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农自述被绑往事
著名民族工商企业家荣德生（1875—1952）先生生前曾撰写过一部日记体的回忆录，书名叫《乐农自订行年纪事》，在这部书的《1946年纪事》一节中，有这样一段记叙：
不料二十四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即阳历4月25日)上午十时许，乘车至总公司，甫出家门，在弄口高恩路转角，突来匪徒绑架，将余劫上另一汽车，直驶至中山路，转入小路，经数里，停一小舟，将余送入，踡卧舱内。至廿五晚八时后，始有两匪挟余登陆，在申新一厂前半里许之小浜上岸，转入马路，驶来一车，开约刻许钟，至南车站货站旁下车，改乘三轮车，至一石库门，入内上楼，藏余于一小室，时约九时许矣。室内漆黑，有一人与余同卧，亦不辨其面貌，盖看守者也。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书影
荣先生名宗铨，字德生，号乐农居士，祖籍江苏无锡，这段文字记录的就是他当年惨遭绑架的往事。
荣德生（1875—1952）
光天化日之下被“逮捕”
1946年4月25日上午，时年已71岁高龄的荣德生老先生，在位于高恩路的家中（今高安路18弄20号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用罢早餐，由三儿子荣一心和五女婿唐熊源陪同，乘自家专车去公司上班。汽车刚驶到高恩路的拐角处，即遭到三个不明身份的壮汉的拦截。
高安路18弄20号荣德生旧居
此三人的来头看上去非同一般，他们不仅持有枪支，配备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车上标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醒目标记。他们向荣德生亮出了钤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大印的红色逮捕证，声称奉命逮捕荣德生，理由是他涉嫌偷税漏税。
猝不及防的打击令老先生真伪莫辨，只能乖乖服从。
壮汉喝令荣一心和唐熊源留在车上不许动，只单独押着荣德生乘上他们自己的小汽车，朝着沪西方向绝尘而去。
荣家人二度遭绑，骆司令开价美金百万
荣德生遭“逮捕”后，荣家上下惊惶不安，不知得罪了何方神圣，连忙派人往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打探消息，但都一无所获。直到一个星期后，荣家所属的棉纺厂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和协理陈品三才接到了一个洽谈“生意”的电话，对方自称姓骆，要陈称他“骆司令”，并规定以后只许陈品三和他们对话。骆司令要陈品三转告荣尔仁（荣德生次子），荣老先生在他手里，准备好100万美钞，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荣家这才恍然大悟，定下神来。原来荣老先生是遭到了绑架。既然绑匪主动来联系了，知道了老先生的下落，就给后面的交涉留下了余地，总比原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强。
对付绑架这样的飞来横祸，荣家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因为荣家遭此折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据荣德生先生《乐农1940年纪事》记载，早在抗战时期的1940年夏天，其次子荣尔仁就曾遭遇过一次绑架。是日，荣尔仁吃过早餐乘自备汽车去中新二厂，途中被一伙匪徒拦截，全副武装的绑匪裹挟着荣尔仁与司机阿喜乘上他们自备的汽车，一路向南疾驶，然后经闵行，渡过黄浦江，最后将他们安排在浦东的一处冷僻之地藏匿。据事后了解，此次绑票是伪军头目丁锡三(此人背景复杂，抗战期间当过忠义救国军，做过伪军，战后一度担任国民党交警第十四大队大队长，1948年初秘密加入中共，任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同年2月辗转奉贤、青浦，遭国民党军围剿牺牲)所为。受荣家人的委托，原福新面粉公司的包工头荣炳根出面与绑匪交涉赎票，花去法币50万元，荣尔仁在匪窟受难58天，终于获释。对之，荣德生心痛不已地在其著作中留下墨迹：“脱险归来，见渠面色已憔悴不堪。”
军、警、宪、特争相破案
上海实业界的头牌巨子，竟然光天化日在自家门口遭遇绑架，简直骇人听闻。
上海各报纷纷以显著版面发表消息，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十分震怒，远东第一大都会恶劣的治安状况使他深感耻辱，于是亲自下令限时破案。淞沪警备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由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接任淞沪警备司令，全面指挥破案。
军、警、宪、特全都动员起来了，上上下下无不大卖其力，不仅是迫于上峰有令，他们自己也确实甘效犬马。哪一方面能率先侦破这起全国最大的绑票案，不但可以出足风头，而且谁不知道荣家是一块大肥肉呀，谁若破案有功，油水还会少吗？于是各方开展了一场侦破大竞赛，所有的交通要道全被军警密控，出动便衣暗探多达六百余人，严密搜索，尽人过筛；与荣家有关系的六十余部电话，受到24小时监听控制；甚至连与嵊县帮匪徒及本市惯匪素有联络的前伪军头目丁锡三、许嘉才等也被动员起来协同侦破，在上海市区及郊区布下了天罗地网。
然而绑匪并非白痴，见军警方面摆下如此架势，干脆就不再和荣家兄弟直接联系了，而是绕着弯把电话打给了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和协理陈品三。荣家兄弟也深知，为了确保老父的生命安全，他们同样需要绕开军警的防线，自求生路，这帮军警见钱眼开，纯属饭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救人要紧，顾不上深究猫腻
从5月2日至13日，陈品三与“骆司令”在电话上论价接洽十余次。匪方开始态度很强硬，声言没有100万美元决不放人。当时的100万美元，折合黄金约2万两，或折合法币32亿元，是个天文数字。荣家对如此庞大的一笔巨款不知所措，交易就一直没能进展下去。13日，“骆司令”突然在电话上对陈品三说：“明天晚上，到祥生饭店底层厕所内洗面盆下去取一封信，必须你自己去。”陈品三如约按时到了祥生饭店，底层厕所洗面盆下却没有找到什么信件。他不敢久留，走出厕所时，有个高个子向他迎面而来，招呼道“陈先生，早上好”，随手给了他一封信，低声说：“告诉你们老板，有关细节，可以和詹荣培商量。”
信是荣德生从匪窟中写来的。
据荣德生事后说，他在匪窟里共写了五封信，但荣家只收到两封。这是第一封，是写给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的：
昆生兄大鉴：
五日信已收到，惟对筹款未成办法，司令见吾方无诚意，今再明白详示数目，美金100万元。余请求折减，彼云：应合力速筹，减少两成，信到速即办理，即刻自行筹款。电话到，切实答复。
余离家十七日，心急万分，万一不妥，吃苦不起，即公司全局也不能了。
此信即与二儿看后守秘密。顺请
台安
五月十三日 荣德生（签名）
信中的文字不似平日荣德生的语气，疙疙瘩瘩，显然是口授笔录，但荣德生签名的字迹是确凿无疑的。这证明，荣德生还活着。绑匪的索价也有了松动，同意降两成，也就是80万，这对荣家是痛苦中的安慰。另一个口头信息似乎比信件更重要，那便是“可以和詹荣培商量”！
荣德生墨迹（1943年）
詹荣培乃何许人物？此人抗战前曾在申一、申八两家纺织厂做过技师，当时荣尔仁是这两厂的厂长。抗战期间詹荣培去了大后方，胜利后从重庆回上海，向荣尔仁要求回申新，恰好申新二厂发生工潮，荣尔仁应付不了，詹说他有办法，因此就请詹荣培出任申二厂长。詹上任后，靠着他在军方、警方的关系，果然把申二的工潮压了下去。接着，申五又发生工潮，荣尔仁又要詹兼任申五厂长，申五工潮又平息了。现在“骆司令”提出由詹荣培作为双方谈判代表，倒使荣尔仁看出了其中的蹊跷：詹荣培究竟有何背景？此人与此次绑票究竟是什么关系？唉，当此紧要关头，救老父要紧，其余猫腻也就深究不得了。
从这时起，陈品生的电话铃再也不响了，一切联系都已转到詹荣培身上。詹荣培的真实身份于是更加令荣家人困惑不已，不知他究竟代表哪一方。
拦腰砍价，赎金缩水50万
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绑匪把赎金降到50万美元，这才与荣家联系。由于荣氏家人短时间内无法筹得这样一笔巨款，因此赎票交易没有丝毫进展。
在此期间，匪徒们又逼荣德生给家人写信，这封信写于5月16日，是写给次子荣尔仁的：“十三日去信，汝等未能照办，此间长官颇为震怒……”荣德生在信中提出了一个筹集赎金的办法：
盖余之名望既由加入各厂股东而来，今惟有向各厂分筹，下开各数向厂分担，在余股份名下支付，计申一出美金5万元，申二出美金10万元，申三出美金10万元，申六出美金5万元，申九出美金20万元，共计美金50万元，切切实实，不可缺少。尚不足之数，请申九帮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请昆生兄想办法，勉力筹足。
与此同时，绑匪又写信威胁，声称限两日之内必须交钱，否则就要撕票。
荣家决定接受条件，但说明大笔美钞筹集困难，要求赎金的一部分以黄金支付。詹荣培再度谈判，匪方不允。荣家再要求宽限时日，以便收购美钞，最后约定于5月25日送至指定地点交款。
荣德生随身携带印章五枚
据《乐农1946纪事》记载，荣德生在那间漆黑的小屋里，除了不见阳光，不准说话，绝对不许咳嗽外，在生活上是相当优待的。早上两只鸡蛋，中午和晚上有米饭和粥，菜蔬有豆腐、炒蛋、咸菜、鲫鱼，有时竟有新鲜的鲥鱼。周围静极了，只偶尔远处有一声喊：“卖小鸡呵!”近处也随即有吆喝声应和：“修洋伞伐！”起初荣德生并未在意，但这声音反反复复就那么两句，天天如此，终于使他恍然大悟，原来这是绑匪们互通消息的联络暗号。
那个看守长得眉目清秀，态度还算温和，但从不说话，似乎是个哑巴。
荣德生进了匪窟就申明耳朵不灵，重听，绑匪见他这把年纪也就信以为真了，说话的时候比较大意。绑匪们居住的地方与黑屋仅一板之隔，他们的交谈荣德生听得一清二楚。绑架时出示逮捕证的那个30多岁的高个子，操浦东口音，匪徒们称他“总司令”，想必是个头目。到了第三天，“总司令”拿着从荣德生身上搜去的五枚印章和一个手折，找他来问话了：“荣先生，你随身带五个印章，都有什么用处？”
荣德生解释道：“这第一个印章是一般应酬文字用的；第二个‘往生是寿’，是喜庆文书用的；这一个是写家信专用；第四个刚镌刻不久，有年月可凭，尚未确定用处；最小的一个很重要，厂里要向银行支钱，必须有我这章才生效。”
“总司令”拿起小章细细端详，很有兴趣地问：“这是荣先生的财务专用章，凭它就能去银行领钱？”
“不能。”荣德生耐着性子解释：“这印章虽然很重要，但不能单独靠它领钱。凡是我的工厂，领钱先要经过经理、协理盖章，最后盖上我这个图章，才能到银行领出钱来。光有我的图章，或者光有他们的图章都不行。”
“总司令”听得不耐烦了，打断荣德生的话道：“荣先生!你不愿意死了出去吧？”
荣德生楞了一下，但马上机敏地回答：“是的。先生你也不想让我死在这里，对吗？”
“是的，不想。要活着出去，荣先生就得小小破费一点了。要钱还是要命，荣先生好好掂量吧。”
警备司令部取款，绑匪放人
绑匪指定的交款地点是长乐路1210号——汤恩伯将军官邸的隔壁。然而，5月25日当荣家派协理顾鼎吉驾车把钱送到约定地点时，却不见有人来接款。顾鼎吉不敢停车等候，只好开着车子在附近兜圈子。不料警备司令部稽查人员恰巧巡查经过，见其形迹可疑，就拦车搜查，当场抄出大堆的美钞、法币、黄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顾鼎吉连人带车押到警备司令部。
顾鼎吉起先拒不吐实，但奈何吃打不住，只得如实招供。军方怒不可遏，训斥荣家违反军警规定，单方面与绑匪接触，属犯法之举，扬言要让他“吃官司”。然而，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为“便利破案起见，遂权宜一时，当与荣氏次子荣尔仁说明，发还赎款”。（见1946年8月4日上海各报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表的荣德生绑案真相）也就是说，此系官方采取的权宜之计，为有利于破案，姑且不追究荣家的违法行为了，救人要紧，同意荣家直接用钱款赎人。
敢于拍板发还巨款，连所谓的法律都可以权且不论弃之脑后，没有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的命令恐怕是做不到的。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亲信、蒋经国的密友，荣家人能于一夜之间打通这层关节，也是殊属不易啊！
5月26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如约将巨款发还。第二天，詹荣培关照会计部门职员，说厂长办公室有两皮箱东西，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好了，不要让别人搭手。会计感到奇怪，赎款是警备司令部刚发还的，再由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走，觉得不可理解。詹荣培却说，这不关你的事，你只管汽车来时交给他们就是。果然，下午有辆警备司令部标记的汽车直驶到厂长办公室前停下，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会计把两只皮箱装上车，汽车立即驶走了。
以后的发展，《乐农1946年纪事》有一段记述：
至二十八傍晚，闻人声踯躅，谓去看影戏，晚饭后，诸匪皆去。至十时后，陪余上三轮车，转汽车，送至姚主教路（今天平路）三角地，另雇人力车，至麦尼尼路（今康平路）五婿宅门外，入内，再通知家中诸人团聚，欢喜万分。
也就是说，荣德生在经历了长达33天的关押之后，终于破财消灾，安然脱险回家。然而此事并未了结。
真相或将永远冰封
荣德生虽然回家了，但案子并没告破，那辆有着警备司令部标记的汽车其实是绑匪的，他们取走赎金后放人，自己随之开溜。这使军警宪特丢足了脸面，更无法向蒋介石交待。不料，事过一个月后，情况突然发生转机。据《大公报》刊载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荣德生被绑案经过》一文披露，有个穷困潦倒的单帮客人黄绍寅，突然举止阔绰了，口袋里经常装着一叠叠的美钞，这引起了邻居的怀疑。邻居在与熟人闲谈中无意间说起此事，恰好那熟人是在警察局做事的，回去报告后，警方立即拘捕了黄绍寅。根据黄的供词，警方又捕获赵绍宗、刘瑞标等15人（作案匪徒共18人），为首的有吴志刚、骆文庆（即骆司令）、袁仲书（嵊县帮头目）等。匪徒交待，绑架荣德生的汽车是吴志刚向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借来的，司机朱连生也参与了绑架、移票和释票等活动。
结案时，追回赃款美钞157 745元、法币102 715 200元、黄金332两9钱2分7厘，全部发还荣家。荣家领取时警备司令部还拍了照，第二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若把法币、黄金都折合成美金，约为20万元。可是，其中5万元已由蒋介石下令拨给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作为对该部第二处处长毛森及破案人员的奖励。另有13 000元由吴志刚购买汽车一辆，赔偿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至于吴志刚原来向军方借用的作案车，被当作脏物由军方没收。第三方面军巧立一个名目便白白赚得两辆车，实在聪明过人。
荣家把剩下的赎金领回之后，支付给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赏金4万元、上海市警察局4万元，给了一次不够再来第二次，加上地方政府及失业军警诉苦强借，荣家把领回的赎金全部用光还不够，又向各厂摊派并在市场收购美钞10万元才算应付过去。绑匪只要50万美元，破案后实际用度却超过了60万元。
捕获的15名匪徒，8人被枪决，其余7人被判了徒刑，轰动一时的民国时期上海最大的绑架案至此落幕，但其留下的疑团至今仍然余波不绝。坊间始终认为，真正的元凶其实并未落网。对此中的隐秘，荣德生本人似乎洞若观火，但又不肯明示，他在《乐农1946年纪事》中写道：
实则起意者为黑心商人，利用匪徒，原拟将余灭口，幸匪以金钱为重，余尚得以生还。……余为心存厚道起见，不肯发人阴私。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荣公作古已久，个中奥秘虽引起后人百般探询，但终属猜测，不乏种种演义，其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作者系《档案春秋》原总编，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组成员）
