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徐汇文脉》2021年第1期上读到张伟先生的《费穆故居》一文，这使我想起了费穆为京剧大师梅兰芳拍摄戏曲艺术片《生死恨》的一段往事,而《生死恨》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
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电影海报
费穆是一位很有建树的电影导演艺术家。他1906年出生于上海，10岁时随家里迁至北京，后被送至天津法文高等学堂学习法语。毕业后进临城矿务局任会计主任，后调往天津出任中法储蓄会文书主任。他很早就对电影发生兴趣，1928年始，业余为北京真光戏院《真光影讯》撰写影评。1930年，费穆应聘为天津华北电影公司编译主任，并应导演侯曜之邀，做了他的导演助理。1932年，费穆应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罗明佑之邀到上海，成为联华上海一厂的电影导演。1933年开始，陆续执导了《城市之夜》《天伦》，以及由阮玲玉主演的《人生》《香雪海》等影片。抗战时期，他拍摄了抵抗侵略者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宣传抗战的纪录片《北战场精忠录》等。1939年9月费穆在金信民以及童振民的投资下，成立了民华影业公司，随后拍摄了由唐槐秋、张翼主演的古装剧情片《孔夫子》。1941年7月，日本当局“接管”租界电影业，成立了汪伪控制的“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费穆拒绝与敌伪合作，愤然退出影界，加入天风剧团，开始话剧创作，后来又自组上海艺术剧团，编演了《杨贵妃》等剧。抗战胜利后，1946年费穆重返影坛。费穆非常喜爱中国的戏曲，特别迷恋京剧。他早在1937年，就拍摄了由他导演、京剧名角周信芳主演的京剧艺术片《斩经堂》，1941年又与京剧表演艺术家瑞德宝、梁连柱合作了京剧戏曲片《古中国之歌》。
费穆
费穆拜访梅兰芳
费穆为梅兰芳拍摄《生死恨》是1947年的事情。
一个冬日的下午，费穆来到上海马斯南路梅宅拜访梅兰芳。梅兰芳是1932年春为避战祸，从北京移居上海的，暂住沧州饭店一段时间后，是年下半年入住马斯南路121号这座英国式洋房，把“缀玉轩”改名为“梅花书屋”，至1947年已在此居住15年。其间他曾一度去过香港。在香港与上海，梅兰芳息影舞台，闭门谢客，蓄须明志，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他与姜妙香、俞振飞、传字辈演员演出昆曲《断桥》《奇双会》《游园惊梦》等，使观众欣喜若狂，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费穆与梅兰芳是老朋友，交谊很深。1938年梅兰芳移居香港，费穆还为了协商一次演出事宜，专程去拜访过梅兰芳。这次他到访梅宅，梅兰芳非常高兴。寒暄之后，梅兰芳说：“您导演事忙，今天怎么有空光降寒舍？”
费穆说：“今天来，专诚和您商量一件事情。我想和您合作，拍摄一部京剧的彩色影片”。
“彩色影片？”梅兰芳听了有些惊讶,因为当时中国的电影技术还比较落后，要进行彩色片的摄制还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梅兰芳也有些好奇，就问：“这可是一件难事，您打算怎么做？”
费穆说：“我有个朋友颜鹤鸣，他专门研究冲洗彩色片的技术，很有心得。我打算和他合作，请您来拍摄这部彩色片，看看您的意见如何？”
梅兰芳想了想，说：“这件事，我是有兴趣的，只是我国还没有拍过彩色影片，这技术有没有把握，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费穆很有信心地说：“我国的电影技术是比较落后，要进行彩色片的拍摄，相当艰巨，还有重重的困难。但是我们很有信心，有勇气做好这件事。如果老兄能和我们合作，进行这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是能够成功的。”
梅兰芳说：“拍摄电影，我早有这个想法，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唱旦角哪能唱到六十、七十的，不就成了老旦了吗？可是我复出后，经常收到各地的来信，希望我到那儿去演出，你看，我刚才还在读一封四川的来信，说那里的观众们盼望着我前去演出。但中国那么大，不可能都走遍，所以很想拍一部电影，使许多边远地方的观众也能从银幕上看到我的戏。”
费穆对这次拜访，非常满意。
费穆从梅兰芳处得到梅兰芳的意向后，于是约了吴性栽、颜鹤鸣和梅兰芳在一起，经过几次协商，决定了拍摄一部影片的计划，成立了一个以摄制彩色舞台艺术片为主的华艺公司，由吴性栽筹措资金，梅兰芳主演，费穆担任导演，颜鹤鸣负责彩色片冲洗及录音方面的技术问题，黄绍芬任摄影指导。
接着是研究拍摄的戏目，候选的剧目有几个，如《霸王别姬》《抗金兵》《生死恨》等。一一比较研究这几个剧目后，最后选定《生死恨》。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一书中曾说：“我和费穆都主张拍《生死恨》，因为这出戏是‘九一八’以后我自己编演的，曾受到观众欢迎，戏剧性也比较强，若根据电影的性能加以发挥，影片可能成功。”
舞台剧《生死恨》
京剧《生死恨》的舞台剧创编于1933年，那时，梅兰芳入住马斯南路新居不久。早几年齐如山曾根据明代董应翰的同名传奇《易鞋记》改编，这次是在《易鞋记》基础上改编的，其改编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大团圆的结局改成悲剧结局；二是齐如山的本子有39场，结构比较松散，为适应上海观众的审美习惯，加以压缩和删节。许姬传先拟了一个剧名为《生死梦》，姚玉芙提出用《生死恨》更有力，得到大家的赞成，故名《生死恨》。
这是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北宋女子韩玉娘被金兵掳去为奴，并被配给一个男俘程鹏举。韩玉娘胸怀爱国之志，她劝程鹏举逃回宋朝，投军抗敌。程鹏举却误认为她是金人派来的奸细，给他设下圈套。当金酋审问他时，他竟供出了玉娘，玉娘因此遭受了痛殴。后来两人互表心迹，鹏举始明白玉娘的一片真心。玉娘又不惜牺牲自己，设法帮助鹏举逃离虎口。临别鹏举遗鞋一只，让玉娘留作纪念。鹏举投奔宗泽元帅，奋勇杀敌，立下战功，被授襄阳太守。之后他派家丁赵寻持另一只鞋子，寻访玉娘。原来鹏举走后，玉娘被张万户转卖给商人，颠沛流离，先是流落尼庵，后寄居李妪家里。凑巧被赵寻访得，玉娘见鞋，伤感不已，因而得病。后鹏举带了凤冠霞帔来见玉娘，夫妻抱头痛哭。苦尽甘来，可是玉娘却抑郁而终，团圆之时成了断肠之日。
这次创作，梅兰芳组织了一个编剧小组，以梅兰芳为中心，剧本由许姬传执笔，唱腔设计由两位名琴师徐兰沅、王少卿担任，主要的创作场所就是马斯南路的“梅花书屋”。梅兰芳说了这次改编的宗旨：“编演这个戏的目的，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激发斗志，要摆脱大团圆旧套，改为悲剧。”修改就按这个思路，精简后为21场，其实剧本的前面部分改动不大，主要是删改、压缩。“纺织夜诉”一场起都是新编的场子。而“纺织夜诉”一场正是全剧的重点场次，梅兰芳认为：“这一场是‘戏核’，是表达韩玉娘爱国思想和宽广胸怀的主要场子，词意要悲壮，但不能低沉，要有乐观的远景。”这场戏先由徐兰沅设计唱腔，他和梅兰芳商量后，决定用〔二黄导板〕、〔散板〕、〔回龙〕、〔慢板〕、〔原板〕，以后入梦，醒后，唱两句〔散板〕，下接见赵寻。梅先生说：“我的意思这场的唱腔，重在感情不要花哨，这样韩玉娘的形象就高大而有分量了。”许姬传就根据他们设计的唱腔、板式，填写唱词和台词。他一边哼，一边写，唱词尽量避免水词，适当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词藻，经过几次修改，写成了长达18句的大段唱词：“耳边厢又听得初更鼓响，思想起当年事好不悲凉，遭不幸掳金邦身为厮养，与程郎成婚配苦命的鸳鸯……”后玉娘入梦，程鹏举用凤冠霞帔来迎接，韩玉娘梦醒，接唱“醒来时不觉的一梦黄粱”。这段唱腔感情真挚，感人至深。研究唱腔后，他们又具体商量场景、服装、道具等。
他们创作十分精心，经常在梅花书屋焚膏继晷，切磋研究，有时还请几位朋友来提意见。比如那段唱词里有一句“但愿得我邦家兵临边障，要把那众番兵一刀一个，斩尽杀绝，到此时方称了心肠”，李释勘先生认为用江阳辙很恰当，梅先生宽亮的嗓音用张口音，既响堂，又能表达苍凉感慨的意境。这一句唱词原来用十字钮，但梅先生认为要写成垛句，这样唱才有气势，墩得住，后来又做了相应的修改。末一场的唱腔由王少卿设计，他提出用〔四平调〕。有人认为〔四平调〕不适用于悲剧，少卿坚持用〔四平调〕。他对许姬传说：“姬老，〔四平调〕虽然以前很少用在悲惨的场子，但我可以把唱腔设计得很悲。请您编词儿时不要都用七字句、十字句，这样能出好腔，而且新鲜有味儿。”许姬传费了很大劲，撰写了一段唱词，只有三句是七字、十字，其余都是长短句，用的是怀来辙，大家都很满意。
全剧脱稿后，梅先生对许姬传说：“韩玉娘纺织入梦和见赵寻的场子，我们在唱、做方面下了功夫，比较厚实，但末场似乎单薄一些，要加点戏才墩得住，咱们再琢磨一下。”后来他们在韩玉娘唱完〔反四平调〕，渐渐转入昏迷状态时，从韩玉娘的念白中选择几句能说明她悲惨境遇的台词，重述一遍。这种表演，既新颖又沉痛。演出后，梅先生说：“这段复述的念且在编写时经过用心琢磨，已经使我感动，所以在台上念得很有真实感，因而剧场效果也能感动观众。看来，我们付出的脑力劳动是大有收获的。”
《生死恨》正是经过他们呕心沥血精心创作出来。这个戏到1936年2月26日才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由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演程鹏举，刘连荣饰张万户。先是连演五天，天天爆满，尽管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秀木等从中捣乱，或唆使日本浪人向台上扔燃烧弹，或是以社会局名义禁演，但梅兰芳不为所动，坚持演出，并移师南京大华戏院再演三天，在观众中激起了一股爱国抗敌的热浪。
《生死恨》中梅兰芳饰演的韩玉娘
拍摄影片艰难多
梅兰芳和费穆选择把《生死恨》拍摄成影片，是有充分理由的。戏目决定后，首先要考虑这个片子拍成什么样式。有人主张纪录舞台演出原貌，费穆打算遵守京戏的规律，利用京戏的技巧，拍成一部古装歌舞故事片，两下争论激烈。梅兰芳提议请费穆试拍两种镜头，看看哪一种效果好。费穆按照舞台原貌试拍了“纺织夜诉”一场，四句〔散板〕的镜头，他又搭了景，拍了《霸王别姬》舞剑一场。大家看了前者感到异常沉闷，似乎比舞台上的时间要长得多；后者看着比较舒服，于是就决定照导演的意图设计拍摄。
费穆是非常熟悉戏曲的导演。据说在拍摄《小城之春》时，费穆要求周玉纹的扮演者韦伟学习京剧的表演技巧，所以我们看到女主角的举手投足之间有“戏曲范儿”。费先生表示：在表演方面，尽量保持舞台风貌，但剧本要作一些增删剪裁，以适应电影的需求。于是就由他执笔修改，随时和许先生商量斟酌。经过多次研究，他们对舞台剧本的场次进行了增删，有分有并，从原来的21场改成19场。其中如第5场“洞房”是根据原剧本情节重写的，番奴偷听也是增写的，作为后面向张万户告密的暗场伏笔。第10场尼庵中原来胡公子的数板和独白是萧长华老先生自己编的，舞台效果很好，但因影片里不适用“自报家门”，所以这段数板、独白只能割爱，而改成哑剧。第19场尾声，舞台上演到韩玉娘病死为止，电影里加了宋兵合唱，用《浣纱记》传奇中有关曲牌修改填词：“长刀大弓，痛饮黄龙，金瓯无缺喜融融；看江山，在望中，一团箫管香风送，千群旌旆祥云捧；东皇酣酿笑颜红，管今宵，宿上宫。”经过修订后的19场为：序幕、被掳、磨房、逼配、洞房、拷打、诀别、潜逃、鬻婚、尼庵、夜遁、拜母、遣寻、夜诉、梦幻、遇寻、宋师、重圆、尾声。
布景问题也是拍摄戏曲片的一个难点。因为影片为戏曲艺术片，舞台上的布景有的不合适了，需要另制布景。梅兰芳强调“设计布景时，要注意到京戏的特殊表演方法”。因为京剧的服装、化妆到全部表演都是夸张的、写意的、歌舞合一的，而电影却是偏重写实的，要解决好两者的矛盾。费穆同意梅的看法，他说：“我打算遵守京戏的规律，利用京戏的技巧，拍成一部古装歌舞故事片。”“布景的设计要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别创一种风格。”
影片台词有修改外，人物处理也有不同。例如：舞台本里尼姑是坏人，而电影则是作为同情韩玉娘而放她月夜逃走的好人。费穆解释说：“最近描写理发馆的《假凤虚凰》影片，引起理发师的极大反感，闹得满城风雨。我们如果照舞台本处理成坏人，也许宗教界妥提抗议。”
拍摄《生死恨》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由梅兰芳饰韩玉娘，姜妙香饰程鹏举，萧德寅饰张万户，李庆山饰番奴，新丽琴饰媒婆，李春林饰瞿士锡，王福庆饰老尼，朱斌仙饰胡公子，王少亭饰旗牌赵寻，何润初饰李氏。乐队由王少卿、王燮元、倪秋萍等七八人组成。
影片《生死恨》剧照
1948年6月27日晚上，《生死恨》正式开拍，地点在徐家汇原联华三厂的二号摄影棚。戏剧界、文艺界、新闻界的许多朋友前来参观。那天棚内搭了“洞房”“夜遁”“磨房”三堂景，先拍“洞房”的镜头，梅兰芳扮的韩玉娘、姜妙香扮的程鹏举扮相都很朴素，一声“开麦拉”，梅兰芳与姜妙香跟着镜头动作起来，从晚上9时到摄影棚，一直到天亮，由黄绍芬亲自摄影。卸装时，费穆对梅兰芳说：“电影界的同人在参观拍片时说，梅先生并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摄影机一动，他就进到戏里去了，这在电影演员里，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组镜头拍韩玉娘从尼庵逃出来的一场，舞台上是唱［流水板］，走圆场，连摔带跌下场，导演认为圆场不合适，在画的山水背景前面，布了几株立体的树，划出路线，作为是在树林里行走。梅兰芳试走了两遍就开拍了，谁知他已经走完了这条路，声带所放的唱词还没有完，他只能临时绕一个小弯，恰好走完路，唱词也唱完了，接着跌下去和锣鼓经也合上了。费穆说：“你刚才这一手真机变。我看见你绕弯的时候，怕你走出画面去，吓了我一身冷汗，居然恰到好处，顺利拍成，不遵照导演指定的地位，而能完成这个镜头，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夜诉”也是影片里最重要的场子，舞台演出时只有两件道具——桌上油灯及小纱车，韩玉娘边纺纱边唱［二黄倒板］、［摇板］、［慢板］、［原板］唱腔。导演认为象征性的纺车在电影里会感觉虚假，因此从织布厂借来一架老式的织布木机。布景摆好后，费穆对梅说：“身段方面，需要您来创造，以您的舞台经验，可以突破成规加以发挥。”拍戏的隔夜，梅兰芳打腹稿，设计这段围绕着布机又唱又舞的身段动作，后来又在花园草地上不停地练习。第二天晚上10点，正式拍摄这段戏，梅兰芳在《我的电影生活》中写道：“大段唱工我都围绕着织布机做身段。当然，现场根据实物又有许多变动，机上的梭子成为我得心应手的舞蹈工具，有时我还扶着机身做身段，昨夜预先设计好的身段，大部分都用上了。我觉得舞台上的基本动作，在这里起了新的变化，这架庞大的织布机，给了我发挥传统艺术的机会。”
《生死恨》从1948年夏初开机拍摄，到11月方始完成，这段时间上海适逢酷暑炎热，导演、演员及各部门人员在高温下工作，十分辛劳。不久样片出来了，梅兰芳、费穆等在愚园路柳林别墅吴性栽家的草地上观看了样片。虽然它在色彩方面跟当时一般的彩色片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彩色舞台片，还是难能可贵的。梅兰芳深有感触地说：“将中国古典的歌舞舞台剧推送到银幕上去，是一件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也是我多少年想做而不敢做的一件事。此次《生死恨》彩色片的完成，是集合了许多技术专家、戏剧家、文学家、批评家，每个人站在自己岗位上，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过程当中的艰难波折、甘苦得失，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可以体会得出。”他还说：“我这次拍演电影有两种目的：第一点是许多我不能去的边远偏僻的地方，影片都能去。第二点我几十年来所学得的国剧艺术，借了电影，可以流布人间，供我们下一代的艺人一点参考的材料。同时我要感谢吴性栽先生、费穆先生、颜鹤鸣先生，以及全体同人帮我完成这一件很要紧的工作。”
虽存遗憾意义深
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从美国寄回来的拷贝试播时，却使梅兰芳大失所望，因为颜色走了样，红的不够红，蓝的不够蓝，录音方面，金属打击乐器如小锣等的声音不稳定。梅兰芳越看越生气，当时真想把这部片子扔到黄浦江里去。所以他对费穆表示：我主张不发行。对此费穆十分焦急，怕弄成僵局，他通过许姬传向梅兰芳解释，并说明许多苦衷，因为当时中国拍摄彩色片的技术还相当落后，而放大、拷贝必须送到美国去印，而且是由一家公司垄断专利的。而如果这第一部彩色片不能问世，资金停滞，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对影片出现的质量问题承担责任，但希望梅先生能原谅，能顾全大局，否则华艺公司将就此垮台。梅兰芳经过一番全盘的考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终于同意华艺公司发行《生死恨》。梅兰芳后来说：“《生死恨》虽然在彩色和技术方面有上面所说的许多缺点，但终于拍摄完成并且和全国各地的观众见了面，这一点还是足以自慰的。”《生死恨》作为我国第一部彩色影片，虽然还有诸多遗憾，但总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有经验，有教训，而这些对以后的彩色片拍摄都是重要的借鉴。所以《生死恨》的拍摄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