，《江南传教史》等以往被归入“宗教”的书，在耶稣会内部看来，也是该类出版物的代表。
高龙鞶著《江南传教史》扉页
2.各教会学校教材
在近代上海，有徐汇中学、震旦大学、启明女校等新耶稣会与拯亡会创办的天主教会学校，在这类学校大多使用由徐家汇编撰的各类西文教材，其题材囊括了文科和理科几乎各个学科。
该类图书中的亮点无疑是音乐美术类教材。其代表作品为由舒德惠（Achille DURAND）撰写、中法对照的《乐歌教本》（Eléments de musique et chants de college），该书是早期学堂音乐教材的代表，书中用上海方言解读各类乐理知识。此外，其美术教材则融合了欧洲学院派的课程与江南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其教学模式对之后的上海学堂美术教学也产生了影响。
其内容特点为讲述该领域基础知识和概念，版权页往往会有教材字样。很多在现有研究中被归为“宗教类”的书，其实多为教会学校中的宗教课程教材。
3.中文学习书籍
该类主要指中文学习的教材以及词典。在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西文出版物中，中文学习书籍占据了其中重要的一块。这些中文学习书籍早期主要供传教士学习中文以及上海方言使用，之后则出版了不少词典类，以供社会上的语言学习者使用。该类代表作为意大利籍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撰写的《中国文学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除此之外，以《松江土话》（Dialecte du Song-Kiang-Fou）等一系列以江南各地方言学习为主题的法语出版物至今为方言研究者们津津乐道，被多位语言学家认为是研究江南地区方言的重要史料。
其内容特点为语言学工具书，以法语和江南地区方言语言学习教材为主。
4.农村技术手册
与前几类相比，由于其主要出现在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北和安徽地区的农村堂口，该类出版物在城市以及欧洲的影响较小，其留存记录也较少。由于传教士们在农村堂口传教时，往往需要一门技术（通常是医学、农学）作为突破口接近村民，因此这类教材供给广大江南地区农村堂口的传教士们使用，内容主要涉及江南地区农民需要的医学、农学方面的技术知识，帮助当地的农村教友改善生活。代表作为《鲁滨逊医生》（Robinson-Médecin）、《中国河鱼漫谈》（Causerie sur la peche fluviale en Chine）。
其内容特点为通俗易懂，能迅速学会并教授给他人。
5.徐家汇天文台出版物
该类主要指徐家汇天文台负责编撰的出版物，主要包括《徐家汇天文台年报》以及由传教士们在国内外发表的关于气象、天文、地磁三方面的论文与出版的相关作品。其中《徐家汇天文台年报》每年一期，分成三个分册，分别是气象、天文、地磁。其中气象分册记录了上海徐家汇气象台自1873年以来每一天的气温、湿度、风力等情况，是上海地区天文学、气象学的重要资料。
自1873年至今，徐家汇天文台每天坚持监测上海天气情况，还成功预报过多次袭击上海的台风。也正是由于这点，徐家汇天文台的出版物，包括天气预报被欧美地区的主流媒体重视。英国人主导的香港天文台在早期曾对徐家汇天文台的观测予以轻视，但当徐家汇方面多次成功预报气象灾害之后，英国人采用了徐家汇的气象资料。此外，英国《泰晤士报》曾多次对徐家汇天文台的观测活动进行报道。
6.徐家汇博物院出版物
主要指徐家汇博物院负责编撰的出版物，即《中华帝国自然史》丛书以及历任徐家汇博物院馆长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徐家汇博物院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博物馆，由韩伯禄（Pierre HEUDE）创立。在进行生物标本展览的同时，韩伯禄与其继任柏永年，以及曾与之合作的庄其仪（Charles RATHOUIS）等人也长期进行动植物的研究工作。
除了关于中国生物学，如桑蚕、白蜡虫等生物学论文之外，徐家汇博物院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物便是《中华帝国自然史》。该书前后历时近50年，共出版六册，其中包括动植物素描、纸本水彩、着色照片322幅，全部由土山湾画馆及属下的照相制版部负责。该书中的插图，代表了当时徐家汇博物院最经典的藏品，可以说是当时徐家汇博物院的“馆藏精品图集”，也是今天20世纪上半叶江南地区动植物研究的重要资料。
这种六类分类法明显一脉相承自1872年“江南科学计划”中的三大块内容，其中“江南科学计划”中的“中国史地工作”图书大致作为汉学研究著作方式呈现，包括《江南传教史》之类的文献，再加上教材、中文学习教材和技术类这三个实用性的类似“工具书”的类别。而根据“江南科学计划”所述，第五类和第六类书籍只是由土山湾印书馆代印，由天文台和博物院自行发行。事实上，目前发现的土山湾印书馆的书目表也大致按照以上顺序进行排列。这一分类因此可以认为是新耶稣会自身对其西文出版物所作的“官方分类”。
不可否认的是，土山湾印书馆还负责教会内部西文印刷品（“神职读物”）的代印工作，如内部报纸《传教区新闻》（Nouvelles de la Mission，因其主编长期为史式徽，又译为史报）、各宗教学校的外语试卷、神职人员使用的拉丁文经文等。但这些内部印刷品并不对外发行，仅供神职人员使用，因此不能算作出版物范畴。
三、土山湾印书馆西文出版物的分类变化
根据1939年《土山湾出版西文书目表》显示，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西文出版物的分类也发生了微调。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震旦大学相继获得法国政府以及法国公董局资助，其在上海的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加大，由此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书目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分类——震旦大学出版物，除了将之前第二类教材中的震旦大学教材囊括入内之外，还包括了震旦大学的学报，以及震旦大学师生的西文论著。该类出版物也同样是由土山湾印书馆负责代印，震旦大学主要负责发行事宜，土山湾印书馆代售，封面上出版者标注为“震旦大学”。
除了“震旦大学出版物”之外，随着近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国的法律条文”的西文译本成为一个新的分类。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土山湾印书馆在上海西文出版界赫赫有名，当时的国民政府还委托其印制政策的英译本。
除以上两个新兴类别之外，在抗战开始之后，随着土山湾孤儿院经济危机的加深，土山湾印书馆为了维持生计，外接的代印事务逐渐增多，其代印的印务主要为医学上用的处方纸、中医上装药的盖纸。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后，直至1958年被中华印刷厂合并。
但是徐家汇新耶稣会士西文出版物总体上依然以这几个大类为主。
四、土山湾印书馆西文出版物特色
与其中国出版物相比，土山湾印书馆的西文出版物传教目的性明显弱化，更偏向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并具有如下特点：
1.文种以法语为主
根据《耶稣会士在华名录1842—1955》统计，1842年至1948年期间，江南的耶稣会士共分为26个国籍，其中就人数来说，法籍居首。由此其与欧洲的联系，也以法语为主要载体。无论是目前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土山湾印书馆西文出版物实物，还是各处发现的土山湾印书馆西文书目表来看，法语出版物占比最高。
而教会内常用的拉丁文则由于其特殊性，除了那本著名的《中国文学教程》之外，多用于教会内部出版物，公开出版物中的拉丁文则通常以中拉对照的经文形式出现，通常以中文为主，也可以算作中文出版物。今天常用的英语则多为传教内容或为译本，占比并不多。
2.内容以科研和实用为主
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西文出版物始终基于“江南科学计划”，顶多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实用性的工具书中做出微调，而该计划的三大工作均为在徐家汇开展科学研究事业，因此无论是“江南科学计划”的分类还是之后的实用性书籍，始终没有列入纯宗教的分类。因此土山湾印书馆的西文出版物从分类来看，除了语言类、技术类等实用内容之外，其他明显偏向科研内容。
3.读者分布于中国和欧洲
根据分类我们可以看到，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西文出版物中，既有欧洲读者青睐的汉学题材，也有符合当时上海社会需要的实用性西学题材，这也使其西文出版物的读者遍布于中国和欧洲。
事实上，就其发行而言，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西文出版物在中国和欧洲都有发行，根据《中国通讯》中提供的书目表，土山湾印书馆在巴黎七区设有图书仓库，为在欧洲的读者提供邮寄服务。在徐家汇的土山湾印书馆内也设有发行部，负责在国内的发行。
因此，基于其分类，我们可知，土山湾印书馆的西文出版物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献：它由土山湾的工人们印刷，其表现形式却是外文；它由教会资助，内容却以科学居多；它在上海出版，读者却横跨欧亚大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上，这些出版物曾起了一定作用，在两国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本文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于研究徐家汇的这些西文出版物，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上海市徐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